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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法律理论书籍读书心得体会800字篇一
本书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西方历史上各个主要的法学流派的法学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注重于西方法哲学的批判，同时认为马克思法学的真理性质，所以本科时期我对西方法律思想史学习的是一知半解。然而，博采众家之长，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了解西方的法律也是很重要的。由此书介绍，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明了于心，同时对西方的哲学也有了认识，因为法哲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
择一点而思，博氏认为，人出于天性等原因，乐意使他们的自由受到社会有益的控制。个人的天性加上为保障自身利益的诱导，政府在法体系中的地位、法在限制和干涉自由问题上的正当性就大大提高了。不过，我认为，这也为公权力破坏个人自由埋下了一根导火索。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精华，阐述了作者对法律本质和作用的认识。博登海默认为，法律乃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即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秩序。博登海默给秩序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定义，“秩序是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脱离秩序，无序则生产生活不能开展。而法律正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最佳社会治理工具。由于对法律定义的不同，中西各家对法律特点有不同的认识。中马克思主义法学强调的法是国家阶级性、统治性。
对于正义。“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在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换句话说，正义似乎不是一个能由人的理性来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价值有着不同的偏好，甚至正义在很多场合似乎纯粹是一个个人情感的诉求。但是尽管存在种种困难，博登海默坚持认为正义问题的探讨是可欲的，可以通过理性认识达致的。博登海默认为，“在评价领域中，一种理性论证或判断，从其广义来看，是建立在下述基础之上的：详尽考虑所有同某个规范性问题有关的事实方面;以及根据历史经验，心理学上的发现和社会学上的洞识去捍卫规范性解决方案中所固有的价值判断。”
此外，博登海默还发现，当人们对正义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争议的解决往往是以能否正确确定和评价经验性基据为转移的。”这话不太好理解，举例来说，在古代，人们认为妇女的智力不能同男子相匹敌，则妇女不能进入学校学习或在劳动领域内受歧视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当现代科学和社会生活证明了妇女的能力后，前述行为就不再是正义的了。换句话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程度，决定了什么是正义的。
此书还没看完，尚待自己深深思考，对于法律与道德的那部分，更是需要我仔细咀嚼。
法律理论书籍读书心得体会800字篇二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着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边城》是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着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法律理论书籍读书心得体会800字篇三
我在阅读《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第一章《文明和社会控制》中，社会控制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
首先，在本书中提出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而这种支配力直接是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是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所保持的。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尽自己本分来维护文明社会，并阻止他们从事反社会的行为，即不符合社会秩序假定的行为。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我们就其中的道德来说，在希腊城邦文明中体现为传统规则，这是伦理习惯的一种近代形式，当伦理发展的结果产生了道德体系时，就出现了一种法律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试图将法律和道德等同起来，使一切道德戒律本身也成为法令。这便让我不禁想起了近期热议的话题——“不给老弱病残让座车长和乘务员可拒载”。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的一项规定》在郑州市十二届人大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接受了审议。规定公交车乘客不给让老弱病残让座罚款50元并有权拒载。这项规定引起了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市民的热议，争议的焦点无非是政府和司法机关是否应该通过社会控制将道德行为上升为法律约束?我认为这一案例正好契合了《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这本著作中的观点，即上述提到的社会控制。
当然，针对这一规定，有市民认为让座这一行为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弱势群体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老年人表示支持这项规定的出台，认为乘车更有“底气”了，有法律为其“撑腰”。而有的市民则表示反对，认为“一旦上车买了票，就相当于和公交公司订立了合同，公交车有义务把乘客送到相应的站点，作为车长和和乘务员是没有权利因为不让座而单方面解除合同”。公交公司也表示并不乐观，相比于现在的“软性”文明劝导，“硬性”的规定当然会更好管理，但是可操作性有多强呢?关于这项规定的争议充分体现了社会控制是否被社会成员接纳?
我们平时所讨论的行为约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德约束，一个是法规约束，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内涵，所以才有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依存的说法。坐车让座的问题属于道德范畴，一旦对不让座给予经济处罚就属于法律范畴，然而道德是不能够考法律来加以强制执行的。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倡尊老爱幼，这本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不让座的现象盛行的时候，只能说明我们的国民整体素质底下，价值观念有待提高。
另外，我们对公交弱势群体与公交强势群体的界定：公交弱势群体是指老、弱、病、残、孕以及抱小孩，在公交车上不能够很好保护自己的群体;公交强势群体是指其他的正常人员，能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自身安全的群体。现在郑州市既然把乘车让座行为上升到法律的层面，那么就法律的严苛行来讲，是否应该明确规定什么样的弱势群体享有优先待遇?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去衡量老弱病残呢?什么算老?是不是要规定个年龄段?倘若如此，中国规定年满60岁的人颁发老年证，那么请问59岁不算是老年人吗?我们不应该让座了吗;什么算弱?有钱有势开私家车的算不算强?那坐公交车的又算不算是弱;什么算病?是不是有医院的诊断书就算病?如果在车上有人突发心脏病，却没有就诊书，按法规，他是不能享有优先坐座位的权力呀!什么算残?从表外特征看，瘸子瞎子这种在公交车上无法正常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人坐座位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是身体素质较好的聋子哑巴算是残疾人，难道也应该享有坐座位的待遇吗;这就是这项法规出台后带来的可操作性问题。
再者，我们谈谈车票代表的权力与义务问题。坐公交车买票，一旦购买了车票，一项契约便随之产生。坐车者购买的是权力，理应享有公交公司提供的快捷、安全的服务;而公交公司也应履行义务，提供空间和安全的运输。既然乘客购买的车票没有差异，那么所享受的服务就应没有差异。如果说非要让座，是不是应该像买火车票那样，有个坐票和站票之分?
综上所述，郑州市颁布城市公交条例的规定是通过社会控制的手段将道德上升为法律约束，这正是国家的职能，并通过法律来行使。然而它的强力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施，则是当今社会更加关注的问题!正如书中耶林所说：背后没有强力的法治，是一个语辞矛盾——“不发光的灯，不燃烧的火”，那么一个不能实施强有效操作力的法规如何进行社会控制?
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法律将道德进行社会控制是违背法律的根本精神的。首先，一般人的态度是反对服从他人的专横意志，但却愿意过一种以理性为准绳的生活，而目前，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对法律和对道德的一种信仰，而信仰则是对某种主张主义极其相信、尊重，并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也是希望法律所体现的道德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其次，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的局限性需要道德和宗教来弥补。而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存在于人们的认知或是社会舆论中的不成文的，道德几乎涉及到人们日常行为中的一切行为。因此，道德又具有法律的性质被人民普遍遵守，将这种外在的约束真正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才能将法治与德治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