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回首昨天，红与白的记忆还未消散。当思想穿越时空，走进20世纪70、80年代那些动荡与浪漫时，关于两个十年的轮廓逐渐清晰，我们从中找到力量，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70年代：他们和国家一起觉醒

　　走过文革漫长的十年，看过战天斗地的硝烟弥漫，见证一代知识青年从踌躇满志到深刻觉醒的过程。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之时，开始另一种全新的人生，上大学、考研究生，将扎根边疆这个曾经的宿命，随剧变的时代转化成另一种激荡的命运。

　　迟到十年的青春

　　刘允洲，《国土资源报》前社长，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兼职教授。1979年，他作为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研究生班，回顾30年前的读研生活，条理清晰，历历在目。然而说起来看似平淡，事实上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激荡生活。

　　刘老师1968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红五月农场。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豪情，使得他们这些知识青年向往农村的广阔天地，尽管有独生子可以免于上山下乡的政策照顾，但他还是毅然加入到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当时下乡是抱着扎根边疆的决心的，坚决到没有带去一本书，而在黑河生产建设兵团一呆就是十年，最为珍贵的青春十年。”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刘老师参加了第一届考试，分数位列黑河地区第一名。报志愿时填了北大、人大、复旦、黑龙江大学，结果却因为如实填写了已婚一栏，最终只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就这样，1978年3月，这个已经30岁的年轻人，开始了迟到十年的大学生活。

　　一年半的大学生活

　　“当时的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属狗，最大的也属狗，整整相差一轮”。刘老师在其中偏大，是不同于应届生考上大学的一个“老高中”。

　　“当时是非常满意大学的教学的”，刘老师说，“很多东西我在中学时代都学过，像英语，本来我已经学过6年了，上了大学却还要从A、B、C开始学起”。为了解决这种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1978年底，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在校生可以直接报考研究生，这对于像刘老师这样情况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于是在室友的撺掇下，两人都报了名。

　　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刘老师早起晚睡，一边上课，一边备考，5000多个英语单词，最后全部背会。1979年春天，刘老师参加了社科院的新闻系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当时没有笔试，只有6月份的一个面试，主考是人民日报记者部的两名记者，问题主要围绕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文革的经历伴随切身的反思，刘老师的态度当然是很激进地支持，很轻松地拿到了社科院的录取通知书。当然，这也意味着短暂的大学生活结束了。

　　研究生三段式

　　社科院的新闻系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研究生上课、住宿都是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里，老师、系主任也都清一色的来自人民日报。

　　研一时，主要任务是上课，基础课包括政治经济学、英语、专业课。刘老师的专业方向是国内新闻业务，上课形式就是听讲座。一节课一个新面孔，讲授者全部来自新闻业界，他们把自己鲜活的从业实践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报道的编辑、版面的设计等，都以非常生动的形式为大家讲授。班上一共17个学生，都沉浸在记者们潇洒自如的课堂上，平日里只能在报纸上看到名字的记者，如今一个个走进课堂，让他们有一种非常过瘾的感觉。周末只有一天，主要休闲活动就是看录像。改革开放伊始，大量新事物涌入国内，凭借报社的天然优势，学生们便有渠道大开眼界，看了大量影片，国外的流行片子几乎一网打尽。

　　研二，开始一年的实习。因为与人民日报社的特殊关系，班上同学大多进入报社开始实践学习。一年当中，刘老师先是在市场报写些小稿，然后进入记者部。最成功的一次报道，是自己独自深入攀枝花钢铁厂，用20多天的时间进行采访，采访对象从总经理到中层干部再到普通职工，最后写出8000多字的稿子，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整版。这对于一个实习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研三，回到“校园”，进行毕业论文的撰写。整整半年的时间，刘老师的心思全部集中在这篇4万字的文章上。没有工作上的焦虑困扰，每天都以查找资料、酝酿写作思路为中心，虽然是没有工作压力的学习生活，却也是“没有时间去玩”的紧张状态。刘老师进行论文答辩时还有些小的波澜，他关于舆论的敏感话题引起了保守人士的反对，不过最终还是得以通过。

　　毕业前夕，刘老师分到了人民日报农村部，就此开始了记者的职业生涯。

　　研究生生活对于刘老师这一代人来说，既是充实的三年时光，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不仅仅因为学的是新闻，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各个领域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荡与变革，每个人都面临着从思想到人生的剧烈转变。那是一段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岁月，十年浩劫，他们身陷其中；城市农村，他们轮番体验；理想神话，他们自己创造然后亲手打破。他们和国家一起觉醒，承启着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

　　80年代：除了安静学习，别无其它

　　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浪漫的年代，充满青春的激情，闪烁着理想的光芒。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散发悲天悯人的诗人气质，肩负慷慨激昂的责任感。而在理科人的回忆中，更多的则是安静的读书氛围，积极的求学面貌。考研人的群落，距离大学生活，距离中学时代，远不像现在这样界限分明。

　　英语入学成绩：9分

　　施建青，现任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他的大学属于20世纪80年代，在为我们讲述那个远去年代的大学生活时，他充满骄傲和深情。

　　施建青1982年考上杭州大学理论物理专业，入学分数在班上排名垫后，与第一名的差距有100分之多。但数理化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是“学得轻松”，物理考到了98分的好成绩；但拉开差距的是文科，英语甚至只有9分。如此悬殊的基础，并没有在大学阶段恶化累积，好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知识呈饥渴状态，有着强烈的学习意识和动力。能考入大学的，本来就已经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读书、学习已然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环境塑造人。那时的大学校园里，延续了中学时代的学习劲头，没有虚无缥缈的诱惑，没有就业的压力，也少有浮躁之风。作弊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个传统”，也无需作弊。考场和平时上课的教室布局一样，学生们紧挨着坐，谁也没有意识偷看别人一眼。也有个别的同学会不及格，但往往承认水平如此，绝不会借助作弊的方式自欺欺人。

　　终日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人人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所以教室是永恒的战斗场所，偶尔休闲，一定是去图书馆或电影院。作为理科生活的调剂品，看小说是最美的享受。考完试后，一群哥们也会打打扑克，消遣一番。

　　有兴趣，也要有追求

　　大二时，施老师已下定考研的决心。一方面是对物理学的强烈兴趣，一方面是继续深造，让自己的人生再上一个台阶的“野心”。持续的学习习惯，使他的考试成绩稳步上升，考试排名稳居班级前列；对理论物理天生的“好感”，使得他能一头闷在教室写写算算而永不觉枯燥；考试时，让很多人犯愁的量子力学，他却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答完交卷。班上绝大多数人也都认定了继续深造的方向，求学的氛围激励着每一个人不断努力前行。

　　考研，在当时似乎不算什么重大的抉择。考不考，一样是要学习的，一样不必像现在的学生一样，为工作和各种证件而奔走焦虑。只是没有了假期，要不停地写写算算。到了临考前的几个月，施老师却意外获知自己被保送本校读研。1986年之前，从未有过保研的政策，这第一届保送生的机会就这样降临到了他身上。几个月后，班上60%的同学都考上了研究生，其中不乏清华大学、中科院这样的名牌院校。

　　三点一线的生活

　　当时严谨的学术氛围，培养了研究生们踏实勤奋的学习态度，周末以外的生活全部被学业覆盖。由于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习更加艰深，施老师也更加专注，每天“教室——图书馆——宿舍”的三点一线，描绘的是单一但并不无聊的生活图景。研一时，课程安排得很满，整天都围着课本转；研二时，课程基本上完，取而代之的是论文研究。6篇论文的发表，是施老师两年学习的全部心血，有着沉甸甸的份量。

　　到了周末，“和平时的生活会稍微有些不同”，施老师愉快地回忆，有去劳改农场参观的经历，但更多的是读读小说，这依然是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也有活跃的同学组织舞会，但像施老师这样的理科生倒很少参加。这样看似平淡的生活，施老师并不觉得苦闷，因为欲望是个虚无的词汇，那时的人们懂得知足和珍惜。

　　单纯的人际关系

　　整个研究生期间，谈起交往最多的人，施老师说，“当然是导师和师兄弟”，他们的关系非常很融洽。因为大家读书的目的都很单纯，也就没有私心杂念的干扰，没有利益上的斤斤计较；跟着导师做项目也没什么经费而言，自己的生活费则来自学校每月的津贴。那时跟校外的唯一联系，就是已经工作了的大学同学，和他们的来往平静惬意，读研、对校园生活的留恋，依然是那些同学的渴望。

　　三年研究生生活，除了安静学习，别无其他。只是在做完毕业论文，最后在校的一点时间里，才开始考虑工作的事。当时正值社会转型期，分配工作已逐渐开始成为过去时，但自谋出路也没有让大家变得紧迫和焦虑。与现在学生不同的是，当时的学生都不太热衷于进企业，施老师最后选择了研究机构，与自己的专业始终相伴。

　　80年代的绿草盎然，可能会令现在的研究生心生艳羡。在那个纯而又纯的年代里，一门心思钻研学术研究，无暇也无需顾及不着边际的东西，没有欲望的挣扎，没有人际的倾轧，一切平静得像小溪流水，却又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