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转行职业规划篇一
[养老资金问题在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
养老金隐性债务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它等于如果该计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养老金隐性债务通常是在养老金计划终止的假设下计算的，该终止假设假定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体系将立即终止，所有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将得到其未来退休金和应计权利的补偿。隐性养老金债务作为一个存量概念代表了政府能够明确预计到，并必须列入财政计划的直接和隐性的债务。与政府的潜在债务不同（例如挽救国有银行），隐性养老金债务不形成不可预料的财政支出需求。?
转轨成本的概念产生于即使在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帐户的情况下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的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转轨成本的产生是由于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偿还旧体系的债务。该融资缺口源于隐性养老金债务，但并不等于隐性养老金债务，因为部分支出是用于因为保留部分旧体制而每天新增长的债务，而部分当前债务则是由继续的缴费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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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养老金的规模取决于许多经济和人口因素，例如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其所覆盖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年龄结构、养老金福利水平、退休年龄、替代率、指数化机制和贴现率等。基于其养老金体系于1994年终止的假设，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而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新的测算则认为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约为19gdp的94%（dorfman and sin,）。?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养老金债务，并在寻求其他减少转轨成本的办法。实际上，政府已尝试着使用3种方式的组合来减少隐性养老金债务和支付转轨成本：首先，中国保持着缴费率为13%、替代率为20%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国务院26号文件）。缴费的约4个百分点被设计用于转轨目的(根据世界银行(1997)，工资税/缴费的9%足以支付替代率为24%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根据国务院26号文件，13%的缴费率相对于20%的替代水平显然绰绰有余。工资税额外的4个百分点（＝13－9）是设计用于转轨目的的。)。第二，老职工被保留在老体系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转轨成本。第三，政府没有削减养老金，而是希望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能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
现在很明显这些方法都未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转轨成本。资金问题非常严重：在年，22个省级养老金统筹出现赤字，金额约42亿元，其他10个省有27亿元的盈余(然而，由于没有全国的统筹，中央政府不能使用几个省级统筹中的盈余。这些盈余都在沿海地区。)（hang,）。到1998年底，基本养老体系（支柱1、2）的总结余达到587亿元。这些结余资金分布很不平均，其中5个沿海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占267亿元，另21省市仅占311亿元；还有5个省的结余几乎为零（hang,1999)。这一局面在19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基于国际经验，如下几个选择可供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考虑：?
――通过缩小现行体系、延长退休年龄和减少保险福利水平来减少养老金隐性债务；?
――在对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实行债务和资产的转换；以及?
――使用一般的税收或发行债券。?
世界银行一项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为转轨成本筹资的方式，它包括：(1)通过一般的财政收入或专门的社会保障税筹资；（2）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来筹资；（3）动用出售国有企业或其他资产的收益；（4）提高与工资相连的缴费率(dorfman and sin,2000）。?
本文着重研究最后一种选择，并通过模拟分析用各种税收支付转轨成本所产生的影响。不过，使用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资金收益仍是可行的：智利在养老金改革中使用由私有化产生的资金支付转轨成本。波利维亚政府用其6个最大国有企业私有化所产生的资金，并通过委托国际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为全社会每个人建立起金额相同的最低养老金。尽管养老金水平低，但这些国家中最穷和最脆弱的群体，即那些无法为退休而储蓄的老年穷人，都可享受到。?
政策制订者担心公司化或私有化会引起国有资产流失。如果按照正常市场价格出售的话，国有资产的价值不会减少，只是国有资产的构成改变了，从有形的资产变为现金或收入。国家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私有化收入，是用来减少债务还是投资于其他项目。例如，匈牙利使用私有化资金偿付外债。由此而减少利息支出和主权债评级上升使全国受益（kornai,2000）。中国仍可考虑使用国有企业公司化所得的部分资金来偿付养老金债务。也可同时对公开上市公司的ipo收益征税，并利用这笔资金建立全国的养老金调剂基金，该基金可由中央管理，也可通过竞争性招标承包给国际上著名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像波利维亚一样）。不过，这一话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转行职业规划篇二
“宪政转轨论”评析
一、宪政转轨论产生于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原来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正是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近十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转轨经济学”或称“过渡经济学”。它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变或过渡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学科。目前研究和关注转轨问题的不仅有正经历改革实践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有西方众多的国际知名的一流学者，在西方有专门的研究杂志《转轨摘要》、《转型》以及专门的研究报告，如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都有关于转轨国家问题的资料，还专门编了“从计划到市场”的专辑。此外，美、英、法等国还有众多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正不懈地致力于转轨问题的研究。转轨经济学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转轨的性质、目标、转轨方式和条件的研究，也有对转轨的过程、一般规律、基本理论的探讨，同时，不仅有转轨国家的整体研究，也有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转轨特点的经验性研究。可以说转轨经济学做为一门新兴的具有很强应用性和学术价值的“制度发展经济学”，正方兴未艾。
前苏联、东欧国家以政治剧变为背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多采用了“激进式”转轨方式，其核心内容是实行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事与愿违，激进式转轨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实行激进式转轨方式的典型国家是俄罗斯，其市场化改革基本框架大体在-左右形成。与作为渐进式转轨方式典型国家中国相比，不仅在初始条件、速度、内容、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而且在转轨的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异。
由于转轨效果的差异，以及联系到转轨道路的不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对以中国为典型的渐进转轨和以俄罗斯为典型的激进转轨广泛地探讨。其中引起较大争论的话题是，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国际学术界以斯蒂格利茨(z)、默西米兰(mcmillan)、诺顿(on)、劳福顿(barry naughton)、钱颍一、许成钢等为代表，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如林毅夫，茅于轼等为代表，都支持渐进改革，而以萨克斯()，布鲁诺()，胡永泰()科尔内(kernei)等为代表支持激进改革。由于中俄改革显而易见的效果差异，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渐进改革一派占绝对优势（注：对于他们的争论可参见（刘文革，袁庆寺，；刘文革，高长春，；张剑荆；）。）。
然而，支持激进改革者并没有停止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他多次撰文为激进改革辩护。提到萨克斯，人们总能把他与“休克疗法”连在一起，事实上萨克斯正是休克疗法的创始人。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所体现的也正是休克疗法方案的宗旨。对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效果，萨克斯作为积极倡导者、参与制定者，在1995年就撰文指出：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年均10%负增长应归咎于“俄罗斯没有做本该做的许多事情”，“采用了缺乏连贯性的休克疗法”。他强调，戈尔巴乔夫于1987-1991年采取的“渐进主义”的市场改革陷入困境后才采用“休克疗法”的，而“休克疗法”又没有贯彻到底，结果导致经济的负增长。“休克疗法”的失败责任在俄罗斯执行欠佳，不是这种“疗法”本身的错误（日本《东洋经济》，1995年3月4日）。“休克疗法”本身没有错误，错误的是没有贯彻到底。然而，俄罗斯实施激进式经济转轨导致经济衰退毕竟是一个事实，萨克斯的这一解释显得证据不足，或者理由不够充分。为此，萨克斯等还从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来解释中俄经济改革的效果差异。
从经济转轨初始条件来解释俄罗斯经济转轨不成功的观点，具有一定普遍性。世界银行编写的19世界发展报告也宣称：“为什么中国有能力在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的改革时仍保持了迅速的增长，而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更果敢的改革却遭到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中国有利的初始条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第一步”（世界银行，1996）。
各种不同的初始条件，究竟哪一个是影响改革进程、改革绩效的根本？看来持改革初始条件论者本身还存在分歧。即便我们承认初始条件是影响两国改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差异，只解释了中国选择渐进改革、俄罗斯选择激进改革的特殊性，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渐进改革劣于激进改革，退一步说，初始条件不能说明中国选择渐进改革是一个错误，俄罗斯选择激进改革道路是正确的。或许也正是初始条件不同，中国才应该选择渐进改革，因为它符合中国国情。
由于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论的解释力不足以及其固有的缺陷，并且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形势出现转机，而且经济达到了较高的增长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支持激进改革的萨克斯等人又活跃起来。提出了新的为激进改革辩护，抨击渐进改革的理论，即提出了“宪政转轨”论，试图从根本上论证激进改革优于渐进改革。并极力主张中国应当从重新选择改革道路。
二、宪政转轨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如前所述，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仍在继续。自20以来，在国际，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及其他媒体上发表了一批有关过渡经济和中国与俄罗斯经济改革比较的重要论文（注：其中包括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而尔内的著名文章《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第1期。也包括著名经济学家、20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帝格利茨的文章和他在国际重要场合的言论，可参见whether reform?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keynote address,world bank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以及《中外体制转轨比较》，《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第43-45页。）。在这些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该文已译成中文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相关的论文在内地《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0月13日；《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7期，等媒体发表或登载。其观点已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注：其实早在1912月，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就介绍了宪政转轨论的基本观点。在讲座进行的过程中和讲座结束后，
参与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国内著名学者林毅夫、茅于轼等对杨小凯的论点进行反驳，但并未对宪政转轨论进行系统评论。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9年第47（总第127期）1999年12月21日。）。为了解宪政转轨论的实质本文转引并概括萨克斯等人的重要论点。
（一）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从对渐进改革观点的批评开始，接着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差得多。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
（二）中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出改革的振荡，步入增长时期，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经历的振荡相比，其振荡的时期要短得多。另一方面，根据拉迪(nicholas lady)等人的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被高估了1-2个百分点。因此，有关两种改革的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重新计算实际已经取得的绩效。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
（三）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的宪法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萨克斯等还引用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皮伦(pilon)的观点，即中国宪法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象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最后，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帝”：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
最后萨克斯等得出基本结论是，历史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sachs, woo,w,1999)。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改革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因此，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东欧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去除政府官员的控制权。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也要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变。
他们在文章中还预言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将会失败。他们强调，中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即从灾难的毛泽东时代恢复的性质）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这个意义上，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也许会失败，正如在1930和1950年代对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模仿之后，苏联式社会主义于20世纪末失败一样。
三、对宪政转轨论的批驳
前面的分析揭示宪政转轨论是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本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宪政革命理论对萨克斯等人提出的宪法政转轨论进行批评。
众所周知，中国在的改革过程中，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率，从1979年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19国内生产总值达747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5.92倍，这种增长速度及改革成效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鲜见的。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各国总产值年均增长2.2%，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3%。各国之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是中国（这两项产值，年增长分别是11.6%和16.3%）和印度（分别是6.0%和7.2%）。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中，中国占5%，那么，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所占比例增至12%。这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相反，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转轨以来，除年经济略有回升外，经济一直大幅度下滑，并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表现为负增长。至19，与转轨前的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这一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20多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按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排名），俄罗斯联邦占世界第7位。现在，俄罗斯降到13-14位。按国内人均产值计算，1997年俄罗斯占世界第104位，按照俄罗斯经济学家l・阿巴尔金等人的预测，俄罗斯找到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俄罗斯将用7-8年时间对国民经济的结构改建；再用5-6年时间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低参数，达到这些参数才能够保证俄罗斯在21世纪达到经济复兴。
为什么会如此，用l・阿巴尔金话说，其原因在于“俄罗斯推行经济和预算政策时（指推行激进改革―作者）方面的极其拙劣的失误”（l.阿巴尔金，2001中文版，第3-5页、第36页）。资深经济学家、院士、著名社会活动家梅德韦杰夫也指出：“90年代初，俄罗斯同时放开价格和对外贸易，国家不再是经济管理的主体，其作用仅限于制定货币政策。这些欠妥的做法，使得俄罗斯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初便加重了困难，加剧了颓势，导致生产锐减，管理混乱，并进一步危及国家经济安全”（梅德韦杰夫，1999）。就连原激进改革派，现俄政坛活跃人物亚夫林斯基等，也开始重新认识和批评俄罗斯的激进经济改革战略。亚夫林斯基2000年在其新著《激励与制度：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2000，英文版）一书中明确表示，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为标志的俄国经济改革，彻底失败了。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声讨和严重经济危机面前，“年秋，叶利钦总统不动声色地放弃了激进自由主义的政策”（博戈莫洛夫，2001，第105页）。
俄罗斯改革把私有化定为目标，以西方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为改革内容的宪政转轨，走上了回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道路，从生产关系来讲，是一种社会倒退，因而经济转轨不可避免陷入失败境地。转轨经济学的成果已经证明，改革方式或曰转轨道路的合适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经济现象的存在，往往会中断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正常进程，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混乱。这种代价是否必要？这种损失是否能够以今后的增长来弥补？历史并没有给予肯定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由于改革方式存在重大缺陷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现象的存在，更应该使当年激进改革的倡导者检讨以下自己的改革理论和“大爆炸”政策建议有无不当之处，而不能拿历史作掩护，用重新修改过渡的定义，规定过渡本质的办法为自己辩护（注：这里借鉴了陈甬军的观点，参见陈甬军(2000)。）。
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改革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和完善。社会制度（或称宪法制度）对改革道路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与俄罗斯改革差别归根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差别，即对原有社会制度彻底否定，推倒重建，还是逐步改革和继承发展。由于中国的改革是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的，因而，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从而把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国有与非国有有机结合起来，在稳定与发展中逐步实现经济转轨。而俄罗斯由于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宪法制度），因而改革方式上必然是激进，由此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和经济持续衰退。另外从改革的合法性角度思考，改革只能从局部开始，逐渐修改“宪法秩序”，并在渐进式的推行政策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成效。相反，直接从“宪法秩序”开始的激进式改革，往往适得其反，使政府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合法性，从而导致分工与交换陷入混乱，其在逻辑上是无序的（注：对于这个问题以下的资料可以提供佐证。2001年1月底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召开了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研讨会，其内容是讨论经过近十年的大规模“宪政改革”，俄罗斯已建立起了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总理、激进改革的具体设计和初期执行者，i.盖达尔说“我们正在建设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前副总理亚夫林斯基把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而俄共总书记k.久加诺夫则称之为“买办资本主义”，i.列别德说俄罗斯搞的是“野蛮资本主义”。美国的金融家索罗斯则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制度是“掠夺式资本主义”（a.麦德韦杰夫(2001)）。）。
此外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生产力落后，经济结构差异，社会政治需要稳定的国情；而俄罗斯采取激进改革方式是不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因此，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张康琴教授谈到“由于经济结构不同，目标模式不同，因此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的方式、时间、难易程度也就不同。可是，过渡不能一步到位这一点是共同的。前苏联国有企业比重高，政府社会负担重，说明改革的难度更大，更不能采用‘休克疗法’式的过渡方针，即采取政府一撒手不管国有企业，任其进入大海自由游泳，一律取消对其补贴和社会保障责任的措施。”张康琴进一步指出：“一国经济转轨的成败，不是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主要取决于其执行者所采取的.转轨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整体上来说，转轨只能是渐进的”（张康琴，1995）。
现在再探讨一下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的调整以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90年代中期，在探讨经济改革失败原因时，俄罗斯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激进改革所倡导的经济自由放任、放弃国家干预是重大的政策失误。取代盖达尔上台的切尔诺梅尔金力图改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多次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方案。1998年9月1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总统对普里马科夫的提名，以善于搞“平衡战略”著称的普里马科夫当选为俄罗斯独立以来的第5位总理。虽然普里马科夫执总理执政也非常短暂，但是普里马科夫制定和实施的反危机计划，以及在稳定经济的纲领中，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模式构想。
普里马科夫执政后首先制订和实施了“经济协议政策”，来遏制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1998年11月俄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提出了《俄联邦政府和俄中央银行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形势的措施》，该文件有明确的目标，“建立面向社会，有国家参与的市场，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建成真正文明的、而不是虚假的市场”。这一提法不仅明确了国家对经济的作用，而且初步勾勒了俄罗斯新的改革目标模式。
1999年8月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代总理，此后普京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并最终成为俄罗斯总统，这标志着俄罗斯普京时代的开始。普京总统执政的总的方针思路是：既不对前苏联70年的成就全盘否定，也不对叶利钦时代改革全面肯定，要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将俄罗斯建设成为“发达、繁荣和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走所谓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第三条道路。
对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普京在在竞选总统前所著《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体现的核心思想是：“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照搬别国课本上抽象的模式和公式，以及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他主张“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整体系”。对于激进改革普京评价说：“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精疲力尽”，因此，“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道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改革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注：普京的论述不仅是对激进改革的否定，而且也表明激进改革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民主，而是政治上的混乱，比较典型的是1993年秋发生的总统与议会危机，在只有少数俄罗斯选民支持的情况下前统总统叶利钦强制实施行政主导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了政府部门尤其是总统职位赋予了超常的权力（第83-93条），这一点可以从前统总统叶利钦可以轻易解散议会和罢免政府总理就可以看得出。另外，普京所谓的激进改革所带来政治动荡，主要指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和地方政治与中央权力的分离。因此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一直与“宪政”的混乱相伴。）。
在确立国家干预经济，抛弃经济完全自由化的改革思想下，俄罗斯改革基本停止了私有化，因此，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企业层次上的国有财产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据统计，1998年1月1日，属于联邦国有制的企业和组织仍有2万家，其中单一制国有企业有1.3万家。此外，大约5000家私有化企业股金按不同期限规定属于国有，其中包括：在831家股份公司中，国有资产的注册比重超过50%，在家股份公司中这一比重是25%-50%；在1400家股份公司中占25%，而在631家企业中，国家拥有“黄金”股。由此可见，国家在2835家股份公司中拥有股票控制额和冻结额，这些公司占股份公司总数的10%，加上国家拥有“黄金”股的公司，共占所有股份公司的12.3%。国家持有股票额最多的是燃料动力综合体（700家公司）、运输企业（1300家公司）和军工综合体（300家公司）（l.阿巴尔金，20
01中文版，第178页）。
1998年以来，尤其是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基本上停止了私有化，这使得国家仍然保持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调控力。而恰好是这一点保证了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和生产的复苏。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制定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生产上努力提高投资的积极性，优先发展高科技生产密集型产品的行业，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建立起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打击金融信贷领域有组织犯罪，循序渐进实现俄罗斯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于实施了有效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之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是石油价格上涨），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200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8.3%，在全世界是最高的。200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是5.8%（俄国家年度统计公报），继续大幅度地增长。
四、从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中得到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国际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能否成功运作曾展开一场国际大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计划经济能否实现有效的合理配置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国际经济学界又在进行一场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建成市场经济的论战（注：1920年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核算》一文，实际上是否定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能性，哈耶克随之附合。以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和美国经济学家泰勒为代表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他们提出了“兰格――泰勒”模式，这一模式对东欧20世纪60年代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值得深思的是：科尔内继承了兰格等人的思想，也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科尔内模式。但是匈牙利剧变后科尔内首先抛弃了自己的理论，1990年科尔内在美国出版了《通向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一书（该书就是回应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系统阐述了新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科尔内明确提出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这表明科尔内根本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行性，这实际上也标志着科尔内最后回到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观点和立场上了。）。这也说明，转轨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规范理论，由于较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问题，业已显示出其发展的生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20多年来改革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凝结众多理论家智慧的结晶，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无疑应当是中国的转轨经济学乃至一般性转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其核心思想为：(1)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基础，改革自始至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2)一个国家在改革中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发展，只有稳定才能进行顺利改革。正是基于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改革必然是渐进性的；(3)衡量改革的成败必须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成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中，以及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研究的总结，我们也发现和认识到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一些两难问题，这些问题是：
(1)体制外增量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滞后性。
(2)农村改革与城镇改革的冲突性。
(3)消费结构转变与收入水平提高缓慢的矛盾性。
(4)经济体制改革与“入世”后产业受国际化冲击的紧迫性。
上述由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一些两难问题，显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学研究者触及甚少以至于没有很好解决的“过渡难题”。因此，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包括对中国的改革和命运关心的国外学者，应当多投入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而不能再给中国开出一个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改革药方，使中国的改革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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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行职业规划篇三
国家教委提出，基础教育应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把素质教育视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目标。语文学科作为基础教育的主干学科，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集听说读写于一体的作文教学，是语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学生的作文素质，加速作文教学的转轨？虽然源多渠广，但作文教学社会化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一、作文教学社会化的意义
（一）作文教学社会化可以促使学生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是在主体地能动地作用于象物的过程中感受、认识事物，掌握工具，形成能力，改造外界，同时也改造自身的。学生作文的能动性表现在通过书本知识――其实也是古今中外的社会知识――及其由浅入深的对现实社会的认识而形成的综合性感觉，对作文社会化产生积极影响。这与单纯地由教师指导学生思维只囿于课本的被动性作文相比较，前者作文内容丰富，更有社会功用。因为作文的生命孕育于社会生活，发育于社会生活，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生活。这样，作文社会化的教学就引导着学生走认识与体验相结合、评价与表述相结合、作文与改造社会相结合的道路。
（二）作文教学社会化可以引导学生进入信息化社会。
作为语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作文，又是传播社会生活信息的重要载体。从原始的口耳相传，至文字记载，直至现代的影视广播和当代的电脑联网，作文在这些社会生活信息传播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不管信息传播速度的快慢、手段的优劣、质量的高低，但都离不开作文这一媒介。何况，现代社会已发展到信息化时代，更需要社会化的作文。因而，现代作文教学社会化是引导学生进入信息化社会的基石。
（三）作文教学社会化为学生成为社会化的人奠定了基础。
语文教师指导学生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格调情感不同的语文名篇，阅读了大量的反映各个时代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的优秀作品，并且指导学生逐步去学会观察和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从而根据某些要求去作文。可是，能否写出反映自己真情实感的文章来？即使写得情真意挚、文彩横溢，但其所表现的文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社会人们按照美观点呢？而作文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的真实生活，学生不仅流露自己的心声，而且必须合拍于社会心声，不仅自己确立该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而且也必须对社会的美好的人事起鼓励与及倡导作用。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作好文就要做好人。好人于何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遍地有之，靠教师引导外，还要学生自己去面向社会，去观察，去分析，去筛选，去淘金，这就为学生成为社会化的人奠定了基础。
二、作文教学社会化的基础
（一）社会基础
其一，作文教学社会化已成为共识：社会需要社会化的作文，作文社会化才能适应社会，作文社会化才能培养社会化人才。
在当今众多的科学交流和知识融汇中，作为“人文”科学，即反映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语文学科，就必然承担其反映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的重任，而作为综合运用语文知识的作文就必须反映社会生活，为社会作文。学生的作文内容不能再局限于教师的空洞说教，而应该放眼社会，调查、研究、分析社会，塑造叱咤风云的人物，叙述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描写富有时代特色的景物，介绍发展科学的成果……这一切就确定了文章题材的社会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宣传工具的更新，社会需要的作文形式更加多样，需要一般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更需要报告文学、特写、通讯、新闻报导、调查报告等含有新闻性的文体以及科研报告、科研论文、科技说明文、广告、合同、诉讼书等文体。这样作文才能贴近社会，发挥其使用价值。
社会需要社会化的作文，作文也只有社会化才能适应社会。否则，形式主义的机械化的作文，下笔千言也只是一纸空文，或许是不流通的纯艺术品。顺及一点，常提到的文学创造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与作文社会化有其相似之处，但作文的社会化范围更广，还包括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等。
（二）家庭基础
作为社会组合的分子――家庭，也要求其成员中的“学生”作文能适应社会需要及应试需要。虽然笔者不赞成应试教育，但从近几年的高考作文内容看，还是趋向社会化，面向社会生活实际的。如19xx年的作文：“仔细观察下面《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用说明文字介绍两幅漫画的画面内容”，“在一次漫画欣赏会上，对这两幅漫画，有人说这幅好，有人说我喜欢那幅，那么你呢？请以‘我更喜欢漫画’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表达你的看法”。的试题是根据所给三个材料，“描写背同学上学的情景”，围绕是“乐于助人”还是“悄悄走开”而“联系实际，写一篇议论文”。的作文，小作是补写《妈妈只洗了一只鞋》的中间部分的内容，大作是根据提示，从《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任选一题，或“另拟一个适合表现你的心理承受力的题目”。可以说，这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前者是针砭社会时弊与艺术欣赏的有机结合，中者是由此及彼，由学生为人而及社会之人，后者涉及学生、家庭和社会。这些作文涉及的社会面广，起到了作文社会化的导向作用，能让学生更好地去认识社会，正确做人，达到为人与为文的双重目的。更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反映不同范围的社会生活的作文安排在相近的年度，让教师、学生、家长乃至全社会都认识到学生作文社会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学生家长更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子女的作文必须深入社会生活，放开眼界，在正确对待人生的基础上做好人、写好文，或明确地认识到应做好人，去改造社会、发展社会。
（三）学校基础
作文教学社会化的学校基础，表现为学校具有一大批指导群、写作群、读者群、评析群和育才群。
全国语文老师仅中学就有300多万， 这些语文老师围绕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引导学生进行欣赏和写作。教师还根据教材的安排对作文进行系列训练，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单项到综合，由分解到合成，固然，这些训练系列不尽完美，社会化范围较小，明显地存在着外加性、形式性和机械性。但这样的系列指导训练确实为教学实践中的教师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作文指导方法，并有一定的学校及社会的生活基础。
作文教学社会化拥有巨大的写作群。其间有语文教师的“下水作文”，当然不是每个教师都愿意，都有水平去下水游泳，以切身游泳的技能及体会去引导自己的学生去实践游泳，终究，有不少指导老师能先于学生写作，写出了较精彩的文章――当然是必须注意作文社会化的，给学生树立了榜样，成为正确的向导。更大的创作群是近亿学生，仅中学生全国就有5000多万，他们边学范文，边写作文，基本上能做到面向生活，并且出现了不少优秀作文。
庞大的读者群和评析群是作文教学社会化又一基础。关心学生作文的不仅是其语文教师，随着信息交流的必须，家长对教育教学的介入，作文教学社会化受到了师生、家长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读者群和评析群。教师的“下水作文”必须得到自己学生的首肯才有其价值，这时学生是评析体。每篇课堂或作业性作文是每个学生必撰的，围绕文题，虽然不同学生的写作态度不同，但有其共同点：根据观察、体验及感受，去寻找内容，确定主题。这些作文，以前的第一读者和评者是语文科任老师，而今家长也必读必评，加之不少教师改变评讲方法，由学生间互读互评，而后班评，这样读者群和评析群就不断扩大，促进了作文社会化的发展，提高了作文质量。
为培养写作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少语文教师通过多种途径加以辅导，涌现出了众多的育才群体。如开设写作夏令营、冬令营，参观游览，一边让学生走向社会，开阔视野，一方面就人就物具体指导，让学生创作出生活化了的作文。在作文评讲时，注意发现较好的文章，教师指导其反复修改，然后向报刊推荐发表。各校开设的作文园地、校文学社、文学报、广播台、班报等都是学生“发表”自己杰作的乐土。学生作文出头露面的机会越多，作文积极性就越高，自身要求就越严，水平提高就越快，拔尖人才就越多。而这些优秀的作文来自于作文的社会化，作文社会化又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反射。
三、作文教学社会化的发展途径
前文已述，作文教学社会化已具备有一定的基础，这主要是教育方针中强调了学生必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强调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强调了学校培养人才的双重目的――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为社会建设培养合格人才。这样，为达到人才培养社会化也就将作文教学社会化列入了重点的教育议程，因此，目前的作文教学社会化才具备了一定基础。但是，离作文社会化的目标――承担认识、体验、表述、评价、改造并再造社会――距离尚远。
作文教学社会化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任重道远，还须师生、社会的不懈努力，去开拓，去发展。何以发展作文教学的社会化呢？笔者以为必须提高认识，加强指导，联系社会，深入实践，综合提高，培养拔尖。当然，这也许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真正做到确非易事，尚需走一段漫长的探索路程。
一是课堂范文教学的社会化与作文教学的社会化的有机结合。语文学科教学内容一部分是关于语言的摹声、文字的摹形及所表达的意义，一部分是成功地运用语言的各类优秀作品，一部分是关于语言运用规则及听说读写的基本方法，此三部分中，主干是以作品为纲、基础知识为目纵横交错地进行教与学，主要教学阵地是课堂，而这些作品正是学生认为的读写听说的楷模，教师在介绍、分析作家作品时就必须分析作家撰写文章的目的及时代背景，更要阐述其对认识生活、改造世界的重大意义，从而结合一些与之同类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文题目、素材，让学生去思考，去写作，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范文教学与作文教学合二为一的社会化功能。
二是作文教材必要训练与社会教材参考训练有机结合。加速作文教学社会化，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配合的行之有效的作文教材，并能真正体现其社会化的训练序列。近几年，全国使用最广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文训练序列，强调了作文与生活的联系。这些教材，总体看是科学的，使作文教学社会化有纲可遵，有本可循。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作文题也就落后于时代潮流。教者必须根据当时的某种较流行的学生所熟悉的服装去命题，或让学生自由选择某种服装，根据“清洗与保藏”去写作。教材只是教学材料，如何选择、加工、变革、使用材料，使之更加社会化，这全看教师是否是能工巧匠，将课本与课外相机结合。
三是教师命题与学生选题有机结合。当然，这需教师解放思想，抛弃师道尊严，给学生以民主。但要达到“有机”二字也确需缜密思考，既要达到全体学生都有根据作文目的而训练的机会，又要达到提高某种能力的要求，更要做到人人胸中有墨可泼，不出现为文造文、内容贫瘠的弊病。
四是语文教师指导和写作有机结合。语文教师的一半时间是在课文教学中度过的，另一半时间是在作文批改中度过的，前面重在导，后面重在改，如囿于此，作文教学社会化也就岌岌可危了。因为指导仅是给学生理性的知识，即使作文指导中可结合所学课文进行，但由于时限、环境等差异，作文的现实与课文的结合难免出现沟壑，要填平它，教师除精心指导其巧妙结合外，给学生最感性的东西是自己的“下水作文”，通过“下水”谈体会，谈生活，谈技法，谈学生作文时会出现的问题。实践中，教师的下水作文确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起学生的写作热情。另外，教师除了为“下水”而准备外，还要经常练笔，不管什么体裁的都去练习写，能够发表更好。教师的文章学生听了、看了，既是垂范，又是激素。那些能见诸铅字的文章基本是能反映生活、有补于社会的，这样，自然地为学生作文社会化起了表率作用。教师在浩如烟海的学生作文中游览，喜怒哀乐都有，但从效益角度计，这不为最佳方法，必须下大功夫去革旧探新。如批改作文可以让学生互改互评，互相推荐；让学生自己谈写作动机与成文经过，由其他同学评析文章得失；教师找出不同类的作文分类评讲，自己导，学生评。这样时多利多，确需教师的红烛精神。不可忽视的是在提高学生作文综合水平的同时，要为培养一届又一届的写作尖子发挥奠基石作用，每个语文教师要把培养写作尖子作为教学的追求与实绩。培养写作尖子首先是发现，这些学生往往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创作欲望，有强烈的通过文章服务、改造社会的抱负和使命感，有着较好的语文基础和写作技艺。发现之后要精心栽培，让蓓蕾初绽，越开越艳。从而激励和促进更多的同龄人。培养作文尖子途径多样，可以平时个别指导，可以荐评作文发表，可以辅导参赛，激发他们的成就感。可见，教师只有自己先做到作文社会化，并具有甘当人梯的精神，才能导引学生走作文社会化之路。
中学时代是学生的作文逐渐成熟的时期，因而，作文教学社会化应成为中学作文教学转轨的主要途径，以此改革作文教学，使之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学作文教学如何转轨]
转行职业规划篇四
养老金隐性债务和体制转轨
[养老资金问题在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
养老金隐性债务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它等于如果该计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养老金隐性债务通常是在养老金计划终止的假设下计算的，该终止假设假定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体系将立即终止，所有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将得到其未来退休金和应计权利的补偿。隐性养老金债务作为一个存量概念代表了政府能够明确预计到，并必须列入财政计划的直接和隐性的债务。与政府的潜在债务不同（例如挽救国有银行），隐性养老金债务不形成不可预料的财政支出需求。?
转轨成本的概念产生于即使在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帐户的情况下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的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转轨成本的产生是由于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偿还旧体系的债务。该融资缺口源于隐性养老金债务，但并不等于隐性养老金债务，因为部分支出是用于因为保留部分旧体制而每天新增长的债务，而部分当前债务则是由继续的缴费所覆盖。
?
隐性养老金的规模取决于许多经济和人口因素，例如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其所覆盖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年龄结构、养老金福利水平、退休年龄、替代率、指数化机制和贴现率等。基于其养老金体系于1994年终止的假设，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而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新的测算则认为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约为gdp的94%（dorfman and sin,）。?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养老金债务，并在寻求其他减少转轨成本的办法。实际上，政府已尝试着使用3种方式的组合来减少隐性养老金债务和支付转轨成本：首先，中国保持着缴费率为13%、替代率为20%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国务院26号文件）。缴费的约4个百分点被设计用于转轨目的(根据世界银行(1997)，工资税/缴费的9%足以支付替代率为24%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根据国务院26号文件，13%的缴费率相对于20%的替代水平显然绰绰有余。工资税额外的4个百分点（＝13－9）是设计用于转轨目的的。)。第二，老职工被保留在老体系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转轨成本。第三，政府没有削减养老金，而是希望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能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
现在很明显这些方法都未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转轨成本。资金问题非常严重：在19，22个省级养老金统筹出现赤字，金额约42亿元，其他10个省有27亿元的盈余(然而，由于没有全国的统筹，中央政府不能使用几个省级统筹中的盈余。这些盈余都在沿海地区。)（hang,）。到年底，基本养老体系（支柱1、2）的总结余达到587亿元。这些结余资金分布很不平均，其中5个沿海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占267亿元，另21省市仅占311亿元；还有5个省的结余几乎为零（hang,1999)。这一局面在19恶化，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为25个省提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很显然，必须为支付转轨成本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基于国际经验，如下几个选择可供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考虑：?
――通过缩小现行体系、延长退休年龄和减少保险福利水平来减少养老金隐性债务；?
――在对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实行债务和资产的转换；以及?
――使用一般的税收或发行债券。?
世界银行一项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为转轨成本筹
[1] [2]
转行职业规划篇五
加速基础教育转轨的历史进程
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是九十年代所有中小学的共同任务。对此我们的认识还不统一。这是各地教育转轨发展不平衡的反映，也是教育转轨的进展在各地、各校差异很大的原困。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对于加速基础教育转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一种议论，认为转轨只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事情。有什么理由呢？应试教育是否只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呢？也不是。既然如此，经济不发达地区为什么要例外呢？
无非是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中小学办学条件的改善。只看到差距，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只看到少年儿童某些素质的普遍提高需要特定的场所、设备、设施，看不到实施义务教育的基本标准已为教育转轨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标准，过分夸大办学物质条件要求，是踏入这一认识误区的关键原因。与此同时，没有把教育转轨作为过程来认识，将前期的转向、入轨的要求与后期的进一步发展混为一谈；把素质教育看成只有一个层次、一样水平、一种模式；把经济发达地区探索素质教育及至现代化教育的具体做法绝对化，当作唯一的尺度和标准套用到经济不发达地区，因而引起了误解。
一部分同志认为素质教育可以搞，但只能在小学搞，理由是小学有6年，中学只有3年，离中考太近了。有的小学校长把他们教育称作5＋1，就是5年“素质教育”加1年应试教育。最后1年要对付毕业会考，就不能转轨。这些情况表明，升学考试制度确是制约教育转轨的瓶颈，必须加以改革。考试本来只是教育的手段，各种教育都在用，国民素质教育也不例外。唯有应试教育把它蜕变成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主宰，既变了形，又走了样。一遇到考试，只要可以横向比较，就神经过敏，就要大动干戈，就要改动课表停下其它课程，就要加班加点，就要推出题海战……不改变这种畸型心态，再好的考试改革方案实行起来也难免扭曲变形。这种变态心理显然是应试积习的反映，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它的存在反映出我们一部分同志眼界不够开阔，存在某种脱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偏向。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干部都是管教育大事的，转轨正是基础教育的一件大事，是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的一种选择。中小学教育式作者从事的基础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只有从大局看问题，放眼社会主义现代经济，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才能深刻理解教育转轨的意义。
说到中小学都要转轨，有人顾虑重重、忧心忡忡，总是埋怨社会不支持，家长们只看分数，只看升学率。这确存在，但并不是全部事实。面对“差生”，面对孩子们在升学竞争中的“失败”，面对少年儿童的不良行为习惯和身心素质上的缺陷，家长在叹之余不也在埋怨。应试利用一切机会向家长、向社会做关心支持教育转轨的宣传工作；应试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正确指导。更重要的是要拿出转轨的实绩来，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自然也能使我们队伍中还想一看的同行们改变他们的态度。许多学校已在这样做了，然而真要形成气候，则有赖于所有中小学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