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记者近日在西安交通大学生命学院采访，了解到该学院越是学院领导，带的学生越多。有两名教授所带的研究生都在30人以上。几十名研究生要见老师一面都非常困难，同学们希望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能够经常听到老师“传道，授业，解惑”。

　　一个导师带30个研究生已是陈年旧闻，数学家丘成桐对此曾经感叹：即便在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一个教授一般带五六个学生已经很多了。这种只讲量不讲质，怎么可能搞好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粗放式教育的恶果，不仅是搞不好研究的问题，更是误人子弟的问题！正如西安交通大学某博导直言：“光是科研工作就需要一名学者投入全部精力，何况还有应酬不完的各种行政、社会职务，招这么多学生，能不误人子弟吗？”

　　“研究生水平本科生化，本科生水平高中生化”，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问题出在哪里？调查显示，六成导师对研究生水平不满，这似乎说明研究生水平下降，纯属研究生咎由自取，因为研究生好逸恶劳、不学无术，面对花花世界，心猿意马，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然而，据不完全统计，有九成研究生对导师水平不满。想想也难怪，研究生一学期难谋导师一面，“传道，授业，解惑”本来就该面对面交流——老师耳提面命，弟子聆听教诲——现在却难得一见；有的导师汲汲于商海打拼，研究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有的导师热衷于官务，往来皆仕人，谈笑无弟子；还有的导师本来就没有“一桶水”，谈何给学生“一碗水”？诸如此类，研究生水平下降，导师能辞其咎吗？

　　“考研科举化，学业本科化，教学放羊化”，对这种研究生教育乱象，公众并不陌生。有的导师把精力宁愿放在应酬上，也不愿对弟子指导一二，置教学于放羊化状态，能不是误人子弟吗？当然，把误人子弟的责任全部归结为导师并不公平，“一个导师带30个研究生”“越是学院领导，带的学生越多”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一，学校扩招，学生日增，但师资匮乏，于是导师只得大包大揽。无奈之余，有的大学如今研究生学制全面缩短。

　　其二，教而优则仕大行其道。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十几年时间内，从未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他反对教而优则仕。而反观国内，试问，有哪一所大学的校长没有带过研究生？又有哪个大学不存在教而优则仕的现象？至于为什么“越是学院领导，带的学生越多”，而报考该领导门下的学生“趋之若鹜”呢？原因很简单，学院领导往往掌控各类资源，在就业难这一时代背景下，投身名师门下，和身为学院领导的导师处理好关系，优势自不待言。

　　耶鲁大学校长说，“太听话”是中国学生最大缺点，“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囿于国情，学生不敢向某些误人子弟的老师说“不”，实属难免，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出面说“不”。日前，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对于在聘期内到岗工作时间不足的特聘教授，一经查实，教育部将撤销其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特聘教授奖金。对长江学者如此，对某些尸位素餐的导师同样需要如此。但是，整饬导师队伍显然只应是第一步，如何理顺导师误人子弟的深层次障碍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