近日，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王立东教授大声疾呼，“拔苗助长”式博士培养已走到了危险边缘的言论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王立东教授并于今年全国两会提交高等教育相关领域改革提案。

　　3月23日晚，王立东教授在郑州大学医学院癌症研究室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王教授表示，目前，医学博士培养制度中培养质量标准、培养经费、招生制度等方面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导致一定程度的博士培养质量下降、学术浮躁和学风道德滑坡，给学术界带来十分严重的危害，已经到了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纠正的地步。王立东教授同时笑称自己也并非一些媒体所塑造的勇揭圈内黑幕的斗士，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完全是从教育角度出发的。

　　“我不是揭黑幕斗士”

　　郑州晚报：看到关于您的几篇报道都说您是勇揭圈内黑幕的斗士。

　　王立东：我其实是以一个医学教育者的身份来探讨这些问题的，关注的也是在教育层面上出现的问题。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不是针对哪个人、哪个单位，完全是从替国家提建议、想办法这个角度出发的。媒体报道中有一些“黑幕”的字眼，实际上把这个内容尖锐化了，好像这里面真有什么特别乌七八糟的东西，学术界是一个相对清净的地方，我也不是什么斗士。

　　郑州晚报：您从事医学研究与教育多少年了？

　　王立东：1994年从美国新泽西Rutgers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回来，就一直在大学里面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开始带博士生和硕士生。

　　郑州晚报：您什么时间开始关注博士生培养制度以及培养质量标准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呼吁的？

　　王立东：从1999年开始我就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这几天我正在写一篇《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对策和培养制度创新》的文章，谈的也是这些问题。

　　郑州晚报：与您的医学博士身份相比，您所呼吁的问题跟自己的“本职”有关吗？

　　王立东：当然有关系。我本身就带学生，我提的这些教育革新的问题如果能够尽快实现，自己也是受益者。我与很多高校里面搞研究的教授都交流过，几乎都对我提的这些问题感同身受。并且，我还是医药卫生界的政协委员，对医学教育提意见想办法这是我的责任。

　　被论文牵着走的学术浮躁

　　郑州晚报：您认为现阶段我国博士生培养方面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王立东：培养优秀人才是一项长远系统的工程，切不可急功近利，而现在高校和学术界却存在浮躁之风。现在流行对各个高校排名，很大程度上根据SCI杂志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而高校靠什么来完成这些论文？只有压在一线的教授和研究生身上，因为他们所处的领域最前沿、最尖端。而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时间的检验。一个博士生上学时间只有3年，他们在掌握了基本知识和方法之后，能在导师的指导下取得那么一点点进步就已经不错了，而你要规定他毕业之前要发表多少篇SCI论文，这就非常不现实。由此引起了很多问题，比如论文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千方百计发表“关系论文”，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导师与学生争名次以至于反目的情况。

　　郑州晚报：看来您对论文标准意见很大，但2002年您的学生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媒体报道您非常高兴。

　　王立东：当然很高兴。学生能在SCI杂志上发表论文，这是对成绩的肯定。我的意见并非是要否定掉这个发表SCI论文的制度，主要是它缺乏可操作性。我一直建议加快培养制度创新，例如缩短硕士生学时，延长博士生的时间，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和良好的条件来搞深入的研究。郑州晚报：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是如何受到影响的？

　　王立东：除了刚才所说的入学时间限制问题，我国博士培养制度几乎是从一而终制，一被录取学生就跟着这个老师，老师也把这个学生一带到底，基本保证毕业。我认为，这种缺乏淘汰的制度很不利于培养出高质量的博士，老师发现这个学生资质不行怎么办？学生发现老师没有能力或者方向不是自己兴趣所在怎么办？这时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回头的可能，这样教下来的学生质量怎么会不受影响？还有刚才说到的高校排名引起的问题，一些学校为了增加博士学位点，申报时把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权威人士通过一些途径“招揽”过来，凑足了资本后就获得了学位点，从而使本校拥有了确定博士生导师资格的自主权，也就使一些不具备指导博士生能力的教授成了博导。

　　“投入”与“索取”不平衡

　　郑州晚报：您谈到发表论文的问题，实际上是博士培养质量标准的问题，您认为怎样的论文数量才是合适的？

　　王立东：确定数量的前提是依据投入和时间。我国的博士多是从高中、本科、硕士一路下来的，中间没有喘息的时间，在资金上都不宽裕；而在研究资金上，医学博士算是比较高的，国家一年给的研究经费最多8000元，除掉必需的论文评审费用、专家评审费用、论文制作费用，用于研究的钱十分可怜，有些学生答辩都是自己掏钱。试问，在这种条件下，你如何要求他们去做出来多少篇论文呢？

　　郑州晚报：这些年，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是一直在增加吗？

　　王立东：对，今年我国对基础学科的科研经费投入达到了27个亿，比上年增加了六七个亿，增长幅度很大，但相对社会需求来说还是有很大缺口的。按照国际上的惯例，投资到基础教育科研里面的资金应该是占整个科研经费的15％~20％，但我国还不到5％。

　　郑州晚报：这个缺口该如何解决？

　　王立东：我认为，国家投入后，剩下的部分应该由学校来补贴，改善研究生的生活待遇和研究条件，不然，你怎么好意思去要求他去发表多少篇版权属于学校，能给学校带来声誉和排名的SCI论文？而现在，学校的“投入”和它的“索取”却是很不平衡的，很多东西越来越商业化，这种方向就是错误的。

　　郑州晚报：现实中你们如何解决资金问题？

　　王立东：只能依靠导师了，导师去申请科研项目，申请到了就有资金，用完了再申请，能力强的导师申请的多，能力不强的就很少，带学生都没办法带。教育部长周济说过，导师没有钱就不能带学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导师和学生获得资金的渠道就那么些。我知道的情况是，有些没有钱的导师不得不把学生送到别的学校去，跟着别人做实验，当然出来的成果也是人家的。另外，即使申请到了资金，数目也十分有限，省级项目通常都只有几千元钱。很多研究常常因为受资金限制不得不延长时间，同时也要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不停地申请项目上，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为申请项目资金忙碌。

　　“清贫”导致人才流失

　　郑州晚报：如果这种培养制度不改变，有什么后果？

　　王立东：这个制度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但现在已经落伍了，很多方面都限制了博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长远来说，这个制度不改变，不单单会导致博士生质量下降，更严重的是导致人才流失、学术浮躁。

　　郑州晚报：您是指博士生的流失吗？

　　王立东：对。这个培养制度里面的东西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开端，就不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中国的高学历人才直到毕业之前，几乎没有挣钱的能力和机会，很多学生一直想的是怎么找到一个挣钱的门路，特别是一些自费生，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立即联系出国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也在考虑他的成本回报。

　　郑州晚报：您曾提过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多带学生的问题，这种现象现在还有吗？

　　王立东：依然存在。目前，高校里面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特别是一些年富力强的领导，他们往往在学术上有着很深的造诣，让他们去分开很大部分精力搞行政，实际上是对个人和学科的奉献，甚至有些领导因为工作繁忙，一些很好的研究课题不得不中断或者推迟。也有个别领导，在学术造诣上并不很深，也在拼命地带研究生，甚至一带几十名，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另外，学术界里的“官本位”思想的不良影响也需要尽快消除。

　　“双向淘汰制”是革新良方？

　　郑州晚报：据说您所提到的上述问题在中国高校中很普遍。

　　王立东：必须承认，在目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大部分导师都是在兢兢业业地搞研究和教育工作，学生也是克服条件限制专心做研究的，但这些现象都时有发生吧。我们谈的切入点是医学教育，但实际上其他科目、学校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国家的一个大的制度和环境是这样的。

　　郑州晚报：您认为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王立东：除了继续加大投入、改善博士生待遇之外，我认为最紧迫、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变这种培养制度。我比较欣赏国外大学的双向淘汰制，导师带学生没有什么硬性的数量标准，能力强你就多带，能力差你就少带或者不带，学生如果对老师不满意可以随时转系，或者更换老师，老师对学生不满意也可以不让他毕业，导师和学生的主动性都提高了。实行博士与硕士连读，压缩读硕时间，增加读博时间，如果在攻读期间有其他原因不愿再读下去，只要学分修够你一年就可以拿一个硕士学位走人，让硕士成为博士学位的副产品；简化项目资金再申请的渠道，给国外一些机构做项目，完成之后的后续项目申请资金很方便，申请来的资金分为两部分，一是直接研究资金，是你申请的数额，二是间接研究资金，是让你请人用的，这样照顾到的不止是导师一人，你可以给招的研究生发放工资。等等。

　　这些制度几乎可以解决现阶段我们在高等教育管理层面遇到的诸多问题，比如导师能力问题、经费问题，导师和学生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相对长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培养质量当然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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