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 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中共二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制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会议根据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当前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当时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

　　“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的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即在民族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①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②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③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它正确的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来临。

　　3.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党的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讨论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以及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为随后到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础。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4.中共四大――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中共四大的主要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如何领导即将到来的功能运动高涨的问题。大会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中共四大的历史功绩是：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段的革命态度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还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建立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大会还制定了有计划地开展工农运动的方针。　　

　　中共四大的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5.中共五大――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中共五大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中共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虽然作了检查，但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6.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

　　7.中共六大――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会议还制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六大也存在着不足：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8.三湾改编――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这里，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开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设一支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9.古田会议――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古田会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和党的建设。

　　会议规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这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要进行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活动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在党建方面，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10.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1.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瓦窑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转变，迎接抗日新高潮的来临。

　　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还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没有解决的重要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2.洛川会议――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形势，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线，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会议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减租减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