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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内容 人类学作业最难忘的一件事篇一
——读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
近年来随着人文社科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并了解人类学这一学科，诸如田野工作、亲属制度等人类学名词也让人耳熟能详。列维-施特劳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他刚接触人类学时的兴奋心情：“我的思想从封闭的学究哲学的圈子逸出，在户外饱吸清新的气息，精神为之一震。像一个漫步于山间的城里人，我陶醉于广阔的天地，而我诧异的眼睛难能摄入富裕和繁多的情景。”这句话既表达了列维-施特劳斯对于人类学的喜爱，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类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学科。因此，刚刚接触人类学这一学科的人难免会觉得无从下手，而王铭铭老师的《人类学是什么》一书无异于是一把让人轻松步入人类学殿堂的钥匙。
一、关于《人类学是什么》
《人类学是什么》是《人文科学是什么》丛书中一本，是王铭铭老师应邀为所有爱好人类学的人编写的入门读物。王铭铭，毕业于厦门大学，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等。这本书始印于2002年，正值世纪之交。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面临着极大的机遇，也同样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怎样应对挑战这一难题摆在我们面前。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就是设法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全面的发展。我们已经走过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现在的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要学习人文科学知识。
而人类学是一门注重体会和理解的学科，怎样避免铺陈把它的道理、规则、价值和技艺说清楚呢？“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曾在所著的《社会人类学》中，批评了一些人类学教材，说它们以昆虫学家采集蝴蝶标准的方式来讲述‘人’这个复杂的‘故事’。利奇的意思是说，要让人理解人类学，不能简单地罗列概念和事例，而应想法子让学生和爱好者感知学科的内在力量”（《人类学是什么》，p1）。而王铭铭老师也正是这么做的，在本书中他以明快、简洁的语言介绍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象、内容以及人类学发展的历史等。
《人类学是什么》一书主要包括九个部分：人看人；他者的目光；“离我远去”；迈进人文世界；生活的节律；“天”的演化；看别人，看自己；人类学者的成年以及富有意义的洞察。并且，在每一部分的开头作者都用一个人类学大家的话语来总结这一章要讲的主要内容。
“人看人”这一部分主要讲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促使研究问题的不断转变，进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逐渐分化，清晰。
人怎样成为人→文化中的人→一样的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他者的目光”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了近代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的发展。说到了被人类学家视为天职的追求：文化的互为主体性，它要求人类学家通过研究“非我族类”来反观自身，“推人及己”不是“推己及人”的对人的素质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
在“离我远去”中，作者讲到：“做一个人类学家，要培养一种‘离我远去’的能力，到一个自己不习惯的地方，体会人的生活的面貌。所以，这里的‘我’是‘自己’但不指单个人，而指人生活在其中的‘自己的文化’”。实际上，作者这里所说的“离我远去”的过程就是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价值中立的立场，就是
去除民族中心主义的过程。并且也提到了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
“迈进人文世界”则主要体现了整体和局部结合观点理解本土观念的研究方法。要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不能带有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上好恶的观念去评价他人的文化。
“生活的节律”与“‘天’演化”这两部分分别从传统的和动态的两方面讲述了文化。而第七部分“看别人，看自己”则通过中国和法国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对比，试图在一个被我们二元化了的“东西方世界体系”中寻找我们社会经验的不同与相似，从而揭示出我们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那种“焦虑”的可能理解。第八部分“人类学者的成年”则说“研究者必须要有一种新的观点和境界，就是研究者不但要把研究的对象看成身外之物，而且还要能利用自己是人这一特点，设身处地的去了解这个被研究的对象”（费孝通）。这就要求我们要善待他人的学问，做到“离我远去”，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和价值。第九部分“富有意义的洞察”则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讲述了人类学中的人文主义、人类学的用途及人类学的中国化。
“《人类学是什么》这本书，要尽量表达相对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要从一般的人类学出发，进入‘他者的目光’，再从‘他者的目光’进入生活方式的常识，从这些常识进入构成社会的原理，再转入学科在知识互惠中的意义，最后论述人类学的基本认识与价值”（p8）。
二、迈入人文世界（本书第四部分）
作者先引用了著名的女人类学家露西·本尼迪克特的一段话，意在说明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有不同的选择之路，我们要平等的看待每一种文化，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判断一种文化的好坏。作者分别从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以及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展开论述。
（一）、社会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
作者认为亲属制度是人类学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和文化差异，一般可以从亲属称谓和两性居住形式进行理解。那么怎么解释我们看到的不同的亲属制度呢？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划分了社会结构演变的各个时期。而后来的亲属制度的研究采用了两种新的理论模式，一种是以英国人类学为特征的继嗣理论；另一种是以莫斯和葛兰言等法国结构主义者为先驱的法国学派的交换理论。
提到交换理论就不能不提到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列维-施特劳斯。在《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书中，他不仅论述了外婚制和乱伦禁忌的起源问题还说明了狭义交换和广义交换的问题。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外婚制和乱伦禁忌，内婚制和交表婚各自代表“意识社会关系的两个阶段”。这次根本性的分离导致了两种可能的交换模式即狭义交换和广义交换。狭义交换在两个集团之间进行，而广义交换则在两个以上的集团之间进行。他认为，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就是以交换妇女为根本的结构。《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亲属制度进行了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打破了人类学研究的田野工作的唯一方法，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新路径。
王铭铭老师也指出最近人类学对亲属制度的研究产生了反思。美国象征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施奈德写作了《美国亲属制度》一书，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所谓的亲属制度的研究，不过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研究非西方人的手法，它本质上还是反映的是西方人社会中的继承和分配的观点。因此，人类学产生了亲属制度研究的第三种方法——本土观念的研究方法。本土观念的研究方法，正如格尔兹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的，重要的是要理解当地人怎样看待人。也就是露西·本尼迪克特说过的“文明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的需要一批这样的个体，他们具有真正的文化意识，从而能够客观的，毫无畏惧的，从不以反唇相讥的态度看待别的部族之受社会调节与制约的行为”。
（二）、经济人类学——互惠、分配与交换
作者在书中说到，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项：生产方式的类型；交换的类型以及不同文化对“经济”的不同看法。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的现象，是人的关系的反映，因而，在考察经济现象时，不能简单的关注物质，而应关注物质的人格色彩，关注物质的文化意义。
波拉尼在《大转变》一书中把人类的交换概括为三种类型——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互惠是对称性的；再分配是集中性的；市场交换则是自足性的，是市场中“手”与“手”之间的相互运动。
关于互惠的研究当属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一书。莫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交换关系。礼物交换是一种是社会关系的意义体系，与注重利益获得的现代市场交换不同，礼物交换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面子”的互惠性。而中国人对“面子”是极为看重的，我们民间的“随礼”、“送礼”、“溜须”、“上油”等说明了中国人礼物交换的复杂性。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人礼物交换的复杂性，说明我们不仅要看到礼物交换通常带有的莫斯所说的那种“总体赠予”和“人格交换”的特质，也应该看到实利交换的一面。
作者在本小节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常说的‘礼仪之邦’与民间送礼行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翟学伟的研究能给予一定程度上解答。翟学伟认为，在中国这样的情理社会中，人情交换不是一般性的交换，亲属和权力表面是在不同的范畴中，实际上却是在一个范畴中运作，人情和面子实际上是权力再生产的方式。
（三）、政治人类学——权力与权威
政治人类学在19世纪诸多关于社会形态演变和法权制度起源的论述中得到过零星的论述，其基本做法是将当时非西方的各种政治体制来与西方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进行类比创造出一个阶段性的序列，将非西方各文化的政治面，当成西方政治体制的远古历史来研究。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开始反思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体制的“进化”带来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表现出来的国家中心主义和全权主义政治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另类的政治模式备受瞩目。
王老师认为，政治人类学家关注的是那些缺乏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那些“无国家的社会”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与实践是一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1940-1960年之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政治组织研究和权威形成研究。政治组织研究的翘楚是埃文思-普理查德，他在《努尔人》中提出了著名的裂变理论，但是在努尔人的社会中不存在权威。在权威形成的研究中利奇的贡献最大，他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中，批评了功能主义有关政治的论述，认为这种理论过于重视稳定的政治制度，而忽略了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他部分的采纳了马克思的矛盾观点，强调政治的动力正是来自于矛盾和斗争，强调权威的建构是政治动态的基本过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法国理论家福柯的权力理论在知识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福柯间接的通过“文化的互为主体性”的反省达到了对现代性的批评。
作者认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许多现象，涉及到权力与权威的观念与实践。这两个概念的主要差别是，前者强调未经公众承认的支配力，后者强调已被公众承认的支配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强制性与非强制性。而不同的文化中对于权力与权威的解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判断，要深入不同的文化中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四）、宗教人类学——信仰、仪式与秩序
作者认为宗教人类学产生于不同民族对于不同的神力的想象。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将宗教研究与人的自然知识的“进步史”联系起来，派生出“迷信”（巫术）、“宗教”和科学这个时间序列。马林诺夫斯基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在法国人类学界，社会学家涂尔干就认为，巫术是个人克服问题的工具，宗教是社会团聚的手段。同时涂尔干学派造就了新一代人类学家，使他们更加关注宗教仪式中社会构成的原理与过程，特别是凡·吉纳普和特纳的研究。
一个世纪以来的宗教人类学研究，受启发于宗教的社会观与伦理观，特别关注正规的宗教教派以外的宗教现象，并逐步将视野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去。人类学家认为，大到教会的朝拜，小到印尼的斗鸡仪式，都是在创建一种道德共同体,在表现着人对于秩序和混乱的判断和想象,处理着人间的社会问题。这也就是说，人类学家虽然知道宗教可能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观念形态扭曲”，但他们也认为这种“扭曲”本身也服务于社会现实的建构。而宗教与社会的这种两可关系也是人类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三、《人文类型》与《人类学是什么》
在《人类学是什么》一书中，王铭铭老师对弗思的《人文类型》一书大加赞赏：“《人文类型》以最为简洁的语言，论述了一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如此多样的学科，为我们了解人类学提供了赏心悦目的绪论”，“他的作品总是耐人寻味的”。
弗思1901 年生于新西兰，在奥克兰读完大学后，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是马氏的第一个博士，后来继承马氏的讲座，成为该校的教授，师徒二人使伦敦经济学院成为世界社会人类学重镇。弗思被称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并因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受封爵士爵位。1988 年, 费孝通先生根据弗思所赠的1975 年《人文类型》英文修订本，约请他人修订中文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年列入华夏出版社“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再版。丛书其余四本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
《人文类型》也是人类学的入门书。在书中，弗思从学科内部对人类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本书含导言及七章正文。正文大致可以这么分: 第一章“种族特征和心理差别”、第二章“人和自然”是对两种观点的否证，即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不是种族(人的生物性)，不是自然环境(客观世界)，而是文化或社会； 第三章“原始社会的劳动和财富”、第四章“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第五章“行为的规则”、第六章“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信仰”，非严格但相对对应地介绍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即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政治人类学(法律制度)和宗教人类学；最后一章“人类学在现代生活中”论述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应用人类学两个主题。
笔者以为，在《人类学是什么》中“人看人”对应《人文类型》中的第一章“种族特征和心理差别”；“迈进人文世界”对应第六章“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信仰”；“生活的节律”对应第五章“行为的规则”；“富有意义的洞察”则对应
了最后一章。可见，王铭铭老师是循着弗思老先生的轨迹写的《人类学是什么》但是包含的内容也更丰富，其思路是按着中国人的习惯写的，所以可能对中国的读者来说，作为入门读物《人类学是什么》比《人文类型》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四、简短的结语
正如作者在本书最后说道的那样，人类学“这样一门学问教的不是怎样治理人，而是怎样理解人；教的不是怎样在社会中获得经济与政治的成功，而是怎样理解人的经济和政治追求；教的不是怎样相信一种宗教、一种教条、一套生活的规矩，而是怎样理解它们的特定的社会逻辑和宇宙观逻辑”。“人类学的信条是：一门对人最有帮助的学问，一般不是那种能使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使一个人利用另一个人的技巧，一般不是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手段，而是一种‘离我远去’的思想，这种思想没有直接可见的用途，却具有启迪人生、改良社会、陶冶情操、深化思想的力量”。
作为一门学科的入门书，作者没有用文字堆砌理论也没有长篇累牍的抽象概念，只是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平易近人的态度将关于人类学的各个方面向我们娓娓道来，给我们展示了人类学的无穷魅力。作者虽然是泛泛的向我们介绍有关人类学的方方面面，但是并不曾遗漏任何重要的东西。在书中作者不仅一一叙述了人类学的历史、理论和大家，还与中国相结合，让我们看到人类学的“中国心”。
到底什么是人类学，似乎永远没有完整的答案，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人类学中来，人类学家也将不懈的进行研究，因为其研究对象——人类始终在变化着。
参考文献：
[1]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弗思.人文类型[m].费孝通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2.[3]郑少雄.人类学家都是虚伪的做好人？——《人文类型》读后[j].西北民族研究，2006，01.[4]郭志超译.人类学是什么[j].原载美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是什么》，1982年版.[5]王铭铭主编.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人类学内容 人类学作业最难忘的一件事篇二
由《萨摩亚人的成年》引发的——关于教育的思考
课程：《文化人类学入门》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08级市场营销班
姓名：谢晋
学号：12008241089
由《萨摩亚人的成年》引发的关于教育的思考
仔细地拜读了玛格丽特·米德的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人类另一个文明的角度来深思我们现代文明中的一些问题。该书详细地描述了一个赤道附近的小岛上的萨摩亚人的生活模式，重点描述了萨摩亚的姑娘的成长过程以及心理变化，特是对姑娘的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做了详细研究。从米德的描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萨摩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难,也没有人为了某种特别的目的而殊死拼搏。”“任何人的生活的步履都不会被别人所催促不停,也没有人因其身心发展缓慢而受到严厉的责罚。相反，那些富有天资、早熟早慧的人却每每受到遏止，以期他们当中最为迟钝缓慢的人能够赶上他们。”可见，萨摩亚的社会对于青少年的要求是很随和的，米德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整个萨摩亚社会充溢着的那种普遍的随和性。”而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却不是那么随和。我们提倡并宣传早熟早慧的青少年，新闻媒体热衷于报道“某某神童考上北大清华”、“某某9岁孩童学完大学所有课程”。早熟早慧，在家里的大人眼里，叫做孩子的“懂事”。乃至于对于还没“懂事”的孩子，父母会以其同年人中的成熟者为榜样，教育他们，乃至压抑他们爱玩好动的天性，“引导”他们早一步进入社会。与萨摩亚社会通过遏止那些富有天资的人以给予迟缓者赶上的机会相比，我们的社会更强调森林法则，更强调青少年们的早慧早熟。在社会的价值观引导下，父母和学校承担了具体的对于孩子的教育。与萨摩亚的父母对于孩子的宽松要求相比，我们的社会里的父母们往往对子女寄托了太高的期望，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除了在学习上要取得优异的成绩外，还希望他们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为此，父母们为孩子们制定了“兴趣”和“爱好”，练习钢琴书法抑或是舞蹈乐器。父母的兴趣被强压在孩子的身上，父母的希望被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与萨摩亚的随和性教育相比，这种功利性教育在孩子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阴影。
在萨摩亚的社会里，人们视性为一件自然而快乐的事，每一个人都有充分享受性的自由。除了少男少女可以自由恋爱，自由享受性的快乐之外，在成人社会里，妻子的出轨，也只需要几张精编的草席就能弥合情敌之间的间隙。当然，酋长的女儿和妻子的性自由会被排除在外。其实，萨摩亚的社会也不是性的泛滥，萨摩亚社会同样是一夫一妻制。只是在这里，性是自由的，开放的，而且是不加掩饰的，一个萨摩亚人，还是孩子时就能看到性，到了16、17岁可以去尝试性，而即便是成婚之后的出轨也不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事，甚至已婚的男人与未婚的姑娘相会棕榈丛中也是社会默认的事。
相较而言，我们的社会里，对性总是加以掩饰，即便是发出了“食色，性也”呼声的孔子，对于性也采取了用“礼”来加以约束管制的方式。可见，我们的社会对于性是避讳的，我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性，更不会在“棕榈丛”中去尝试
性。在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中，我们缺乏科学的性教育。父母和学校都对孩子对性产生的好奇和兴趣采取回避的态度，以致进入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开始陷入生理快速发育，心理却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
16、17岁的青少年即将迈入社会，成为我们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员，来自于未来就业、婚姻、抑或是通过升入大学用时间和努力来换取未来更高质量的就业和婚姻的压力，极大地增加了青少年的精神负担，而在父母和学校的长期加压行为下，这种来自于未来的压力使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出现了骚动不安的现象，乃至选择了叛逆来抵抗外部的加压。
与此同时，青少年们的生理快速发育，开始出现生理上的性需求，而心理上对于性知识缺乏必要的认识，使得他们避开社会的正式教育，通过其他方式去探寻性知识。而在社会没有科学的性知识教育情况下，这种自我探寻的性知识，往往带有“淫秽”的色彩。使得正处于骚动不安状态下的少数青少年，通过叛逆的方式，冲破外界约束去实践和尝试自我学习的性知识，这就造成了青少年偷食禁果的现象。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青春期的众多现象，来源于我们社会固有的教育模式。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中的弊端在这个时期集中地体现出来。而把这种结果归结于一个人生长发展必有时期——“青春期”，甚至于用医学的基因观点来予以解释，是对于青少年教育的不负责任。米德的田野调查，将现代文明与萨摩亚文明的对比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社会中的教育中的问题和弊端。而这，足以引起整个教育界的改革，如米德所说，“为选择而教育”。
人类学内容 人类学作业最难忘的一件事篇三
电影《上帝也疯狂》观后感
教育学院09心理班杨浩12009240838
《上帝也疯狂》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还有一个同名游戏，不过内容和电影没有任何关系，游戏的内容有些象“帝国”系列的即时战略。不过还是回到电影上来，我们看到的《上》片（ⅰ、ⅱ）都是关于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the bushman）人的故事。情节上有连贯，不过和ⅰ相比，ⅱ的情节差强人意，而且淡化的人类学意味。土著、盗猎者、动物学家以及为了增加喜剧效果的士兵的冲突被组合在一起，故事的叙述以及情节的展开也非引人入胜，唯一值得嘉讲的是土著演员，很符合传统的“高尚的野蛮人”形象。总体上讲是个糟糕的“续貂”之作。
不过《上帝也疯狂》（ⅰ）倒十分耐人寻味。情节除楼主介绍的之外，尚须补充一些。某日（估计在70-80年代之间，或者更早）在卡拉哈里沙漠上空飞过的双翼飞机上掉下一个玻璃可乐瓶（不知道是不是coca-cola公司赞助的），恰好掉到主人公居住的游牧点。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瓶子成为整个群落争夺的对象（大约就是20人左右的群体），而他们的首领为了恢复往日平淡的生活，独自带着这个瓶子上路，期望将其丢开，平息部落中人们的嫉妒与争夺。
一条幅线则是该国所属反政府武装策动的一次**（居然得手，虽然可笑，但对于非洲政治状况也可理解），在沙漠周围政府军对反政府组织的追击。迫使后者不断逃跑（途中是为增加视觉效果而制造的可笑情节），这与故事的第二条副线连接起来——反政府武装逃遁的地点正好一个白人建立的传教点，该地的白人传教士还与开化的黑人同事共同担任地方小学的教育工作——天真的年轻白人女教师奉命调任此地，与她同往的是在当地生活多年不乏率真与笨拙的人类学家、兼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兼汽车修理工（他的职业肯定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而且由于情节的需要，他成了女教师洋相百出的追求者）。
三条情节主线在这里汇合，先是想要扔掉可乐瓶的土著被当作叛军被政府军俘获（由于语言不通，当然他十分可笑地成功逃脱），接着是反政府军的残部绑架了传教点小学的学生以及女教师，最后是笨拙的人类学家与天真的土著联手用土制的吹管麻醉了叛军。结局是我们熟悉的皆大欢喜，土著将可乐瓶给了人类学家，踏上归路，人类学家与女教师激情拥吻……一同过上幸福的生活（暗示）
情节十分简单，进行内容分析倒是很有意思。电影开始有大约5-8分钟关于布须曼人生活状况的介绍，很有人类学的味道。之后，一件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品将原始生活与现代文明联系了起来——这就是代表现代工业与商业社会消费主义发展极点的象征物——可口可乐瓶。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可口可乐瓶以其流畅、富有表现力的外型，代表工业设计的顶峰。这种利用象征物的表现手法，又通过人类学对象征物的解构与商业社会的商品图腾联系起来。“可乐瓶”贯穿整部影片，部落社会的纷争由此而起，土著首领的行动目的以及全剧的情节都是围绕着要将其（现代工业文明对简单社会的入倾）抛弃展开的。
在整部影片的结构上，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人群a.土著b.某国政府（军）及反政府（军）势力c.西方的代表——人类学家、传教士、女教师。如果可以划一条联线的话，我们会发现abc三点分别位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的话），非洲国家在结束欧洲人殖民统治后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府，在形式上基本模仿西方社会，当然在职能分工与效率上是“徒有其表”的（这一点
在影片中十分明显）。但是他们毕竟以本土人学习先进文明（文化变迁）的事实，长期获得人类学们的关注与研究。而第三类所代表的则是西方文明在非西方世界里的典型形象，教师这一职业在性别上也往往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抛开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殖民意味，以及从几个世纪以来具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对“异文化”知识所作的杰出贡献。第三类人一直致力于推销西欧式的现代文明，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化”进程作了最基础的工作。
于是我们看到了“抗拒现代工业、商业文明的土著社会”，“半推半就，徒有其表的本土社会”，“致力于自我推销的西方社会”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构成了我们所看到影片的情节发展。
最后的结局耐人寻味，土著首领将“可乐瓶”递给人类学家，让他带回其产生的社会。表面上是土著社会努力将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物驱逐了出去，然而土著首领与人类学家联手将反政府武装残部制服，暗示了西方社会对其达到的工业化成就，以及其所倾销的现代性价值观的质疑（以西方模式在非西方社会建立的国家形式是否只是本文化海洋中的一个个文化孤岛？）这其实也是60、70年代以来西方放弃亚洲、非洲殖民地以后，对其几个世纪以来殖民活动的反思。同样，这与西方社会战后，及60-70年代对本社会状况所出现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而表现在人类学上则体现为借助异文化知识，实现对本土社会文化现象加以思考的“文化批评”。电影中则以人类学家与土著（曾经，并且至今仍作为前者的研究对象）的合作暗示了这一主题。
而人类学家与教区女教师的感情发展，似乎将传统意义上人类学家与殖民地事务以及传教工作的纠葛暴露无疑，更加陷于文化边缘的两难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