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年的同窗好友，或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或在事业上小有成就。而他，考了4次研，都以惨败告终，无奈“啃”了3年老。

刘文彪(化名)，27岁，熟悉的朋友都叫他“彪哥”。

为创大业想考研

在大学时，刘文彪是校团委调研部副部长，曾以精彩的竞选演说当选学院团学联主席；在全国大专辩论赛上，他是复旦大学辩论队主力队员。在学校里，他是风云人物，“彪哥”的名号也随之流传开来。

大三第二学期，他决定不找工作，专心考研。“我想在中国政坛上干一番大事业。考研是第一步，因为在我看来，学历意味着话语权，本科生说话的分量显然比不上博士。”

刘文彪直到大学毕业都没通过英语四级考试，难度更高的考研英语成了他面前最难的一道坎。第一次考研，他准备了8个月，其间每天至少学习12小时。大学最后一学期开学时，他看到了考研成绩：全部不及格，英语只有36分。“彪哥”随后开始漫长的考研“苦行僧”生涯。

4次落榜渐孤独

毕业后近3年的时间内，刘文彪没有找过工作。

第一年，由于长期坐着看书，他的体重从87公斤猛增到99公斤，英语考分则从36分增加到40分。另外，总算有一门专业课及格了。

第二年，他虽每天坚持锻炼2小时，体重始终维持在100公斤以上，同样停滞不前的还有考研成绩。

今年初，他第4次走进考场，总分却是4次考研中最低的一次。

3年内，他每天晚上11时睡觉，早上6时起床，其他时间要么在看书，要么在去看书的路上。一次次努力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挥之不去的失败和一丝丝日渐增多的白发。

伴随失败的还有孤独。“整天就盼着手机响，但这3年来它就没响过几次。”曾经的好友都在忙着各自的学业和事业，他没有可以倾诉的伙伴。他渐渐忘了“彪哥”这个名号，因为已经太久没人这么叫过他了。

父母南迁伴儿读

考研前，刘文彪的父母远在北京。他们得到消息后立刻决定：来上海，全力支持儿子考研。

一家3口在杨浦区开鲁新村租了一间约20平方米的小屋，月租650元。7年前退休的母亲负责在家照顾儿子饮食起居。父亲辞去北京某大企业副总经理的职务后，在嘉定区某私营企业担任人事主管，月薪明显减少；因路途遥远，每月只能回家一次。

小屋是毛坯房，唯一的电器是电视机。全家的衣服都得靠年过半百的母亲手洗。“高温天最难熬，房间如火炉一般，别说复习功课，就是光坐着也受不了。”

“害父母陪我受苦了。”刘文彪的声音突然低沉起来，“本来应该是我给他们生活费，但每次伸手的却总是我，根本不敢抬头看他们。请不要采访我父母，已经欠他们够多了，不想再令他们担心。”

告别“啃老”也艰难

刘文彪明白，父母始终是他的坚强后盾。“他们经常笑着安慰我说，应该趁年轻多读书。这叫智力投资，任何一种投资都存在风险，暂时的卧薪尝胆是为了将来的飞黄腾达。”

今年3月，他遭遇第4次失败。5月份，他终于决定放弃考研，开始找工作，至今没有收获。

这段时间以来，他真切体会到了靠自己告别“啃老”的艰难。“现在找工作比3年前难多了。我必须调整心态，从最底层做起，还有可能准备一张‘虚假’简历，隐瞒曾4次考研的事实。”

这3年，出于兴趣，刘文彪在复习时经常“溜号”。规定的参考书越看越没劲，其他书籍倒看了不少。

在看《东周列国志》时，刘文彪学到一个词“依人者危”，意思是说，如果老依靠别人，就会很危险，即使是父母也一样。

“只要一找到工作，一拿到工资，就全部交给父母。”刘文彪在结束采访时特别强调。

记者手记

“啃老族”分析

8月11日，“‘啃老族’系列报道之一”在本版刊登后，引起强烈反响。

有一则调查报告总结“啃老族”6类常见人群：第一类是高校毕业生，对就业过于挑剔；第二类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为由自动离岗离职；第三类属于“创业幻想型”，虽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有目标，又不愿当个打工者；第四类是频频跳槽者；第五类用过去轻松的工作与如今的紧张繁忙相对比，越比越不如意，干脆不就业；最后一类人文化低、技能差，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工作，但因怕苦怕累索性躲在家中。

刘文彪属于第七类，与他境遇类似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他们对辛劳的父母，怀着发自内心的愧疚；对远大的理想，又有着不切实际的执着。矛盾交织之下，他们边“啃”书本，边“啃”父母。陶醉在对未来的种种设想之中，他们连心理“断奶期”都还没过。

其实，对父母、对社会，他们很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