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与道德属同一范畴，不具有强制性，其内涵和外延相当宽泛，如何界定，至今没有公认的说法。而将品德作为一项考核指标进入严肃的国家性考试程序时，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考核标准，必须让公众、考生对这些标准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这项政策就可能导致诸多的弊端。

　　说到底，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判定和考核学生的道德问题。有的学校认为偷盗嫖娼是道德问题，有的则认为杀人越货才是道德问题。好奇的学生把老师一根精美的钢笔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批评后返还并向老师道歉，该学生道德是否有问题？

　　没有一个衡量好品德的具体标准，缺乏可操作性，这个规定就会被滥用。从目前看来，最为简便有效的操作方式是通过看学生的档案来查证。但在很多地方，档案记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让人存疑。

　　“品德问题”一旦成为考生录取的障碍，它必定同时会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权柄”。正如一位女大学生哭诉的那样：“一位老师几次邀请我吃饭，我都拒绝，这一规定出来后，我还有拒绝的勇气吗？”这样的问询和案例当然极少，但作为一项政策，我们却不得不耐心而冷静地听听这样的诘问。如果相马的“伯乐”都庸俗无德，又让人们如何相信他们能够相到日行千里的“怀德之马”？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圣人朱熹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称为“大学之纲领”。犯错者德行不佳，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不甚“明德”。大学如果剥夺他们成为“新民”的机会，他们如何成为“明德之人”、“至善之人”？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教育的本义也并非要人不犯错，而是要使受教者知错能改，正所谓“有教无类”。况且，教育本身就包括品德教育。拒绝品德不完善者，是否无意中丢弃了大学应有的功能之一？我国宪法第46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犯过错误的人难道就不是公民？

　　上述言辞并非认为不应该重视品德，只是说，作为一个考核指标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明确。如何评判、谁来评判的问题还很难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加上配套措施的缺乏，仓促实施可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而剥夺一些有“不良记录”学子受教育的机会也有悖教育的宗旨。在这种情形下，本文认为，用信用体系来考察考生似乎是更为可行的一种方式。一个人是否诚实、是否恪守信用，多有事实可依，而且也容易跟踪考核。用信用体系去规范、约束学生的日常行为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