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以来，西南财经大学从博士生的“学科基础”抓起，严格进行“三高”训练，引发博士生“集体焦虑”。西南财大为何要强化博士生学科基础训练，这种强化到底有无必要，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一项改革引发博士生“集体焦虑”

　　2006年9月，西南财经大学开始实施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的系列改革，一共10项。其中的第一项改革——“三高”课程改革刚刚出台，就招来一片争议。

　　这个消息让一些数学基础较为薄弱的新生颇感震惊。那段时间，在西南财大，“三高”成了2006级部分博士生谈之色变的“集体焦虑”。一名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给研究生部来信直言：“学校的这项新举措，让很多人都陷入了困境。”他还说，自己为入学考试“认真准备一年有余”，考取后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愈加焦虑”。

　　记者了解到，这项改革的具体内容是，一旦迈进博士生门槛，博士生们将接受更为严格的“三高”训练。“三高”指经济学类学生必修的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管理学类学生必修的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管理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是本科和硕士生阶段“初级”、“中级”课程的进一步深化，但仍然属于从事经济、管理学术研究的基础性知识。这是一个专门学习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及方法类的课程模块。

　　西南财大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赵德武教授介绍说，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思潮等课程外，“三高”是经济学、管理学类博士生必须通过的一道关口。他说：“以前，培养博士生注重抽象的演绎，学生写论文观点多，但是缺乏强有力的基础知识的支撑。现在，我们就是要扭转这一不利于博士生学术发展的风气。”

　　与其他高校不同，西南财大要求，“三高”课程中任何一门不通过，学生就不能进入师生互选和后续培养环节，学习年限将被迫延长；经补考和重修仍不合格者，将被取消博士生资格。一名博士生说：“如果这样，博士就等于白读了。”

　　基础夯实方能“顶天立地”

　　其实，类似对“三高”基础课的要求，在全国财经院校中并非没有，但很少像西南财大抓得这么严。西南财大如此重视“三高”，是出于怎样的思考？

　　赵德武介绍说：“博士生教育的定位很清楚，就是培养高层次创造型人才。博士生的学术生活，一是学习，二是研究，且主要是研究。研究就要创新，就要产出‘顶天立地’的成果。”根据赵德武的理解，所谓“顶天”，就是要练就一流的学术科研能力。所谓“立地”，就是要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管理的重大实践问题。他说：“培养创造型人才谈何容易？产出‘顶天立地’的成果谈何容易？这必须从学科基础开始抓起。”

　　西南财大研究生部主任张桥云教授目前正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他在解答博士生的困惑时指出：“‘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理念与手段，‘三高’是博士生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是国际上经济学、管理学博士生培养的重要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中美博士教育水平差异之所在。”

　　西南财大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叶光亮副教授表示：“从国际上看，实证化、科学化的研究范式是经济与管理学科研究前沿的一个基本趋势。其实，这一范式也在其他很多人文社科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中被广泛运用。”

　　该校研究生部副主任姜玉梅教授则认为，社会需求的转变，促使博士生教育必须与之同步。她说：“当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从粗放向精细过渡，政府与企业决策日益需要以科学理念、科学方法进行论证时，博士生的培养机制也就必须适应这一要求。”

　　改革的实践者成了受益者

　　2007年4月，“三高”课程考试结束后，2006级博士研究生举行了“迟到”的新春联谊会。联谊会也成了同学们“三高”课程学习感受交流会，“感谢、感动、感悟、收获”成为联谊会上使用得最频繁的词语，一些同学甚至流下了眼泪。

　　据了解，为扎实掌握“三高”，西南财大的任课教师选用了国际一流的英文版教材，用中英文双语授课，通过上机实习、课堂作业、课程论文等方式训练同学掌握和运用现代研究方法，熟悉现代研究范式。研究生管理干部在任课教师和同学之间搭建了信息沟通与反馈的桥梁，同时集合学校资源，尽一切可能解决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在西南财大，2006级博士生成了校园里最刻苦的一个群体。不管是课内讲授还是课外答疑，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为学好“三高”，有的同学推迟了婚礼，有的同学“不耻下问”，请统计学院的硕士生为其“开小灶”。为做好“三高”课程应用论文，同学们结成了研究小组，多方收集资料，反复研讨与论证，在激烈的观点交锋中，撞出智慧的火花。赵德武对博士生们说：“你们是改革的参与者、实践者，也是受益者。”

　　新春联谊会上，博士生杨晓玲说：“‘三高’学习不仅夯实了理论基础，还促进了同学间的沟通与交流，提高了团队合作的能力。形成的学术团队为下一阶段的学习研究，特别是学位论文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博士生杨海洋说，“三高”训练给他的最大影响是，以前注重对事物“因”与“果”的理论演绎，现在则能再深入一步，看到各个现象之间体现为数量变化和数学模型的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