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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一
（一）面临民族分裂势力和地区分裂势力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但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依据这些挑战的性质和根源，大体划分为政治风险（可能引发政治危机或其他危机的政治性要素）、社会风险（引发社会冲突、社会分裂等危机以及造成其他危机可能性的社会要素，如社会差距、新型安全风险、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民族分裂或地区分裂（一些反华势力借助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和政治分裂势力企图分裂中国）。
（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中国各民族的民族利益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与各民族利益和要求出现不一致的方面。某些民族的部分民众强调其“民族身份”差异性，强化民族界别意识，关注本民族利益或个人利益，强调本民族意识和具体利益，轻视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淡薄，“各种对中华民族具有消解作用的观念日益盛行，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逐渐弱化、虚拟化，给中华民族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三）学界对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质疑
近年来，有学者对我国民族政策中关于少数民族的优惠、照顾性内容产生争议，甚至出现对民族政策质疑、批评的声音，提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中华民族一体化”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民族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以人为方式搞民族同化违背了民族发展规律，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上述观点对我国学界以及民族地区干部、知识分子、群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来自国际因素的影响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西藏、新疆发生的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事件中，大多有西方反华势力因素在从中作祟。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和各族人民国家认同造成消极影响。多元文化主义传入中国后，国内一些学者将其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新理论加以吹捧和改造，强化各民族认同，淡化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上问题挑战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区分裂意识和狭隘民族思想滋长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国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被激发，各民族的自我意识增强，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困境，引发了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一般来说，个体或群体的地域认同根源于特定主体在特定区域内（如出生地、生活区域）的集体记忆，这里的“集体“记忆包括个体和群体长时段内的共同记忆，记忆内容往往比较复杂，包括共同的历史叙事、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政治活动、文化符号等。在这样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在人类学民族学语境下，被称为族群或民族，或者是带有族群特征的某某人，往往兼有地缘共同体（如出生地、生活地区）和情感共同体（如家族、种族、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等）的综合特征。这样，在一定时空中的这群人便形成了特定的地域身份和地域认同。近年来，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出现地区分裂和民族分裂，其原因复杂多样，而上述因素应是其中之一。台湾与香港强调地方身份认同，自认为是香港人、台湾人，这与国家认同产生内在张力；西藏和新疆地区又添加了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和外部势力的干扰，涉及到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复杂纠葛。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投入不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方面投入不足，使得中华民族部分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弱化，在境内外反华势力诱导下，制造民族冲突和民族分裂，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造成破坏。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存在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淡化、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不强等问题。经济全球化潮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部分民众关注本民族利益或个人利益，轻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华民族意识淡薄、缺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挑战。
（三）西方反华势力与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港台问题和民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对港台地区分裂、民族分裂和极端宗教势力支持，造成部分民众国家认同弱化。“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增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实施扼制、西化、分化图谋在加剧，民族地区分分裂、分渗透的形势更为复杂。”多元文化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学者将其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新理论予以传播宣扬，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差异性，强化单元民族认同，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产生冲击。
从政治领导、理论建构、宣传教育、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应对化解存在的挑战。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和改进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深入掌握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基础上，提升有效解决民族问题、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中国共产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主体地位和领导力量，主要表现在对党和国家民族理论的发展和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方面，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和措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过程中建构和落实。
（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防范历史虚无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解构。由于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的理论阐述存在话语重复和论点零散的现象，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亟需提炼与提升。当前，我国学者所关注和构建的民族理论主要是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政策方面，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构建和理论阐释明显不足。“民族理论知识体系的设计要优先突出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位，要从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权国家格局中确立民族理论的立足点和宣教点。”
（三）加强宣传教育提升“五个认同”
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上，发挥文化认同的政治整合功能，把国家认同放在优先地位，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加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情感、认同等方面的教育，突出国家制度、政权机构、法律颁布、国家主权等客观性内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国旗、国徽、国歌、国庆节等主权国家的象征物，是整合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新渠道，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和民族政策进教材、进学校、进课堂，把相关的历史遗址、纪念馆、博物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进行广泛宣传。
（四）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促进民族团结的关键之策，是加快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改善民族地区民生，包括民族地区的教育、就业、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各民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民族地区帮扶要考量民族群体和个人的正当权利和责任义务；物质生活的平等共享与精神生活的认同共识要同步发展。解决民族问题要把握好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把钥匙”，精神生活的认同共识是实现人心所向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认同的心理基础，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任务目标。
（五）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使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形成和睦的民族关系，建设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际效果，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开展工作提升各族群众交流、培养、融洽感情，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举措。推进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尊重民族差异、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做事的社会条件，让各族群众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民族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大特色，我们的思想基础建设应落实在坚持尊重民族差异，但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但不强化特性的基础上，在思想意识上进一步明确各民族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只有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前提下，各民族才能不断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制度上“一步千年”的跨越史、改革开放以来几百万少数民族同胞离开原生社区到大中城市发展等等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事实、实践、逻辑进行理论分析，为处理好差异性和共同性的思想基础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显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形成今天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应遵循民族发展的规律，进行正确引导。
在自治地方，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如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等从中华民族整体性视野出发的发展理论的运用；推动制定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工作；聚焦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大环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精神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应充分把握文化强国的机遇，利用自身良好的基础，深刻认识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在保护、传承中既要对外显的表层文化，如建筑、生产习俗、节庆等，内层的动态文化，如仪礼、手工技艺等方面加大保护力度；更应对如语言文字、价值观念等深层理念和认识系统方面的文化加强保护传承。深层理念和认知系统的保护，关键在于文化持有人，即文化主体自身的内醒和自觉。各民族作为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他们应当成为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无论是从国家层面开展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以某种产业为依托的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文化持有人，让他们把日常生活的文化精髓挖掘出来、重视起来，真正认识到这些文化的社会价值，从而不断还原到新的日常生活中。让文化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将优秀传统文化在整体性、真实性上进行保护与活态传承，合理调整和寻求其发展路径。本着“保护文化遗产、延续传统文脉、永续合理利用”的原则，让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有活态传承的空间，又能在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中得到不断发展。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三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地理条件与历史上政治格局的关系；三是地理条件的差异对民族发展、民族关系的影响。早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已明确指出中国境内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各有差别，而唐代史学家杜佑在其所著《通典》一书中，便试图从地理条件的差别来说明“中华”与“夷狄”文明进程不同的原因，这一认识在当时（9世纪初）是最高明、最进步的见解。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方面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适合于农耕，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明起源最早、经济社会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因而在长时期内成为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客观上形成一种民族的自然凝聚力；
另一方面是东、南滨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阻隔，因而在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演进中形成一种民族的自然内向性（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二章第二节）。这种自然的凝聚力和自然的内向性的形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展过程，是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得以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基本的物质因素。
在中国广袤、富饶的大地上，诸多古代民族在频繁的交往交流中不断走向交融、融合，而这种民族交融、融合的趋势，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同时，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壮大，是和中国历史上政治大一统格局相一致的，即与秦汉、隋唐、元明清几个统一王朝的历史相结合，反映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演进推动了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政治统一格局又巩固了民族交融、融合的成果。这种民族交融与政治统一格局的积极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一个基本规律。
近代以来，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由自在阶段走向自觉阶段，是这一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民族风格。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是“刻苦耐劳”“酷爱自由”的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史上，其凝聚力越来越大，包容性越来越强，如“胡越一家”“蕃汉通好”“胡汉通婚”“华夷同风”“华夷一家”“满汉一体”“万邦述职，无隔华夷”“天下一家，与我同轨”等，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的存在及其作用：民族间有和好，也有冲突，但总的趋势是关系越来越密切，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而在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发出“怒吼”，决心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彰显了内讲团结、外抗强敌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优秀精神品质：有尊重历史、重视史学、崇尚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有自强不息的革新进取精神，有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
中华民族为此感到自豪！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中华文化倡导的“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强不息”“有容乃大”等思想传统和民族精神，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所倡导和践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在增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成为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新时代对中华民族国家观和历史观的精辟概括。
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对世界文明都作出了伟大贡献。这方面的事实可以举出很多。这里，我想引用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的几句话以明此意。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指出，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上的作用，
“对中国人来说，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值得自豪的巨大泉源，因为中国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
外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评论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从根本上看，中华文明作为一个不曾中断的古代文明而延续至今，并正在不断创造新的历史，造福于世界人民，就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彰往而察来”，这是古代先贤的教导。中华民族拥有辉煌的历史，也有美好的未来：一是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二是中华民族秉持并努力践行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各种国际事务中，正在为并将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四
根据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活动要求，本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指定的学习材料，重点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央第七次座谈会精神，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对照检视，现对照检视如下。
一、检视问题情况
（一）对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不强、马克思主义“五观”树得牢不牢、“三个离不开”思想牢不牢、民族团结意识强不强等方面还存在哪些差距和不足；
一是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悟不够深入，没有学深、学透，理想信念有待加强，马克思主义“五官”树立的不够牢固，有时因为日常工作繁忙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的改造，政治理论学习内在动力需要加强，存在抓思想不如抓工作具体、抓修养不如抓行动直接的主观认识，没有把强化理想信念贯穿到日常工作中，通常是忙于业务性工作多，静下心来学习思考问题少。
二是政治站位有待提高，本人能够坚定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站稳政治立场，但用更高标准来衡量，政治站位仍需进一步提高，政治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比如，总认为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且身处基层一线，讲政治太空太远，简单地认为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只顾埋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的问题突出。
（二）立足自身岗位履职尽责，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怎么样，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做得怎么样，为身边群众做了什么实事好事，还有哪些差距。、
虽然本人一直坚持严格自律，不忘初心，但对照检查还有做的不够到位的地方：
一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还有差距。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和新需求，没有紧跟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紧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期待，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没有做到知行合一。
二是主动服务群众的自觉性还不高。主要是平时过多忙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对下基层了解实情、调查研究缺少主动自觉。在工作中，没有真正扑下身子，深入基层，走进群众身边，与群众平等对话，近距离聆听群众呼声，更多的是被安排下基层、被安排搞调研。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在学习党章上深思细研不够，遵守党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欠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自己在学习党章上认识不到位，经常是用到了才突击学，不用了就束之高阁，并且还肤浅地认为学党章是新党员的事，自己是具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学不学都无所谓，因而对党章基本内容的掌握一知半解、一鳞半爪。在遵守党章上，简单地把党员义务简化为交一下党费即可，对履行党员八项业务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导致学习党章和遵守党章相互隔裂，产生了“学归学，做归做”的现象，导致在践行入党誓言上存在一定差距，在实践中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
二、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认识不够，在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本领上有所欠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但是自己对政治建设的认识上站位不高，单纯地认为提高政治本领是对中高级干部的要求，讲政治是务虚的，谈政治是唱高调，自己只是一名基层业务干部，因而政治能力强弱关系不大。因此缘故，导致在抓工作中习惯单打一，不能把政治与业务很好地融合起来；导致观人察事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能见微知著，不能从政治上辨别是非；导致在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上仍有差距，在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不够严格，在执行上级决定中不坚决不彻底。
三、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够，欠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忘初心和使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反观自己，在这方面不能说没有做，但至少是做得还不够好、还不够到位。自己总认为自己是一名老党员，担任领导职务也时间不短了，且经受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的多次洗礼，在思想政治方面应该没有太多太大的问题，因而产生了自负自满的心理，使得自我革命的精神减弱，不能经常性地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随之导致守纪律、守规矩、守底线的意识弱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发扬斗争精神和民主作风不够，贪图享乐的思想抬头等问题。
三、下步整改措施
（一）持之以恒强化理论学习，提升政治理论素养，认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并严格践行，做强化理论学习的表率。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和党章党规党纪，深入研究上级相关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制定详细个人学习计划，做到“一手抓业务，一手抓学习”，把学习当成一种自觉、一种境界、一种追求和一种习惯，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的能力，以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引领发展，争取将学习理论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发展的实际本领。
（二）持之以恒强化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做坚定政治立场的表率。
认真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系和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和关键时节，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敏锐性，始终保持端正的政治态度，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努力使自己在思想、作风、能力、廉政方面的水平有所提升。
（三）持之以恒强化宗旨意识，主动调研，深入基层群众，提高服务中心一线水平，做一心为民的表率。
牢固树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宗旨意识，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追求，着力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多到基层走访，多了解第一手情况，掌握最基层信息，多向群众学习，深入实际了解群众的困难和疾苦，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亲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四）持之以恒强化廉政意识，时刻敲响警钟，“工作、生活”两面抓，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主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管住自己、把住小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轨、不越界，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培养清廉理念，做到廉洁自律，让廉洁从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葆共产党员清正廉洁本色。
以上对照检查，问题查找还不到位，剖析分析还不透彻，整改办法还不具体，请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我一定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逐一认领，努力修身正己，并保证在以后工作中认真整改，把各方面工作抓的更实，干的更牢。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五
自从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以来，这一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中，中华民族整体性话语叙述也越来越多地得到阐发。但由于过去民族理论主流话语是强化中华民族内部56个民族的特点，按照“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主旨，建构了一套民族政治发展、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人口发展等体现差异性的话语体系，其中有些话语体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是相互抵牾的，甚至直接解构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须重新审视过去习以为常的一些话语叙事。
在有些政策解读、学者研究等场合，总有人不自觉地使用“主体民族”这个词语。有的人把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族说成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在这里，“主体民族”等同于“人口占多数的民族”；有的人把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说成是“主体民族”。在反对“疆独”“藏独”的斗争中，我们注意到“主体民族”话语已经被“疆独”“藏独”包装成政治动员的重要词语，构成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隐患。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制度安排，通常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比如“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这种表述明确告诉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某些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但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不等于主体民族，没有超越法律规定的高于其他民族的特权。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民族公民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各级自治地方戴了民族的“帽子”，是要这个民族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更大责任。因此，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没有“主体民族”表述。
实际上，在国际视野中，“主体民族”建构论，往往被看成是大民族“同化论”的翻版，也正因为如此，“主体民族”由于概念的诸多歧义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诟病。从世界范围民族关系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尊重多元文化，强调公民权利平等，而不是突出“主体民族”性，更遑论给予“主体民族”更多的特殊权利。比如，哈萨克斯坦宣布放弃“哈萨克主体民族构建”，就说明“主体民族论”的缺陷。我们国家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到费孝通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对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否定，也是对自治地方某个民族的“主体民族意识”的否定。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首先是全体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共同体，不仅包括大陆范围的各族公民，也包括港澳台、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因而中华民族应该是包括今天56个民族在内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及其海外华侨的统称。
有一点需要明确，中华民族不包括原来拥有中国国籍、现在加入其他国籍的华人，这些人有的生活在国外，有的可能生活、工作在中国境内，“虽然他们心向祖国，但已经不拥有中国国籍，他们在公民意义上不属于中华民族成员”。有些华侨加入住在国国籍后，作为住在国公民，根据宣誓效忠的法律规定，有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不再对中国这个原国籍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但他们，特别是移民后获得住在国国籍的第一代华人，对原来的“祖国”还有很深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工作心理认同还不能完全与中国分开，他们对加入国籍的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和主流社会的接纳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因此，他们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相互抱团，逐渐形成华裔族群，有的华人社区传承了中华文化，但这些“唐人街”文化社区，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与住在国文化相互交融后的重构，有中华传统文化部分形式，但不具有中华文化之灵魂，只是中华文化的一块碎片，不能等同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也不包括这部分群体。
与此同时，中国境内边疆地区有些少数民族，由于各种原因，分布在国境线两侧，是同一族群的两个国籍公民，比如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俄罗斯族等，有三十多个。分布在中国境内，拥有中国国籍的这些少数民族成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员，在中华文化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边疆各民族文化，经历了中华文化的全面洗礼，已经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人类学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涵化”，说的是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经历了文化重组。由于地缘因素，这种“跨境民族”受境内外两种力量的影响，两种力量的作用力来自不同方向，甚至是来自完全相反的方向，会引导这部分群体的心理认同走向不同的方向。比如国际上时起时伏的泛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典型的“跨境民族”政治运动。如要求蒙古国与中国、俄罗斯联邦的蒙古人聚居区合并的“蒙古统一”运动，其基点是主权独立的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回归”运动，内容是“主体民族”号召“同胞”回归“历史祖国”；“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已经成为“疆独”政治动员的理论依据。显然，这种“跨境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有害的。
台湾学者吴启讷指出了大陆民族理论关于“跨境民族”话语的风险——强化“跨境性”，弱化了“中华民族”性，直接冲击这些民族从心灵深处生发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心理认同。今天我们要在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须加大对这部分群体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的中华文化化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作为这些民族（族群）研究的叙事前提，围绕这个前提重构学术话语体系，并在宣传报道和政策实践上弱化这种跨境意识，强调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强化中华民族意识，通过缩短文化距离，培养中华民族心理认同。
对各民族同胞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命题。此后，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缔造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共同体，“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是错误的，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也是错误的；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由于种种复杂因素，人们对中华文化认识还有诸多偏差，对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有潜在的抵触。最典型的表现是有的人将中华文化窄化成传统文化，甚至窄化成儒家文化；还有的人不自觉将汉族传统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将少数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有人认为作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指的是各民族文化共同性内容，不包括个性内容，比如，有人认为，我国各民族群众信仰的伊斯兰教文化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内容不属于中华文化。还有的人看不到56个民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认为中华文化就是56个民族文化的总称或总和，56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加在一起就是中华文化。
笔者认为，上述种种中华文化观都有将中华文化虚化的风险。把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解成56个民族共同性文化因素，不包括个性文化内容，直接割裂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属于中华文化，在传统的民俗文化层面则不属于中华文化是难以想象的。而“把56个民族文化简单加在一起解读中华文化，淡化或忽略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兼容并蓄性，割裂了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联系，实际上虚化了中华文化”。
可见，新时代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需要引导个体民族意识健康发展，不能放任个体民族意识发展成狭隘的民族情绪；需要纠正“主体民族”偏差意识，警惕“跨境民族”政治化意识，澄清“中华文化”模糊化意识，深化全体中国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就意味着亟须对传统民族理论话语体系进行重构，从个体民族话语叙事转型到“中华民族整体”性话语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