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本质，从而更好地应对类似的问题。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表达的清晰度，避免模糊和歧义。下面是一些成功人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村庄环境治理篇一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时期，中国农村体育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推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民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和体育文化生活的欲求愈来愈高。因此，我国农村体育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尽快缩小城乡差别，普及群众性的农村体育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日益丰富农民体育文化生活。
3.1各级政府应重视体育工作。
在农村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推动农村群众文化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应把农村体育工作计划自觉纳入经济发展规划中，经常研究农村社会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对面临的实际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要建立健全各级文化体育工作领导机构，制定农村体育工作计划和工作内容，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工作计划和工作内容:各县、镇要设立专门分管文体工作的领导，各行政村设立体育工作站，并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体育指导员。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各级政府在财政上对农村体育事业要予以保障，要确保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建设，使农民参加体育锻炼活动有去处，以此促进农村人口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转变，使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内在需求。
3.2体育工作管理人员要了解农村体育的特点。
我国农村体育活动受传统文化、经济、生活方式等影响较大，有其自身的特点。作为体育工作管理人员，要对农村体育工作的特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不能盲目开展工作。我国农村体育活动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首先，我国农村体育活动项目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形式的灵活性。自从改革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闲暇时间日益增多，使农村地区体育需求发生了变化。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3.3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城乡、区域平衡发展。农村体育工作坚持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和促进，坚持以城带乡、城乡联动的方式，充分发挥城市体育的“示范作用”，积极鼓励城市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农村体育建设，协调城市与农村以及不同区域之间体育的全面进步，让城市和农村居民共享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在农村新型城镇化工作的引领下，农村体育事业发展既要统筹规划，全面推进，又要抓住农村体育的主要工作，事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重点突破。
村庄环境治理篇二
2.继续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城镇化发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6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95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城镇化过程中的低层次教育培训问题凸显，例如，干部培训内容陈旧、单一的教学方式不能满足干部发展需求，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干部培训需要广阔的视野、崭新的理念、良好的业务能力。
二、新型城镇化对高校继续教育的要求。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然而外来流动人口增多导致城市居民素质参差不齐、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将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而制约我国新型城镇化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因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要继续加强对人的教育，切实践行终身学习理念。针对各层次的人群展开不同层次的继续教育，将培养新型农民工、新型市民和高效管理者作为主要目标人群进行培训。同时，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时代要求高校继续教育改革老旧的课程专业和陈旧的学习方式，以最佳的效果达到教育的目标。这些问题关系着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关系到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培养与时俱进的人才，提升学历与能力水平。
为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技术技能及文化素质，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于3月联合印发《农民工学历和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主要针对城市农民工：一是提升学历教育层次，提高专业技能。提供专科层次或高起本、专科或以上学历继续教育，鼓励农民工终身学习。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资助30万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二是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其岗位胜任能力，优化农民工技能人才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对接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多样化和专业化的需要，面向农民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助力产业转型。特别是针对能源、物流、物业、家政、养老等新兴行业，对于已签订固定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开展岗位技能培训；而对产能落后、产能过剩的企业农民工，开展转岗培训。[3]为农民工的学历和能力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上海市响应国家号召，月30日，由上海市教委与市总工会联合召开的上海市“百万在岗人员学历提升行动计划”推进会在闵行区举行，首批参加职工学力提升培训并完成学业的员工在会上获得了相应证书，成为该项目的第一批获益者。根据上海市计划，到，要完成100万名在岗人员相应的理论知识学习和职业技能、职业资格培训，获得相应的高等学历教育学分，促进本市各级劳动模范获得者基本达到本科学历，显著提高上海市高等学校在读大学生人数和拥有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
2.培养高层次新型城镇化管理者，促进政策制定和落实。
我国高校资源丰富，优势明显。声誉高、名优师资丰富；教学水平高、需求调研充分；雇主评价高、科研实力雄厚；教师水平高、各校具有特色学科和办学优势。在新型城镇化中，对领导干部的继续教育处于重要地位，应始终把领导干部继续教育工作当做基础性工作。探索领导干部继续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培养造就一批又一批能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起到正确领导作用的领导骨干和优秀人才，是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培训的重要任务。
其中不乏关于高校和政府合作培训干部的优秀案例，例如，国家发改委和清华大学成立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其主要职能之一是人才培养，即开展人才培养和培训。在相关学院开设新型城镇化专业课程，招收培养新型城镇化研究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各级党政干部、新型城镇化建设参与主体定制城镇化领域的跨学科、菜单性课程，开展针对性培训。例如，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汇集名师，作为同济大学优势学科，也承担了其社会责任。目前，已有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甘肃省等省市与同济大学展开新型城镇化专题的干部培训，根据各省市特色制定不同的培训内容，以期培养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高效管理者，从而提高管理者意识，更好地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3.调整高校继续教育专业设置和学习方式。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导致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无法持续。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需要对现有的继续教育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可部分借鉴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增加信息类相关专业、应用文科类专业，适度减少传统工业类专业。[4]由于我国教育体系以正规教育为主，非正规教育发展不足，导致非正规教育多采用正规教育的教学方式，即以传授为主、重知识内容的输入式学习。而非正规教育除了部分的内容传授，更重要的是应注重实践问题和操作类的学习方式。适应新的产业结构变化的专业设置和学习方式的变革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给高校继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三、继续教育整合高校其他资源进行服务。
新型城镇化需要高校继续教育的支持，而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推动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除了在培养人才、提供人力保障方面的的作用，高校继续教育能整合高校其他优质资源，例如建设咨询性质的新型城镇化智库以及利用高校课程资源建设终身学习资源。高校mooc就是一个较好的范例。
1.为中央及地方政府顶层设计献言献策。
高校专家优势明显，发挥新型城镇化高校智库平台资源优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咨询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例如，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要依据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借助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协调优势和清华大学的综合学科优势，将基础数据库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具体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综合功能和品质提升、城市群规划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绿色化路径、智慧城乡体系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等议题，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智力支持、技术支持。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发挥了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经济与管理、环境科学等学科优势，针对我国和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与城镇化领域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广泛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决策咨询、传播思想理念。甘肃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其文化历史资源的特点，有很深的学术价值和文化背景。但由于历史久远，很多东西是碎片化的'、隐性化的和基因化的，必须先做学术研究。因此，甘肃省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平台，在全国找了177位专家、28个首席专家开展论坛、学术会议和重大项目论证。[5]对拥有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省市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2.落实终身教育理念，提供终身学习服务平台。
高校继续教育在终身教育背景下需重新定位，改变将继续教育定位于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现状。将发展继续教育定位于国家人力资源继续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教育格局体系，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培训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服务等多层次继续教育服务的服务体系。[7]由于非学历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职业能力，这就要求高校继续教育应将培养模式定位为以提升职业能力为主导，以知识延伸和创新开发为目标，推动高校继续教育职业化发展。
整合教育资源,打造居民终身学习服务平台。资源共享是新型城镇化视域下成人教育实现的重要资源保障。注重教育资源的整合，例如成人高校mooc联盟、其他高校mooc平台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积极为市民、农村转移人口建立终身学习服务平台，供他们随时随地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素质，顺利融入城市并完成向高素质市民的转化。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已进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重点是人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结构转型升级要求提高城乡人口整体素质，因此，新型城镇化对高校继续教育提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继续教育培训需求。在此背景下，高校继续教育专业设置和教学方式亟待改革和升级，以满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多层次、多类型的继续教育培训需求。此外，高校继续教育将通过整合高校优质资源、建设高端咨询智库与终身学习资源服务平台等手段，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以保障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和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强.中国新型城镇化人口的继续教育问题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7):34—39.
[2]孙志毅.教育投入、经济增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4(11):112—115.
[4]褚宏启，贾继娥.新型城镇化与教育体系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4):70—82.
[5]连辑.甘肃借文化崛起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eb/ol].2014.3,。
[6]保罗·朗格朗.终身教育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7]黄明格.终身教育视域下高校继续教育的转型与定位研究[j].成人教育,2016(1):12—15.
村庄环境治理篇三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我国村庄环境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大幅度降低的，而人文素质也因为村庄环境的不断破坏而随之降低.前几十年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对于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渴望的，因此各地村镇政府大量引进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今天，人们开始反思，只有全民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才能够更高效的解决目前存在的村庄环境问题，笔者经过思考，认为多元的参与主要是政府，也就是行政主体，第二个就是当地村民，或者说一切对村庄环境有影响或会被影响的群体，第三个主体就是在农村或者农村周边会对农村环境造成影响的企业.
4.2.1完善行政主体的职能整合，提高效率本文所谁说的行政主体主要是指政府等相关单位.调研发现，部分部门职能不够明确，而且在一些措施方面表现出互相推诿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政府职能要想真正的高效发挥作用就一定要进行职能整合，将分管同一问题的部门整合到一起，调整组织内部结构，高效的为群众服务.另外各个地区分管环境工作的部门大相径庭，因此各地的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有的注重开发，有的注重保护，不过正是这样才有了差异的存在.但对于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职能整合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在我国村庄环境急需改善的今天，高效才能带来更大的便捷，那么，笔者认为职能整合是最好的出路.
4.2.2强化行政调控，落实涉农企业环保责任针对企业实施行政调控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对企业的引导，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对于企业的监督.具体做法可以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做一个科学的分析，并将评价结果公开透明的展示给公众.在经济圈中，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从农民的土地中获取生产资源，又在利益提升的过程当中破坏者资源，因此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加入到环境保护的队列当中.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政府要强化行政调控，对企业做出详细明确的引导，并对其奖惩及限度做出明确的规定，直至企业自觉自愿的参与到村庄环境保护的队伍当中.
4.2.3构建绿色经济模式，实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可以有倾向性的选择可以进入农村的企业，随着村庄环境的恶化，各地区对于企业的加入也开始有所限制，而一些聪明的企业则会在村庄环境保护的大环境下发现绿色商机，综合调查的结果，笔者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一种绿色的模式来吸引消费者，如全天候监控无毒无害的绿色蔬菜，或者是实施“一村一品”工程，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同时，又有效的对村庄环境进行了保护.
4.2.4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人文环境与村庄环境协同发展人类的精神与灵魂是人类能够长久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精神文明有助于村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调研了解到几项特别的做法，一是特色文化墙建设，把农村墙壁作为宣传先进文化和环境保护的有效载体，以村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图画、谚语等为主要内容，用墙体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引导广大村民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农村环境，共同构建环保新农村，成为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二是是该县部分村庄各家各户门前安置星星牌，以村民互评，村委会投票为每个家庭进行打分，从正面激励了村民保护村庄环境.
村庄环境治理篇四
城镇化也使城镇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深入，城乡物质差别趋于消灭，精神文化生活日益提升，体育活动已不再是城镇居民的专利，农村居民同样渴求与城市人一样拥有丰富的体育文化活动。人们主动去接受体育，通过观赏体育、参与体育，向健康化的生活方式迈进。城镇化后人们对体育的'各项功能的认识度较高，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也有很大变化。
2.2改善了农村体育的基本条件。
城镇化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在直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农村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建设，为农民参与体育锻炼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深入，各级县、区、行政村、城镇社区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修建公共体育设施提供了可能和财力上的保障。
2.3强化了农村体育工作的组织管理机制。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基层体育组织管理机制落后，农村开展体育活动完全处于自发状态。在新型城镇化影响下，体育工作的组织管理加强，目标责任日益明确。农村体育的组织者、管理者是联系农村居民体育各要素的纽带，有效地组织管理有利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持续、稳定开展。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组织管理系统由各级政府部门、民间社团等构成。各级群众体育活动的政府主管部门，作为群众体育活动的发起者、推动者，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条令，推动区、镇(街道)、乡(社区)各级基层群众体育部门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成立体育文化指导站，并配备专职体育干部担任体育活动指导员:通过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对群众开展健身活动进行科学、系统地组织和指导，从而达到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根本目的。
2.4吸引了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进入了小康社会水平，农村体育文化逐步更加贴近农民生活。各级政府、体育协会、各社区和群众团体，在每年的节假日都会组织一些民俗类体育比赛活动，参赛单位和人数逐年增多，项目设置更加体现出农民特色和传统特色。如各地农民运动会设置了农民喜闻乐见的中国式摔跤、象棋、自行车载重、武术、民兵军事三项、龙舟、舞龙舞狮、毽球花毽、风筝、钓鱼等项目，吸引着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
村庄环境治理篇五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型。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j村位于广西中部农业区，是典型广西的农村。改革幵放30多年来，j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集体经济的功能被后来兴起的个体农业经济所消解;近几年来j村传统但较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农业结构，这种转变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当中，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的情况下，及农村传统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乡村治理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本文以广西j村为例，以农村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分析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別占总面积的18.87%、25.01%、3h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
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主权很小。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
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电率先幵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
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厅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一一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电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箅。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炔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杲以劳动力补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
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幵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芘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
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廿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
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s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121，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査，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了?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
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is，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w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
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幵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千预和控制。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村庄政治精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开始形成。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出现一种政治冷漠现象，使得村庄政治参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治精英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意识向村庄经济领域扩展，村庄出现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此外，村庄外部的经济精英也开始对村丨主经济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为村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他们所提供的市场信总、市场行情等对村民农作物种植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行政力量仍然对村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行政的力量对村庄选举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进而保持着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由资源吸取型向资源给予型转变，再加上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庄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经济资源对村庄控制的能力。这些都使行政力量对村庄自治秩序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行政力量对村庄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了市场，影响村民与市场之间的分配关系。
而行政力量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j村村庄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种负面的作用，影响村庄公共事务内生型的经济基础。
四、小结与思考。
综合上述，在社会转型期当中，j村在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分化过程中，集体经济的功能被消解，多元个体农业经济兴起，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经济分化过程当中，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趋于落后。从j村个案中可以看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解决农村转型期当中乡村治理所出现的问题。
第一，建立一种新兴精英的吸纳机制，将新兴的精英纳入到村庄治理的制度当中来。在社会转型期，会出现一些新兴的领域并伴随着该领域内新兴精英的出现，新出现的领域往往会对村庄治理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此时将新兴精英纳入村庄治理的制度当中来可以缓解传统治理体制的不足。
第二，正确处理好政府(行政)、社会(自治)、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经济生活在村民日常生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行政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应当将重心置于扶持村民经济生活之上，而不是干预或独立于村民经济生活之外第三.逮立新型的个体与传统的以土地为载体的集体和个体之间维系的纽带瓦解，降低了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使个体对集体事务产生冷漠感，因此，应当建立一种新型的个体和集体的联系机制。
村庄环境治理篇六
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公共财政面对的是由私人部门经济与公共部门经济共同组合的混合经济的背景，是从市场失灵出发，来界定公共部门即政府的经济活动范围和职能的。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不断聚集，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变得越来越小，使得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成本也不断下降。而城镇化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其更有能力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决定了其与公共财政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要求公共财政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市场在某些领域诸如公共物品提供领域的“失灵”状态决定了公共财政体系必须加快完善起来。即市场逐渐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只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财政在市场存在缺陷的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公共财政体系的完善能更好地满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们对公共物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需要公共财政发挥其杠杆调节作用。
新型城镇化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更加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而公共财政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能在这方面发挥其重要功能。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强调突出城镇特色，公共财政政策需要引导企业找到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同时强调突出城市的主导功能，公共财政政策同样需要引导城市圈的合理布局，形成以大城市为支撑，中小城市为重点，促进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和公共财政的公共目标。
新型城镇化追求一种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以期同时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样是公共财政体制所追求的目标。公共财政应利用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等手段不断调节城乡公共服务规模，以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这对于新型城镇化又是尤为重要的。具体而言，我国目前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提升农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水平，而这些能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或进城农民工等提供更好的保障。
(四)“绿色城镇化”理念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撑。
新型城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而这一领域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公共财政正好能发挥其用武之地。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的“城镇化”不是“新型城镇化”。公共财政体制应利用税收、补贴等手段来纠正(鼓励)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负(正)外部性行为，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使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公共财政体制必须得到完善，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越位与缺位。必须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资金需求的稳定。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市场可以解决的事，政府就应该退出，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作用，而市场解决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物品提供等)，政府就应该主动解决。具体来说，事权的划分要以公共物品受益范围为考量对象，即如果受益范围超过了本级政府辖区，则应由上一级政府或受益范围内多个政府共同承担;而财权则必须保证本级政府具有与事权相应的财力以满足其履行职能。要拓宽县(市)、乡财政的收入渠道，鼓励县(市)招商引资，并可以将招商引资项目的税收收入留给县(市)，同时可以考虑将乡镇财政部门组织的各项收入留给乡镇，取消乡镇基数上解等。
(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还要包括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所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比如资金分配不规范，有些资金甚至流向了东部发达地区;又如财政转移支付仅停留在保障阶段，缺乏引导功能，这样地方政府对新型城镇化强调的环境保护等方面就缺乏发展的动力。在公共财政体系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首先，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要优化转移支付的`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能力，要打破传统的观念、方法，充分照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增加对这些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其次，建立健全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压缩省一级财政支出，使财力向市县倾斜。再次，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产业引导功能。对于地方发展符合新型城镇化思路的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等产业给予财政专项资金补助，增强地方政府建设“绿色”城镇化的动力。
(三)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促成新农村建设与。
新型城镇化的“联动效应”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加快新农村建设。公共财政体系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保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还应促进功能区的建设，即促进产粮区、林业区、草原生态区等的建设，这一方面会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经济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实现了“新农村建设”与财政发展的双赢。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财政完善农业专项工程转移支付、开创新型农业税收体系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等作为保障。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面对日益增加的城镇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而为了应对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必须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建立。在这方面，可以有多种尝试。一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即吸纳和集中社会闲散资金以专门用于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方式在国外已有尝试且发展良好(如澳大利亚)。但在我国发展这种基金还需政府简化审批程序，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还需要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障投资者权益。二是可以引进外资。外资的引入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还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些都可以很好的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村庄环境治理篇七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战略转型期，城乡规划的施行理念、实行方法面临着全新的考验。本文思考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的转型，提出了城乡规划转型的相关建议，希望能够因为城乡规划的转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贡献力量。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规划；规划转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不断深入全球化合作而进行的。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东西部地区城乡差异逐步增大。同时各种资源受限，各个地方上的转型升级意愿前所未有的强烈，传统的以增长为目的，过度关注城市的城乡规划已经不能适应先进社会的要求，因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规划正式进入社会各界的视野。
村庄环境治理篇八
环境会计是在自然遭受破坏、生态严重恶化、经济发展的物质与环境基础受到巨大威胁的客观背景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依据会计发展环境的客观要求逐步建立起来的。现有的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经济的外部性理论、资源寿命周期理论、物质流转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为环境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构筑了不可或缺的平台。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状况的变化，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不断加快，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环境会计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环境会计，新的环境会计呼唤新的理论基础。
一、现有环境会计理论基础及其贡献。
在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形成之前，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理论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空气、水、天然森林等环境资源因其没有接纳人类劳动而不具有价值。资源无价、环境无价不但加速了对资源的索取，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导致环境资源无法纳入会计体系。正是由于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环境资源价值理论主张按环境的效用性和稀缺性确定其价值，变环境无价为环境有价。这就为具有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环境因素的会计计量奠定了价值基础。
(二)经济的外部性理论。
经济的外部性是指某种物品或活动外溢到社会的、一定的成本或效益，而这些成本和效益却不能在决定该物品或活动的市场价值中得以反映。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可使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基础受损。经济的外部性理论产生之前，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一般不需(至少不完全需要)负担环境污染所引起的费用和负效益。经济的外部性理论认为企业成本核算不仅应确认其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支出，也应确认其造成的外部成本避免了应由企业负担的成本转移于社会，也避免企业因少负担成本而获得了超额收益，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不公平。外部环境成本必须纳入企业核算体系的主张，为企业环境会计的确认范畴进行了更加完善的诠释。
(三）资源寿命周期理论。
资源寿命周期主要是对地球资源从被人类采掘、提取开始，经过生产、加工、使用、回收以及废弃物处理等过程的系统描述。资源寿命周期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往往截止于产品生产加工完毕。资源寿命周期理论认为会计的研究对象不应仅停留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封闭区间，而应扩展到资源提取、产品生产、商品使用及回收再利用、废弃物处理等资源寿命周期的全过程。该理论突破了日常经营活动或业务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资金周转，而将企业会计核算对象拓展到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整个资源寿命周期。
(四）物质流转理论。
物质流转理论主要阐述了物质流转各个环节、范围的影响变动程度的系统过程，揭示了自然界物质的运动规律131。物质流转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一般视企业为独立的生命体将其与外界自然环境割裂。物质流转理论认为环境与企业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会计核算应从环境资源在企业经营活动作用下的整个循环过程来看待成本耗费及补偿问题，不仅要考虑人类劳动消耗的补偿，还要充分考虑自然界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与补偿，以完成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实现环境系统在结构、功能上的动态平衡，保持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正常循环。
(五）社会责任理论考虑经济责任，而无视其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企业在为所有者谋求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职工、消费者、政府和社会的利益。明确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就要求企业履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正确核算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使信息使用者正确评价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从而促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减轻并消除环境污染，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能耗，做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
(六)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经常是只顾及当代人需要，而很少顾及甚至不顾及后代人需要14。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站在代际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通过会计核算，计量、反映和控制相关的环境资源，突出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的会计目标。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了企业在发展中对环境的重视，革新了环境会计核算体系的理念。
二、现有环境会计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上述环境会计理论基础有效地解决了环境的价值、生产成本的完整性、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正常循环、企业社会角色定位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为环境会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这些理论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现有理论基础的核心是补偿，包括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这种补偿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成本为上限。若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以这些理论作为基础，则只能维持环境的简单再生产，无法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目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保证不继续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也就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不和谐向和谐的方向转变,而这并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二，现有理论基础强调的是物质，即强调优化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因素，缺乏人文关怀，对人文因素考虑很少。换而言之，就是未全面考虑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因而无法满足人类全面发展的需要，无法实现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第三，现有理论基础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必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人类的`发展未必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人类可以通过合理利用环境资源，获得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双赢。
第四，现有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性，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环境问题，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环境会计面临的所有问题15。如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只解决了环境资源的价值问题，经济的外部性理论只着眼于解决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问题等。这些理论只考虑作为系统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并没有将环境会计体系作为一个系统，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整个系统应当怎样整合、协同才能达到最优的发展。
总之，这些产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基础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因其固有的局限性，难以为建立一整套适应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三、环境会计和谐理论。
(一)构筑环境会计和谐理论基础的必然性。
环境会计理论是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环境会计的“实践概括”而成的“有系统的结论”。由于环境会计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发展，有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就必然要求什么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和实践。因此，环境会计理论的生命力，必然建立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之中。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当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383.3万t,so2排放量2468.1万t,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75767万t;197条河流的407个断面中，w级和低于w级水质的断面比例为50.1%。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在三级和低于三级标准的占39.5%。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状况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如果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继续停留在维持环境简单再生产、忽视人文关怀、不按和谐社会要求进行系统整合的状况下，根本无法满足当今环境改善和环境会计发展的需要。为此，必须树立能满足现在和今后较长时期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需要，与建立和谐社会一脉相承的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二)环境会计和谐理论的基本内涵。
和谐社会理论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构建新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提供了全新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和谐社会理论指导下，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应该充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发展。既要考虑资源的稀缺性、能量的正常流转和环境的承载力，从生产力角度对环境资源进行必要的补偿和调整，又要注意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考量经济的外部性，从生产关系角度对个人、企业这些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使之趋于和谐，更要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系统解决问题，促进全面和谐，实现全面发展。
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仅实现环境的简单再生产是不够的，还要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原地踏步不是和谐的本质，和谐是发展的和谐，是进步的和谐。所以，环境会计对环境的补偿不能简单地以耗费或损害为上限，而应以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为标准。这一标准往往高于为维持环境简单再生产进行补偿的标准，高出部分体现了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义务。此外，以和谐社会理论为支撑的环境会计，还要注意体现人文关怀，促使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生产行为有助于维护和发展员工以及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有助于整个社会建立更和谐的生产关系。
(三)环境会计和谐理论的计量模型。
环境成本是环境会计中最基本的内容，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将符合和谐理论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型概括如下：
环境成本二环境补偿基金十环境发展基金二环境补偿基金十环境补偿基金x和谐发展系数=环境补偿基金+(环境扩大再生产基金+职工环境权益发展基金)二环境补偿基金+环境补偿基金x(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
和谐发展系数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在该经济发展速度下环境的承载能力加以确定。实践中，一是由国家有关权威部门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资源统一确定不同的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以税收的方式提取全社会环境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国家统筹进行环境的扩大再生产；二是由国家有关权威部门根据利用环境资源对职工和周边社区的环境权益影响程度不同，确定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由企业提取用于改善职工环境权益、促进员工身心健康、提升企业环境形象的专项基金。核算中，企业将依据这两个系数计算环境成本归入生产成本，从企业会计核算层面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和企业职工环境权益保障要求。国家统一确定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时，可遵循以下原则:利用可再生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可以定低一些;利用不可再生、但已有较好替代品的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可以定高一些;利用不可再生、尚无较好替代品的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要定得更高一些。国家统一确定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时，对职工和周边社区的环境权益有较大损害的，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确定得大些，反之亦然。
(四）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理念。
传统的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往往是围绕边际生产成本展开的，决策中一般不顾及企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环境会计和谐理论下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理念则大为不同。它需要以和谐理论为前提，在区分生产成本、社会总成本、和谐发展成本的基础上，围绕边际和谐发展成本进行企业生产经营决策。
在此，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例，分析以和谐理论为基础的环境会计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活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相一致。如图1所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需求曲线为dc，边际收益曲线为mr。由于外部成本的存在，企业社会总成本大于实际生产成本，和谐发展成本又大于企业社会总成本，表现在图1中边际生产成本曲线mpc处于边际社会总成本曲线msc之下，边际社会总成本曲线msc处于边际和谐发展成决定产量和价格，想使利润最大化，必须使mr=mpc此时的需求量为q、价格为pi?’当企业以边际社会总成本为依据来决定需求量与价格时，想使利润最大化，必须使mr=msc,这时的需求量为q1，价格为p1；当企业以边际和谐发展成本为依据来决定需求量与价格时，想使利润最大化，必须使mr=mhc，此时的需求量为0，价格为p3。这样，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是:：p1p2，q3。
由于边际生产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总成本，企业以边际生产成本为依据来决定产量和价格，就会使企业产品的价格比按照边际社会总成本确定的价格低，因而可能刺激消费者购买该产品，扩大了需求量，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它是以大量外部成本由社会负担为代价的。如果以边际社会总成本为依据来决定产量和价格，则可以消除上述的外部不经济的影响，但只能实现环境的简单再生产。如果以边际和谐发展成本为依据来决定产量和价格，则不仅可以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而且还可以在环境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实现发展的和谐、进步的和谐。
村庄环境治理篇九
引言：党中央对“三农”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关注为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的新格局带来了机遇，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使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历史问题、城乡二元分治造成的差距太大，改革仅仅只是解决了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落后的面貌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1、概述。
中国城镇化发展以城乡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主要内容是促进人口乡城转移，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体现在规划领域的探索就是进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特别是城乡统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城乡空间统筹规划迅速成为规划界研究的热点。
2、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状及原因分析。
2.1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现状比较落后，公共服务的基本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求。这种供需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导致供需失衡。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首先表现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不足导致与实际需求脱轨。基础设施薄弱，医疗、教育、卫生、文体设施等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偏低，使农村居民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
2)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低，提供服务范围有限。在大多数农村中，除行政机构和小型商店覆盖率较高外，一些如学校、医疗站、体育场所等公益性服务设施的覆盖率并不理想，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养老院、托儿所等服务设施的覆盖率更低。再加上受农村地区范围广、村落分布分散的限制，大部分公共服务设施仅能为本村居民提供服务，而不在辐射范围的村庄无法获取，即便能够获得其服务质量也会受到场地条件限制的影响。
3)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指导不足，后期管理、维护工作滞后。目前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多沿用传统模式，缺乏科学的技术指导。由于公共服务设施功能的大众性和服务的广泛性决定了其建筑设计、建材选择、施工难度等方面的复杂性，若缺乏专业指导，可能会由于施工不规范或建材质量问题等原因造成工程低质量。而且由于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管理、维护机制不健全导致其使用寿命变短、功能衰减、设施损坏等问题。
4)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缺乏协调性。由于我国地域广阔，经济水平差距大，导致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区域不平衡。例如我国东部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也较为发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基本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而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设施资源相对匮乏。而对于某一地区来说，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统筹安排，建设随意且过度分散导致资源利用率较低，造成空间的支离破碎和农村用地的浪费。
5)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少，投入不足。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落后，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但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仍有较大差距，依靠有限的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低收入远远不能改善现状。
2.2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1)历史的原因导致“重城镇轻农村”的思想扎根于城乡建设中，国家财政投入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发展建设中，而忽略了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2)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不完善，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指导不具体，导致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纰漏。
3)政府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使对建设工作热情不高，建设效率和持续性较低。
4)当地村民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参与性低、管理意识的缺乏是使其难以获得自身需求，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需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5)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没有突破区域范围的限制，规划本身存在技术和综合协调能力的局限。
3、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
3.1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原则。
综合利用。
2)远近兼顾原则。规划建设不仅需要考虑近期需求，还要充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分布变化与服务半径变化问题。
3)以人为本，方便生活原则。结合农村实际情况，根据当地居民生活需要，兼顾设施规模与服务半径要求，帮助农村解决最基本、最基础、最急需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问题。以人为本，贴近生活，服务便捷，为农民创造一个适宜的生活生存环境。
4)因地制宜原则。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地形地势和风俗习惯，结合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作出合理规划。
5)集中布置原则。考虑到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范围，应将其尽量布置在农村居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同时为满足人们对各类设施的需求，应将其集中布置，满足在一定区域内公共服务设施的全面化与便利性。
3.2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
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一体化要求我们将城镇与农村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也要求我们将城镇与农村共同考虑，统筹规划。就农村而言，重点研究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1)文化体育设施布局。农村文化娱乐设施是农村重要的文化工作网络和主要的文化活动阵地，其布局应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据点、以居民为对象进行规划建设，要求每个乡镇必须配有综合文化馆，设置图书馆、影剧院、室内外体育场等，条件允许的乡镇还可根据实际情况配以多功能活动中心如茶室、室、书画室、游泳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