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十三篇)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一

考研英语小作文多是辞职信、道歉信、感谢信等应用文体。它的形式是给出提示要点，要求考生根据要求表达清楚要点。尽管它并不需要华丽的词藻和吸引阅卷人眼球的文采。但是，它还是需要考生在平时的复习中点滴积累，适当训练。以言简意赅的词句及一定的逻辑性，将事情叙述清楚，表意明确。

小作文满分为10分，因为其更加套路化，所以它比大作文更加容易得分。但是，得高分的前提是要在格式、语言和要点等方面下功夫。

称呼：英语应用文称呼有这样的特点，如果是不认识的人，一般称呼为敬词+尊称。例如，dearsirormadam；如果是写给关系正式的某团体或个人，称呼为敬词+尊称+名。例如，或；对于关系较亲密的人可以直呼其名。

正文：正文格式一般格式为首段开头空四个字母，段落之间不空行；现在流行的格式，每段开头不空格，但是各段之间空一行。考生在格式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进行选择。只要让阅卷人看得舒服，且完全符合应用文要求的文体就可以。

用词准确是最基础的要求之一。其次，句型多变。例如既有并列句，也有复合句，还有从句。注意语法运用要正确。

再者，正式语言一般是写给具有正式关系的团体或机构，注意这样的情况不用缩略语和口语用法。除了正式的文体以外，其他的文体皆为非正式文体。像写给朋友的书信等。

小作的考查要求中会体现出写该篇的目的和场合。考生在写作时要注意针对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使交流得以进行。另外，也要注意不同的应用文有不同的用语。建议你对某些应用文的格式和习惯用语，应该加以熟悉和背诵，以便运用自如。

考试时注意在看到题目要求后不要忙于动笔。虽说小作文的字数充其量在一百多个单词，但是依旧要在脑子里理清思路。最好能够在仔细审题以后，认真列个提纲，这样更有利于思路清晰。写作时，注意表达清楚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交代清楚写信目的；其次为了让阅卷者对你的文章结构及表意一目了然，注意关联词或衔接词的运用；接下来，应该对个人的观点进行阐述（在写作有此必要的时候）。

最后，行文间要注意简化描述。用简短的语句代替冗长的语句。在作文完成的时候，应该检查、修改，以免遗漏一些需要表达清楚的要点和细节。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二

摘 要：中国古代的论说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用以说明事物或发表议论或记叙事物，但都是为了阐明一个道理，以期给人某种启示或给自己明志。如何正确理解、把握中国古代论说文的文学性，推动古代文体与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致关心的问题。本文以《爱莲说》和《六国论》为例，探讨了唐宋时期论说文的文学性。

关键词：论说文；文学性；六国论；爱莲说

要探讨古代论说文的文学性，先要正视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差异性。

古代社会首先出现记事散文，随着社会事物继续发展，才又有论说散文的出现。论说文是一种以议论和说明为表达方式的文体。它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方法的运用，论证道理，得出结论，告诉读者。亦即刘勰所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③于论说的内容、功用、方法各有不同, 古人就将“论”作为论说文的总称，从中再分细目。刘勰的《文心雕龙》将“论”列为陈政、释经、辨史、诠文等“四品”以及议、说、传、注、赞、评、叙、引等“八名”。从具有文学表现的手法来考察， 有的论说文又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和欣赏。

古代论说文来源于先秦诸子。《论语》虽属片断语录，但已孕育论说成分。现存最早的单篇论文是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东汉以后，论说文风格有所变化，如王充的《论衡》，体现了精微朗畅的特征。魏晋南北朝之际，论说文则更趋于自然形成，且颇多气势。如曹丕的《论周成汉昭》、曹植的《成王汉昭论》、西晋陆机的《辨亡论》，文学气息颇浓。迨至六朝，梁刘峻的《广绝交论》问世，此文系针对世态炎凉而发，有感情，有理论，有文辞，可算是文情并茂的骈体论文。到了唐宋时期以，随着两次古文运动的进行，论说文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下面以《爱莲说》和《六国论》为例来分析唐宋时期论说文的文学性。

《爱莲说》和《六国论》是唐宋时期的作品。在这个时候，像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也的确创作出了不少审美品位很高的散文作品；但另一方面，古文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复兴古道，所以更强调政论与说教的载道功能，对文学特征有所忽视，从而减弱了文章的审美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六朝文学观的退化，但也有一些文学色彩较浓的的作品，如周敦颐《爱莲说》和苏询《六国论》。

《爱莲说》是宋学家周敦颐创作的借物咏志的名篇，它在结构上匠心独运，做到言简而多姿，文短而曲折。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旨》里说：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此画诀也。”绘画不喜平，为文何尝不如此，周敦颐深明此旨，他的《爱莲说》主要具有以下文学特色。

苏询的《六国论》老辣犀利，博辩宏伟，严谨填密，文采斐然，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它以一锤定音之势，揭示文章的主旨；以分陈得失之差，震惊认识上的糊涂；以先辈创业之难，激发悔恨之情;以不得安寝之危，警觉颧预之心；以暴秦无厌之欲，告诫赂秦之人；以古语今事之理，晓谕妥协的人们；以史实的诉说，龟鉴当朝的政治；以大小上下之别，提请局的定夺……娓娓道来，而又振聋发馈，句句在理，而又苦口婆心。所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极力称扬苏询之为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④以为这些言词并没有多少虚妄的成分。

注释：

①刘勰著、周振甫今译.文心雕龙今译・原道第一[m].中华书局，1986：9-11.

②刘勰著、周振甫今译.文心雕龙今译・原道第一[m].中华书局，1986：10.

③刘勰、周振甫今译.文心雕龙今译・论说第十八[m].中华书局，1986：167.

④曾巩.曾巩集・苏明允哀词[m].中华书局，1984：560.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三

应用文的大作文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重格式，规律性强。格式和套路不对,一般会给阅卷老师留下很不好的印象。例如：信件一般不需要题目，通知和告示却需要，如20xx年的题目volunteers wanted。不只题目，还有客套话以及署名等。例如：公务信函中的称呼，一般而言，如果是不认识的人，称呼为敬词+尊称。例如，dear sir or madam 或to whom it may concern;如果是写给关系正式的某团体中的具体人，称呼为敬词+尊称+名。例如，dear mr. xx或dear ms. xx;对于关系较亲密的人可以直呼其名(dear)peter等。这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里所谓的轻思想，主要是指因为100字的应用文，除去那些客套话，其实一般主体部分也就2-3个句子就可以解决。这么短的篇幅，是不可能要求思想性有多强。这点和大作文不一样，大作文中，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文章结构会很松散，让人感觉是句子的堆砌。而那种连贯性和衔接手法的应用也不会太准确。而小作文，我们要做到的只是注意用词语体以及语域的适当性，要点覆盖的全面性。

上面我们提到了，应用文的篇幅很短，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得分。试想，如果想在阅读理解中得到10分，你需要在理解一篇500-600字的文章的基础上答对5道选择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小作文的确是容易拿分的部分，应该成为考生提分的一个板块。

应用文的这一个特点，仍然是和它的套路性、格式化有关。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用词的准确性。需要我们对于一些语言的语体特点(genre features)进行区分。以免让词汇的语体影响到准确性。写给机构的信函，应该避免使用太口语化的语言。例如06年是写给一个机构的申请信，而08年是写给友人的私人信件，那么在这两年的应用文写作中，就要求使用不同的语言。从称呼到正文部分，08年的文章用词都可以更口语化和随意一些。正因为这种套路的稳定性，对于同等基础的考生来讲，这部分很难达到技压群雄的效果，很难拉开和别人的距离。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的考生来说，得10分不容易，但是得2分甚至4分也很不容易。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四

小学生作文论时间

时间是永恒不变的资源，时间是永不止息，我们大多数的人常觉得时间不够用。但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时间完全保存起来，等到需要时再拿出来用，顶多只能学习如何有效地运用时间。

庄子说,白驹过隙,忽然而己.有人说,时间像大盗,夺取人们的青春. 时间是不等人的, 生命中的时间没有一分一秒是值得我丧失的, 通常人们都会把时间浪费在玩乐上面。但如果能把零碎的时间拿来作有意义的事，那当然是最好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如果你会把握时间，做时间的主人，那么宝贵的时间将属于你，而这些时间你可以用来做很多事，例如：画图、读书、运动、帮助别人，等有意义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挥金如土的滥用时间，时间就会像箭一般离你而去，而且一去不回。

传说中，妖精、狐仙等所有具灵气的鬼灵精怪，都必须经过百年、千年的时间修炼成人；而人如果想要羽化登仙，除了因缘聚会，就必须靠时间来修行，一等时机成熟，自然可以修得正果，得道成仙。

只要懂得善用有有限时间，发掘无限的`生命深度，我们的生命也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大段。

很多人说:时间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总是听到许多俗谚形容时间的稍纵即逝、无法追逐，如“光阴似箭......转眼即逝.”“寸金难买寸光阴”再再让我们感觉到时间似乎是不可以改变的，出国旅游时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是当在等待某人或某件事时，却感受到时间的漫长，痛苦的时候，时间总是一分一秒紧跟着，而享受快乐的同时，时间却像是长了翅膀般的悄然飞走。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五

读书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处世行事时，知识意味着才干。懂得事务因果的人是幸运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处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学识方能办到。

读书太慢的人驰惰，为装潢而读书是欺人，完全按照书本做事就是呆子。

求知可以改进人性，而经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学问虽能指引方向，但往往流于浅泛，必须依靠经验才能扎下根基。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在于书本之外。这是技艺，不体验就学不到。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物原理。为挑剔辩驳去读书是无聊的。但也不可过于迷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须知其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应当通读，细读，反复读。

有的书可以请人代读，然后看他的笔记摘要就行了。但这只应限于不太重要的议论和质量粗劣的书。否则一本书将像已被蒸馏过的水，变得淡而无味了。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则能使人精确。

因此，如果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知，他就必须很狡黠，才能掩人耳目。如果一个懒于动笔，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要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锐利。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能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背，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同样道理，一个思维不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的人，他可以研习而上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细琐的辩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案例。如此等等。这种心灵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改善。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六

文学是文化与艺术的交融。一个人在生活中，如果不能处处用文学，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自我的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甚至会受到社会的淘汰。

说文学，是文学的基础。文学的精髓在于它所蕴含的价值与真谛，在于它不受世俗的束缚而自由自在的发挥。

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也是一门艺术。它所体现的价值也是最高的价值。因此，我们说文学就是文学的基础。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之源。文学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它是人类文字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于它具有的价值。人类的历史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从“五四”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三代，他们为世世代代的继承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事迹也是世界文学的瑰丽瑰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永恒传承。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不仅仅是人类思想的精神支柱，它更是人们精神的载体。它的价值在于它具有的意义。

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柱。一个的文学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他所具有的价值。

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人口最多，文学价值也最高的，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学精髓都是在于它是文化的精髓，在于它不是被世俗的文化所掩盖。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它的根基在于它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学价值在于它在世界的文明史中，具有最高的价值。

有了历史，有了文学，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展现光彩，才能够有所作为，才能够有所作为，才能够让文学的价值得我们的世界充分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文学就是这样的价值不断发展的，而它的价值却是最高的价值。

文学，是我们民族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七

我对2017年浙江高考作文题的评价是：“审题难度不大，重在说理分析。”这两点，都体现了明显的浙江特色。

所谓“审题难度不大”，指命制形式稳定，不搞过度审题。

近几年浙江高考作文命制形式，已经为大家熟知，一般都是“材料+要求”型，“材料”起引导观点的作用，“要求”起明确观点的作用，实质就是审题时不为难学生。

也就是说，浙江高考只要读懂命题材料，便可以得出观点。

2017年浙江高考作文也是如此，命题材料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人生要读三本大书”，请问考生对此的思考并且“做出评说”。

仅仅如此，审题比较容易，要么认可作家的话，要么补充作家的话，要么对作家的话提出异议，三者只选其一。

但和前几年相比，今年的审题略微增加了难度，那就是必须注意有一个隐性审题，“有字之书”“无字之书”“心灵之书”分别指代什么，对一般考生而言，相信也不会构成思考障碍。

比如“有字之书”，就是书籍，不光是指教科所、专业书籍，更多是人类经典的书籍;“无字之书”，就是指生活本身这本大书;“心灵之书”，无疑就是促进内心生长，培养良善品德之类。

一般的，是认可作家的话，也就是立意为“人生要读三本大书”;从审题角度，建议要稳妥一些，少去批评作家的话;但若有真知灼见，也不妨在作家基础上补充“建议”，但估计这些学生比较少。

既然很多同学都立意为“人生必须要读三本大书”，那文章档次就只能在具体表达上见分晓。

所谓“重在说理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框定文体，二是重视表达过程。2015年开始，“论说文”(就是常说的议论文)的概念出现在浙江命题专家眼中，认为论说文可以“引导中学作文教学，扭转目前存在的文体杂糅的写作现象，转为注重论证、分析、演绎等能力”，意思是学生写出的论说文要像一篇“论说文”。2017年浙江高考作文不明说写一篇论说文，但“对作家的认识做出评说”，其实就是让学生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看法，写一篇论说文。

因为是写作“论述文”，所以重视表达过程。

自然，这也是一种浙江特色：历年不重视“写之前”(审题)，而注重“写之中”(如何表达观点);不重视审题的难度，而重视写作的难度;考生容易进入话题，难在深入话题;不注重“如何写对”，而注重“如何写好(表达具体)”“如何写实(内容实在)”“如何写清(思路清晰)”。

要写好浙江作文，要具体，言之有物;要清晰，必须言之有序;要实在，必须老实讲理，总之，如何“论述”才是关键。

但今年和以前的论说文写作相比，可能重新返回“诗意与思辨”结合的老路，重新注重“表达的诗意”。

要写好“人生要读三本大书”，首先在于阐明理由，进行具体的说理分析。

建议文章的主体部分，条分缕析的方式展开说理，先写“为什么要读有字之书”，多读有字之书，多读经典书籍，就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攀越高峰，让人生更加智慧;再写“为什么要读有字之书”，多参加生活实践，使自己在社会实践中磨炼成长;再写“为什么要读有字之书”，要多读自己的内心，多多反思，在理解自己的过程中成长。

在“如何写清(思路清晰)”上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在内容表达上，可能会比较空洞、平乏，估计考生课内素材运用比较多，比如史铁生、陶渊明、苏轼会卷土重来。

若有新意的文章，肯定是跳出常规的，表达“具体”“实在”，比如呈现自身的阅读优势，联系沈从文《我读一本大书也读一本小书》这篇文章，比如采用诗化语言“读遍人生，自得繁花”之类。

2017浙江高考作文题，关注考生的时代性、关注考生的个性生命成长，表面上在是考查作文，实际上在考查思维能力、考查语文素养。而这也体现了浙江语文近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既然是写论述类文章，第一步需要确立观点。根据所给材料，我们的观点可以是：中学生重要的是读好“有字之书”。所谓“有字之书”，也就是教科书，书中所讲都是人生所需要的基础知识。这些基础知识不掌握，就不能说是一个高素质的人，将来在社会上也就难以立足。

我们的观点可以是：重要的是读好“无字之书”。所谓“无字之书”，也就是纷纭复杂的社会。这本书需要我们用眼睛去看，用脑子去思考，而且需要时间，才能读懂。在“读”的过程中，甚至会走弯路。这不要紧，重要的是去认真用心读。总有一天，会读懂，让自己在社会上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我们的观点可以是：“心灵之书”不可忽视。 所谓心灵之书，也就是思想、内心。研究一个人，需要走进其内心，了解其思想。这样，才便于与其相处，与其合作。在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处不在与人打交道，这样，只有读懂心灵之书，才能在和人相处时能够有所选择，才能做到和谐相处，做到共同发展成长提高。

当然，也可以将上面三种观点融合成一个观点来写。只是如果这样的话，800来字的文章怕是难以谈透彻。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八

高中作文论择友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只是朋友能“益自己”和“损自己”，至于具体所指，不甚了了。所谓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那是孔子周游列国，阅人无数，其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自然不得不观察、评价和选择。而现在，我们平常人所交接的圈子有限，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壁垒，如同围城内外，夏虫不可以语冰。其实，你择与不择，朋友就在那里，不多不少。

我们常把朋友定义为能够经常晤面交流，或者彼此共同度过一段光阴有着共同的回忆，或者在生活工作中能够彼此照应。而真正的朋友更应是高山流水似的知音，或是肝胆相照的同志，或是一段情不自禁的挂系。

身份卑微而后来者居上的蔺相如得以和战功赫赫的将军廉颇成为刎颈之交，源于二人都能“先国家之急”，廉颇不满蔺相如的飞黄腾达很能理解，但志同道合者都能求同存异，彼此欣赏。廉蔺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和知错能改的故事，更是一个牵起手来，共同对抗强大秦国的威胁的故事。友谊就在这里诞生，无贵无贱，无长无少，只有战友般的情谊。

刘禹锡《陋室铭》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知识分子的清高自赏可见。张衡“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每个人交友都有自己的禁区，禁区的对面就是他们的胜地。豪放旷达如刘禹锡，只有鸿儒方能跟上他的节奏；淡泊名利如张衡，汲汲名利之徒哪里能入他的法眼。只有刻意隐藏身份，用欣赏的眼光观察着田园生活的.王维，方能“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复相疑”。

《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夜访友人戴安道，经宿方至，过门不入。他的解释是“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后人欣赏的是他的潇洒和格调。而我欣赏的是王戴之间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它完全不同于那种觥筹交错，礼尚往来，誓生死不相负的“友谊”，只是某个时间的突然想起，突然想要见面的冲动和无论见与不见他都在我心中的一种自足。若能如此，夫复何求？

也许我们真的无需择友，但我们可以历练自己，成为别人的最佳选择。一位古人这样说过，如果自己不善，有什么资格选择别人，如果自己善，朋友自会来临。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九

德国古典文论：歌德

第三节 歌德

一 生平及著作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父亲是法学博士，做过法兰克福市议员，母亲是市议会议长的女儿。 1765-1768年，歌德遵从父愿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自己却喜爱艺术和自然科学。

1768年因病回家修养，病愈后1770-1771年就学于斯特拉斯堡大学，成为法学博士。

他早年接触了斯宾诺莎哲学，与“狂飙突进”运动作家、思想家相识，尤其受赫尔德影响，与赫尔德一起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

1771年8月，歌德回到故乡，10月14日发表演说《莎士比亚命名日》，

1772年写成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旋即蜚声德国文坛。

1774年，他写成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一些抒情诗，并开始构思《浮士德》，其片断于1790年出版。

1775-1786年，歌德应邀担任魏玛宫廷枢密顾问和大臣，期间试图推行改革，但阻力重重。

由于政治上的不顺利，加上对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牵挂，歌德

于1790年摆脱了宫廷生活，去意大利游历，潜心研究古希腊罗马雕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等，其思想由早期浪漫派倾向向古典主义转变。

从1794年7月开始，他同席勒亲密合作，自觉地走上了古典现实主义道路，共同为创立德国民族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直至185月9日席勒去世。

经过的努力，两位德国的伟人将德国文学推向了古典现实主义的高峰。

他曾与席勒合写《警句》，在席勒的敦促和相互切磋下，于17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18《浮士德》第一部脱稿，于18出版。

18歌德完成长篇小说《亲和力》，

18开始撰写自传体小说《诗与真》，1830年脱稿，

1823年起，爱克曼到魏玛拜访歌德，并担任歌德秘书，直至1832年歌德在魏玛逝世，写下了《歌德谈话录》。

1831年，《浮士德》第二部脱稿。

集中体现歌德文论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论德国的建筑艺术》（1772）、《说不尽的莎士比亚》（1813）、《评述温克尔曼》（草稿，1805）《歌德格言和感想集》、《诗与真》（1831）、《歌德谈话录》（1823-1832）。他的这些文论著作与学究式的纯粹理论思辨不同，是一种直觉感受的抒发。

二 艺术与自然或现实生活

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上，歌德提出了一个辩证的双重关系的观点。

他说：“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歌德晚年一直强调现实生活对于艺术的重要作用，要求艺术忠于自然，植根于现实。

他认为他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

现实生活为诗人提供了激发情感的`机缘，是诗歌的基础素材。他写《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因为他自己“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他认为作家只有在熟悉了某些方面的生活，才能写好某些方面题材的诗。

同时，歌德又强调了艺术必须超越自然，创造出一个高于自然和现实生活的艺术整体，充分肯定了艺术家的主体创造性和能动性。

他在《论狄德罗对绘画的探讨》中认为，艺术作品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它是艺术家作为自然的主宰能动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了艺术家的心灵和人格在艺术创造中

的重要意义。“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心智和人格精神，是外在自然中所没有的，是超自然的。

歌德还特别强调了艺术的独创性。他认为作家的独创性在于“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好像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第76页）“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超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因此，这种创新，既是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又说出了前人所未曾说过的话。

三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歌德还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阐释诗的形象创造问题。

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出发，歌德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

一是从抽象的概念或理念出发，通过具体感性形态以寓意的方式加以表现；

二是从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具体、感性、个别的东西及其特征入手，通过个别显示出一般。

由第一种方法产生出寓意诗，但是第二种方法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到事后才意识到。”（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16页）

在两者的具体关系方面，歌德与前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歌德强调要从特殊中表现一般，“艺术的真正生命就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个别特殊的事物，常常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同时又可以让人根据各自的经历和体验，从中获得共鸣。如果是为一般而找特殊，作品中的一般和特殊之间，常常会缺乏必然联系，出现概念化的倾向。

歌德的这种“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的思想，经过黑格尔的发挥，到马克思那里，就成了“典型”理论。

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就是歌德所推崇的莎士比亚的那种“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而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式”，正是歌德所不满意的席勒的那种“为一般而找特殊”。

四 古典的和浪漫的

歌德在与席勒的讨论中，谈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和优劣问题。

他和席勒两人用了“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两个概念。

歌德认为，“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两个概念最初是由他和席

勒提出的。

歌德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

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

席勒谈素朴诗和感伤诗的分别，大体也是古典的和浪漫的分别。 歌德要求从客观现实出发，他的古典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他的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指感伤主义。

他称古典主义是健康的，浪漫主义是病态的。

因此，歌德反对近代所谓“浪漫的”，实际上是反对软弱的、病态的感伤主义，而要求强壮的、新鲜的、愉快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才符合古典文艺精神。

其实，歌德与席勒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都与施莱格尔兄弟的消极浪漫派不同，都是试图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

从歌德对莎士比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歌德实际上是在寻求古典的（即现实主义）和浪漫的两者的有机协调。

五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在德意志民族四分五裂的背景下，歌德希望德国能够统一。 他主张通过文化促进德国的统一，而统一又能够推动文化的发展。他在《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一文中，阐释了古典型民族作家产

生的条件。他认为，民族文学和民族作家应该是伟大的时代和民族历史的产物。

一个优秀的民族作家必须反映出全民族思想的伟大，情感的深刻及行动的坚强，而且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深切的了解，能够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

在此基础上，歌德还提出建立世界文学的口号。

在1827年1月31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将中国传奇与贝朗瑞的诗加以对比，称赞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更加明朗，更加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他指出：“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在1830年3月的一份提纲里，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这样一种世界文学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形成，这在人类交往日益加快的情况下已属必然。”（彼得・伯尔纳《歌德》关惠文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

他要求珍视外国，不把自己束缚在任何个别的东西上。

他认为中国文学、塞尔维亚文学和《尼伯龙根之歌》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但范式仍然应该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

而其他一切文学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汲取它有价值的东西。他主张向莫里哀学习，向莎士比亚学习，但是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厚古薄今，但从传统的源头为本的角度看，还是

有相当道理的。

作为一种理想，他希望世界文学的来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世界文学名著已经实现了资源共享，但事实上，所谓消弭（mi）民族差异的世界文学来临的理想，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十

首先，我想说，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竟然能扯上“教养”二字?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教养，表现在行为方式中的道德修养状况;辞典上说：教养是指一般文化和品德的修养。而“教养”在西方文化中写作“manner”指的是礼貌、规矩、态度、风度、生活方式、习惯……等等。由此看得出“教养”与人的姿态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况且每个人对“教养”二字的释义都不见相同，不要以自我的好恶与对教养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行为。

从拍得图片上看，两个女孩蹲在地上并没有妨碍地铁的公共秩序。她们俩蹲在地上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并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逛街逛累了，可能是系鞋带，也可能是身体不适，还可能是蹲下来看会手机……但无论如何?她们俩都没有影响到周围的人，因为她们俩后面并没有人排队，蹲着也是在黄线以外。再说，她们俩蹲在那里，穿着并不是暴露的，更没有什么不雅的行为举止，人家爱蹲着就蹲着，爱站着就站着，哪个条文又规定不能蹲着呢?蹲着等地铁，怎么就没有“教养”了呢?

教养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在我们评判别人时，首先就得三省吾身。更不要以自己对教养释义的标准去规范他人。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礼貌和尊重，怎么去评判别人。其次，每个人都有累的时候，生理上的承受能力也都不一样，人家蹲着歇会怎么呢?尊重、体谅、包容是相互的，更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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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十一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

如何认识和清理中国古代文论遗产的精华，以为建设当代文论之用，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因为，“没有对古代文学理论的认真继承与融合，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很难得到发展，获得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1]。

这里涉及到若干具体问题，其中之一，也是近年谈论较多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有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有，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然而，关于古代文论有无理论体系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谈体系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因诸多分歧的存在成为学术界的悬疑。

或以为古文论家除刘勰、严羽、王夫之等少数大家外，从总体上看无理论体系可言；或以为有潜体系存在，这种潜体系体现为批评家的总体倾向，等等。

尽管意见不同，但由于文化认同和知识谱系方面的原因，加之对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的文化隔膜，而且从20世纪初西学引进中国以来，不少人误以为中国传统的文论、文化是封建性的、前现代的，因而是落后的，与此相反，西方的文论、文化则是现代的、先进的。

所以，绝大多数看法都体现了西体中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即以西方文论的体系为框架，将我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尽可能地纳入其中，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阐述西方文论的材料，牵强附会地抹煞掉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致使古代文论处于从属、依附的被动地位。

针对这样的偏差，我认为应当深刻反思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实际存在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思想，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把中国文论、文化和西方文论、文化放在同一平面、同等地位上，对理论、体系这些基本问题作跨文化的研究。

这样，就有可能看到，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具有确实不同的具体形态。

缪钺先生在《迦陵论诗丛稿・序》中说：“中国古人论诗，极多精义，然习为象喻之言，简约之语；西方文评，长于思辨，劈肌分理，剖析明畅。

中国诗评，宜于会意，西方文论，工于言传。

”[2]既然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形态各异，优势不同，那么怎么能够用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文化思维框架去衡量中国古代文论有无理论体系，以及是什么体系呢？全球文化、文论有一些共同的理论、体系问题，而西方文论、文化和中国文论、文化又分别有各自的理论、体系问题。

在跨文化研究中，应当特别注重本土民族文化的固有属性和与强势的西方文化有所区别的属性。

文论的理论体系问题是和各民族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我国古代文论与古代哲学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体系性的问题同样也困惑着哲学领域。

德里达惊呼中国没有哲学。

他所说的中国没有哲学，绝不是中国和西方的思想谁高谁下。

因为哲学是源出希腊的东西，其根基在于本体论的传统，要穷究逻各斯，是西方的传统。

他指出，即使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叫哲学，这个伟大的传统也不会因为名称不同而有丝毫的贬值[3]。

看来，无论作何种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诚然，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来衡量，中国古代没有作为逻辑和体系的哲学，中国古代也没有体系条贯分明的文论，但是在中国却有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区别的哲学思维和文论体系。

如果要说理论体系，那么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主要的理论体系是非西方、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系。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就提到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是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德里达说：“当莱布尼茨为传授普遍文字学而谈到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4]在今天，在多元共存互补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论非西方逻辑性、非西方体系性的特性被凸显出来，它们的重要性已为众多西方学者所关注。

作为在逻各斯中心体系外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论独具特色的魅力却在以西学为参照系的体系性建构中被完全消解。尤其是执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体系之见者，大都认同与西方人重分析、逻辑推演相比，中国人缺乏逻辑性、分析性的思维传统，所以在他们看来大量以诗话、词话、论文、序跋、书信、札记乃至评点等零散形式出现的古代文论是缺乏严整的逻辑结构的。

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还是文化现象，体现着某个民族的思维特点。

“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到当代文学理论的20世纪‘语言革命’之标志，是承认意义不只是用语言‘表达’和‘反映’的东西，它实际上是被语言所创造的东西。

并不是好像我们有了意义，或者经验，然后我们进一步替它穿上词汇的外衣，首先我们之所以有意义和经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语言使两者可以置于其中。

”[5]不同的语言，造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造就了不同的思维特点。

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理论形态、观念术语的区别，根源在语言上。

因而，中西思维特点上的差异，究其根源，应当说是作为象形表意的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区别和差异。

语言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二者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话语形态、文论的存在形态与话语形态的不同。

汉语言，其能指以字形为主（形、音、义的统一体），属于运用象形会意的意音文字符号系统；西方拼音文字，能指以音为基础（音、义结合体），属于远离形象的表音文字符号系统。所以，中国文字的出现较早，汉语以书面文字为主。文字符号的差异，决定了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走向抒情，汉民族没有传世史诗，抒情诗成为“六经”之首；与之相反，西方文字，以发音为主，可以不以文字为基础而进行著述，所以口传文学发达，形成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传统。

语言学专家认为，汉语最具特点的是其“观物取象”的具象思维模式，即运用相应的具象使概念生动可感并有所依托，具有重意轻音的虚实感和以形写意的写意性，而不习惯从认识事物包含的所谓理念去建立抽象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是一种艺术型的民族语言[6]。

西方文论的体系性充分体现了西方理论思维的理性主义传统。

古希腊以亚理士多德（包括柏拉图）为代表的思维范式，总是要寻求能够解释和说明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层次的本质，并将其作为一切理论的出发点。

体系，是一个解释框架，指由若干观念术语经由逻辑规律连接而成的层次有序的思维秩序。

其间，既有如主干与分支的整体――部分关系，又有思维的逻辑层次体系，亦即理论的各环节都与某个最高层次的本质有逻辑层次关系，从几个方面来覆盖事物，构成思考问题的逻辑体系。

如康德借质、量、关系、方式来涵盖人们对世界的把握、认知；文学作品的分析往往从内容、形式两方面切入等等。

体系，究其实质，依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框架，一种人为设定的理论构架。

我认为，由于汉语言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论既呈现出体系性，又具有非体系性特征。而非体系性的文论，则将汉语关注内在意蕴生成的特点发挥尽致。

古代文论具有的体系性特征，是因为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生成、存在方式始终依附着儒家经学典籍，其体系始终随着经学的发展而发展。汉代从《毛诗序》开始便确立了以“宗经”为本的文论体系，将文化的本体归结为圣人、六经。这一套经学体系，囊括了历代对经的注释，形成一种体系性理论。非体系性文论，以严羽《沧浪诗话》为典范，代表了中国思维的特殊逻辑方式，即文论家不对文论中心范畴展开论述，而以自身直觉经验去体验、感悟，来阐释作品的美感创造。

《文心雕龙》和《沧浪诗话》同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经典之作，但二者在结构、体例上具有鲜明的区别。

《文心雕龙》以文学理论批评的专著形式出现，全书结构根据《易经・系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的规定，“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以49篇来具体论文，以1篇《序志》，即后记，归总50篇整数。

而且，“盖文心之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结构严谨，系统完备，体大思精。

在论述方法上，“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义以举统”，刘勰对历代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并系统论述了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和艺术特征，考察了前此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对历代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刘勰明确提出原道、征圣、宗经的纲领，他虽受当时印度佛教传入的影响，但其文论思想构架就是原道、征圣、宗经，实质属于儒家经学文论体系。

儒家经学文论体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形有体，即既有内在思理，又有外在框架的逻辑体系。

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体现得比较鲜明。

这种儒家经学文论体系的逻辑构成，有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逻辑相似的地方。

鲁迅在《论诗题记》中说：“ 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

”[8]鲁迅在同亚理士多德《诗学》的对举相列中，对《文心雕龙》的推崇，就隐含着对中国文论中《文心雕龙》这样理论体系严整的著作的肯定。

由于在20世纪中国传统文论被西方文论彻底消解，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主流形态是西方的。

所以，以西方文论为准的，《文心雕龙》应是古代文论中成就最高者，它非常符合现代文论的体系构架，为现代人所认同。

我们早已习惯于用西方理性主义法则去建立和评价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学术学科。

《文心雕龙》确实是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确实是一部伟大著作。

它的理论逻辑之严整，是可以和西方古代的诗学著作媲美的。

在中国古代，《文心雕龙》的严整理论逻辑体系，是空前的，同时又是绝后的。

对此，我们叹息了许多年，不知古人为什么不前赴后继地写出若干部《文心雕龙》。

其实，历史的客观事实就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传统里，《文心雕龙》式的逻辑理论话语方式是特例，而不是常规。

《文心雕龙》理论形态的空前是前此以往的儒家经学理论体系发展积累的集大成结果，而其绝后却无关后人的学养和能力，纯然是后人不愿为，甚至不屑为。

在《文心雕龙》之后，我们的古人不但没有继承刘勰的理论思路，反而用片断式、语录式的话语方式，写下大量诗话、词话、画论、乐论。

法国理论家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告诉我们，在历史进展发生断裂的时候，断裂之处一定掩埋了文化的遗体。

过去，我们时常跨越裂口，直奔可以和断裂之前相连接的理论形态，而忽视了断裂之处留下的巨大空白。

这个过去不为理论批评学术史所重视的空白，应当是中国文论理论思维方式传统的聚居之所。

这些理论述说，不去探寻文学艺术和审美的本质和本体，不对文学艺术的形而上学问题作深究和追问，而把思索的焦点集注于文学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审美活动过程的体悟，对充盈其间的审美感受、审美经验进行动态性描述。

这说明，中国相当多的文人不太喜欢经学理论这种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严密的体系性的著述方式，而这种著述方式不适合抽象、细密逻辑思维不完备、并对之不感兴趣的汉民族，不能充分显现汉语言固有的特征。

西方拼音文字，音、义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是任意的，因而索绪尔将符号分为能指、所指判然有别的两部分。

中国文字的字形暗含着它的音、义，其能指包括着所指的一部分。

德里达认为汉字文化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因为汉字不像西方文字跟着声音亦步亦趋，它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3]汉语较强的表意性，无形态变化，不重视语法构成的稳定的特征，使它宜于会意，具有模糊性、感悟性和领悟性的特点。

由于汉语声音、形象、意义同时并出的特殊性，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变得复杂而多样。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言意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对言意关系的讨论始终怀疑语言的言说能力，主张从语言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不执著于语言文字本身，而体验语言文字外的神秘本体或审美意识。

先秦时庄子就认识到语言的复杂性，看到语言表达传递能力的局限，提出“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之说，力图超越语言所造成的在客体上对物的遮蔽，在主体上对意的遗失。

其后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的“言不尽意”，到“言有尽而意无穷”，都对言、象、意、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阐发。

耳熟能详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句话，道出了汉语的这种特殊性对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巨大影响。

在唐代，印度佛教与老庄思想融合产生禅宗。

禅宗用种种形象直觉的方式或背离常规的语言来表达传递那些被认为本不可以表达传递的东西，用具象的语言回答抽象的问题[9]。

这种非逻辑性、非理性语言的运用，成为人类力图打破语言遮蔽性的首次尝试。

葛兆光指出，禅宗充满深刻智慧的语言，逐渐成了一种文学的语言。

禅的语言转向了诗的语言。

那些精彩绝伦的对话和富于哲理的机锋，成为文人表现生活情趣和文学智慧的语言技巧[10]。

《沧浪诗话》以禅喻诗，“论诗如论禅”，首先打破《文心雕龙》的“宗经”传统，要求学诗者“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

郭绍虞先生即指出：“沧浪只言熟读《楚辞》，不及《三百篇》，足知其论诗宗旨，虽主师古，而与儒家诗言志之说已有出入。

”[11]在评价取向上背离儒家经学理论，在思维方式、言说体系上必定也与《文心雕龙》式的形态有异。

严羽将“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作为艺术的最高价值标准，那么任何形式逻辑的理论言说，在无可言说的艺术品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

《沧浪诗话》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诗学境界与不立文字、非理性的禅宗结合起来，不回答涉及的哲学、社会的本体问题，以具体的艺术对象为研究对象，集中讨论美感经验、审美价值的来源及规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固有特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元代杨士弘的《唐音成》到明代高＠①的《唐诗品汇》，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到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直到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无不受其熏染。

像《文心雕龙》

那样擘肌分理、条分缕析的呈理论体系的著作，在“不立文字”的禅宗时代被消解，变为相对零碎支离的诗话、词话。

“文论与汉语言的质性隐隐相对应，松散而自由，审美（诗性）趋向占了相当的比重。

”[12]（383页）以《沧浪诗话》为典型范式的“以禅喻诗”、“以禅论诗”的诗话、词话，不对批评对象作过细的结构分析和系统论证，而是选择一种直觉感性，重视对客观世界和创作事象的感悟、领悟，通过形象化的语言将这份感悟生动地传达出来，注重言语方式与所传达对象的审美特性的合一。

诗话、词话这种文论形式，以其短小简练、自由随意并具备注释、鉴赏、评述和分析等多种功能特点，成为中国文论的传统，成为体现汉语言本真的主要的文论形态、话语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体系性的文论的理论成就及理论意义与《文心雕龙》等体系性文论相较，当不分轩轾。

甚至，有学者认为，“碎片是自我体味的、贵族的、名士的，体系是与人共享的、平民的、大众的”[12]（391页）。

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认为文化之根在文本的符号化过程中。因此，要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框架，必须沿波讨源，以汉语的语言体系研究为重要切入口，借助西方语言学理论、思想，剖析汉语语言体系，研究汉语的符号化过程，完成中国的语言学转向。只有在完成中国的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问题，重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建构当代中国文论体系。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十二

论说文范文赏析(一)：

文章的说理

论说文的主旨是说理论，即说理，即论理。论文是文章的一部分，是论证的一篇文章，它是对论的一部分，它是对事实的一部分，它是对事物的一部分，它是对人对事物的一种看法，它是对一种观点的一种认可。在文章的开头，论证就是论证的主体，论证是对事物的一部分或一种看法的一种说明方式。

论说文是说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对论文内容作出科学、客观、公正、合理、规范和科学地评价，是一篇完整的科学说理论文，它是对人对事物的科学说明和论证，是对一切有关事理的事物的一种说明方式。

论说文的主旨就是说明，即论理论，指论文的说理方式，是指论文的论据，是指论证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论证过程中所说的一些基本要法，是论文的总纲、论证方法，是论文的总纲，是论证方法。论文的主旨是论证的中心，论文的最后一个要点是总纲是什么，论文的最后一个要点是什么。论文的说明方法主要是对论文的总纲、论证方法进行科学、客观、规范和科学地评价。

论说文的说理要求论文的语言表达要简明扼要，语言表达要清楚明确，言简意赅。要求论文中的论点要简明扼要、句句通顺，语言要有表意，语言要通顺简明。在说理过程中语言的表达是对论文的总纲、论证方法和说理内容的总体要求，是对文章语言表达能力的一种检验，是对人对事物的一种检验。

论说文中的论点要精炼、语言准确简洁，语言要准确、鲜明，语言要通俗易懂。要论点，论据要充分，论证要深入，论证方法要准确，论证方法要准确。

论说文的语言要准确、严密，语言要通顺，句子要简明扼要。论文中不得出现错别字，要避免使说错话。论证文语言要通顺简明，语言要通畅、通顺、通俗，不能出现错别字、错别字或病句。语言要规范，要避免使用“歪歪扭扭”的词语;语调要平缓，要避免使用“过度”的词;使用“过度”的词。

论说文的语言要准确、严密，不能出现漏洞;使用“不通顺”的词，不要使用“错别字”;使用“不通顺”的词汇，不能使用“错落”的词、句。

论说文中有许多语言错误，例如：

论说文中的论点，有的含有错别字，有的含有错误的句子。论述文中的论点，论证方法要准确;论证方法要准确。

论说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说理要准确，说话的语气要庄重，要不然就会引来一场“大战”。

论说文要简明扼要。

论说文中，不得出现

历年考研论说文题目篇十三

一、中西文论中的“风格论”源流

(一)西方文论中的“风格论”

“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其本义表示一个长度大于厚度的不变的直线体，后来引申至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西方风格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修辞学》中提到：“优良的风格必须清楚明白。”在《诗学》中他又说道：“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亚里士多德不仅提出了文学艺术的风格问题，更明确提出了风格的定义——不流于平淡。虽然此时，他的风格论仅仅指的是在语言形式上的不平凡和清晰，但是他对艺术风格的阐释思想仍然是西方文论的先河，并被很好地继承下来。

西方文论中第一篇论风格的著作是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朗吉弩斯通过对崇高的风格，即伟大文学作品的认识和解读，突破风格在语言形式上的局限，从内容、思想等的审美角度定义崇高的风格，进一步丰富了西方文论中的风格论的理论内涵。

对西方文论中“风格论”进行进一步充分补充阐释的是19世纪德国学者威克纳格。他认为“风格并非安装在思想实质上面的没有生命的面具风格论文如其人，它是面貌的生动表现，活的姿态的表现，它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灵魂产生出来的。或者，换言之，它只是实体的外服，一件覆体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却是起因于衣服所披盖的肢体的姿态;灵魂，再说一遍，只有灵魂才赋予肢体以这样的或那样的动作或姿势论文范文。”威克纳格的“主客观说”使得西方风格论从作家个人精神修养反映说转而向主客观统一说发展，虽然这种主客观统一并没有达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主客观历史辩证统一这样深层次的内涵，但是比之以往的思想仍具进步性和科学性。

(二)中国文论中的“风格论”

中国古代文论里“风格”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中：“是以怀英逸之量者，不务风格以示异;体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誉以徇通。”但是这里的风格指的是人的风度品格，而并非文学艺术中所指的艺术特色。

由此可见风格论文如其人，虽然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如西方文论明确提出“风格”之名，但是对于“风格”之义的阐述仍然是丰富精彩的。中西文论对于“风格”的研究也是各有侧重的，西方文论注重风格的明确定义和内涵，风格作为一种艺术的独创性，它的内涵与范畴是清晰明了的，但是中国文论中的风格则带有一定复杂性，它的内涵范畴是含蓄写意的，其中较为侧重于风格多样性的阐释和辨别，中西文论的不同研究重点由此生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格论”。

二、中西文论中的“风格论”之比较

(一)“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