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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等级篇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阶段，新旧制度相互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利益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加上国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导致各种矛盾大幅度加剧，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上的部分群体为了满足某种共同利益或表达某种共同诉求，临时聚集在一起实施的集体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的行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大致有：
1.效仿性
效仿性是指群体性事件具有示范和模仿的性质。部分群体性事件在刚开始发生之时，大部分限于少数人或者少数地区，随着事态的升级，影响的扩大，引起周边区域或相关者的心理共鸣。
2.反复性
由于群体性事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涉及到社会各方利益，因此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很不容易的，处置群体性事件很难一次性彻底解决。同时，有关部门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表面上虽然稳住了事态，防止了矛盾激化，但是实质上还是没有妥善解决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事件极易再次发生，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处置好群体性事件将更加困难。
3.可转化性
由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是多层次性的，所以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极容易发生转化的特点。群体性事件通常由于行为性质的变化、行为方式的变化和控制手段的变化而发生转化。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如果处置不及时、不合理，矛盾就可能转化升级，由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体问题，由简单问题转化为复杂问题，由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
二、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规章制度不健全
1.滞后性
当前，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规章制度不健全，一些群体性事件没有具体处置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完善明显落后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这些规章制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对于不同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没有进行归类，对一些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公安机关使用了错误的处置方法，使得矛盾激化而引发大规模对抗性群体性事件。
2.模糊性
当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规章制度中，有的规章制度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这就直接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缺乏完整的法律依据，处置效能大打折扣。
(二)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不完善
1.处置预案过于简单，缺乏针对性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一般都制定了处置预案，但是这些预案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详细处理程序和处理手段，可操作性不大。而国外公安机关的预案中针对不同情况，却可以具体到警力使用的多少、武器的选择、路线的安排、队列小组的合作等，甚至天气、环境对事件处理的影响都考虑在内。
2.情报信息渠道狭窄
由于公安机关的工作性质，公安机关对社会上出现的社会隐患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公安机关不能完全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这暴露出公安机关情报信息渠道不够广泛，这些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如果能及时被公安机关发现并有效处理，很多群体性事件在萌芽阶段就能被有效处置。
三、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一)健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规章制度
1.填补规章制度漏洞
目前我国公安部可以制定规章制度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三类，一是内部矛盾型群体性事件。对于这种群众反应诉求之类的聚众上访、围堵单位等内部矛盾型的群体性事件，规章制度应当规定公安机关要慎用警械、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维护现场秩序，争取调解处理。二是内部矛盾转化为过激型群体性事件。对于这种现场发生过激行为的或者出现严重违法行为的群体性事件，规章制度应当规定公安机关必须迅速调集警力赶赴现场，依法采取措施、强制驱散、制止违法行为、惩治不法分子。三是政治型群体性事件。对于带有政治色彩或民族因素的群体性事件，或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民族群体性事件，规章制度应当规定公安机关必须迅速介入，及时处置，处置方式内外有别，对内要依法严厉处置，对外要尽量淡化政治方面的因素，防止境内外敌对势力挑拨群众与党委政府的对立情绪、煽动群众暴力对抗。
2.细化相关规章制度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规章制度存在模糊性，需要公安部对其进行细化。细化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规章制度是当前公安机关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规章制度中应体现以下原则：一是最小伤害原则。民警在处置过程中使用警械和武器要保持冷静，根据不法分子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来合理使用警械和武器，尽量减少财产损失和避免人员伤亡。二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指民警使用警械和武器时对不法分子造成的损害足以阻止其继续进行违法犯罪行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限制民警使用警械和武器，并不是禁止民警使用警械和武器，而是在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之间取得平衡点。
(二)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1.科学合理制定处置预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公安机关应该按照不同环境，科学合理制定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案，这些预案必须要指明处置原则、警力配置、方法步骤等具体可操作性内容，经常性地组织开展模拟演练，通过演练和实际处置群体性事件，深入分析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处置预案，切实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2.拓宽情报信息渠道
情报信息工作是公安工作的核心，公安机关准确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必要前提是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利用好自身优势，拓宽情报信息渠道，完善情报信息工作，从而把情报信息工作延伸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及时、准确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把情报信息工作扩展到公安机关的科、所、队，提高民警的情报信息意识，广泛收集情报信息。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等级篇二
第一条为了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主要包括：
(一)人数较多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
(二)集会、游行、示威和集体上访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罢工、罢课、罢市;
(四)非法组织和邪教等组织的较大规模聚集活动;
(五)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重要警卫目标、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枢纽、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以及其他要害部位或者单位;
(六)聚众堵塞公共交通枢纽、交通干线、破坏公共交通秩序或者非法占据公共场所;
(七)在大型体育比赛、文娱、商贸、庆典等活动中出现的聚众滋事或者骚乱;
(八)聚众哄抢国家仓库、重点工程物资以及其他公私财产;
(九)较大规模的聚众械斗;
(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其他群体性行为。
第三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主要任务是：
(一)及时掌握事件动态，迅速向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二)根据事件的性质、起因、规模、危害程度和事态发展，提出相应的处置方案，并报告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决断;
(三)根据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部署，适时适度出动警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疏导化解工作;
(四)必要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处置措施，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秩序。
第四条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事件发生地的县(市)公安机关负责;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由事件发生地的地(市)公安机关负责;上级公安机关在必要时可以直接负责现场处置工作或派人到现场指导、协调工作。现场指挥由负责现场处置工作的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担任。跨地区发生的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双方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也可以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的下级公安机关负责，有关的公安机关积极配合。
第五条公安机关需要发布命令、通告，决定采取重大处置措施，调动其他部门的人员、器械、救护车、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其他物资的，应当报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批准;紧急情况下可以边执行边报告。
现场指挥按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以及党委、政府、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行使下列职权：
(一)迅速采取控制现场事态的有效管制措施;
(二)统一组织使用各警种警力、装备和调用的人员、器械、救护车、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以及其他物资;
(三)迅速采取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紧急处置措施。
第六条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调动警力50(含)人以下的，须报经县(市、区)公安机关批准;调动50人以上200(含)人以下的，须报经地(市)公安机关批准;调动200人以上的，须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批准;跨地区调动的，应当报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批准。批准机关和调动机关应当分别及时把批准情况和警力调动部署情况向各自的上级公安机关报告。情况特别紧急，不及时调动警力采取果断措施则难以控制事态时，可以边出警处置边迅速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第七条调动使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与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应当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部署和兵力调动使用批准权限的规定>和<关于北京地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部署和兵力调动使用批准权限的规定)的通知(中办发[1997]2号)的规定。
第八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处置的原则。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要积极建议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领导亲临现场，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要维护好现场秩序，保护党政机关等重点部位及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
(二)防止矛盾激化原则。对参与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群众，要坚持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以教育疏导为主，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或初始阶段。
(三)慎用警力和强制措施原则。要根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性质、起因和规模来决定是否使用、使用多少和如何使用警力，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来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要防止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慎而激化矛盾，防止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使事态扩大。
(四)慎用武器警械原则。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现场的民警应当携带必要的警械装备，但不得携带武器;现场外围备勤的民警可以根据需要配备武器。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严格依照从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使用催泪弹和武器须经现场指挥批准。
(五)依法果断处置原则。对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卧轨拦车、阻断交通、骚乱以及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活动，要抓住时机，坚决依法果断处置，控制局势，尽快平息事态，防止事态扩大蔓延。
第九条对下列尚未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行为，不得动用警力直接处置，不得使用警械和采取强制措施，但可以派少量警力去现场掌握情况，维持秩序，配合党政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并做好随时出警处置的准备，工作中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避免与群众发生直接冲突。现场动态应及时报告。
(一)集体上访尚未影响社会治安和公共交通秩序的;
(二)发生在校园、单位内部的罢课、罢工事件，尚未发生行凶伤人或者打砸抢烧行为的;
(三)其他由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矛盾尚未激化、可以化解的群体性行为。
第十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下列现场管制措施：
(一)封闭现场和相关地区，未经检查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
(二)设置警戒带，划定警戒区域;
(三)实行区域性交通管制;
(四)守护重点目标;
(五)查验现场人员身份证件，检查嫌疑人员随身携带的物品;
(六)未经现场指挥批准，任何人不得在事件现场进行录音、录像、拍照、采访报道等活动。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有关情况需要公开报道的，必须经事件发生地的县或市(含本级)以上党委、政府审核同意并报上一级党委、政府批准，以适当的形式发布。重大或者敏感事件，应当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后发布。
第十一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下列强制性措施：
(一)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
(二)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
(三)对经强行驱散仍拒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四)对正在进行打砸抢烧的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并带离现场或者予以拘留;
(五)对非法携带的武器、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和用于非法宣传、煽动的工具、标语、传单等物品，予以收缴，并依法处理有关责任人员。
第十二条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取证，为现场处置和事后依法处理提供证据。
第十三条对被强行带离现场或者被拘留的人员，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审查，及时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在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事件平息后，应当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清理现场，撤除路障，解除现场管制和交通管制，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第十五条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总结并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一级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六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违反法律、法规以及本规定，造成严重看果的，应当视情追究有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或者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报公安部备案。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等级篇三
第二条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坚持理性、规范、适时、有效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稳定，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工作目标，努力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预防为主。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建立和完善维护社会稳定的预警工作机制，对可能影响稳定的问题和群体性事件苗头，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初始阶段。
（二）统一领导。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应当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既要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平息事态，又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群众工作，努力化解矛盾。
（三）教育疏导。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讲究政策、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对现场群众以法制宣传、教育疏导为主，引导群众理性、合法地表达诉求，防止矛盾激化，防止事态扩大，防止发生流血冲突。
（四）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武器警械。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既要防止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贻误战机，使事态扩大。处置群体性事件一线民警禁止携带、使用致命性武器。
（五）依法果断处置。对有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尽快平息事态。
第四条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要任务是：
（一）掌握社会不稳定情况和群体性事件动态，迅速向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通报涉事单位及其主管部门；
（二）深入了解事件起因、规模、人员构成、发生区域、表现形式、激烈程度和群众的要求等具体情况，准确研判事件性质、发展态势和处置时机，提出相应的处置意见和建议，报告党委、政府决策；
（三）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保护党政机关等重点部位及现场人员的安全，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疏导化解工作；
（四）适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处置措施，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秩序；
（五）掌握事件中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和非法组织以及敌对分子插手情况，及时固定证据，依法适时打击处理。
第五条 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事件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上级公安机关可以派人到现场指导或者直接负责现场处置工作。跨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也可以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机关负责。
第六条 遇有下列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不得动用警力直接处置，但可派出便装警察或者少量着装警察到现场掌握情况，维持秩序，及时报告现场动态，配合党委、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并做好随时出警处置的准备。
（一）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发生在校园、单位内部，尚未发生行凶伤人、非法拘禁或者打砸抢烧行为的；
（二）聚众上访尚未发生堵门、堵路、拦截车辆、围攻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
（三）对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拖欠工资或者养老金、环境污染、非法集资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群体性事件，聚众现场尚未严重危害交通和治安秩序的；
（四）其他人民内部矛盾尚未激化、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化解的群体性事件。
第七条 遇有下列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党委、政府的决定并在其统一领导下，迅速调集警力赶到现场，依法采取措施妥善处置。
（一）未经许可或者未按照许可进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中出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二）聚众上访活动中出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三）邪教等非法组织组织的较大规模聚集活动；
（四）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重要警卫目标、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枢纽、外国驻华使(领)馆以及其他要害部位或者单位，聚众堵塞公共交通枢纽、交通干线、对外开放口岸、破坏公共交通秩序或者非法占据公共场所；
（五）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群体性事件。
第八条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调动警力100人以下的，由县级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调动10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须报经地级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调动300人以上的，须报经省级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并报公安部备案;跨区域调动的，应当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批准。批准机关和出警机关应当分别及时把批准情况和警力调动部署情况向各自的上级公安机关报告。申请和批准调动警力应当以本级公安机关的名义用书面形式请示和批复。情况特别紧急的，可以先口头请示和批复，并补办书面手续。
调动使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与处置群体性事件，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参与处置工作的民警根据现场情况，可以携带警棍、盾牌、催泪弹、高压水枪、防暴枪、防暴服、高音喇叭、警戒带、隔离网等必要的警械和防护装备，并按规定使用。
第十一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当地公安机关领导应当赶赴现场，在党委、政府的授权下，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行使下列职权:
（一）统一组织使用各警种警力、装备和调用的其他人员、器械、救护车、宣传车、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以及其他物资、装备；
（二）决定采取控制现场事态的管制措施；
（三）决定采取平息事态的紧急处置措施。
第十二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经现场指挥批准，依法采取下列管制措施:
（一）封闭现场和相关区域；
（二）设置警戒带、隔离设施等，划定警戒区和新闻采访区，隔离围观人员；
（三）实施区域性交通管制；
（四）守护重点目标；
（五）查验现场人员身份证件和随身携带的物品。
第十三条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经现场指挥批准，依法采取下列强制性措施：
（一）发布命令或者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人群，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
（二）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或者袭击人民警察、强行冲越警戒线的人员，经警告无效的，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使用警棍、盾牌、催泪弹、高压水枪、防暴枪等必要的驱逐性或者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
使用警械前，现场民警应当以广播、举牌等方式明确告知聚集群众，并将告知方式以适当形式记录在案;使用警械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度，当违法犯罪行为得到制止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三）对经强行驱散仍拒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应当选择有利时机将其强行带离现场或者予以拘留；
（四）对冲击党政机关和重点要害单位、卧轨拦截列车、阻断交通干线、聚众滋事、械斗等情况以及发生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制止，并选择有利时机将首要分子和骨干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予以拘留；
（五）对非法携带的武器、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和用于非法宣传、煽动的工具、标语、传单等物品，予以收缴，并处理有关责任人员。
第十四条 对群体性事件中涉嫌严重违法犯罪的首要分子和骨干人员，应当选择有利时机，依法打击处理，但一般不宜在事件现场抓捕;确实需要当场抓捕的，应当充分考虑事态发展和现场情势，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抓捕对象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并已获取充分证据；
（二）现场局势得到控制，群众情绪趋于平稳，当场抓捕有利于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缓解矛盾，平息事态；
（三）有充足警力确保抓捕成功。
第十五条群体性事件平息后需要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其违法犯罪事实基本查清，并做好警力、装备、预案等充分准备后组织实施。
对在群体性事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取证，为现场处置和事后依法处理提供证据。对被强行带离现场或者被拘留的人员，公安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进行审查处理。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将宣传教育疏导工作贯穿整个处置过程中。应当通过现场广播、印发通告等方式，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并建议党委、政府领导或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与群众对话，解释有关问题。
第十七条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应当密切关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信息，及时封堵、删除有害信息，防止现实危害。必要时，应当会同新闻宣传部门拟定消息通稿，适时对外发布。
第十八条群体性事件平息后，应当及时解除现场管制，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配合有关部门认真解决涉事群体的合理要求，防止事件反复。
第二十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和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情况，应当及时研判并报告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特别重大紧急情况可以越级上报，直至报告公安部。对瞒报、迟报的，应当追究相关领导及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处置群体性事件取得良好效果，表现突出的单位和民警，应当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处置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对履行职责依法依规处置群体性事件出现意外后果的，不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00年4月5日印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同时废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公安部备案。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等级篇四
为了有效处理集体突发事件，维持社会稳定，严肃警报，保持警报畅通，对公安警察处理集体突发事件的程序和纪律作出以下规定
另一方面，本规定的集体突发事件是指在市内发生交通事故和其他安全事故，集体冲击党政机关，堵塞道路交通，破坏公私财产，不紧急处理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和重大结果的行为，上级党委、政府、公安机关的指令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处理。
二、本规定所谓的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纪律，是指本队民(协)指警在组织参与处置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
三、发现集体突发事件的征兆和事件发生时，必须按照以下程序处理
(一)交通事故集体事件:市内发生交通事故集体事件，辖区中队民警首先赶到现场，维持现场秩序，救护受伤者，指挥车辆，立即向负责事故的生产大队领导和值班生产大队领导报告情况，商后报告生产大队长，按生产大队长指令处理。需要集中警力的，由大队事故接待警察室(指挥中心)负责指令通知。交通事故的逃脱根据上述程序进行。生产大队机关院内发生的集体事件由管理事故的生产大队领导召集事故调整股东(协)警察处理，根据处理情况可以向生产大队长要求增加警察力，生产大队事故接收警察室(指挥中心)负责指令通知。
(二)危险运输车辆突发事件:市内发生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所载物品洒落、泄漏或其他严重情况时，管辖区中队民警应首先赶到现场，协助维持现场秩序，救护受伤者，指导车辆，立即向管理危险运输车辆安全的生产大队领导报告，与生产大队值班领导商谈后报告生产大队长，按生产大队长的指令处置。需要与上级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协调的，由生产大队管理领导负责的，需要集中警力的，由生产大队接收警察室(指挥中心)按指令通知。
(3)自然灾害性突发事件:市内发生山洪、泥石流、冰冻雨雪障碍、交通堵塞的突发事件，首先管辖区中队和生产大队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处理方案，向生产大队的主要领导和队务会报告决定，警力调配由生产大队办公室负责通知。
四、集体突发事件发生后，必须按照交通事故引起的集体事件，事件发生后必须立即向生产大队的主要领导报告简单情况，根据事件的发展情况，生产大队的主要领导决定分别向市政府、紧急事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进行口头报告，2小时内书面报告，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持续报告。情况报告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现场情况、伤亡情况、损失情况、初步处理措施和效果、报告单位(人)、报告时间。危险运输车辆突发事件由生产大队列车员负责提交，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由生产大队秩序股提交。上述提交的信息必须在生产大队办公室的文字检查后发送。宣传报道统一由大队办公室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报道。
五、处置集体突发事件中违纪行为的处罚和责任
(一)有以下情况之一，通报批评和警告对话，精细化审查每人罚款50元，单位季度目标管理审查扣除5分
1、接到突然命令后15分钟内未赶到指定的集结场所的；
2、事件管辖区中队民警接到警察后，不按规定程序报告的；
3、突然不按规定穿着、带装备或警告风格不整齐的；
4、不允许因任何原因中途退休的；
5、未及时传达指令或传达指令误导不良影响、结果和损失的；
6、不可抗拒的原因不按指令履行职务而退缩的；
7、提交信息延迟的；
8、需要处罚的其他情况。
(二)有以下情况之一，降级、免职或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根据情况进行纪律处分，从细分审查中每人减免100元，所属公司季度目标管理审查减免15分
1、通信联系无法传达指令的，其单位行政正职降级，当事人民警察离开现在的单位
2、事件发生后，管辖区的中队警察收到通报等信息后，如果没有发出警察或者没有赶到现场，当事人警察就会降级，没有工作的离开现在的职场
3、警察作为不当事件升级的，当事人警告，离开现在的职场
4、由于个人原因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结果和损失的，当事人民警察免职，没有工作的离开现在的职场
5、迟到、报告泄漏、报告泄漏、报告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当事人民警察降级，未工作的行政处分
6、违反宣传报道规定引起负面舆论的，当事人民警察降级
7、因工作失误嫌疑犯逃跑的，当事人警察免职，离开现在的职场
8、大队分管领导对分管机构失控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纪律处分
9、股票队长、指导员工作监督不足造成严重后果的，股票队长降级，指导员离开现在的岗位
10、需要处罚的其他情况。
六、本规定由大队纪检组负责解释，自2012年4月1日起执行。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等级篇五
摘要
现阶段，我国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两少一宽”政策在本质上也是“宽严相济”政策的体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正确定性是刑法的责任，刑法正确定性的前提又在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引导。因此，在群体性事件刑法解决机制中，刑事政策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我国刑事政策进行分析，充分发挥其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使我国的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的完善。
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两少一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1我国现有刑事政策分析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内涵解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其从理论提出到成为最初的刑事司法政策再到成为基本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作出了相对合理的阐释。陈教授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主要是：
宽严相济的“宽”指的是指宽缓、宽大与宽容。详细来说，首先指的是轻罪轻判，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应当适用较轻的刑罚，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不以犯罪论处；再是重罪而轻判，是指所犯罪行为较重，但行为人具有立功、坦白或者自首等酌定或者法定情节的，可适当适用较轻的刑罚。总的来说，宽严相济中的“宽”包括了非刑罚化、非犯罪化、非司法化和非监禁化，体现了刑法的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刑事政策的宽容价值。该轻而轻本身就是罪责刑均衡原则的体现，该重而轻是根据犯罪人本身的情况及所表现出较轻的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而给予适当的奖励，体现的是刑罚个别化原则，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均衡原则，而恰恰是上述二原则的实现。宽严相济的“严”，则指严格、严肃和严厉。严格是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责任严格，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当做犯罪处理，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严格追究刑事责任。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严厉是指该重而重，对社会危害程度与人身危险程度深的犯罪要判处较重的刑罚，包括对主犯、再犯、累犯等具有从重、加重情节的犯罪行为进行从重处罚。现在我们提倡宽严相济，并不是说宽严相济是轻罪刑事政策，而是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宽只适用于青少年犯罪以及较轻的犯罪。而对于重罪则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比较严厉的一面，可以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重罪刑事政策与轻罪刑事政策的统一。
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济”，它充分展现了我国和合文化的智慧。一方面，从犯罪的角度来看，“济”强调“严”与“宽”的平衡与协调，是我国中庸思想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延伸与扩展，宽严均衡、宽严有度；另一方面，从犯罪之外的高度高屋建瓴，“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综合治理的制度设计，强调刑事救济，救济被告人及其同样受伤害的家属、救济受伤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救济受损的社区等等。
“宽严相济”可以视作一种刑事策略，策略所属现代词，指的是可以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顾名思义，刑事策略就是与犯罪作斗争的方案集合，是实施刑法的一种手段，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刑法作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含着“宽”和“严”，就意味着有宽和严两种手段，如何正确运用是取得与犯罪作斗争的胜利的关键。但仅从策略角度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不够的，我们更应当看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刑罚的人道性与谦抑性，在法治社会中，任何刑罚的适用都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不能因为追求惩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残酷的刑罚，这既是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对人权的高度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宽严相济”就是一种理性处理犯罪的形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展市场经济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它建立在对犯罪现象和我国转型社会特质准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社会结构到经济体制，从思想观念到利益格局，无一不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虽然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必然让社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这些新出现的社会失范行为与社会矛盾，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来解决。从犯罪行为的角度讲，产生犯罪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根本上来说犯罪始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法律无法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刑罚不是预防与惩治犯罪的唯一手段，应当发挥其他解决方式的作用，以最小的代价来治理犯罪。转型社会所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完全依赖传统的专政式的刑事政策和重刑主义是不可能妥善解决的。过于倾注于刑罚的威慑功能既不公正，也不人道，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犯罪问题，还可能造就“堵塞型社会”、产生更多的犯罪。一次次运动式的“严打”过后不久，犯罪数量即急剧反弹就是极好的明证。对于犯罪问题既需要源头上的疏导，也需要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制裁。“犯罪数量减少并不是依赖刑罚发动的频率，而是需要从整体上改良危险人状况和社会环境。一个真正文明的立法者，可以不过多地依赖刑法典，而通过社会生活和立法中潜在的救治措施来减少犯罪的祸患。”所以，在转型社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不能单靠刑罚治理来解决犯罪问题。因此，在保持对严重犯罪进行严厉惩治的同时，对于轻微犯罪予以宽缓处罚是符合社会治理规律的。同时，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应当与社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相互配套，直面犯罪现象和犯罪问题，科学地构建合理的反应机制，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有效地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群体矛盾的体现，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是事关社会安定团结、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的问题。群体性事件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也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刑法解决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建立群体性刑法解决机制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宽严相济”是刑事政策的新发展，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刑事政策适应国情的表现，在应对现代犯罪复杂性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的处理中，正确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必要性。
（二）“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之内涵解读
“两少一宽”中“两少”是指少杀、少捕，这主要是针对我国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而言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刑罚的适用上实行“少杀、少捕，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刑事政策，针对少数民族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殊性的基础上，比照刑法对类似犯罪行为的处理变通执行法律。具体来讲，所谓的“少捕”，即要减少“逮捕”的适用，根据刑法的一般规定，对某些行为可以进行逮捕，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可另行处理，所谓“少杀”，就是减少死刑的适用，对于已经达到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变通执行法律。而所谓“处理上一般从宽”是指对在处罚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时，比同等情况下的汉族犯罪分子处罚的要轻。关于“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双重限制说’，即认为‘两少一宽’在适用时应当从地区上和犯罪人个人素质上作双重的限制；‘一个对象说’，认为‘两少一宽’只适用于实际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公民；‘普遍适用说’，认为应以民族身份为标准，不分聚居、散居、杂居都适用；‘区别对待说’，‘两少一宽’的适用大多限于民族自治地方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除此之外，如果非民族自治地方也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也可以执行这一特殊的政策。对于散居的少数民族，如果是相对集中居住，并且保留着其独有的风俗习惯的，在执行政策时应当在符合原则的前提下应当给予恰当的考虑与照顾，而对党员、干部则要强调依法办事，不能一概实行‘两少一宽’。”一般来讲，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赞同的是最后一种说法，即认为“两少一宽”政策主要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但对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散居的少数民族公民犯罪也可以执行这一政策。但对于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殊问题要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两少一宽”是我国基于民族团结问题而提出的，是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一种刑事政策。民族团结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更增加了国家的不安定因素，维护民族团结历来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这关系到国家安定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党和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维护好各少数民族的利益，保证少数民族受到同等待遇。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为了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得少数民族利益得到保障，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具体到刑事法律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在刑事立法司法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政策，这些刑事政策的提出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此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处理从宽，包括刑事立法上的从宽和刑事司法上的从宽。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逐渐发展成了现在我们在刑事司法领域贯彻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两少一宽”政策。现阶段因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不断增多，在民族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例如，2008年在云南孟连发生的“7·19”事件的主体主要是傣族群众，2009年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的“7·5聚众打砸抢烧”暴力流血事件的参与主体是维吾尔族群众，2008年3月14日在西藏拉萨爆发的聚众“打砸抢烧”事件的参与主体是藏族群众。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的产物，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关系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我们处理此类群体性事件时应当坚持贯彻“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尤其针对其中的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更加应该做到少捕少杀，宽容对待，这对于维护民族间的团结缓和民族矛盾具有重大意义。“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是我们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涉罪群体性事件一条重要准则。
2.群体性事件刑法解决机制之刑事政策价值
（一）刑事政策的原则基础
1.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宽严相济政策的界限。根据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宽和严应当是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展开来的，不管是从严还是从宽，都只能以现行法律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为限，不能脱离现有的法律规定讲宽与严的问题。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宽”，但“宽”不是无限的，必须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刑事诉讼法、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各种程序规范、实体标准等，贯彻宽严相济政策一定要在符合法律要求的界限范围之内，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不符合宽严相济政策的宗旨与精神。
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对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较高的要求，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其所犯罪行应当与其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是表明犯罪行为与刑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进行量刑时不仅要考虑犯罪人的主观危险性，更要考虑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将预防与责任作一体化的考量。在处理具体的刑事案件时，要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量刑的标准，根据案件的犯罪情节等具体情况分析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客观危害性的特点后，参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做到既不能宽松超越法律规定，也不能从严到一味打击，不尽人情。在遵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中要把握好宽严的尺度，也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二）刑事政策在群体性事件刑法解决机制中的具体价值
通过前文分析，在前文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在群体性事件刑事解决机制完善的过程中，刑事政策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因为“宽严相济”与“两少一宽”从本质上讲相通的、一致的，下文将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例进行具体说与分析明：
1.立法上的指引价值
“宽严相济”之所以可以在刑事立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政策的精神由法律规定具体体现。在此背景下，刑事立法会自然而然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我国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与支撑，通过严密刑事法网、减少法律漏洞来提高刑罚的威慑力与震慑力，最终取代我国传统刑罚“厉而不严”的重刑主义倾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着刑事立法实践。“严而不厉”的立法模式要求有严密的刑事法网，刑事责任严格但刑罚并不苛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立法上的体现。法网严密，似乎束缚了公民过多的自由，其实减少了社会不良分子危害社会、侵犯自由的机会，公民因社会有序而更加自由。“不严而厉”的刑法在放纵一部分犯罪的同时会不当地侵害公民（主要指犯罪人）的正当自由和权利，是最不合理的刑法模式。“严而不厉”是刑法立法的合理模式。当然，“宽”与“严”，“厉”与“不厉”都是相对的。总体而言，我国的犯罪圈并不严密。现阶段，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犯罪，原有的一些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采取一些新方式。
就预防与遏制群体性事件中的刑事犯罪而言，刑事法仅仅是后盾法，对于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以及民众的合理诉求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得以解决的矛盾，刑事政策与刑事法都是无能为力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作用，在于通过严密刑事法网，来遏制引发事件的原因犯罪，加大对群体性事件背后的隐性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立法彰显刑之公正，从而减少滋生矛盾、激化矛盾的犯罪温床。刑事法网严密化、轻缓化，在减少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的同时，相对降低了民众对重刑的抵触情绪，也减少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可能凭空在实践中发挥其功能。当理论自身的合理性得以确证，理论贯彻的方式与方法问题自然成为关键。近几次刑法修正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但尚未做到我国刑事立法基本政策的标准。我们充分肯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被落到实处，得以实际运用。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更是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生动实践。如《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醉酒驾驶行为入罪。醉酒驾驶行为入罪，作为第133条之一规定在我国《刑法》中，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的一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从方方面面指导这我国刑事立法。坚持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导向作用的原则下，针对我国当前刑事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赋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高的地位，对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显得尤为关键。
2.司法上的指导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刑事司法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进行抗制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严格依法划定打击圈、界分罪与非罪上。群体性事件中的“不法”行为包括体制外的利益表达行为、一般违法行为、轻微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严重犯罪行为等等。性质迥异的行为混杂在事件之中，给刑事司法界分罪与非罪出了难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正确定罪的指引，既是维护刑法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公正、人道、宽容的根本体现。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要防止将事件本身政治化、刑事化的错误倾向。群体性事件本身并不带有政治目的，即使部分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犯罪行为，也无法改变事件本身的性质。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本身就有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推卸责任之嫌。将事件政治化、刑事化必然导致打击面过宽，可能严重侵犯公民权益。而遮掩事件背后的原因犯罪，更不利于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其结果往往是不仅无法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还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公正处置群体性事件，严格依法对待事件中的违法犯罪现象，是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要求。也是“以人为本”核心政治伦理下公正与人道、宽容等价值要素的根本体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对刑事司法的指引还体现在适度量刑之上，即根据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社会危害性大小、其本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并根据行为人是否具有合理诉求进行区别对待。对事件中起组织、策划、指挥或积极参加，并实施严重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处罚；而对事件中轻微犯罪的行为人和犯罪的一般参与人则需从宽处罚。这既是罪责刑均衡原则的体现，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反映。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对刑事救济具有指引作用。如果在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犯罪有被害人的，可以依法申请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可以从轻处罚免除处罚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司法制度。这种和解的制度，符合中国传统的重调解的心态，一方面能使被害人得到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另一方面促使被告人积极悔罪服法，减少了社会中的对抗因素，减少交叉感染，有利于社会和谐。现代刑法理念不再将报应作为刑罚的唯一正义观。通过道歉、经济赔偿而得到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从而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正义的体现。刑事和解蕴含着刑事效益、恢复正义、节制与制约报应正义、宽容、人道与和谐等伦理价值。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最终目的是要缓和、消除这些矛盾与冲突。如果仅仅基于报应而对事件中的犯罪进行处罚，难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不利于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还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与犯罪。由于对犯罪人进行严厉惩罚，事实上其中的很多犯罪人本身也是利益冲突的受害人，严厉惩罚并不利于对其进行改造教育。所以，针对群体性事件中存在被害人的刑事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追究刑事责任、适用社区矫正或者从宽处罚，这本身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缓解社会矛盾的良好工具。
从刑事程序来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群体性事件中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应当体现在慎重动用刑事强制措施，慎重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判处无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群体性事件中的严重犯罪分子要严厉打击，但对于从犯或胁从犯则要慎用提起公诉或强制措施。胡锦涛同志曾指出：“越是事情紧急，越是工作重要，越是矛盾突出，就越要坚持依法办事。”如果仅仅因为害怕群体性事件可能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为追求尽快解决群体性事件而滥用刑罚权，不严格执法，对不构成犯罪的提起公诉，对不具有适用条件的行为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的践踏，对法律的违背。司法不公是瓦解公正伦理的致命伤，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可能酿成更大的群体性冲突，是最大的不稳定源。而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践中，还保留着一旦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就会提起公诉，一旦提起公诉，基本会判有罪的司法惯例。因为这涉及到错案追究的责任问题，如果行为人被判处无罪，相关办案人员就可能承担错案责任。从此角度而言，捍卫司法公正、捍卫程序正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承担的时代重任。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是相对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因而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必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当然，宽严相济的严必须是刑法规定范围内的“严”，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法外施暴。
3.刑罚执行的导引价值
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原则与精神，我们可以推导出对刑罚制度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要求犯罪行为与量刑相适应，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设置具体的刑罚；其次，在罪刑相适应的前提下考虑刑罚个别化与特殊性，针对犯罪行为人的具体危害性作出合理回应；第三，要求在设置刑罚时要轻重合理，不能畸重畸轻，要轻重相互衔接，避免出现刑罚断档的情形；第四，要求设置时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态势及犯罪形势，服务、服从于现我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大局；最后，要求设置刑罚时要体现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整体上向宽缓靠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行刑的导引，关键在于扩大刑事参与，引进社会力量来共同抗制犯罪、共同改造罪犯。通过社区矫正实行行刑社会化是现代社会基于对监禁刑弊端的清醒认识而创新的社区司法制度，可以使犯罪人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使其尽快回归社会。社区矫正制度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的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它不是一个刑种，而是一种社会化的矫正措施。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社区矫正具有无可替代性，它对于弥补现有短期自由刑缺陷、体现宽缓的刑事政策具有积极作用。对被宣告缓刑、判处管制、被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的犯罪人都可以适用实行社区矫正。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人，有相当部分既属于群体性事件的犯罪人，同时也属于群体性事件的被害人，其实施犯罪多是由于其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在得不到有效行政救济或者司法救济的情形下而实施犯罪。这种类型的犯罪人或者在本质上属于弱势群体，或者是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精英，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人等，其人身危险性较低，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不大；此外，这些犯罪人本身对于其家庭正常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其劳动收入是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如对其判处或者实施监禁刑势必严重影响其家庭正常生活而最终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笔者主张根据其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和主观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定时，对于群体性事件中的轻微犯罪人，情节不严重的，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为初犯、偶犯的，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应当宣告缓刑。符合上述五种社区矫正情形的，依法进行社区矫正。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社区矫正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同时可以节省行刑成本，还可以避免行为人因交叉感染而再次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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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等级篇六
为了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主要包括：
(一)人数较多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
(二)集会、游行、示威和集体上访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罢工、罢课、罢市;
(四)非法组织和邪教等组织的较大规模聚集活动;
(五)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重要警卫目标、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枢纽、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以及其他要害部位或者单位;
(六)聚众堵塞公共交通枢纽、交通干线、破坏公共交通秩序或者非法占据公共场所;
(七)在大型体育比赛、文娱、商贸、庆典等活动中出现的聚众滋事或者骚乱;
(八)聚众哄抢国家仓库、重点工程物资以及其他公私财产;
(九)较大规模的聚众械斗;
(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其他群体性行为。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主要任务是：
(一)及时掌握事件动态，迅速向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二)根据事件的性质、起因、规模、危害程度和事态发展，提出相应的处置方案，并报告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决断;(三)根据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部署，适时适度出动警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疏导化解工作;
(四)必要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处置措施，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秩序。
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事件发生地的县(市)公安机关负责;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由事件发生地的地(市)公安机关负责;上级公安机关在必要时可以直接负责现场处置工作或派人到现场指导、协调工作。现场指挥由负责现场处置工作的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担任。跨地区发生的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双方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也可以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的下级公安机关负责，有关的公安机关积极配合。
公安机关需要发布命令、通告，决定采取重大处置措施，调动其他部门的人员、器械、救护车、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其他物资的，应当报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批准;紧急情况下可以边执行边报告。
现场指挥按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以及党委、政府、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行使下列职权：
(一)迅速采取控制现场事态的有效管制措施;
(二)统一组织使用各警种警力、装备和调用的人员、器械、救护车、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以及其他物资;
(三)迅速采取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紧急处置措施。
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调动警力50(含)人以下的，须报经县(市、区)公安机关批准;调动50人以上200(含)人以下的，须报经地(市)公安机关批准;调动200人以上的，须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批准;跨地区调动的，应当报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批准。批准机关和调动机关应当分别及时把批准情况和警力调动部署情况向各自的上级公安机关报告。情况特别紧急，不及时调动警力采取果断措施则难以控制事态时，可以边出警处置边迅速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第七条
调动使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与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应当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部署和兵力调动使用批准权限的规定>和<关于北京地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部署和兵力调动使用批准权限的规定)的通知(中办发[1997]2号)的规定。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处置的原则。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要积极建议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领导亲临现场，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要维护好现场秩序，保护党政机关等重点部位及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
(二)防止矛盾激化原则。对参与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群众，要坚持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以教育疏导为主，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或初始阶段。
(三)慎用警力和强制措施原则。要根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性质、起因和规模来决定是否使用、使用多少和如何使用警力，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来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要防止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慎而激化矛盾，防止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使事态扩大。
(四)慎用武器警械原则。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现场的民警应当携带必要的警械装备，但不得携带武器;现场外围备勤的民警可以根据需要配备武器。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严格依照从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使用催泪弹和武器须经现场指挥批准。
(五)依法果断处置原则。对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卧轨拦车、阻断交通、骚乱以及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活动，要抓住时机，坚决依法果断处置，控制局势，尽快平息事态，防止事态扩大蔓延。
对下列尚未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行为，不得动用警力直接处置，不得使用警械和采取强制措施，但可以派少量警力去现场掌握情况，维持秩序，配合党政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并做好随时出警处置的准备，工作中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避免与群众发生直接冲突。现场动态应及时报告。
(一)集体上访尚未影响社会治安和公共交通秩序的;
(二)发生在校园、单位内部的罢课、罢工事件，尚未发生行凶伤人或者打砸抢烧行为的;
(三)其他由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矛盾尚未激化、可以化解的群体性行为。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下列现场管制措施：
(一)封闭现场和相关地区，未经检查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
(二)设置警戒带，划定警戒区域;
(三)实行区域性交通管制;
(四)守护重点目标;
(五)查验现场人员身份证件，检查嫌疑人员随身携带的物品;(六)未经现场指挥批准，任何人不得在事件现场进行录音、录像、拍照、采访
报道等活动。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有关情况需要公开报道的，必须经事件发生地的县或市(含本级)以上党委、政府审核同意并报上一级党委、政府批准，以适当的形式发布。重大或者敏感事件，应当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后发布。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下列强制性措施：
(一)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
(二)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
(三)对经强行驱散仍拒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四)对正在进行打砸抢烧的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并带离现场或者予以拘留;
(五)对非法携带的武器、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和用于非法宣传、煽动的工具、标语、传单等物品，予以收缴，并依法处理有关责任人员。
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取证，为现场处置和事后依法处理提供证据。
对被强行带离现场或者被拘留的人员，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审查，及时依法处理。
在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事件平息后，应当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清理现场，撤除路障，解除现场管制和交通管制，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第十五条
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总结并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一级公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违反法律、法规以及本规定，造成严重看果的，应当视情追究有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或者法律责任。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报公安部备案。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等级篇七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不断凸显，由此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积极预防、有效应对各类群体性事件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应尽职责，而其中，公安机关更是责无旁贷。从公安机关的职能角度出发，提出措施有：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进一步加强防暴警察队伍建设；强化公安民警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预防；处置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74-02
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下，受某些社会事由刺激而突然爆发的，由谋求共同利益的人群参与的，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或与公共安全发生矛盾的行为。群体性事件虽然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其发生往往与不合法乃至极端暴力的手段、可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势力利用等相伴随，事发突然、发展迅速、影响广泛、处理难度大，若应对失措或处置不及时，极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因此，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公安机关作为管理国家治安，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法部门和一线执法机关，有必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树立新思维，探索新举措，将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长期以来，各级公安机关恪尽职守，履行职责，针对群体性事件的规律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强、效果性好的举措，成功预防和处置了一大批群体性事件，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一是加大信息搜集和处理力度。公安机关因其职业特殊性具有点多面广、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天然优势。因此，多年来，广大公安干警特别是基层民警通过深入农村、厂矿、社区摸排办案、查访谈心、提供服务之便，了解掌握了大量丰富及时的社情民意、苗头线索。这些信息通过公安情报部门的加工提炼，成为本部门和上级机关决策应对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时，公安机关所特有的网监部门对网络舆情的监控，也为及早发现群体性事件的隐患苗头提供了有力保证。
二是建立了事件预警机制。对群体性事件的及时、准确预警是有效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公安机关从“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理念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由各级情报信息部门组成的专业化预警队伍，履行重要职能。
三是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应对预案。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各级公安机关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辖区、本部门的特点，制定出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群体性事件应对处置预案，保证做到事发案启。同时，为加大公安干警对预案的熟悉程度和检验预案的操作性，各级公安机关还会定期组织预案实战演练和演习，以做到各部门协调配合，各警种执行有力。
四是强化专业性应对警力。针对群体性事件人数众多、规模较大、易引发暴力冲突的特点，近几年来，各级公安机关不断加大专门应对警力――防暴警察的编制设置和培训力度，通过高水平、高专业性的警种警力设置和人员、经费、装备的政策倾斜，有效弥补了以往普通警察装备不足、专业性不高的不足，使群体性事件的可控性显著增强，有效处置率大大提高。
五是出警迅速，处置得当。实践证明，通过良好信息网络和预警机制的构建，在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公安机关总是能够先于其他部门到达现场，进而控制事态发展。先期到达的民警采取隔离、劝散无关群众，向涉事群众了解情况并进行先期劝导、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情况和事件进展等措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防止事态发展、有效稳定现场秩序，一些规模较小矛盾较少的初期群体性事件甚至在公安干警的先期劝导下就能得到有效化解。在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民警也以最大的耐心和克制维护着现场的秩序，甚至有时要承受一些谩骂和身体上的攻击，引导涉事群众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表达利益诉求，为事件的妥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在群体性事件中兴风作浪、别有用心的个别之徒，公安机关在查明真相、掌握证据的前提下，也会果断出手；对于在事件中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人员，公安机关也会根据性质和情节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并注意避免再次激化矛盾，做到法理相称。
应当看到，虽然近年来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因为种种原因，确实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信息公开不够及时、不够透明。许多时候，如果能够及时透明的公开信息，让当事人和群众了解事件真相，那么很多群体性事件便可能不会发生。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不准确甚至遮遮掩掩、语焉不详，使得谣言四起、小道消息盛行，导致了群众被误导、群情激奋甚至逐渐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的严重后果。不仅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受到了损害，还使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矛盾问题变得复杂难解，大大增加了工作的数量和难度。
二是滥用警力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冲突本是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但因为相关部门的错误判断和命令，本应维护秩序、调解纠纷的公安机关失去了公正立场，滥用警力，强行介入纠纷，偏颇得维护一方，导致矛盾极具激化，乃至酿成了后果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三是现场应急处置能力有待加强。尽管对预案进行过演练，但部分公安机关仍存在警种、部门间协作性不强、配合度不够的问题。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大量警力，除了专业的防暴警察外，大部分民警都是由治安、交通等多部门抽调而来，彼此间的熟悉度和默契度明显不够，往往对现场的突发事件难以做到及时统一的应对，严重影响了处置效果。此外，部分民警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方案和方法掌握不足，面对汹涌的人群和激愤的群众，往往会手足无措、畏首畏尾，只能等待上级的命令行事，容易贻误现场处置的最佳时机。
一是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从源头上尽可能的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避免谣言四起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公开真实信息，使群众能快速及时准确得了解事情真相，谣言和小道消息才无立足之地，疑虑和误解、矛盾才无处可生。及时公开信息不仅有利于解决群体性事件，而且对于维护公安机关良好形象、增加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任有着积极的作用。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公安机关即应迅速搜集掌握各类信息情报，并在辨别整理后第一时间向群众发布，以真实有效的信息消除谣言产生的土壤，掌握事件处置的主动权。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功能和舆论效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增强事件的透明度。要建立健全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外发布权威声音和消息进展。群体性事件处置完毕后，公安机关也应通过主流媒体及时向公众发布通告，将权威、全面、客观的信息，详细介绍给公众。客观、公开、透明地使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经过及处理结果为群众知晓，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
二是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各级公安机关应高度重视情报信息网络建设，强化横向交流，与政府相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加强纵向联系，争取基层社会组织的协助，将信息收集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领域和行业中去，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警种多、人数多的优势，切实提高民警收集情报信息的能力，加大信息的搜集数量和力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处理能力和情报分析机制，提高情报部门和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提高情报分析的准确度和实效性。要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警种间的信息互通和共享。要建立情报信息工作责任制，对信息的上报、监控、分析、处理要做到责任到人，对漏报、瞒报重大信息情报的，要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防暴警察队伍建设。纵观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到，防暴警察作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门力量，已经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防暴队伍建设，对于妥善处理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应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加大对防暴警察队伍的人员选用、经费保障、武器配备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力度，并着重训练其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使之能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招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
四是要强化公安民警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针对部分公安民警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不足的问题，各级公安机关应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增加有针对性的演练等措施加以解决。培训的内容应当包括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分析、相关法律法规讲解、正确行使警察职权的指导以及处置动作的具体运用等内容。培训应立足实践，着眼实战，重点解决公安民警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遇到的重难点问题和暴露出的不足。如：应着重培训干警对涉事群众的心理了解及劝导艺术，面对群情激奋的群众时如何保持冷静克制和镇定，对武器警械的操作使用及驱散人群、抓捕嫌犯等警务动作。同时，对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培训也应当列为公安民警的基本培训内容，作为入警、晋衔、晋升培训及轮训的必修课程。此外，各级公安机关还应该根据本地区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实战演练套路和演习方案，通过贴近实战的模拟演练来进一步增强民警的各项处置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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