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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一
（一）调查情况。本次调查选取了具有一定区域代表性的xx县界头镇桥头村大地村民小组、界头村黄家窝村民小组为调查对象，其中，桥头村大地村民小组共有57户居民，264人，劳动力138人，有水田300亩左右，农作物种植以烤烟、水稻、油菜为主；每家都有外出到长三角、珠三角打工的人，占了总人口的40%左右；年收入4-5万元的占80%，4万元以下的占20%，其中最多的可达10万元（有2-3户），最低的3万元，经济发展状况可代表界头的中等水平，农户普遍重视子女教育。例如，王某，家庭人员共6人（初中以上1人，初中2人，初中以下2人，幼儿1人），劳动力4人，读书1人；共有水田9亩，主要种植水稻、烤烟、油菜；养猪出栏4头，鸡30只；每年外出打工 4个月，主要从事泥工，每天收入100元，条件成熟时还是想外出务工；目前也想租别人的田地发展种植业，但附近无人出租。李某，家庭人员共6人，其中在外工作1人，劳动力4人（初中以上2人）；有水田5亩，长期租种2.5亩，种烟季节租1.5亩，山地1亩种树，主要种植水稻、烤烟、油菜；养猪出栏1头，鸡10余只；每年收入4-5万元，目前想租田但是租不到。去年夫妻两人外出广东10个月从事电线加工工作，纯收入3万元，因妻子分娩回家。王某，家庭成员6人，初中以上文化2人，劳动力3人，有田地14亩，主要种植水稻、油菜、烤烟，目前种烤烟的田已租给其他人（地租0.3万元），年收入2万元左右，两人外出打工年纯收入5万，田地已出租一半，自种一半；养猪19头，鸡30多只。
黄家窝村民小组共有25户，110人，劳动力75人，田地200亩，农作物种植以烤烟、水稻、油菜为主，外出打工50多人，年收入3-4万元；按户来计算年收入10万以上的有两户，4-5万的有15户，4万以下的有3-4户。例如，黄某，家庭成员4人，劳动力2人，有田地5亩，主要种植水稻、油菜、烤烟，目前种烤烟的田已租给其他人（地租0.3万元），年总收入4万多元左右，两人外出打工主从事建筑和餐饮，田地有流转的意向，但无人接手。该户认为在目前种田只能保证家庭的粮油需要，无法创造更多的现金收入；出租田地每亩可收入700元左右，租田来种每亩需500-600元，也想将土地流转来自己种，但由于对市场不了解不撑握，不敢偿试。
（二）劳动力结构。两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74人，共有劳动力213人，从年龄结构上来看30岁以上占60%左右，30岁以下的占40%左右；男性劳动力占54%左右，女性劳动力占46%左右；初中以上的占37%左右，初中以下的占63%左右。
（三）外出务工情况。两个村民小组共有155人外出打工，其中长期在外打工的有占66人，占43%左右，季节性外出打工的89人，占57%左右；长期外出务工主要是到长三角和珠三角，从事电器生产、鞋类生产和在县内和xx市内从事建筑、餐饮、其他服务业；季节性外出务工主要是在县内和xx市内从事建筑、伐木、运输等行业；长期在外务工人员收入可达每年4万元左右，季节性外出务工收入可达每年3万元左右，最高的务工收入可达每年10万元左右。
从调研结果来看两个村民小组劳动力及劳动力务工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在逐年增多。两个村民小组外出务工人员有155人，占总人口的41.4%，占劳动力总数的72.8%，较前几年所占比例分别增加了20个和30个百分点。
二是外出务工地点有明显变化。在前几年外出务工绝大部分还局限于县内和周边的一地区，外出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务工的很少，从本次调研来看，仅桥头村大地村民小组就有共有50多人外出到长三角、珠三角打工，占了总人口的40%左右。
三是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家庭现金的主要来源。当前农业虽然在向前发展，但在一定的时期内农民从事种养业所获得的收入还是不高，以界头为例，一亩田一年可以种两季，收入3-4千元，扣除生产成本纯收入仅有1千元左右，单纯靠种养业收入来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是非常困难的。从两个村民小组外出务工收入来看，最高收入已达10万元，最低的也达3万多，平均可达4万左右，这些现金收入入用于维持一户农村家庭一年的运转从目前生活水平来看是绰绰有余了。
四是具有较强的裙带性。经亲朋好友介绍或引路而实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大多数，通过政府或职业中介机构组织劳务输出实现转移的人数相对较少。特别是青年劳动力流动周期长，有的农村青年已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而长期在外从事流动就业。
五是流动区域相对集中。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县内和周边一些地区，随着腾冲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有增加趋势。
六是具有明显的兼业性。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保留着土地的承包权，又加入了外出务工大潮，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做工经商，属亦工亦农性转移。
七是依然以从事纯体力劳动为主。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3％，由于他们普遍素质偏低，技能单一，这与就业市场要求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形成反差，他们外出就业的空间逐渐缩减，大部分只能从事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
八是由单纯的打工者向个体私营业主转变。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自己多年在外打工单位从事管理或技术工种等工作，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积蓄了一定资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他们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纷纷返乡创办经济实体，从而真正发家致富。
（一）转移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自发性转移一直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主要的方式，加之我县基层就业服务机构和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尚未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缺乏足够的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和便捷可靠的信息渠道，导致盲目性很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首先，它给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劳动力宏观调控，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和城乡统筹就业等工作增加了难度，降低了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其次，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和损失。
（二）转移就业没有形成可靠的保障。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如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及有效监督，使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等方面形成二元分化，对比鲜明。
（三）劳动力素质较低，制约了转移领域，就业难度增大。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转移数量和转移层次的重要因素。从长远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必将越来越窄。由于农村受地域、经济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的影响，造成部分人对学习文化知识的认识不足，片面认为反正是打工，晚不如早，读了大学一样要自己找工作。因此40%左右初中毕业生就大规模外出务工，他们文化素质和技能普遍低。我县约有90％以上的务工人员多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体力和简单的手工劳动。当前，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低素质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增大。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和措施。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日渐增大。一是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对劳动力整体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简单劳动力需求量逐渐减少。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面临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双重压力。三是面临其它地区民工的竞争压力。
（五）劳动力培训实效性不强，与市场需求相差甚远。我县只有社保局、农业局的阳光工程和扶贫办的专项扶贫培训资金，负责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培训，受条件和各方面因素制约，培训很单一，尤其是缺少时间短、见效快的实用型务工岗位技能培训，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培训设施、培训手段等落后造成务工人员技能较差，制约了我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能力，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六）劳动力转移组织化程度不高、市场较混乱，非法职介现象严重。现乡镇虽然成立了劳动服务站，但存在着有机构人员少（或无专职人员）、经费不足等问题。因此，对外开拓劳务基地、搜集用工信息和维权等方面的力度不够大，上下内外有机结合的联动机制不健全，由此而出现了劳动力转移信息不畅、工作脱节、有组织劳务输出比例低的局面，影响了农村外出劳务收入的提高、权益的维护和输出的稳定性。
（七）劳动力转移人员相关福利待遇得不到保障，就业环境较差。因有些外出务工人员法制观念不强，不主动或不坚决要求签订用工合同；有些个体老板、私企不遵纪守法，不愿意甚至强烈拒绝签订劳务用工合同，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劳务人员在医疗保障、劳动保护、工伤和失业保险等福利待遇方面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八）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有部分村寨形成了季节性或长期性的空巢村；二是由于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造成了田地撂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一）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一是要进行思想引导。引导农村劳动力不要盲目地挤大学这张门，要认识职业技能教育也是一条很好的谋生之路。二是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乡镇、学校培训机构的协调，逐步构建起覆盖城镇失业人员、被征地农民、农村劳动力等各类城乡劳动力的培训格局。三是要以征地农转非人员、农村劳动力中的青壮年农民为重点培训对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培训专业与当地和外地用工信息的相互吻合，依托区域特色产业，选择与当地经济密切结合，就业前景好的岗位，开展转岗就业培训。四是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鉴定，提高市场就业竞争力。五是特别要重视加强乡镇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建设和对农村创业人员的培训。
（二）推动土地合理流转，促进农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推进农村创业，解决劳动力外流与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农业已进入从传统农业向现农业转变的重要时期，农民要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收入单纯依靠单打独斗的个体行为是已经行不通，必须向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从政府层面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推动土地合理流转，二是鼓励农民自我创业，并解决农民创业初始成本多，创业门槛过高的困难，三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及时发布产业政策、市场信息、技术规范等，为创业者提供产业改革、发展、结构调整、资金投向、诚信建设等方面的服务，引导创业者依法纳税，合法经营，健康发展。
（三）筑巢引凤，努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从政府层面要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进一步制定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积极招商引资，努力拓展二、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支持县外投资企业和各种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鼓励有一定资金基础的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发展，给予返乡创业者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支持，如项目建设的支持、用地、贷款等等。
（四）搞好服务，切实维护外出务工者的合法权益首先，要与司法等部门联合加强劳动法、社会保险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以提高广大劳务人员的自我防范能力。其次，要积极寻求驻外办事机构的支持，采用多种方式和途径，在流动人员相对集中的地区或城市建立相应的管理、服务组织或机构，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相关法律政策咨询、劳务信息、就业指导等一系列的就业跟踪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所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如劳资纠纷、劳动争议、突发事件处理等等。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二
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就业能力，是我国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面对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多、农民收入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切实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工作，对于加快富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全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统计，我县农村劳动力总数为156342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52.1%。按年龄结构分：16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65243人，35周岁至55周岁68022人，55周岁以上23077人；按文化程度分：初中以下63814人，初中75300人，高中（中专、中技）17035人，大专以上193人。农村劳动力中掌握专业技能的有23740人，占总数的15.2%，其中：高级工100人，中级工2100人，初级工21540人。
1、整体素质偏低，思想观念保守。一是农村劳动力文化结构不合理，初中及以下比例偏高，掌握劳动技能的程度较低。二是农村劳动力普遍存在小农意识强的问题，小富即满、小进即安思想较重，只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发展眼光。三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受自身素质限制，加之政府对技能培训宣传力度不够,致使农民对技能开发的现实作用和长远意义认识不足。
2、培训难度较大，培训效果不理想。一是目前农村劳动力人群情况复杂、流动加剧，工学矛盾较为突出，组织培训的难度较大。二是培训专业设置与农村实际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对口，加之对市场需求预测手段落后，培训专业设置缺乏市场调查的基础，存在较大盲目性，影响了培训的实施效果。三是从劳动力供需总量来看，供大于求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造成培训后没有就业岗位，也已成为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缺乏完整的协调运行机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凭劳动部门一家的力量难以实现，为加强此项工作，亟待建立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4、资金筹措难度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涉及面广，需要足够的经费保障,但目前培训所需相关费用筹措难度较大，影响了转移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通过设立职业技能开发专栏，印刷发送宣传标语、宣传材料，开展职业技能宣传周、宣传日，组织职业技能鉴定、技术比武等活动形式，大力宣传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和国家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就业准入制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内容和要求，鼓励技能人才发挥重要作用，以宣传各行业技能人才的突出事迹为重点，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充分调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努力营造职业培训所需要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明确责任，建立协调配合机制
首先，要成立以主管县领导为组长，劳动、计划、财政、教育、林业、农业、科技及乡镇政府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领导组织。建立农民工培训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培训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编制培训计划，落实扶持政策，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在此基础上以县乡劳动服务站、村劳动服务所为依托，成立乡镇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健全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服务网络，重点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和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工作。其次，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作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大事来抓，将此项工作纳入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与管理，要开展专题调研活动，绘制以乡镇为主体的劳动力资源分布图，同时制定详细的农村劳动力培训计划，为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三）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培训工作开展
一是取消岗位和户籍限制，统一发放《就业失业登记证》，用工单位在使用农民工和城镇居民时要一视同仁。二是积极探索用工单位招用农民工要参加医疗保险的具体办法，保证农民工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三是在办理农民工进城务工手续时，除国务院、省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收取其它任何费用。四是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扶持，享受我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五是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实行补贴或奖励。
（四）扩大输出渠道，发展劳务经济
一方面有计划地深入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直接与用工单位见面，根据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制定培训和劳务输出计划，实现培训基地与输出单位对接，建立劳务输出联合体，另一方面在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设立办事处，聘请信息员，通过原协作单位发展新的用工单位，挖掘新的招聘信息和用工渠道，使劳务输出规模不断扩大，减轻就业压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合理流转。
（五）整合培训资源，全方位开展农村职业技术培训工作
以县职教中心为龙头，以乡镇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为基础，以各社会力量办学机构为补充，建设一批能起示范带动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完善教学培训条件，整合培训资源，增加培训项目，扩大培训规模，创造整体效应。加强劳动力需求总量和结构预测，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在培训内容上突出专用性与实效性，加强以产业化为重点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以“绿色证书”为重点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工作，搞好就地就近转移前的职业培训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林果、食用菌、时差大棚蔬菜等种植技术和水产、畜牧、家禽等养殖技术的实用技术培训，切实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益。
（六）实行劳动预备制度与就业准入制度
稳步推进劳动预备制度，组织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必要的转移就业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并取得相应的培训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凡是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新增劳动力必须持证上岗。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者，县职业介绍机构不得介绍就业，劳动保障部门不予办理用工备案、合同鉴证和各种社会保险，用人单位不得招收录用；拟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开业、登记手续；拟从事汽车驾驶、汽车修理、摩托车修理的，交警、运管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对用人单位因特殊情况急需招用的，须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可先招收再培训，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后上岗。
（七）加大劳动监察力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把企业用工作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重要内容，采取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聘请监督员等方式，加强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并及时纠正违反就业准入控制、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和保证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良性健康开展。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三
（一）主要概念说明
1.小城镇。本文所指的小城镇主要是指建制镇，包括县城所在地的城关镇，不包括非建制的场镇或集镇。
2.乡镇企业。这里是指乡镇集体、村和村民小组、乡村联户和农户个人投资兴办的各种经济类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单位，包括虽然领取的是农村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但雇工8人以上的企业。
3.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里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本文所指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用已经外显的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来代替，没有包括从事农业生产但利用不充分的隐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4.经济势差。这里是指居民现实或预期的收入差距。城乡势差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镇乡势差是指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假设
第一，城乡势差与镇乡势差的大小决定农村劳动力的流向。
第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制度条件的制约。
第三，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制缺陷的修复必须借助于大中城市的辐射或外资的刺激。
（一）理论分析
在西方的人口流动理论中，刘易斯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机制：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且收入水平低，从而对劳动力产生巨大的外推力；城市预期收入较高，对劳动力产生强大的吸拉力。这两种力量形成的合力可产生出类似于河水流动所仰赖的“势差”，且势差越大，流速越快；没有势差或势差太小，就不能或很难流动。
在农村的外推力一定的情况下，小城镇要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有比城市更大的吸拉力，形成比城乡之间更大的镇乡势差；如若不然，就只能通过行政的力量，在城乡之间筑起一个制度屏障，人为地阻断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而把他们圈囿在小城镇。
势差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预期收益。流动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直接成本，即迁徙费用；其二是机会成本，即劳动力流出所放弃的其它收益。预期收益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是就业概率，其二是预期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总是选择成本低、预期收益高的地方作为流入地。
很显然，农村劳动力流入当地小城镇的成本是最低廉的，不仅迁徙费用很低，甚至可能是零成本，而且可以照顾家庭，不耽误农活，机会成本也很低。所以，如果单纯从流动成本方面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向当地小城镇是最经济的。但是，从收益方面来看，由于西部内陆地区的小城镇产业水平低，就业容量很有限，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要求，就业概率很低，况且即使能够就业，其工资水平也明显低于大中城市。这样，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差值即势差较小。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入大中城市，不论是直接成本还是机会成本都可能较高，但大中城市的就业概率和工资水平高于小城镇，城乡势差较大。所以，农村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地时，较多地选择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镇。
（二）绵阳市的实证分析
绵阳市位于四川省府成都市东北110公里，幅员面积20249平方公里。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数据为1997年1月1日的时点数），绵阳市有建制镇122个，农村住户人口417.6万人，除县城所在地的建制镇外，其余115个建制镇，平均每镇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镇区平均人口299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677人。
绵阳市农村住户的从业人员共有298.7万人，他们的从业分布情况是：农业从业人员238.9万人，非农业从业人员59.8万人。在非农从业人员中，在城市从业的有31万人，在农村从业的有28.8万人。在农村的非农从业人员中，有15.3万人被非农乡镇企业所吸纳，其中，有6.8万人分布在建制镇的乡镇企业，有5.1万人分布在自然村的乡镇企业，有3.4万人分布在非建制的场镇或工矿区等的乡镇企业。
1.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状况。很多学者和决策者都认为，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乡镇企业集中，而乡镇企业基本上是以农村劳动力为吸纳对象的（米增渝、邹范鸣，2002），所以，只要小城镇发展起来了，农村剩余劳力就会被其吸纳。但是，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分布状况，就会发现，靠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是不乐观的。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乡镇企业仅有7％分布在建制镇（米增渝、邹范鸣，2002），其从业人员只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20.8％（江涛，2001）。绵阳市的情况与全国其他省区不完全相同。绵阳市有乡镇企业3072个，其中，有1701个乡镇企业分布在自然村，占乡镇企业总数的55.4％；有1035个乡镇企业分布在小城镇，占乡镇企业总数的33.7％；有36个乡镇企业分布在大中城市，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2％；有300个乡镇企业分布在集镇或工矿区，占乡镇企业总数的9.8％。从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看，绵阳市本地的乡镇企业只吸纳了15.3万人，占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5.5％。其中，小城镇的乡镇企业仅吸纳了6.8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1.3％（占农村全部从业人员的2.27％）；自然村、集镇和工矿区的乡镇企业吸纳了8.5万人，占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4.2％；绵阳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1.9％在大中城市就业。
小城镇是否能够通过集中分散于自然村落和小集镇的乡镇企业而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呢？笔者对绵阳市t镇j村的一个砖厂的调查表明，该砖厂不愿建在更不愿搬迁到镇区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镇区的土地占用费较高；
第二，镇区没有可供掘取的荒地作原料；
第三，镇区对污染控制较严格；
第四，镇区的工资成本较高；
第五，非正规制度的成本较高，人际关系复杂。笔者通过对绵阳市其它自然村的乡镇企业的调查还发现，它们不愿搬迁到小城镇的原因还涉及产权分割和归属、搬迁费用等问题。事实上，西部内陆地区分布在自然村和小集镇的乡镇企业，一般都有就地取材（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生产规模小、经营层次低、污染严重等特点，因而，这些乡镇企业最好的生存环境就是自然村和小集镇。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它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j村的砖厂老板就说到，如果该厂建在镇区，仅土地占用费和治污费两项就会置该厂于死地。所以，要把它们集中到小城镇去，困难是非常大的。
2.镇乡势差和城乡势差分析。如果能够缩小城乡势差并扩大镇乡势差，则不仅可以把“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把分散在自然村和小集镇的剩余劳动力吸拉到小城镇上来。然而，根据绵阳市城调队提供的资料，从1980年至1998年，城乡势差不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看都在不断扩大。尽管镇乡势差也再扩大，但毕竟小于城乡势差，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大中城市。
如果以绵阳市1997年初小城镇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全部剩余劳动力的比重（11.3％）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就业率，以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重（51.9％）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率，并以此分别近似地代表小城镇和城市的就业概率，则会发现转移到小城镇的预期收益（就业概率x工资水平）仅为421.72元（以人均收入代替工资水平计算）。这不仅大大低于转移到大中城市的预期收益2476.67元，而且低于农村的现实收入1824元。即使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就业的机会成本为零，即每年仍然可以获得农村人均纯收入，1997年转移到小城镇的总预期收益也只有2245.72元；而转移到城市的预期收益既高出农村现实收入652.7元，又高出零机会成本的转移到小城镇的预期收益230.95元。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城市作为流入地，而不选择小城镇作为流入地。
笔者按距离绵阳市城区距离的远近，将小城镇分为3组：
第一组，20公里以内；
第二组，20公里至70公里之间；
第三组，70公里以外。然后，笔者分别在3组中随机抽出3个小城镇，采用农业普查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来分析其区位特征与吸纳劳动力的相关性。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
从全国来看，苏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势头良好，不仅吸纳了大量当地和外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缩小了城乡差别，加快了二元社会的一元化进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人们不难发现，除原有基础较好、起步早、得到过政策扶持外，它们更得益于当地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外资的刺激。苏南和苏北小城镇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正好说明这一点。苏南大中城市密集，大中城市通过对周边地区的投资、技术扩张和企业联营，发挥着巨大的辐射效应。苏南不仅受区域内城市的发展带动，而且受上海大工业的强劲辐射；而苏北大城市稀疏，城市的实力薄弱，辐射效应差，这是导致苏南和苏北小城镇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刘葆金等，2001）。西部内陆地区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与苏北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绵阳市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小城镇建设仍然是政府行为，而非农民自下而上的愿望和自觉的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在政府和地方部门的资助下，先搞好基础设施，再通过优惠的政策吸引农村人口到小城镇居住。这种在政府主导下的小城镇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基础十分薄弱，有镇无市的空壳现象比较普遍。2002年初，笔者对绵阳市区附近的3个小城镇进行了调查。w镇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从外观上看，该镇高楼林立，街道整洁，设施配套；但进一步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楼房是人去楼空，铺面关闭，商业萧条。例如，镇区红极一时的乡镇企业——饲料厂和印刷厂正频临破产；原来有一定优势的农产品集贸市场虽然被修葺一新，但摊位闲置，门可罗雀，全然没有年关的繁华景象。据当地官员说，y镇是历史悠久的牲畜交易地。据说该镇每逢赶场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但笔者看到的牲畜交易地却是在陈旧的木板房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街道，除街道两边屈指可数的店面外，几乎没有象样的乡镇企业。该镇区人口除政府、医院、学校的工作人员外，多为原来的场镇居民。近几年，该镇镇区几乎没有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以致于该镇至今没有一个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t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9年前要么到绵阳市区打工，早出晚归作钟摆式流动，要么远走他乡常年在外务工，要么留在本村在城乡之间搞贩运，很少流向镇区就业或定居。1999年以后，绵阳市区向外扩展，t镇镇区被划为经济试验区，这使该镇遇到了一次极好的发展机遇。笔者去该镇调查时看到了对比鲜明的两种景象：老场区冷冷清清，新场区一片繁忙。当该镇官员向笔者介绍情况时，从他的言谈话语中笔者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镇区的前景充满了信心。确实，我们没有理由不赞同该镇官员的憧憬，因为试验区建成以后，t镇镇区将与绵阳市区联为一片，届时，t镇将成为“城中镇”。当然，它也就不再具有一般小城镇的代表性了。
针对同样在距离绵阳市区20公里范围内的永兴镇和塘汛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笔者于2002年6月对两镇进行了调查研究。笔者发现，城市工业的辐射效应是小城镇发展和吸纳劳动力的关键，城市的辐射效应在点上的表现比在面上的表现更明显。也就是说，小城镇单靠城市的面上的辐射，其发展速度通常较慢；相反，如果城市大工业的触角直接伸向某一小城镇，该镇若能抓住机遇，则可能形成一个经济的生长点，从而会得到快速发展。永兴镇就是这样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期，永兴镇的乡镇企业开始与市内几家大型国有企业联姻，生产配套产品。90年代中后期，该镇抓住在绵阳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长虹集团新区建设的机遇，使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直接为高新区内的企业（包括长虹集团）提供配套生产和服务，镇区的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吸纳了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7年初，该镇有乡镇企业70个。其中，59个乡镇工业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占该镇全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88.58％；分布在镇区的32个乡镇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占该镇这59个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65％。而塘讯镇在1999年以前则没有这样的机遇。1997年初，该镇有16个乡镇企业。其中，有乡镇工业企业14个，这14个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仅占该镇全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38.4％；镇区仅有3个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仅74人。该镇有一个建筑类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1万人，占该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60.44％，但该企业并没有建在镇区，而是在绵阳市区，所以，它对镇区的发展和直接带动的作用不明显。
通过调查笔者还发现，很多学者所认可的小城镇第二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吸纳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在绵阳市小城镇的现实中很难得到验证。究其原因，主要是小城镇的规模较小，常住人口少，多数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是“离土不离乡”、早出晚归的农民，第三产业缺乏服务的对象，故其从业人员的比重很低。像永兴镇这样发展较好的小城镇，其乡镇企业中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也仅有79人，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1.59％。
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小城镇的辐射源——城市工业相对落后，辐射力较弱，因此，多数小城镇不能直接得到城市工业的带动，外资刺激的可能性则更小。所以，要修复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制缺陷，尚需时日。
我们必须承认小城镇建设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基础较好且有外力刺激的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那里，小城镇不仅缩小了城乡差别，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且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那里的成功经验是否适应已经边缘化了的西部内陆地区呢？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对于广大的西部内陆地区而言，由于大中城市的密度较小，实力相对较弱，而小城镇的数量多，并且很分散，能够直接得到大中城市辐射的小城镇毕竟是极少数，所以，绝大多数小城镇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正因为如此，缺乏产业支撑的小城镇自然不能很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更难吸引农民去定居。
再则，随着我国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城市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的制度屏障正在逐渐消除，从而为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制度条件。同时，随着农民驱利避害的市场意识的增强，其流向的选择也更加理性。
然而，笔者的忧虑是，西部很多地方的政府自上而下硬性贯彻的小城镇建设，不仅没有很好地缩小城乡差别（只是缩小了城与镇的差别），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城乡之间人为地构筑一道屏障，这道人为的小城镇建设屏障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且阻碍了资源的合理流动，甚至可能延缓西部内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所以，本文认为，西部内陆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探索新的模式。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四
为做好20xx年农村劳动力阳光工程实施工作，加快提升农业劳动者的从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根据《20xx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和《关于做好20xx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陕农业发[20xx]109号）文件精神，我中心在结合20xx年阳光工程农民培训工作中深入八个乡镇和两个现代农业园区，就我县当前农民现状开展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1、农民培训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不高。由于阳光工程农民培训的主体，有着结构、层次、类型、需求上的差异。因此，阳光工程农民培训的内容安排也就很难满足不同结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培训主体对培训的需求。也就是说，培训内容对不同的培训主体的“口味”不够对味，或“重”或“轻”，这就造成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农民对培训的积极性。
2、农民职业培训队伍建设不强。我县目前阳光工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队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显得薄弱，讲农业技术多，讲农民职业技能少，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形势的要求，也难于满足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需求。这样就不能有力的激发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培训的兴趣和接受培训的积极性。
3、农民培训的针对性效果仍有缺失。阳光工程农民培训的实践告诉我们，由于我们培训的主体，在结构、层次、类型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农民对培训的需求就不同，相对来讲，所造成的针对性效果缺失仍然有些突出。
1、农村劳动力“三化”现象突出，即“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是影响农民培训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经过连续几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大批年轻力壮、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男性、女性出外打工。使之留下来的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呈“三化”人员。这些农民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能力、接受兴趣较差，对知识的需求标准也很低，且他们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年龄等因素的制约，对培训学习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够，对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接受吸纳力和需求欲、兴趣欲消退，在一定的程度上给组织农民培训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2、农民培训的内容与市场衔接滞后。调查反映，农民培训过程中，侧重于农业生产技术上讲的多，而对产品供求信息、市场导向、外地市场行情讲的偏少，且提供不及时，针对性不强，因而对农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性欠缺，不能满足农民培训的需要，致使部分农民不愿意参加培训。
3、许多农民没有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的观念，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意识缺失。要引导农民转变思想，树立大农业、大农村、大市场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因此，培训这部分农民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参加培训的热情也就不会高。
1、要切实加强对农民培训的领导。加强农民培训工作，是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所在。各级政府要把此项工作，作为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件大事来抓，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的考核内容结硬帐。建立适应农民培训的保障制度，确保“阳光工程”农民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2、要与市场相衔接，大力拓展农民职业培训的内容。农民实用技术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农民职业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践证明，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效益农业不断提升和延伸的新形势下，仅仅重视“产中”的实用技术培训已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向“产前”的新品种和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农资进行培训，向“产后”的贮藏、加工、流通中的市场行情及信息的培训扩展延伸。这样，不仅需要对常规技术改良进行培训，还需要对高新技术进行培训普及和推广；不仅需要对传统种养殖技术的改进进行培训，还需要对新兴种养殖技术的培训的推广和应用；不仅需要对生产技术的培训，还需要对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政策法规、外向型农业等多学科、多门类的新知识进行培训，使农民培训工作向更加宽广的领域拓展。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五
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全区劳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农村第一经济”目标，突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农民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我区始终把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环节来抓，，依托各类培训资源，全区对15080名农民进行了引导性培训，比上年增加50%；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六）经济发展滞后，就地转移劳动力较难。尽管近几年我区经济发展提速，步伐加快，但比市内主城区及市外经济发达的地方，仍然差距甚大；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七）土地流转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有效解脱出来。二是部分农民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二）摸清情况，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机制。以区就业局为龙头，乡（镇）社会保障服务所（农业服务中心）为中心，村（居）委为基础，建立纵向到村、横向到培训机构、用人单位的劳动力资源调查体系，准确掌握全区劳动力总量、已培训和转移的人员数量、本人愿意转移而没有转移的人员及这些人员的技能情况、培训状况，每年调查1-2次，逐步推行“一户一卡、一村一档”的档案体制，实现由目前的无序静态管理向科学动态管理转变。
（三）以突出提高技能为主，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一是培训管理上，由劳动局统筹协调。长期培训（毕业时发两证：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由教委负责；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短期培训由劳动局负责。二是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市场运作，强化订单培训，实行农民订单、学校接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式培训。三是在培训内容上，除长期培训的以外，少讲理论课，多上实践课，中短期培训的至少应做到“半耕半读”；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六）加大宣传力度，开展联合执法，建立农民工维权机制。一是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学法守法的意识；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三是建立联合执法检查制度，由公安、劳动、司法、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每年开展1—2次联合执法检查；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八）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建立考评奖惩机制。一是区政府向已成规模的劳务基地派驻办事处，负责招商引资、企业用工信息收集反馈、农民工的维权及相关协调工作。二是增加投入，首先是整合教育、农业、扶贫、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培训资金，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负责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主管部门加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多争取培训指标的力度；再次是区级财政应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用于农民工技能培训。三是对培训质量高、转移输出稳定就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既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各级各部门应紧紧围绕“打造劳务品牌，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服务、农民受益”的原则，加强领导增添措施，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六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为了解决和了解xx农民就业问题与现状，进而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广泛的深入调研。按安人社发〔xx〕437号文件要求，我局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到基层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调查，掌握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和实际情况，通过走访和座谈多种方式，掌握第一手基础材料，现形成如下报告。
全县总人口为59295人，16周岁-60周岁劳动力资源39083人，占总人口的77.7％。其中男xx85人，占51.6％；女18898人，占48.4％；16-30周岁16712人，30-45周岁12995人，45-60周岁9376人；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30411人，高中6019人，大专及以上 2653 人。农村劳动力常年转移15413人，每年新增成长劳动力1000人以上。数据表明我县富余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技能单一，整体素质不高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近几年，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进城有所增加，城市人口逐渐增多，转移就业的人数大幅度上升；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从劳动力的职业构成看，从事农、林、牧、渔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比重大幅度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因此技能型劳动力逐渐上升。
从总体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已成为农民实现劳务收入的主要渠道。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向大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农民刚进城所从事的主要是一些边缘工作，即城镇人不大乐意干的脏、累、苦、险等工作。如建筑、废品回收、环境卫生、饮食服务、小商小贩等这些城镇人退出或自动放弃的工作岗位。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有所提高，慢慢的从体能型转化为技能型，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文化、观念新、懂技术、会管理、能带动广大农民运用技能脱贫致富的务工能人，从而带动其它就业人员从事一些高技能工作，慢慢从高、危、苦的行业脱离出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当然，也是促进工业经济、县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
1.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xx0年以前，除了高考、招考等所谓正规转移就业进城的农村劳动者外，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文化程度是初中或初中以下；21世纪以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文化要求有所提高，基本上是高中或中技以上，这促使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2.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明显兼业性。事实证明兼业农户的出现，他们既从事其他产业活动，也不放弃农业生产。即保留了自己土地的收成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丰富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农民进城落户奠定了良好基础。
3.从转移的行业看，第三产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就目前情况看，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改变了就业观念，从所谓的“正式固定工”、“计划合同工”转向就地就近临时工、外出农民工等。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是相符的，应该尽快解除各种观念的束缚和限制条件，敞开城市的大门迎接他们。
4.自xx7年我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人数就突破万人，在方式上从曾经盲目性慢慢趋向有组织性，xx8年至xx2年劳务输出趋于稳定上升趋势，常年转移在珠江三角洲及长江三角洲等地有1.3万人以上，转移时间为1年以上，最短的3-6个月。对于一个只有5万人小县来说劳务输出处于良好状态，因此，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进程，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进城农民就业作为工作重点，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农民工外出和进城落户，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客观性、必然性。
1.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城郊农村土地被征用，虽都以现金形式补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没有得到有效安置，造成失地又失业的新型富余劳动力，在经济基本上保持旺盛的活力，第二、三产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都已得到迅速发展，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投身于产业之中，这部分富余劳动力基本上无生活忧虑。此类劳动力基本已融入到城市体系，是典型的转业型农民。
2.我县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扶持力度。五年来，县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xx8至xx2 五年间，全县已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5 万人，其中省外转移就业 1.3 万人，市内转移就业0.8万人，每年新增转移就业1000人左右，劳务收入逐步稳定且有上升趋势，创劳务收入1.3亿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体力型向技能型、大众型向特色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的良好局面。
3.近年来，通过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加了农村劳动力收入。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民劳务收入是我们促进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的主要工作内容。十一五以来，全县共开展农村劳动力各类培训38期5987人，其中旅游培训320，计生子女培训219人，再就业培训1317人；创业培训7期460人，人人技能工程培训5期522人。职业技能鉴定合格并获《国家职业资格证书》1173人。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一是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创业扶持力度，认真贯彻落实我县关于鼓励全面创业促就业各项优惠扶持政策，从政策、资金、信息、技术、市场、服务等各个方面，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二是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乡土人才培训、产业带头人创业培训，农村两后生培训等多形式、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技能和素质，健全横向、纵向劳务信息网络，加大和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对接，不断提高农民工转移就业渠道，努力改善农村居民就业创业环境和条件，确保农民工资性收入不断快速增长。
4.不断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自xx8年以来，随着大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经济迅速扩张和县有关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民增收及城乡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鼓励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人社部门从事劳动保障全体工作人员，服务阵地转移，及时采取“走出去”的工作方式，全面细致的掌握各类企业和项目的用工需求状况，做好人力资源供求监测分析和用工调控工作。通过县人力资源市场和乡镇社保平台等发布单位招聘信息、个人求职信息，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能有更多机会和途径了解就业信息，使返乡的农民工能与用工企业及时对接。以“春风行动”为载体，积极开展“送岗位、送技能、送信息、送服务”活动，以“就业送岗位、创业送服务、求技送培训”为目的，广泛开展就业政策宣传和引导，在县城主要街道横挂标语10多个，发放“春风卡”3000多张，发放农民工维权手册和务工指南4000余份，筛选发布用工信息xx余条。活动效果良好。
（二）建立健全了服务保障制度，切实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对组织转移输出把好三关，即用工信息关、送人关和跟踪服务关。由政府宏观调控，劳动保障部门牵头对外地劳务市场及用工单位的性质、规模、实力，特别是劳资报酬、劳动安全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统一组织，统一输出，到达用人单位后办理好交接手续。然后要对其转移情况进行跟踪询查服务，尽量达到用工企业、劳动者、家庭三满意。为全面掌握全县劳动力资源源基本情况，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和流动情况，了解农村劳务输出动态，进一步针对性地搞好农村劳务输出奠定基础，为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规律提供了有实依据，发展了劳务经济，拓宽了农民工增收渠道。
（三）强化技能培训，完善中介服务，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能力。随着珠江三角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用工需求已从过去的简单劳动力转变为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大中专、技校毕业生供不应求，一到转移地的企业就能很快上岗，而且还能拿到高工资。这对我们的劳动力转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尽快适应这一要求，强化职业培训，切实做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服务，在不断提高我县劳动力人数的同时，大力提高转移人员的技能和素质，从而形成技能型、高素质劳务输出的品牌。因此素质和技能培训已成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举措。积极开展劳动力输出前培训，拓宽多途径的就业局面，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和文化素质，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和后备力量。从而增加农民创收能力，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七
去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紧抓住“双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就业载体和培训网络建设，多渠道多形式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农民工转移、就业仍面临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近日对河源、揭阳、惠来、罗定、博罗、连州等地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工技能培训、转移工作面临着五大突出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受金融危机影响，部分企业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经营仍较为困难，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减少，吸纳劳动力数量下降,进一步加大了各地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压力。欠发达地区普遍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给劳动力培训转移带来的双重挤压：一方面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数增加，另一方面本地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下降。如罗定市调查显示,金融危机不但导致当地外出从业农民工返乡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市内从业的劳动力也受到较大影响，如宏利达公司员工由20xx年初的2300多人减少到目前的1200多人，1100多员工离职；华天龙制衣厂因停工而使员工人数从2100多人锐减至800人。河源市劳动部门反映，20xx年底该市有4.7万人农民工返乡，同时当地部分中小企业裁员或破产，导致1.5万名员工终止劳动关系,进一步增大了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压力。
目前，欠发达地区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多为年龄在35岁以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缺少就业技能的就业困难对象，理解和接受能力较低，难以实施理论上的培训课程,要实现这部分人群的转移,难度相当大。而对于企业来说，一般不愿意招用年龄超过35岁的农民工，如何妥善解决“35岁现象”就业难题，对于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向更高一层次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培训时间限制。目前，各地对农民工的免费短期培训时间多为1-3个月,实习时间一般占训练时间的三分之二。由于实习时间较短，加之实习指导老师不少是当地企业聘请的师傅，指导水平相应较低，因而学员动手能力普遍较弱。此外，部分农民确实有参加培训的意愿和需求，但由于不能灵活自主选择培训时间，加上担心耽误了找工作的机会，没能参加培训。二是培训资源仍然欠缺。大部分地区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主要依托现有的职业技校、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完全针对农民的培训基地较少。不少培训部门存在基础设备不齐全、师资力量不够强特别是专业教员缺乏等情况。三是培训内容仅注重技能培训。目前,相关培训多是让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仅注重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而对于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法律法规常识讲座和城市文明常识、心理健康知识辅导等培训很少。
虽然各地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和就业工作高度重视，但不少农户和企业却不“领情”，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各地反映，目前仍有不少农户对劳动力技能培训缺乏认识，认为技能培训浪费时间且作用不大，不愿意去参与培训学习；一些农户表示，参加技能培训的人员在工厂或企业就业所获得的待遇与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初中毕业生差不多，况且目前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形势严峻，与其花费几个月时间培训，还不如早求职、早就业、早挣钱；部分参与了培训的农户学习兴趣不浓，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到学习效果；不少企业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参与积极性不高，存在怕花时间、怕出钱、怕培训的工人留不住的思想包袱和问题。
各地在转移、培训、就业等环节均采取了切实有效措施，为农民工提供了免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推荐就业等服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各地对就业后的农民工提供跟踪服务方面仍有所欠缺，对他们实行统一跟踪在岗培训、统一管理、统一维权保障等全程服务方面仍有待加强。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八
社会对“农民工”一词早已不陌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内部也进行着更新换代，作为当代社会的青年力量之一，“农民工”群体中的80、90后，这个农民工群体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存生活状况关系着农村的未来，寒假期间，记者走访了我国劳务输出大省四川辖内的盐亭、xx、梓潼三县的部分农村地区。对80、90后青年农民工的情况做了部分调查。
出门打工这一说法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农民种田除了缴纳农业税外还需缴纳提留款以及各种集资（包括村社集资、乡镇集资以及市县集资）。各种税费加在一起，农民辛苦一季下来没有什么剩余。
xx县xx镇的一位农户这样告诉记者：“我清楚地记得97年我家油菜籽卖完后除去各种必交的款项，剩下的钱就只给我们娃儿买了个‘冷狗’。
“在那个年代，农民手里也真是没什么钱”梓潼县交泰乡政府一位干部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们下村社收农业税、提留款的时候也闹心，再动员也没用啊，有些农业搞得差的农户手里就确实就拿不出来。大多数农民交上税费后就没什么结余了。”
从那时开始，农村很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出门打了，不愿在家干有苦又累还没什么出路的农业了，打工潮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即便是国家后来陆续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从由费改税到全面取消农业税。大部分打工仔任然不愿回家务农了，出门打工还是现在很多农村青年的首选。
当代青年农民工的成长经历大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家乡成长，初中毕业或职中毕业后便进入社会远走他乡开始了打工的生涯，另一种是跟随父母，在父母打工的地方上学，由于不能在当地上学或是其他原因，大多也初中毕业便和父母一起上班了，不过这类情况较少，由于之前严格的户口受限，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是在家乡长大成人的。
记者抽样采访的一百个青年农民工中，绝大部分人只有初中学历，占百分之九十一，高中学历的仅为百分之六，剩下三人初中没有毕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完成高中学业的六人中有五人是90后。
面对这样的结果，xx县塔山中学的龚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农村孩子读初中后一般都要接着读高中准备考大学的。但是这在以前很少有读完初中再接着读的了，一般都初中毕业就出门打工去了。”
比起父母辈的农民工，80，90后青年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大多在外从事一些带有技术性含量的工作，有的经过培训后，甚至登上了数控车床的操作台。从事工作较多的行业多为服务业以及各种工厂。
而父母辈农民工曾经很火热的建筑工，家政服务业则少有青年农民工问津。追其原因，曾在北京当建筑力工的老农民工何友聪告诉记者“建筑工、矿工太累，还每天都是一身土一身泥的，这一代的年青人根本吃不消。大多数小伙子都原意进厂，工作轻松而且还干干净净的。”
另一位在成都当了多年保姆的农民工史素华则告诉记者家政服务的活挺麻烦的，煮饭、带孩子、打扫卫生，很多年亲姑娘险麻烦都不愿意来，只有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将就干了，当然她们在厂里的做的那些细活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搞不懂。
和其他8090后一样，8090后农民工对时代和潮流也格外关注和了解。
他们也会没事叫同伴“你妈回家吃饭”，也会闲着了谈谈哪家专卖店的衣服更好看更实惠，也会闲暇时间去逛逛阿迪耐克，女生去看看完美、欧莱雅，尽管他们很少花钱买。
下班后打扑克、上网、逛街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比起在家忙时面朝黄土背朝天，闲时又里里外外忙家务的日子，城市里这样的生活对于月薪通常只有两千左右的他们来说格外惬意与满足。“唯一的渴望可能就是希望工资能再高一点哦！”现在在上海打工的盐亭籍女孩邢晓芳这样告诉记者。
谈起对未来的打算，年龄稍大已结婚成家的青年农民工(主要是部分80后)的普遍想法是现在只管努力挣钱，其他的到时再考虑了，正在上海打工的农民工黄绢告诉记者，现在还没有想那么细，只想趁年轻多挣些钱。问到是否有在上海买房安家的打算时，她笑着对记者说：“我这一代就算了，还是继续蜗居了，我们也当不起上海的房奴。如果可能，就得看我儿子这一代了。
也有一部分年轻农民工准备未来能够留在城市，有钱后在外安家立业。梓潼县交泰乡后山村的史龙飞就是其中之一。才初中毕业的他，打工生涯已走遍了全国好几个省，两年前在浙 江打工时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家住浙江萧山的吴珍珍，两人情投意合，最终喜结良缘，夫妻俩现在安家在浙江。谈及未来，史高兴地告诉记者“那边可比我们这山沟里好多了，工作也好找。”
对于农村青年的未来，最着急的可能还是他们的父母。修起楼房给儿子娶上媳妇是他们骨子里的观点，而能够让子女跳出农门、过上舒坦日子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在城里打拼多年的何东升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哪能不着急吗？这都那么大了，还没成家呢！”何母焦急的说。而何的回答是“不着急，好的都在后面呢！以后我还不愿回你这沟里呢！”
一代代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直接影响便是农村劳动力流失，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又会对未来农村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说到外出务工对劳动力流失的影响，在当地农村从事生猪收购多年的何旭东生有感触。“以前下乡收猪一群人围着看，现在去了想找个帮忙抬秤捆猪的人都找不到了。”
外出务工让农村劳动力流失，而这个现象在80、90后青年农民工身上又体现得格外强烈，因为80、90后出生在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不少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目前的情况是这仅有的一个孩子一般也都外出打工了。那么以后的土地究竟又由谁来种，农村未来的走向又在哪里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四川省人大代表、亭县安家镇梓盐村支部书记赵铁军。
作为一名在基层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农村基层干部，赵铁军对未来农村走以及青年农民工的发展问题有更贴切的认识。
他认为农民外出务工是一种正常现象，是市场化经济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外出务工是目前农民增收，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他说，“现在的好多青年农民工对农业根本就是一窍不通，外出打工是现在农村青年的一个很好出路”。
关于以后的农村走向，赵认为我国的农业将来肯定要走集约化、模化的道路，同时通过机械化来弥补劳动力不足。“农村以后要不了那么多劳动力”赵说，“青年农民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出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后出门打工的路会很好走，但是以后农村的前景也是非常看好的。”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九
全市总人口106万，农村劳动力43万，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20余万，农村人均耕地面积0.8亩，是重庆辖区的劳务输出大县（市）之一，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达14.9万人，每年带回的经济收入总额在4亿元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是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农民外出经商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永川要在未来7年内建设成为大城市，30%以上的农村人口必须转移到城镇，这其中，首先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通过多种措施吸纳这部分人就业。
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68%，30—40岁占27%，40岁以上占5%。农村劳动力特别中40岁以下的人将是转向城镇的主要人口，他们的转移情况、务工收入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市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去年，我市农村劳动力在永川范围内转移4万人，在重庆市区转移2万人，重庆市外转移12万人，境外转移累计人数1498人（次）。重庆市外转移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上海等沿海城市和新疆、云南等边远地区，境外转移主要在新加坡、南非、阿根迁、日本北海道等十几个国家从事渔业捕捞。外出人员中，86%的人员从事第二产业，从事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各占7%。永川范围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在城区、集镇从事运输、建筑、餐饮、服务业，重庆市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服务、经商业。
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已经呈现出了“三健全”格局。一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目前，我市建成了高规格的综合服务大厅和交易大厅，成功与重庆市劳动力市场联网，初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框架。二是服务功能进一步健全。据调查了解，我市先后建立了劳动技能培训基地26个，建立了农村富余劳动储备基地3个，劳务输出基地5个。同时，对各类外出民工分别进行登记造册，促进民工有序流动。仅去年，就帮助民工追收工资96万元，清退保证金1.8万元，督促用工单位替民工参加社会保险850人，处理民工工资争议案件156件。三是职工技能鉴定和就业准入制度进一步健全。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中，我市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制度和预备制度的同时，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培训机构18家，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增加到4家。
在对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市场调查中了解到：三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症结”：一是自发外出，无序流动。有关资料显示，除境外劳务输出通过劳动部门外，我市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亲朋好友或自发外出。由于不规范的劳务输出，这部分民工的劳动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障，极易造成用人单位拖欠民工工资、发生劳动争议等侵权行为。二是文化层次低。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48%为初中以上文化，30%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小学文化或文盲人员高达20%，大专文化以上仅占2%。文化偏低，使他们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往往在低层次的产业中竞争，工资收入低，生活工作条件差，劳动福利待遇得不到较好保障，处于劣势求生状况。据市农调队和劳动部门抽样调查统计，我市民工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月平均收入500—700元，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月平均收入1000元，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月平均收入1000元以上，境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月平均收入1500元左右。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的民工高达86%。这些低水平务工结构，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三是开发难度达。我市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而外出务工，又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常年性转移人数尚需巩固：进一步增加外出人数，又因为有的地方经济基础差、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近期看是实现农民增收，远看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根本途径。有关人士认为，要实现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转移，必须“六架马车”拉动。一是以经济增长拉动劳动力转移。坚定不移地在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中，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努力保持区域经济较快增长的势头，不断创造和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二是以结构调整带动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扩大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主要途径。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旅游、商贸和饮食服务业，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商贸优势企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三是以政策投入驱动劳动力转移。认真贯彻落实有关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工作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在城市自主创业，积极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和其它适宜农民进城就业的项目，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四是以职业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我市应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准入制度和劳动预备制度，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力度，以培训学校或者中心为基础，建立各种专业技能培训基地，凡申请办理《职业资格证》，必须培训合格后有职业培训中心向技能鉴定部门申请鉴定。努力提高农民工劳动者队伍素质，增强其就业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其劣势地位。五是以就业服务推动劳动力转移。充分利用我市作为全国100个流动就业重点监控点的特有优势，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职介所的作用，加快我市“职业培训、劳动力储蓄、劳务输出、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四大劳务输出基地的建设，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招工用工行为，督促指导各类用人单位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六是以小城镇建设拉动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十
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队伍日趋庞大，第一产业已经不能容纳和消化这些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资源会在全社会各行业进行重新配置，如何尽早安置、有序转移这庞大的农村就业队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性、阶段性的转化过程。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会持续不断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特别是山区地区，耕地在逐渐减少，信息闭塞，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对转移劳动力更是困难重重，进而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
我所驻的镇村是位于富阳市以南约20公里，是灵桥镇的一个经济薄弱村。村地处山区，地理位置并不十分优越，但全村平均收入却有5618元，具备典型的尚未开发的农村的特征。作为村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我是带着“尽己所能为提高农民收入寻求一个好的切入点”来开展工作的。两个月来，我和村两委的几位同志通过上门走访、座谈等形式，掌握了制约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手资料；联系周边地区的经济情况和村的历史，经过分析后觉得：村靠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农业特色经济、搞实业办工厂来发展经济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见效也不会很明显；村的出路在于高质量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
第一，转移不够。截止到12月，村农村总人口692人，劳动力总数约为370人，各类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有172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46.5％左右。村第二村民小组是全村外出务工最多村民小组，其总人口218人，劳动人口87人，外出务工55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劳动人口总数的63％。第五村民小组则相反，总人口131人，劳动人口68人，外出务工17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劳动人口总数的25％。
第二，文化程度较低。村外出务工人员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有很大一部分甚至为文盲。以第二村民小组当前外出务工人员为例，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60人，占70％；高中文化程度12人，占13.8％；中专5人，占5.7％；文盲10人，占11.5％。
第三，男性较多。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约146人，占84.9％左右；女性约26人，占15.1％左右。
第四，技能较差。目前外出务工的人员中，只有部分受过正规专业培训的劳动力，而这鸿世电器公司和电动工具厂。大部分未经过正规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主要分散在各造纸厂。
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普遍在18～45岁之间，为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绝大多数涌向电器或造纸行业，从事简单的低技能的体力劳动。外出务工人员地区分布亦不平衡，绝大部分集中在附近的地方，较远相对比较少。
1、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契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随着城镇企业转制改革，企业下岗人员增多，并且受基础设施限制，城镇不能容纳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发挥山区优势，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态型农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应成为当前的举措。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向农业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契机，把一些中低产田改造好，种植一些适销对路的农产品。根据调查，村在白扬尖曾有茶叶地200多亩，可以通过引资将其扩大，产出高质量的茶叶。因此，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继续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作用。
一是增加投入，保障农业生产的后劲。对农业的保护和投入，要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开发山区山地资源，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农业综合开发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强化农业地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二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机制。按照“保障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的原则，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三是努力培育农村市场体系，培育一个包括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健全、开发的农村市场体系，重点是深化流通体系改革，就地转移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2、努力提高山区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
前面所述，不管是已工作的劳动力，还是未就业的劳动力，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还是较低的。文化程度低下，只能从事重体力的第一产业劳动和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上，一些急需的第三产业如科技服务、技术信息咨询等行业严重不足，这就要求培养一支掌握科学技术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以扩大就业面。长期实际情况表明，劳动力素质高的地区，转移劳动力的速度要高于素质低的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方式的转变，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企业在招工时，不但要求管理人员要具有一定的学历和技术职称外，连一般工人也要各种的就业证书，这说明了提高劳动力素质的紧迫性。由于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决定转移的速度与成效，所以加强农村青年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当前要围绕农村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行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应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各种成人教育中心、成人培训学校。培训农电技术人员，注意加强农村成人教育与实用技术培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切实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
3、完善劳务市场管理体系，确保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
山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但是很多劳务市场不归范，招工既滥又乱，以招工之名行骗财之实屡见不鲜，甚至引发社会治安不稳定，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村，那些缺乏文化的青年经常受骗。因此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规范好城乡劳务市场应下大力气，建议全市甚至全国用工单位要通过政府部门统一招工，与外出人员签定正式的招工合同，完善招工手续，明确劳动保障。
规范管理好农村劳务市场，不仅可以避免上当受骗，也有利于外出劳动人口的计生、治安管理，防止盲目外流，造成城乡混乱，增加外出人员不必要的开支，还可以进行集中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务工的素质和效率，减少劳务浪费，避免造成农村无人种田等多种问题，这是当前农民企盼的一件事。应做到：⑴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积极发展劳动力职业介绍所。⑵采取政府民间多种形式对农电进行职业培训，增强适应能力。⑶对劳动力转出地人员进行跟踪服务和管理，以保护输出地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篇十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经阶段。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县县情的现实选择。为此，我们就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
据20xx年统计资料显示，缙云县总人口43.69万人，农业人口39.76万人，占91.0%，农村劳动力23.2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12.8万人，女性劳动力10.42万人，分别占55.12 %和44.88 %。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不高。20xx年全县外出农村劳动力7.68万个，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 31.70%。二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全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初中文化程度占57.2%，小学文化程度占26.8%，文盲或半文盲占3.2%。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据统计资料，20xx年我县乡村实有劳动力合计23.22万人，耕地面积15.25万亩，如果按劳均种植3亩计算，只需5.25万个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5万劳动力，除去外出劳动力，尚有8.11万劳动力需要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1、劳动力转移异地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广，异地化转移为主要特征。外出劳动力转移遍布全国二十多省、市、区，
近致邻县，远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对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超过2万人，上海、江苏等地近2万人，广西东兴市、钦州市等地约5000人。省内主要分布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
2、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二多二少” 特点，即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多，工业、商贸、建筑等行业少；凭技术专长创业多，靠体力务工人员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有麻鸭养殖、水产（鱼、虾）养殖、蜜蜂放养、香菇异地培育、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及农产品加工等。去年全县有4万余人外出养鸭，群鸭饲养量1500万羽，总产值超过20亿元，是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倍，有200多名农民在上海从事草花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场，年产值达8000万元。
3、劳动力转移专业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大部分人是通过“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走出去，具有显著专业化特点。据了解，全县有300多人到全国14个省市从事香菇异地栽培。500多名蜂农常年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放养蜜蜂，放养群蜂1.5万群。依托本县工业，全县有5000多名农民到全国各地推销缝纫机、灯管、工刃具等工业品。1000多名农民在温州、杭州等地长期从事个体运输及餐饮业。另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如大源镇深坑村107户，407人口，90%劳动力外出创业，其中70%劳动力常年在外专业从事经销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拥有资产上千万元，有的上百万元，全年村民年收入达700多万元；溶江乡有数百人在外专业从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黄龙等村上百村民十几年长期在金华、义乌等专业从事蒸茏生产；地处最偏僻的木栗乡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经商开设超市。
4、劳动力转移模式多样化。全县劳动力转移主要形式有：离土离乡的劳动力转移，少部分农民脱贫致富，自发地下山进城、
留城置业发展(农民转变市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异地开发、务工经商劳动力转移，是我县农民转移的主要形式；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有的在本县进城入厂务工，有的进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务工，有的兼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5、劳动力转移主体单一化。我县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40岁以下、文化素质比较高劳动力转移比较容易，文化素质低，弱势群体转移比较困难。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向
1、行政推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拉动力。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府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牛鼻子”来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目标，计划20xx年—20xx年全县培训农村劳动力10.5万人，其中以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转移就业培训3万人。据统计，20xx年全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237.7万元，培训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7056人。技能培训是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2、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磁化效应更加明显。农业比较利益低，耕地面积的刚性递减，城乡发展呈二元格局，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有力地推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如我县新碧工业园区引进外来企业100多家，有力地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再如我县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规模300亩，拟安置高山远山移民3000名，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小区的土石方工程、挡土墙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础工程，已预备落实资格农户450户，将转移农村人口近2000名。
一是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程度不高。据了解，我县在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人数仅占劳务输出总数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亲戚朋友带出去，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劳务输出稳定性不强。
二是劳动就业难度加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工人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城市劳动力就业及再就业的双重压力。加上劳务市场放开后，外地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县各类用工单位，就地转移难度加大。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三是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加上发达地区和城市对民工的歧视与排斥，及部分企业老板法律意识淡薄，使许多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农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关政策不完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进了城的农民生活在城镇边缘，无法像城镇那样享受医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县内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员农忙时又不得不回家务农，增加了务工成本。
1、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轮子”，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载体。加快城镇化和工业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化转移。一是全力抓好工业园区建设。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新碧工业园区和五东、壶镇二大城市功能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制订优惠政策和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使工业园区成为增加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加快仙都新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增强城镇劳动力转移容纳和承载能力，使城镇真正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切实抓好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农民下山向城镇集聚。三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仙都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优势，以旅游开发为龙头，带动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四是打破体制瓶颈，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屏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落户，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关键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加强农民素质培训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治本之策。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工程”，以培训促转移，以转移带培训，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对现有培训资源整合利用。坚持“实际、实效、实用”原则，整合教育资源，完善职业培训网络，科学制定年度劳动力培训计划，积极推行劳动力“培训教育券”制度，加强对培训工作管理，促进新时期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快速发展。二是创新培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