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

　　(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时代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由世界主要矛盾所决定、反映世界基本特征并对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问题。时代主题具有客观性，它是世界主要矛盾的产物，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时代主题又是变化的，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世界矛盾和形势的发展，时代主题也会发生变化。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全球性的问题，诸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同和平与发展问题相比，它们都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或者说，它们只反映了当今时代某一方面的特征而不是基本特征，并且它们的解决，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和平与发展。

　　20世纪上半叶，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一主题是由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段里，人类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其中包括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而战争又加剧了各种矛盾，引起了革命。

　　但伴随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到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时代主题逐渐转变成和平与发展。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界定为和平与发展，是指我们这个时代从总体上讲实现了和平、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从主流上看大家都在致力于搞建设、图发展。它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已经完全实现了和平与发展。应当说，尽管人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截止到目前，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有完全、彻底的解决。就和平而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猖獗，它们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的威胁；世界的不少地区仍然存在战争和动乱；一些国家的军费开支依然庞大，武器交易还很活跃。就发展而言，世界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更加尖锐。

　　(二)全面理解提出时代主题转换的依据和意义

　　正确把握时代主题，认识时代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课题，是正确制定国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认定主题发生转换的依据有：

　　其一，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

　　其二，美国和苏联相互制约，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其三，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问题。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之间的依赖不断加深，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科学揭示和认定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其一，这一判断高度概括了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所提出的时代观，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结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

　　其二，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为中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科学外交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三，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二、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2003年分析题选做题Ⅱ考察过）和平与发展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紧密相联。

　　(一)世界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前提条件

　　和平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和平的环境，社会就难以按部就班、从容有序地运转，各项建设就无法正常地进行，人民的生活也会遭到巨大的破坏。所以，只有维护世界和平，才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才能保证世界各国集中精力加快发展；才能保证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面。

　　(二)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

　　贫困是战争的诱发因素。因为贫困意味着财富的稀缺和生活的艰难，使人轻视生命、好勇斗狠；贫困还派生愚昧，使人习惯于“动物化生存”，按照“丛林规则”包括暴力和战争的手段解决纷争；贫困容易给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以可趁之机，煽动起仇恨和杀戮。相反，经济发展有利于营造稳定、持久的和平。

　　我们所说的发展，是各国的共同发展，倘若一些国家发展，另一些国家不发展，甚至一些国家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别国发展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发展的价值不仅大打折扣，而且难以持久。贫富悬殊也会产生弊病，只有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才能为持久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和平与发展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

　　尽管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和平与发展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我们还不能说当今的世界已经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其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而恐怖主义等分传统安全问题也逐渐突出。其二，世界一些地区还存在局部战争和动乱，天下并不太平。其三，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其四，关系到全人类的所谓全球化问题，如局部战争问题、粮食与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日益突出和严峻。其五，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完全废除。

　　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途径主要有：其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其二，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三，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使经济全球化造福于所有国家和全人类；其四，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使不同种类的文明和平共处、相互交流；其五，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实现各国的共同安全。

　　(四)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

　　所谓南北问题，是指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当前，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巨大，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悬殊，这些都构成为对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而发达国家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二者相互依存。所以，没有南方国家的摆脱贫困、经济繁荣，北方国家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从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就无法实现。当前，不少南方国家还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还有86个低收入的缺粮国家；非洲每5个人中就有2个缺少食物和营养不良。所以，解决南北问题的重中之重是促进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

　　南北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只有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同国家里的人民才能消除分歧、误解和敌视，而代之以理解和尊重，从而建造起持久而稳定的世界和平。

　　解决南北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改善南北关系，加强南南合作。南方国家的落后，原因之一是历史上受到北方国家的剥削。所以，帮助南方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是北方国家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帮助南方国家，就是帮助北方国家自己。当前，北方国家在帮助南方国家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很不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2004年4月由22个国家组成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宣布，它们去年所提供的援助总额为684.83亿欧元，比上一年的增长了3.9%；而2002年的增长幅度为7%。该委员会所提供的援助占世界总援助额的95%。该委员会成员2003年提供援助的资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距离联合国规定的0.7%相去甚远。达到和超过联合国指标的只有挪威、丹麦、荷兰、卢森堡和瑞典；美国排在最后，为0.14%。意大利为0.16%；日本为0.20%。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自己的努力。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现实任务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即南南合作，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地区资源，扩大市场，提供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够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促进南北对话，改善南北关系。

　　三、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基本特征与实质

　　国际秩序是指建立在一定的世界格局基础之上的国际行为规范、保障机制以及它们的运行状态。就内涵而言，国际秩序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的内容。就主观方面而言，它是指对各国际行为主体的行动有约束力的一套行为规范，主要是国家意志的整合；从客观层面看，它是指国际行为主体遵循行为规范而形成的一种有序状态，是客观的状态。

　　从外延方面着眼，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国际秩序进行不同的划分。按照它存在的领域即空间标准，国际秩序可以分为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后者对前者有决定作用。按照其性质或时间标准，国际秩序可以划分为国际旧秩序和国际新秩序。判断国际秩序的性质，主要是看这种国际秩序赖以形成的利益基础以及该秩序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凡是建立在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能够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秩序，就是公正、合理的秩序；否则，则相反。

　　国际秩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伴随国际社会的变化而演进。国际旧秩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就是维护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国际旧秩序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压迫，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剥削，本质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特征有：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协调机制。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大国主导国际事务、支配地区事务，干涉别国内政。

　　当前，国际旧秩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给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推动历史的进步，必须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 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

　　国际新秩序与国际旧秩序是完全对立的，其实质是各国的平等，其基本目标是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和繁荣。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广泛的内容，其架构和面貌需要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创造。政治新秩序基本要求是使各国相互尊重，共同协商，避免将某个国家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要求是使各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避免贫富悬殊；文化新秩序的基本要求是使各国相互借鉴，共同繁荣，避免文明的排除和冲突；安全新秩序的基本要求是使各国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实现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最终达到集体安全的目标。

　　(三)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不同构想

　　在旧的国际秩序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最不合理的地位，换言之，它们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最大受害者。旧的国际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战后最早在世界上公开提出破除旧的国际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在万隆亚非会议上，与会国提出了建立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里面就包含了关于国际新秩序的若干主张。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首先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同年10月，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为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贡献力量”。1973年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通过的《经济宣言》中，第一次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在“七十七国集团”的推动下，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80年代中期以后，全面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中国，进一步提出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中国提出的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其核心是所有国家独立自主，一律平等。其主要内容是：其一，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国际交往中绝不允许把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的国家。其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各国自己去办，世界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协商来解决。其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其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

　　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一直热情不高，但在1990年海湾战争后，突然积极起来，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和具体构想。

　　199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率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其后，克林顿继续重申了该立场。美国提出的国际新秩序的实质就是由美国主导、以美国为样板。其要点是：其一，美国有条件和必须充当未来国际新秩序的“领袖”和“灯塔”；其二，以美国为榜样，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按美国的模式建立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与法治”的国际新秩序，即美国式的单极世界；其三，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建立以美国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安全机构；其四，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奉行参与扩张战略，千方百计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维护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五，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美国利益服务。美国的所谓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实质上打着建立新秩序的旗号，维护旧秩序，实现美国独霸世界的目的。

　　西欧日本主张建立以美国欧洲日本主导的国际新秩序。

　　发达国家的这些构想在具体内容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即都是旧秩序的变种，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大国利益为基础的，由西方大国为领导的，以确立西方的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目标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遭到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反对。至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各自争夺建立所谓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导权。

　　(四)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建立国际新秩序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是因为：其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的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其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比其他国际性、区域性的法律原则更全面、更合理，是国际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行之有效的原则；其三，它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要求，是由多极化趋势和多样化世界的现实所决定的，是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的，最能反映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最符合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是完全可行的。

　　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国际新秩序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非短期所能实现；建立国际新秩序涉及各国的国家利益，各国都希望建立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新秩序，这就需要有一个斗争和协调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

　　第三章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原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发达的国家。最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是指西方七国，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宽泛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约有30多个。二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如下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战后经济的恢复与转轨时期(1945—1950年前后)。

　　第二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0—1973年)。

　　第三阶段，“滞胀”的时期(1973—1982年)。所谓“滞胀”是指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价值规律这个调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万能的手”失灵，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到难以自拔的泥潭之中。

　　第四阶段，经济低速增长和全面调整时期(1982—1992年)。

　　第五阶段，冷战后的新时期(1992—当前)。

　　总之，战后以来，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依然存在，但从总体上讲，其经济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凭借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保持了生产、科技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有： 其一，科技革命的推动；其二，经济体制与政策的调整，包括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其三，建立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协调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其四，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五，掠夺第三世界廉价的原材料和燃料，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六，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刺激”和竞争的推动。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的调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必然要求社会生产关系作相应的改变。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纷纷对其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在经济政策上，寻求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

　　其二，在经济结构上，追求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其三，在管理体制上，推进企业管理的社会化和科学化

　　其四，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建立国际经济的协调机制和资本同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的调整，是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基础上进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改良。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的现实困难和深层矛盾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现实困难主要有：

　　其一，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加重，贫富差距扩大。

　　其二，各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扩大，政府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其三，就业增长缓慢，结构性失业持续存在。

　　其四，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也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收支失衡日益加剧，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两国不断发生贸易摩擦。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深层矛盾主要有：

　　其一，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其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实质

　　政治体制是指社会权力的结构状态和行使方式。它一般包括政权体制和公民参与体制等内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出现过多种政治体制。现代西方政治体制的典型形式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政治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设置上各具特色，但总的来看，体现了一些共同的原则和做法：普选制、任期制、分权制衡以及法治原则等。

　　构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内容有：

　　其一，议会制度，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象征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核心。

　　其二，选举制度，它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石，是主权在民原则的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

　　其三，政党制度，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轴心，资产阶级政治体制运转的推动器。

　　其四，行政制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五，司法制度，为民主制度提供合法依据和法律保障。

　　在基本制度一致或相似的基础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在政体方面，英国是典型的议会制国家，被称为“议会之母”；美国是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法国实行的是半议会半总统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仍然适用。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在战后有很大变化和发展，但其资产阶级性质没有改变。

　　首先，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化。尽管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大都是通过普选产生的，但它们的日常运转都离不开财团的支持，也代表着这些财团的利益。例如，小布什政府之所以如此穷兵黩武，与它的主要内阁成员的军工集团背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其次，金钱是这一制度存在和运转的基础，金钱政治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表面上看，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实际上金钱操纵着政治权力。

　　再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是由政党所操纵的。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重大变化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影响和制约国家政治生活的几种主要社会力量的自身地位、状况、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具体表现为：

　　其一，社会阶级结构复杂化、多层化。

　　其二，阶级斗争趋向缓和，各种社会运动不断发展。

　　其三，国家机器的分权制衡发生变化，行政权力膨胀成为普遍现象，权力中心由议会转向政府

　　其四，民主和法制进程取得新进展。

　　其五，利益集团和新闻舆论的作用日益增大。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尽管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仍面临着诸多政治、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也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问题包括：

　　其一， 民主的危机。

　　其二，种族歧视、种族矛盾与极端民族主义。

　　其三，吸毒贩毒和社会犯罪。毒品和犯罪是西方社会的两大顽症。

　　此外，西方社会还存在诸如精神和信仰危机、人际关系异化以及老人问题、妇女问题、黑社会问题等。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特征和本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既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又具有共同的属性，它们是：

　　其一，推行强权政治，以谋求世界霸权为目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在世界范围内谋求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主导地位，把本国的利益和意愿强加于别国之上，不尊重别国主权和独立，对别国强行干涉和侵略，公然违背、践踏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

　　其二，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对外关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冷战时期，西方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反苏反共的色彩；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以及遏止中国的论调，表明反华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

　　其三，维护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以此来维护它们的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坚持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维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本质是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一本质是由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属性，即经济的扩张性所决定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就不会消失。

　　(二)冷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调整

　　冷战后世界格局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调整了对外政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时期，世界政治呈现两极格局。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和恐惧而结成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一致对外，相互之间的矛盾处于次要和抑制状态。冷战结束后，外部不再存在强大的威胁，因而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并表面化。各国都为各自国家利益转向更为务实的对外政策，它们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政策，凡事不再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对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重新定位。

　　其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主要是对峙和冷战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今的东西方关系，从总体上讲是对抗、竞争、协调、合作并存；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问题上，其重点和焦点不同，表现的形式有各式 各样。

　　其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冷战时期，第三世界是美苏争夺的对象，是双方增加自己份量的筹码。冷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改为有重点、多层次、有区别地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发达国家着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首先是高度关注富有经济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一些发展很快的国家。拉美地区被认为是除亚洲以外的另一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美国提出新兴市场战略，把16个国家作为重点；欧盟加强对亚洲和拉美地区的经贸关系；日本也重视与第三世界的联系。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非洲，强调美非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其次，发达国家注意组建各种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区域性或跨区域性经济组织。这些对扩大南北合作，加强南北对话起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把防范的战略重点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等问题为借口，向发展中国家发难；政治上，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的社会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在国际事务上，动辄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他国内政；甚至对于那些敢于违抗和顶撞的国家，公然采取制裁和军事入侵。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关系中消极的一面。

　　目前，南北矛盾有扩大趋势，有时甚至激化，成为世界动荡的因素之一。

　　(三)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1998年文科材料题第30题考察过)

　　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了西方国家集团对外战略的基础。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称霸世界。随着国际形势和美国实力的变化，美国各届政府的对外战略常有变化，但称霸世界的目标始终没有变。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战后初期到60年代末的全球战略扩张阶段。

　　在这一阶段，美国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为后盾，大力扶植、援助西方的亲美政府，向第三世界渗透，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遏制，妄图称霸世界。其外交战略具有鲜明的进攻性、侵略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时期(1945—1953年)。杜鲁门上台后，视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为美国称霸世界的重大障碍，终止了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战略，制定以反苏反共为中心的遏制战略。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没有离开这一基调和框架。

　　艾森豪威尔时期(1953—1961年)。根据朝鲜战争后世界的形势，美国在坚持冷战与遏制战略的同时，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一些调整。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1961—1969年)。进入60年代，肯尼迪上台，提出“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更为灵活的“和平战略”，试图通过和平与战争的两手策略，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

　　以上三个时期虽然美国实行的基本上都是扩张性的政策，但其总的趋势是扩张的势头逐渐递减，越来越力不从心。

　　第二阶段，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全球战略调整阶段。

　　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的经济危机，此时美国可谓内外交困，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此，尽管总的目标没变，但美国不得不对实施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做出必要的调整，采取了缓和和维持均势的策略。

　　尼克松、福特时期(1969—1977年)。1969年7月，尼克松上台不久，正式提出尼克松主义，表示美国要从亚洲实行战略收缩。1970年2月，在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尼克松正式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作为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即“伙伴关系、实力后盾、谈判手段”。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总统，他在对外政策上延续了尼克松主义。

　　卡特时期(1977—1981年)。卡特政府上台后，在延续尼克松主义的基础上加强美国意识对世界的影响，将恢复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号召力作为对外战略的突破口，提出“世界秩序战略”。卡特政府最明确、最直接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卡特的战略基本上继承了尼克松主义，目标仍然是继续维护美国正在衰落中的霸权。

　　第三阶段，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战略推进阶段。

　　里根时期(1981—1989年)。里根上台后，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放弃了前任的缓和与利用均势的战略，打出了“扩军抗苏、重振国威”的旗号，制定了“以实力求和平”的“新遏制战略”。

　　布什时期(1989—1993年)。布什的总统任期跨越了冷战前后两个时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发生了很大的调整。针对80年代末苏联、东欧的新情况，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即在不放弃对苏联的军事遏制的前提下，抓住苏联、东欧改革的时机，以经济为诱饵，采取多种手段，促使这些国家改变政策和体制，并逐步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较之以前的“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的目标更高—不光是遏制，而且是改变和战胜社会主义，空间更广—不光是针对苏联东欧的周围和第三世界，而且要深入到其内部，手段更多—强调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军事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将“和平演变”提高到首要战略地位。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经历了社会动荡和全面危机，最终解体。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战略扩展和单边主义阶段。

　　1993年1月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的摸索，1993年1月，克林顿比较清晰地描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一个目标、三大支柱”。“一个目标”是坚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把它定位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三大支柱”是维护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推进民主。1993年9月，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向全世界推出了“扩展战略”。在此基础上，1994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它的核心是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使21世纪仍然是美国世纪。

　　2001年小布什新政府上台，组成了一个有军工集团背景、保守色彩浓厚的执政班子。9·11事件后，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主要的战略任务。2002年6月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布什明确提出了“先发制人”的原则。他说：“反恐战争靠防守是不能获胜的。我们必须向敌人发起进攻，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恐怖威胁形成之前就对付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安全途径是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在同年9月向国会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小布什政府又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先发制人”的原则，要求加快向全世界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的外交明显趋向强硬。在政治上，美国的“单边主义”恶性膨胀，在国际舞台上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先是拒绝签署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保护大气环境的“京都议定书”；接着又不顾世界和俄罗斯的反对，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军事上，提倡和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打着保卫美国安全的旗号，对其他国家率先使用武力，给自己的军事侵略披上合理外衣，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和冒险性。在这一旗号下，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接连用兵。尤其是不顾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2003年3月20日展开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战略地位重要而美国以往的势力又没有染指的地区，显示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和行动在膨胀和加剧。

　　小布什政府穷兵黩武的外交政策的形成，是有其原因的。其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其他国家的实力与美国相比都存在明显的差距，无法对美国形成有效的制约，使美国能够为所欲为。其二，小布什本人是石油家族的成员，其内阁的主要成员都有军工集团的背景，阶级的利益驱使其必须进行对外扩张；此外，经过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需要用对外战争来加以启动和刺激。其三，“9·11”事件改变了美国民众的思想状态，使他们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在这种状态下，只要打着反对恐怖主义、保护美国安全的口号，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得到民意的支持。

　　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威胁和破坏，是对建立多极世界的巨大干扰和障碍。尽管美国的做法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由于它违背历史潮流、悖逆人群意愿，所以最终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四）北约东扩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４日在美国华盛顿成立。旨在和二战后的苏联对抗。当时的条约规定，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它国发生战争时，成员国必须给予帮助，包括使用武力。北约最初的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

　　在过去的５０多年里，北约经历了四次扩充，成员国由成立时的１２个发展到现在的１９个。四次扩大分别为：

　　第一次：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８日，土耳其和希腊加入北约。

　　第二次：１９５５年５月５日，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这次扩大促使苏联和波兰、捷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７国于同年５月１４日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在冷战状态下几十年的军事对抗，直至１９９１年华约解散。

　　第三次：１９８２年５月３０日，西班牙加入北约。

　　第四次：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２日，原华沙条约成员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

　　北约的第四次扩大是实现其东扩计划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美国即乘机调整它在欧洲的战略，提出北约东扩主张，意在将西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东移，以填补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地区出现的“真空”，确立北约在未来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据军事专家统计，北约在波捷匈三国加盟东扩后，其地面部队增加了近１３个师，坦克、空军和海军兵力将各增强百分之十五，其前沿地区向俄罗斯边境推进了６５０至７５０公里。北约的战术航空兵从波兰境内已能威胁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摩尔曼斯克、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等重要城市。这次在布拉格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上，将接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国家为新成员。这将是北约最大的一次扩大，其成员将由现在的19个，增加到26个。

　　“北约东扩”可以被认为是“超越遏制战略”的继续与落实，是冷战思维的表现，是西方势力的大举扩展，将巨大而深刻地影响世界的形势与格局。对美国而言，北约东扩的主要意图还在于加强对欧洲的控制，遏制欧洲的独立倾向，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

　　(五)西欧、日本的外交政策

　　“西欧”是与“东欧”相对应的政治地理概念，通常是指欧洲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战后西欧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追随美国反苏反共。

　　第二阶段，60—70年代寻求独立自主、联合自强。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欧一体化不断深化和扩大，其外交主动性不断加强。

　　战后日本外交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后初期的“追随外交”。

　　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实行“经济外交”。

　　第三阶段是70年代初推行“多边自主外交”。

　　第四阶段是80年代以来争做“政治大国外交”。

　　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全力推进“积极进取”外交，加快向政治大国迈进，“政治大国外交”有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