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那时，我看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蓝色》，不禁惊叹于他对世界如此富于诗意和哲理的把握。特别是影片结尾，伴着庄严的音乐，片中的人物依次闪现在一个长卷般的镜头里。那一刻，我有一种被升华的感觉，藏在心中的电影种子悄悄地发芽了。

 
 每当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中就会对电影涌起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情感。对于我，学习电影是一个不断被震惊的过程，它居然有如此多样的形态，如此美妙的语言。我多么渴望贴近电影史上那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多么想破解第七艺术的奥秘啊！于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的念头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后来，她告诉我，她对我面试最感满意的是一个问题“对苏俄文学的印象如何？”，而我回答是“适合在冬天读”。

　　我对电影最初的爱产生在小学。那时，我家住在郊区。每个周末，一家人骑车去市区看电影是固定的节目。也许是当时娱乐活动很少的缘故，电影院里总是生意兴隆，而上映的影片如《牧马人》、《城南旧事》、《桥》、《叶塞尼亚》等也让许多国人至今记忆犹新。

　　电影开场前的等待往往是令人焦躁的。但每当灯光熄灭，我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令我兴奋莫名的世界。有时，看到放映窗口射出的五颜六色、跳动不定的光束在银幕上幻化成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我不由得感到多么不可思议。电影大师伯格曼曾用“魔灯”一词为他的自传命名，用这比喻电影实在再合适不过了。

　　初中时，我看了一部电视系列片，它系统地介绍了电影诞生、发展的历程和各个类型、流派等。片名我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是山东电视台制作的。它伴我度过了许多浮想连翩的夜晚，也给了我对于电影最初的理性认识。

　　之后的许多年里，虽然也时常为一部部影片所打动，甚至根据影片设计自己的人生，我却从未想过使自己与电影这个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直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原本打算当外交官的我渐渐发现自己其实更倾向于一种审美的生活。恰在那时，我看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蓝色》，不禁惊叹于他对世界如此富于诗意和哲理的把握。特别是影片结尾，伴着庄严的音乐，片中的人物依次闪现在一个长卷般的镜头里。那一刻，我有一种被升华的感觉，藏在心中的电影种子悄悄地发芽了。

　　于是，在大学余下的三年里，我尽可能地去接触一切与电影有关的东西。我很庆幸自己的本科是在武汉大学上的。在这座没有围墙的校园里，深厚的文化底蕴、汗牛充栋的藏书给了我丰富的营养；自由的学习制度、多彩的社团活动给了我自主发展的空间。我成了各种文艺选修课和图书馆的常客，也成了学生剧团和摄影协会的一员。我还拜访了学校里从事电影教学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帮助。

　　学习电影，离不开大量观摩影片。除了搜集影碟和到图书馆视听阅览室看片外，学校周围的许多录像厅成了我的重要课堂。有时，在那里竟能看到一些艺术影片。《公民凯恩》、《阿拉伯的劳伦斯》、《发条橙子》、《出租汽车司机》等名片我就是这样看到的。

　　随着知识和观影经验的积累，我逐步理解了不少电影专业术语，也能够跳出情节，客观地分析影片。同时，我对电影的爱也与日俱增。一百多年来，电影浓缩了多少人类的悲欢离合、沧桑变迁，而这一切又是真切可见的。每当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中就会对电影涌起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情感。对于我，学习电影是一个不断被震惊的过程，它居然有如此多样的形态，如此美妙的语言。我多么渴望贴近电影史上那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多么想破解第七艺术的奥秘啊！于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的念头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作为中国惟一的高等电影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电影人才，其中不乏享誉国内外的名家。在我眼中，它显得那么神秘和难以企及。而且，我对它的招生情况知之甚少。踌躇再三，我终于给学院的研究生部打了电话，得到了老师热情的答复。《招生简章》和《导师名录》把我的诸多问题如“对本科所学专业有无限制”、“考试科目有哪些”等统统解答了。我还得知，为了帮助非电影专业考生备考，学院还开设了辅导班。我赶忙报了名，并在1999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来到了北京。

　　那十几天，真是坐着不动都要冒汗，加上灰尘又多，身上常常蒙着一层泥。我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右安门和蓟门桥之间，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可这一切与学习电影的快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辅导班的课堂上，不少疑问得到了老师的点拨，真有茅塞顿开之感。然而，新的疑问很快又产生了，辅导班时间有限，只能自己去领悟了。整个暑假，我都是在探求的兴奋和迷惑中度过的。

　　开学就是大四了。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席卷全国的考研热潮中的一分子。教室里、宿舍中、操场上，到处是捧卷苦读的同学，这无时不在给我压力和动力。看到不考研而选择就业的同学那么清闲，有时也会心生羡慕。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毛主席那句诗说得好“无限风光在险峰”。这种感觉，相信每个从考试中闯过来的人都曾有过。

　　父母对我考研非常支持，但对我选择电影专业却不以为然。同学们有时也会投来怀疑的目光。他们的确有他们的理由。首先，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电影哪怕是艺术教育。其次，在许多人看来，艺术院校招生充满偶然因素甚至走后门的现象。但是，我对报考电影学院依然义无返顾。且不说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电影学院招生公正严格，根本不像传闻那样玩“猫腻”，仅凭我对电影的爱便足以促使我这样做了。我甚至还做好了考不上就边工作边学习，第二年再来的思想准备。

　　尽管花了很长时间，我的备考其实并不充分。文字资料上，许多书没有读完读懂，比如爱因汉姆的书就没读。考试时，一道“比较《拉奥孔》和《新拉奥孔》的异同”的题目着实让我叫苦不迭。影像资料上，虽然也看了不少影片，但由于条件所限，不少影片特别是美国以外的还是无法看到。而公共课方面，由于自感基础不错，所以没有投入太多精力，直到考前才发现差距不小。在火车上，我一直在苦背政治。到了北京，我连考场也没时间看，整天闷在屋里复习。说真的，考试我是硬着头皮去的。

　　考试的前夜，我做了个恶梦，梦见的竟是自己考试忘了带准考证，监考老师不让我入场。黑暗中，我一身冷汗地惊醒，一看表，已是五点多。我再也无法入睡，仔细检查了文具、证件等，早早出了门。

　　也许是前四门考试比较紧张，我没留下太多印象，只是自我感觉还不错，基础题都有把握，难题也尽量发挥了。最后一门是影片分析，我认为是最难考的。一方面，它考察的是个人长期的积累。另一方面，临场状态也十分重要。影片放一遍就完，看片时精神要高度集中，多做记录。写分析时思路要清晰敏锐，两个小时内要完成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容不得思前想后，修修改改。

　　考试时我来得较晚，教室里前排的座位都占满了。放映的影片是陈果的《香港制造》。当时，我对导演和影片的背景一无所知。而影片是粤语对白，字幕我也没太看清。这些都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我还是抓住影片描写青少年犯罪心理的主题，从各国相同题材影片出发，以影片的互本文、剧作、视听语言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由于胸中有数，写起来一气呵成，老师也给我打了高分，弥补了我另两门专业课的不足。

　　笔试后第三天发榜。那天早上，看着大厅里一个个自信甚至是自负的面孔，我表面上很平静，心里却已是翻江倒海。突然，大厅里喧哗起来。一阵骚动过后，我在一张黄纸上看到了我的考号尾数082。我走出大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心情才算平静下来。

　　接下来还有面试这一关。电影学院有看重面试的传统。老师的问题往往是很随意的，有时甚至超出专业范围，因此可以说根本无从准备。不过，老师们主要是想了解考生的性格、背景、艺术感受力和创造力，从来不会故意刁难。面试那天，我在走廊上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导师贺红英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她竟如此年轻。虽然我戴着眼镜，跟报名表上不一样，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这让我顿感轻松许多。而面试时，她亲切的目光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后来，她告诉我，她对我面试最感满意的是一个问题“对苏俄文学的印象如何？”，而我回答是“适合在冬天读”。的确，苏俄文学中那种深沉冷峻的气质绝对来自这个民族生长于斯的寒冷气候，也唯有在寒夜中去体会才格外强烈动人。而我，不过是大胆地道出了我真实的感受。看来，要想打动老师，最重要的莫过于真诚和自信。

　　考试结束后，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了，这可比等待电影开场还要漫长，还要令人心焦。六月里的一天，我领到了一份快递，里面装着电影学院金色的录取通知书，通向电影圣殿的门票终于握在我手中了。而今，我已在电影学院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回想过去的一切，有过黑暗中的求索，有过成功时的喜悦。然而最难忘的，仍然是对电影那份永远新鲜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