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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场会议被称为篇一
1、实现党内思想认识上的基本统一。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重大损失表明:以李德，博古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不能再继续领导和指挥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思想斗争和无休止的争论、辩论，政治局大部分同志都认识到只有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才能挽救红军，因此，在猴场会议上完成了党内军内思想认识的基本统一，为遵义会议最后战胜“左”倾错误聚集了力量。
2、实现了党指挥枪，终止了错误的军事指挥，指明前进的方向。会议决定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扭转了占据党内、军内几年来不正常的领导和工作局面，使党内和军内的各项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化和民主集中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会议决定渡江，指明了红军前进的方向，不仅打破了敌人妄图将中央红军聚歼在乌江南岸的梦想，而且彻底断绝了党内错误思想，妄想回兵湘西的后路。使中央红军利用乌江天险，赢得了长征以来最长的休整时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时间上和外部环境上的充分准备。
3、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方向的转折，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更大的胜利
由于统一了思想，纠正了“左”倾错误的领导，会议决定在黎平会议确立以黔北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的同时，“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完成了自红军长征以来的转兵过程(湘江战役后开始酝酿转兵——通道会议提出并开始转兵―—黎平会议决定转兵——猴场会议完成转兵)，这一战略方针的确立，指明了红军前进的方向和当前的任务，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信心倍增。同时，决定还指出红军应抓住时机反攻，变被动为主动，彻底改变了红军自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自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首次提出了作战方针的转变，它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为遵义会议彻底批判、纠正消极防御和消极避战的错误，提出了更为完整的作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改变了红军单纯作战的错误军事思想。
会议作出了对红军各部队在加强军事工作的同时要加强政治工作，特别要加强基层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大对红军各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继续发扬红军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的决定，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红军只单纯作战的错误思想、错误认识和错误做法。猴场会议后，总政治部制定了一系列政治训令，这一系列训令极大地树立和提高了部队必胜的信心和意志，使红军各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由于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执行了红军部队的“三大任务”，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猴场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各级红军指战员认真贯彻落实了中央和总政治部的各项决定，使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猴场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不仅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重要的启示:
1、坚定理想信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特别是中央红军的长征，由于在错误路线，特别是在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使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节节失利，到达乌江南岸的瓮安时，中央红军已由江西瑞金出发时的86358人剩下3万人左右，仅湘江战斗就损失了3万人左右，另有近3万人是在其余战斗和长途行军中损失的，也就是说，长征初期损失的这近6万人是由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造成，非战斗减员的人数几乎接近战斗减员人数。战斗减员即为:在战斗中牺牲和负伤的人员，非战斗减员即为:生病不能坚持战斗和行军，因思念家乡和亲人而离开部队的人员，因不能忍受长征中的饥饿和寒冷等艰苦条件而离开部队的人员，还有一种就是对革命胜利失去希望、对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的人员。这样的人员在长征初期的各部队里应该不在少数，甚至还包括一些红军中的下、中级指挥员。应该说，这样一些人员中绝大部份是因为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因此造成对革命胜利失去希望、对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当然，最后也有不少中途离队人员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部队，这一切充分说明真正的革命者面对困难和危险没有退缩，没有对革命前途和胜利失去信心，坚信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来到，无论任何困难和危险都矢志不移，这才有了无数红军前赴后继，走向了全国的胜利。正如毛主席在一首诗中写到的那样:“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陈毅同志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对部队说过了这样的一句话:“—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从他们的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无数革命先辈正是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信党的领导，坚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和胜利，从而使得我们党和军队从弱小走向强大，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不难看出，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不仅是猴场会议对我们的重要启示，更是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因为我们党和无数先辈有着坚定的信念，才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和考验，最终战胜了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自觉理性和立身之本，也是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时代要求。每一位共产党人都必须加强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增强自身党性自觉性的锻炼，澄清大脑中的模糊认识，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进一步明确前进的方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才能做到勤奋工作，无私奉献，才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无往而不胜。
2、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猴场会议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党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避免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本国的国情，其次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并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把革命策略的制定基于主观臆想之上，那就必然犯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而毛泽东则相反，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情，寻找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以此来教育帮助其他同志，从而促成了猴场会议的召开并取得了成功，最终实现了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这既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3、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经常出现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从猴场会议开始，在遵义会议上形成的。从猴场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和对我们党近100年实践的分析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独断专横的、独裁式的领导，搞一言堂式的领导，必然会招致失败，必然会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我们党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集体，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的核心和原则，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的领导，没有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4、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猴场会议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党内生活特别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党在“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领导下，党内流行家长制和独断专横的领导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见不惯持不同意见者，在党内流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在我们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召开的猴场会议，是我们党执行党内民主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典范，猴场会议在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党内斗争，正确的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干部，为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作出了一个榜样，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党内外都要行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猴场会议正是加强和执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才使得党内实现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才取得了突破乌江天险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想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梦想，因此，正确执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猴场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历史和现实表明，不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理解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各级党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系中共瓮安县委宣传部干部)
猴场会议被称为篇二
1934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猴场。此时李德等再三提出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危急关头于贵州境内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从12月31日下午开到次日凌晨并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该《决定》重申和坚持了黎平会议所制定关于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肯定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进军方向和毛泽东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猴场会议召开于黎平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是遵义会议的前夜，会议内容诠释了遵义会议精神内涵，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危急关头，博古、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仍不放弃原定计划“主张不过乌江，再次提出与贺龙部队会合”。周恩来只能采取开会的办法，以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问题，除此别无选择。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要保证“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不仅要开会，而且还要作出一个渡乌江后的行动决议。
1934年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展开讨论。李德在会场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不要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虽然会议期间发生了争论，但博古、李德的意见很快被否决了，最终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总之，猴场会议前决定采用“开会”这种民主的方式，会议期间又实行广泛的民主即以多数人赞成来解决问题，整个猴场会议过程都充分体现发扬民主，体现遵义会议精神。不仅如此，在《决定》中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博古、李德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作出的限制，从而使猴场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获得组织上的保证。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引发党内包括中央领导层对博古、李德领导的严重不满。行军途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并开始为纠正这个错误而努力。
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期间，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同毛泽东等人的主张相左并发生激烈争论。争论过程是自我反思和听取批评的过程，也是思想交锋、积极思想斗争的过程。对“左”倾政治路线所作的批判，在猴场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也有所体现。如“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不失时机的求得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要求。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后谈到“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思想斗争是猴场会议解决问题的一大特点，体现遵义会议精神，为党的建设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
中共中央召开猴场会议是为了解决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以便摆脱困境、寻找生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屡遭打击，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直到通道会议才有发言的权力。在召开猴场会议时，他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与其他领导人一道努力挽救局面，充分表现出顾全大局。王稼祥和张闻天经过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也逐渐认识到造成严重困境的原因所在，开始与毛泽东在政治局内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也表现出顾全大局。周恩来在猴场会议召开前所起顾全大局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面临反“围剿”战争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他对博古、李德领导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脱离“三人团”，并与毛泽东等人的认识趋向一致。此外，猴场会议期间只解决最紧要最突出的战略行军方向即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问题和加强对军委的集体领导，而没有急于解决“左”倾思想问题，这也是顾全大局的重要体现。
正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以及周恩来的思想转变，才使得猴场会议成功召开。这一过程体现中央领导人具有顾全大局的特点，并且对顾全大局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这方面的认识体现在《决定》“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于它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
在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境内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工作，期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突出问题并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当中央红军行军至猴场时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要解决紧迫的中央红军行军方向问题就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解决。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是生死考验，但没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少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反而有利于党结合当时实际作出正确的选择，不妨说是一个机遇。
正是基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对“左”倾冒险主义有了清醒认识并对其错误有了深刻反思，才认识到在当前只有渡过乌江，依靠“坚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才能创造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独立自主在排除“左”倾领导人的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也有所表现，如聂荣臻说：“领导的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此外，行军战斗中注重发挥个人才能而不只是教条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也是独立自主的具体体现。“全军振奋，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不满情绪和疑虑一扫而光，给全体指战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巨大的鼓舞。”所以，猴场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一次尝试，为后来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左倾错误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体现。
基于对李德教条主义领导和指挥的错误与危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危急关头与之争论，奋起挽救危局，坚持“黎平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中央红军在严峻形势下对敌我双方情况有着比较合乎实际的判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才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命令红军立即渡江。在《决定》开篇提到渡江便进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红军“立刻准备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些决定是毛泽东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开创革命的大好局面，建立了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是实事求是的典范。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是猴场会议对形势分析及其随后强渡乌江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是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体现。（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责任编辑/彭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