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在这一事件中，陈颖纯系咎由自取，得到这样的处罚也理所应当。但网络调查显示，很多人对陈颖持同情态度，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是为什么？

　　仔细探究一下，对陈颖的处罚也并非表面所示那样令人信服。这个事件，首先凸显出我们研究生制度的一些缺陷。与假造学历换取报考资格的行为相比，校方当年的失察责任恐怕更重。陈颖的伪造手法并不高明，然而校方居然毫无所察，这难道不正说明，校方在实际工作中，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视录取资格这一环节么？另外，按规定不具备考研资格的人，居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学习、论文答辩等环节而取得学位，无非出于两个原因：或者录取、培养方式存在疏漏，或者考研资格的限定有些无稽，不管哪一种原因，对我们的研究生制度来说都不是佳音。母校在追究陈颖的同时，应该更多地追究自身的制度缺陷，毋贻国人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讥。

　　12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周期，对一个青年来说，这12年正是其学习和工作的黄金年华，换句话说，通过这12年，他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应该都已充分展现出来。既然校方和工作单位都不曾否定其能力，那么这个人现在应该算一个合格人才。然而事实却是：撤销其毕业证、硕士学位的连锁反应是，他的工作也丢掉了。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视为对其不诚信行为的惩罚，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施行处罚一方的偏狭心态：与知识、能力相比，学历、文凭被当成了更重要的评价指标。造假固然不对，那么“惟证书”论的思路就对么？

　　著名教育家、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这两位先生在其自传中，都坦承曾用假文凭进高中或大学，还曾替考或找人替考，循陈颖事件之例，这两位的文凭、教授资格是不是也该撤销，其一生的成就也该否定呢？有人会说，刘、周是名流，情形不同。对名流可以从宽，对陈颖为什么就不能给以更人性化的处理呢？

　　众所周知，在陈颖就读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推行的仍然是“一考定终身”的模式，他肄业于某所院校的经历，会成为求学、求职路上一道难以摆脱的金箍咒。我们不赞成造假，但是更反对形式主义地片面夸大文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