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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农民负担相关文件篇一
;当前，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从体制改革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开始，不断采取公共政策调整农民负担，尽可能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稳步攀升，问题越积越多，这就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所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成效。一项公共政策如果从低效方面出现路径依赖，就需要对这项公共政策进行初始制度分析。
认识农民负担问题，必先认识农民负担内涵及形成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背景。
（一）农民负担的内涵界定
"农民负担"是一个中性词，它是指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之外，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和劳务的总和。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负担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时，才成为了"问题"。
农民负担可以分为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显性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有关方面直接支付的负担。与之相对应的隐性负担是指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主要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暗中向农民转嫁的负担。
显性负担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农业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二是"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三提"是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三是农民义务工；四是各种"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前三者属于合法负担，"三乱"则属于非法负担。
（二）农民负担成为"负担"的历史阶段
农民负担真正成为农民的"负担"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
1．第一个历史时期（1978--1994年）
从1982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针对当时农村的状况进行的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产到户（后来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手段，调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的农民负担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农民负担当然就不会成为"问题"了。
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就是在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的。根据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决定》将农村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中去，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的改革困难更大，难题更多，决非一个"承包"了得。全面改革的进行，标志着农村改革不再是改革的重点，中国决策层要将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放在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上。此后农民负担逐步出现了问题。1985年我国农村完成了"撤社建乡"的体制改革，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乡镇基层政权以及更为庞大的村组组织。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这一"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关系，致使数万个乡镇（即块块）都具有独立的利益和增收欲望，都有追求地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烈要求；此时，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掌握着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即条条），也都成为既有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
1985年在农业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卖粮难"，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和政府早在1985年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5年10月下发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明确指出引导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机关及其领导，因为摊派和收费主要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然而，农民负担并未因此减下来，随着城市改革的扩展，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快速的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业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农民从事生产的成本日益增多，农民的比较收益在减少。
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各种达标活动，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刚刚有所好转的状况，又陷入了困难之中。种田的比较收益减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减弱，农业的投入也日益减少。农民负担日益增重之时，也是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及法规不断出台之时：1990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出台；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下发；1992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下发。这一时期，农民负担的增长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同时进行的，农民负担也与政策俱增。
2．第二个历史时期（1994年--今）
农民负担进入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标志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现。这一改革也有自己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乡镇表现得极为突出。乡镇财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句俗语概括为："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也能过，县乡财政没法过。"分税后，税费征收按先中央后地方，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中央将一些优质税源收为直管，省市依次效仿，因此，中央、省市财政较为充足，而县乡财政非常紧张。乡镇财政赤字增加，乡镇作为基层政府运转失灵。要维护政府的运转，向农民转嫁负担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农民负担节节攀升。
从2000年开始，中央在16个省市实现税费改革试点，其目的是通过将税费合一，成为正税，正税之外再无费，以刚性的正税，约束农民只交正税，同时也以刚性的正税约束政府及部门，不能在正税之外另收费。乡村税费改革一方面减少了乡村两级直接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另一方面减少了政策外财力，乡村财政收入迅速减少。税费改革止住了乱收费，但是乡村财政危机却日益严重，特别是乡村教育经费危机显现，乡村公共设施投入也捉襟见肘，如何维护农村政权的运转、农民教育的运行，都成了问题。农民负担和农村发展，陷入了困境。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减轻农民负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否取得减轻负担的后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一）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
1．控制"三乱"
俗话说"头税（农业税）轻、二税（农业特产税）重、三税（各种收费）是个无底洞"。控制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成了农村改革开放后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指出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派款收费的决定，增加了农民负担，因此需要做到：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等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各级行政部门不得向农民摊派办公费、交通工具购置费、服装费。这一《通知》的目的是要控制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种"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①，这也是最早提出控制农业"三乱"的文献。
1990年2月3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农民合理负担的项目和使用范围，并明确规定农民负担的比例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５％以内。这就为农民负担定了一个"高压线"，所有的摊派、收费和集资都不得触这一"高压线"。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首次概括出农业"三乱"这一名词，并使用了极为严厉的词语要求自觉防止和抵制"三乱"的滋生和发展。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将农民负担通过《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国务院用法规的形式正面确立了农民应该交的费用，也就从正面排除了非此收费就为"三乱"。这就给农民确定和抵制"三乱"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关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５％以内的规定继续执行外，其他涉及要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不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
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向农民伸手的事件日益增多。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强调有的地方"三乱"禁而不止，并且通过虚报农民收入超限额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因此要坚决把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全面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限额之内，严禁面向农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取消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达标升级活动。之后，又有中共中央1998年10月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一再提出制止"三乱"。
2000年中央开始在一些省份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即并费入税，税外无费。全面禁止一切税外之费。再一次从正面界定该收的，其余都是不该收的。
2．稳定正税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这三种主要的"正税"，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农业税从58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94年从农业税中分离出农业特产税，并开征了农田上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也要求据实征收。从各地政策执行情况来看，正税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民所反映的负担不在正税上，因为正税相对来说比较轻而稳定。
（二）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出人出工的现象比较少，90年代前后乡镇对于农民的用工需要增加，诸如水利工程的维修、公路铺石、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求农民出工，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农民以币代劳。在农民的劳务和积累工越来越成为负担的时候，1991年国务院下发《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三）精简机构和人员
精简机构和人员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中之重，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采取的政策也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决议都要提到精简机构和人员问题。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下发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开始，就要求"乡的党政干部只许减人不许增人。村干部人数过多的也应精简。"此后，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不要求精简机构和人员。这些要求和政策在一定程度对于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组织的规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精简机构和人员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仅仅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角度去精简，现在看来，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四）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中央实现减轻农民负担以来，特别是部分试点实现税费改革以来，中央政财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2001年是100亿，2002年是200亿），用这些资金来解决因税费改革，带来农村税费减少而引发的财政缺口。
（五）限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收费
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85年《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开始要求："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办的事情很多，但只能量力而行。要办实事，讲实效，绝不能摆花架子，更不能让盲目大办之风再起。"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讲减轻农民负担不合时宜，把减轻农民负担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有的部门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认为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是为农民办好事，不是增加农民负担。针对这些错误思想，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定统一的标准、下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1998年中办和国办《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基本重复了上述规定。2000年实行的税费改革更是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限制在"一事一议"，每年的公共产品供给收费不得超过15元。
（一）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评估
1．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
农村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的收入出现快速增长，此时的农民负担低于农业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农村发展速度很快，农民负担不成为问题。从1983年至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增长9.7%。"（孙梅君，1998，p7）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在1985年就开始下发《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这对农民负担增长的预防起到了效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
1988年至1992年，农民负担在高位上运转，"其间，农民人均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递增16.9%，高于前期7.2个百分点；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速度只有9.5%，低于负担增速7.4个百分点。"（孙梅君，1998，p7）其原因是1984年全面推进改革后，城市改革成了中心，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逐步实施，政策上向城市倾斜和工农产品比价复归，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的大幅回落，使得农民负担性支出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增长幅度。这一期间政府把改革的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城市改革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城市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农村，农村在这一期间，为城市的改革从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农业的剪刀差，在这一期间比较大，农民的负担由此走向高峰。
1992年至1994年前后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重新重视农村政策的两年。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农民应该承担的负担，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1993年政府对农民负担实行严格的比例控制，明令取消了中央国家机关37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和基金项目以及43项达标升级活动，纠正了10种错误的收费方法。当年农民三项负担额出现绝对数额的下降。这两年政府重视了农村问题，农民负担也就止住了迅猛增长的势头。
但是，从1994后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农民负担反弹不可避免。1994年农民负担便以高出收入12.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反弹，1995年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仍在高位运行。反弹的力度越大，党中央和国务院压制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大。1996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后，负担又回落。之后，反弹--回落--又反弹，如此反复。农民负担的增长和减轻更替进行，减轻负担的政策在不断地采取、不断地出台。虽然，这些政策对于压制农民负担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从如此频繁地出台政策措施的行为中，看不到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政策出台得越频繁，政策的权威也就越下降。
2．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
自1985年以来，政府就明确指出了，造成农民负担增长的主要源头在政府自身。中共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最早的一个文件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指出了，农民负担加重"主要责任在各级领导，多数派款收费的决定，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出面主持，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并采取断然措施，切实加以解决。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中又指出："三乱"的出现，有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过热、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缺乏全局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对"三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管理不严，清理整顿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表现在农村，根子在上边各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款等方面的许多文件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国家机关。"
由此可见，政府早就看清了农民负担的源头在政府本身，主要来自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就把减轻农民负担的责任交给了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责成其主要党政领导主持这项工作，要求有关部门第一把手负责，立即行动起来，把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清理完毕，作出表率。
农民负担增是上级政府，减亦靠上级政府。在增减的博弈行为中，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当前的农民负担问题，采取的压力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于下面各个层次政府的压力也就加重，农民负担在总量上就会有所减少。而一旦压力场消失了，减少的负担迅速反弹。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减轻农民负担靠政府自觉是何等脆弱的机制！这么多年来，农民负担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中，不断地冒进，问题日益严重，就说明了这一政策实施中的治理模式出了问题。在这一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受损的农民一方，处于制度的边缘，农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利完成不对等，农民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又缺少利益的表达主体，因此，增负和减负的这种博弈，完成取决于拥有权力的政府一方。虽说，各级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一旦政府自身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政府自利的偏好就会显现出来。
3．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
80年初开始实行的农村体制改革，主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核心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分配体制，当初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分配制度，保留了与人民公社相对应的统筹制度。这种统筹制度与土地产权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集体经济事实上不存在了，而计划体制下的政府万能体制并未在农村根除，因此，与事实并不存在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相对应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成了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正是因为政府要向乡村实现权力，因此才有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集体经济形式。"现行的农村提留统筹制度，实际上沿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方式，导致了一些过时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从运行中看，它扰乱了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现实相矛盾。它人为地增加了农村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了税、租、费分配关系的紊乱，同时为侵害农民利益、增加农民负担提供了可能，是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根源之一。"（马晓河，2002，p17）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推行，农村分配制度改革被进一步延迟。随后，与集体经济形式相适应而建立起来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修补和延续原有分配制度。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条例》，就是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将原来的分配制度进一步以法律的方法固定下来。这一行政法规的主旨是保护农民利益，从正面确定农民的负担应该有哪些，除此以外，为不合法负担。但是，这一法规却从另一个侧面，将农民本不应该有的、适应并不存在的集体经济形式的负担合法化。这一条例将直接面向集体经济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堂而皇之地要求农民向集体交纳，而事实上主要向乡镇政府交纳，部分用于村委会这一自治组织的工资。"自从80年代初期，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以来，在我国大多数农村，乡村作为集体，已经不存在。因此，设立村提留、乡统筹，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超经济强制，变相地平调了农民的财产，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所有权。"（马晓河，2002，p18）
我们在研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时，经常发现，在有关农民负担项目的博弈中，中央一面清理不合理的项目，一面又得照顾到部门和地方的利益，确立和承认一些项目为合法的，是可以向农民征收的。虽然，确立一些项目，否定一些项目，在短期内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新确立的项目却又以非常合法的方式得以存在，当新一轮负担项目上来时，中央又和部门及地方政府进行博弈，新的项目又得以固化为合法的负担。如此累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增加，而且是以合法的方式增加着，重复着"黄宗羲定律"。②
4．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
从90年代开始，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出台的频率是极其少见的，所使用词语的严厉程度也是极其少见的。从1990年至2001年12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就发了14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有的甚至以行政法规形式出现。然而，一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并不以发文件的数量为标准。恰恰相反，对于同一公共事务文件越多，越是降低文件的权威性。
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制订多，能全面落实的却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项公共政策涉及的面太广，难度太多，远远不是某级政府在某一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二是政策制订后，缺少监管机制，如何落实政策、谁去落实政策缺少必要的组织机构去监管执行者；三是针对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农民鲜有表达意见的地方，更缺少让农民监督政策落实的程序。因此，当侵农事件发生，农民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走并不能怎么解决问题的"上访"一途，或者采用过激的自杀手段，来引起政策制订和执行者的重视。的确，其中有些政策的确是在涉农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央的重视后采取的。但这种血的教训，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推崇的。
（二）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主要措施的评估
1．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的积极成果
党中央和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90年代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向地方政府和部门强调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的重要性，并采用极为严厉的言词要求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进行清理农民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既代表了国家利益，也符合农民利益。因此，每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文件都是农民反对负担增加的重要武器。正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站在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利益上思考问题，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出台后，农民最能支持。这一立足点，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引导着农民保持社会的稳定，虽然个别地方也出现过农民采用过激行为，冲击地方政府现象，但是全国农民在负担如此沉重的今天，仍然能相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地方政府在执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减负政策之后，也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和理解。所以说，虽然农民负担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重点，但一问题并未引起农村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可以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正是在这种稳定中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农村的稳定，我们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现有成果。
2000年开始在部分省市推行的税费改革,以及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增加农民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再一次将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摆在农民面前。农民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行的公共政策中看到了中央的决心，从而对于负担的减轻也具有了信心。农村和农业在农民的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三农"问题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诸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农村成了发展最为危险的地方，但是一切都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控制的范围内顺利进行。这是当前最为难得的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好前提。离开了农民支持的一切改革都将成为泡影，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就，也会被国民经济体系的破坏所摧毁。
2．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的不足之处
（1）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单兵突进"
一是制订的政策在内容上单一。只顾眼前的负担，不顾与负担相关问题的解决。减轻农民负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一两项公共政策是无法实现的，自1985年以来，我们不断减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几乎年年都在减负，而采取的政策只是针对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或部门不要越雷池，如农民劳务重了，就控制劳务；"三乱"多了，就减"三乱"；教育集资多了，达标标准高了，就采取措施不准集资和搞达标。采取的政策给人的感觉是应急式的，缺少全盘治本式的改革措施。而减轻农民负担需要全局性宏观公共政策转变，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在第一轮承包制度改革基础上进行的更大的制度变迁。
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仅停留在显性负担上，而对于隐性负担政策措施少。"挖农补工"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实行的，实行至今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的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罗文杰，2002，p53）剪刀差是一种极为隐蔽的农民负担，不可否认这一做法在一定历史时期起了作用，而持续实行，已损害了农业的发展。这一做法是以农民的长期贫困以及农村的长期落后为代价的，继续实施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利，也与实现全面小康不相称。这一做法，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太多，自身增值和积累的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一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农业发展能得到平均利润，在农民已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仍然大量"以工补农"，给农民以大量的补助，扶持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入wto后，我们已发现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已超过了发达国家，农业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存在了。如果继续采取"挖农被工"政策，损害的不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了。所以说，仅在表面对显性化的农民负担采取"单兵突进"措施，只能救一时，并不能使农业良性发展，显性负担和稳性负担同时减轻才能深入到根子上去。
三是简精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手段单一。乡镇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是一个痼疾，在社会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制度的前提下，随着高等级阶层的人口增长，他们要就业，要取得较高的收入，以及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必然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财政支出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高校毕业生，我国就业的典型特征是行业内就业，父辈们在什么行业，子女们一般也是相应的行业。由于政府部门的干部享有最优的政治与社会待遇，所以人人想进政府部门，而进入政府设置的门槛在自己人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更不要说内部人控制，这样我国机构膨胀-精简-再膨胀和恶性循环就不能理解了。"（林光彬，2003，p97）乡镇机构和人员要精简绝非如中央机构精简那么容易，中央机构有着大量的下级可以分散人员，也有着巨额的财政支撑，因此，即使改革的成本很高，也能在一定时期内减下来。但是乡镇是最基层的组织了，高等级阶层人口的增长及其就业的压力，直接导致乡村财政危机，加速"三农"问题的恶化，"三农问题是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惯性、思想惯性和路途依赖在人口增加情况下在当代延续的结果，本质上是不平等制度下低等级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林光彬，2003，p97）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仅靠减轻负担政策中的一而再地强调，一而再地斥责下级政府的执行不力，是肯定不行的。
（2）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据实征收不可操作
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要求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达指标，不得按人、按田亩平摊。这些规定对于农民来说不应成为负担，但是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在征收过程中，如果要"据实征收"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一定要据实征收，那么征收的成本也是惊人的。这是因为，我国农民生产的分散性，乡镇税务机关几乎不可能得到农民生产农业特产的产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准确的数据，加上乡镇税务机关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收集如此分散的税源数据。即使能"据实征收"，税收机关的征收成本也一定特别大。加上，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这两税以指标的方式下发，因此，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农产区，对于这两税在上面的征收压力下，只能平摊到田亩和人头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3）只给政策的减负措施基层无法持久执行
我国政府在采取减负政策时，时常采取只给政策不给资金支持的措施，中央下发文件（乃至行政法规），地方必须执行，但由于执行中央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往往由地方政府支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财力相对雄厚，还可支撑，但大多数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农业税费。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减轻农民负担本质上就是减少地方财政的可用资金，再加上要求地方财政支付减负的成本，地方一千个不愿意。虽然中央能在一时采取强制手段，要使减负措施保持长久，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出现政策下达时，就是地方政府"想对策"应付，乃至欺骗中央之时，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担当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其掌握的经济决策权和可支配的资源也得到相应拓展。"（金太军，2003，p45）当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机构难以顺利运转的时候，进一步减少地方财政的收入，并要求支付改革成本，减负的政策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粮食统购统销、教育工资县级财政统管，都是如此。只给政策无资金支持，给基层财政过大的压力。1993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的通知》、1998年下发《粮食收购条例》，这些政策旨在保护农业的利益，用政策法规规定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出现亏损，要由地方财政补贴；2001年乡村教育系统教师工资没有保障，严重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乡村教师工资由原来的乡镇财政改为县财政发放，这解决了乡村教师的工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向农民伸手的问题，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也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县财政发工资并不等于县财政出钱解决乡村教师的工资，县财政强制从乡镇财政划拨出这部分支出。其实，这部门支出还是由乡镇支付，只不过经过县财政转了一下手，成为乡镇财政一项刚性的支出而已，只是乡镇再也不能拖欠师工资了，只好进一步拖欠自己人（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了，乡镇财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向农民伸手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这些措施忽视了乡镇财政的支撑力，一旦上面的压力减轻了，乡镇政府再向农民伸手，成为百般无赖的选择了。
（一） 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
1．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带来的农民负担问题
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源于中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就是通过城乡分割的非公共财政体制实现的。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体制，采取工商业（城市）中心，工商业剥夺农业、国有（营）工商业剥夺私营工商业的方式来集中中央的财力。"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下，一旦国家选择以工业化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它就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控制所有的权力资源，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由于长期的农业基础型财政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工商业相对十分落后，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掌握农业生产剩余。……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也进一步从最初的流通领域而转向对生产、流通领域的全面控制。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对其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将这一剥夺进一步加深。"（刘志广，2003，p47）
国家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就是采用国家权力置配资源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民生产剩余产品的积极性，但经过几年的工商业的汲取，特别是1984年之后，城市改革发展需要汲取农业的资源，农村政策的使用达到极限，农民负担问题在1985年之后就凸现出来了。因此，就有了1985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首度出台。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乡镇企业到三资企业，再到民营经济的发展，私人市场（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和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市场，共同从农业中汲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农民工），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抵挡如此强烈的"抽血"，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机会越来越窄。控制"三乱"、稳定正税、税费改革、减轻劳务等等，都没有触及这个根本性问题。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也就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工商业）汲取农业的能力，权力资源为城市改革所运用达到了极限，农业资源的被抽取，也就达到了极限。同时，这一改革还给地方财政，特别乡镇财政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乡村财政危机。乡村组织要正常运行，转嫁危机的对象就只有农民，如此一来，任何强制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只能救一时，不能救长久。
2．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公共财政着眼于公共需要，它是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就必须将广大的农村纳入公共需要角度上的国家财政轨道上来，因此，这就要求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共同的平等的主体，工商业和农业都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都要得到重视，没有谁是中心，没有谁该为谁作出牺牲。如果说要有所牺牲的话，根据公共需要，由强势群体或强势产业向弱势群体和弱势产业作出牺牲。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26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我们已有较强大的国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城市，不再具有时代意义了。尽快将乡村纳入公共管理之中，平等地对待城乡经济，成为时代的要求。
长期以来，对待"三农"问题的不平等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的不平等，不管从宪政，还是从人权角度，都是说不过去的，宪法所赋予给人的美好的权利，在"三农"问题上看不到，而且这种最大的不平等，50多年来逐步固化为一般规则，使人们日益麻木，无法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旦有人提出归还"三农"应有的权利（权益）时，其阻力可想而知。"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1998，p62）集权型的财政体制在建国初期，对农民的不平等符合国家利益，但时至今日，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农民利益，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首先就得解决统一的公平正义的公共财政建立问题。不解决这个大的问题，一切具体的减负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二）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从农民负担不断增长的发展阶段，人们就能认识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根子在"上面"，大多数的农民负担是由各种"上级"以文件方式确立，交由基层去执行的。这些文件往往以刚性的言词，配以"一票否决"的考核标准，强令基层政府去执行。基层政府以及被征收的对象--农民是没有多少发言的余地的。
各种"上级"在下发各种文件的时候，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大的理由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的发展，农民奔小康，这些都是农民所需要的，但由谁来实现呢？这就涉及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体制，所有上级政府和部门都认为自己有这个职能，要实现这个职能就需要动用行政手段，让下级去落实，最终由乡镇政府去落实。乡镇政府也抱怨：不是乡镇要收费，是上级要收费。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村发展是必需的，但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呢？从理论上讲农民交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农村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提供，正如城里人交了税后，公共产品由城市政府提供一样。城市道路桥梁、学校以及政府的经费从来都没有听说向城里人再征税，因为这些都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但是，国家的事权在乡村是混淆不清的，国家推行的各种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国家在农村管理权的实现，这些成本都是由农民在税外提供的。甚至乡镇政府的经费都是由农民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本应是国家的义务，现在成了农民的义务，修建校舍都得农民自己掏钱（不仅如此，政府还要下达校舍达标指标）。
国家权力对于农民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延续了多年的计划体制后，并未有多大的改善。从一定程度上说，国家权力干预农村生活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本应由国家财政掏钱解决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最终由农民掏腰包。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民负担过重的内在原因了。国家应保障对不同地区乡村基层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五幼保"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基层机构的财力不足,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国家职能在农村的实现，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要实现在农村的事务，首先就要从财力上做准备，因此，构建乡村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减轻农民负担所必须的。应该做到不管是哪一个"上级"，如果要在乡村实现管理职能，为乡村提供产品，必须有合理合法的公共财政作支撑，如果公共财政无力支撑，就不应强行在乡村提供超越现实的公共产品。
（三）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1．税费制度变迁
从税费改革的过程来看，影响农民负担的税费在中央不断强制减轻中，顽固地增长着。即使最近几年在一些省市推行的备受关注的税费改革，也"只是对合法税费项目作出对当地政府和集体组织较为有利的硬性规定，不仅无根据地提高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数量，而且把国务院关于农民承担"三提留五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按5%的上限足额收取，同时，有的地方还在合法的税费之外，加进了其他收费项目。"（中科院，2002，p151）农民税费在不断"减轻"中增长,这一悖论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公共政策是缺少效率的,但是由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强化,逐步形成了路径依赖,最后，要改变这种制度就必须采取交易费用极高的变革。
税费制度的不断改革，虽然在某一个阶段农民负担没有更快地增长，但是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消灭。"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诺思，2002，p9）推行税费改革的基层政府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农民也不能看到这种改革能带来长久的好处，因此，必须从现有的制度依赖中跳出，进行税费改革制度创新。
税费制度创新应该逐步与世界发达国家农民税费制度并轨，"世界各国都对农民施加补贴，2000年，美国对每公顷耕地的直接补贴是100-150美元，欧盟为300-350美元；我国却是少数几个向农业征收赋税的国家，农业税费摊到每公顷耕地上，约为100-130美元，我国农业的经营规模只有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刘志广，2003，p48）长期向农业"抽血"不仅使农业失去了国家竞争力，也使农业的发展成了难题，直接后果是农村的发展危机。因此，税费制度变迁，主要着眼于建立一种规范政府的规制，用硬性的规制确定政府在若干年内逐步实现零税费，直至给予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
2．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
农业税费逐步减少后，最直接的冲击是乡村财政危机加剧。原有的乡村债务本就越积越多，切断向农民伸手补充财政缺口后，乡村的正常运转面临问题。乡村财政危机又威胁着乡村高等级阶层的就业，高等级阶层在乡村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因此，税费制度变迁首先就要遭到这一阶层的抵制，历次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公共政策来减轻农民负担都不胜而终，就是由于这一"行动集团"抵制的结果。"制度能否实现创新，便取决于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利益集体的选择。当一项制度安排虽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而又得不到实施时，原因就在于这项制度减少了某一利益集团的收益，他们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继续维持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程虹，2000，p154）不管什么样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都会触及这一阶层的利益，虽然制度变迁的对于社会总体来说，新制度的成本低于旧制度，但是对于乡村高等级阶层来说，新制度的收益小于旧制度的收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超越这一阶层的新的有力量的阶层（利益集团）出现，制度创新就缺少内生变量。
推动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实现制度创新。一是国家在乡村在职能定位，尽量收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政府、万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基层政府机构之所以不断扩张并无法遏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加之乡村太多的国家职能，这种外在推动力，为高等级阶层就业提供了基础。如果政府在诸多方面收手，不去管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务，再上无管理这些事务的财政支撑，当然就不可能设置不需要的职能部门，什么"七所八站"，没有管理职能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造成农民的负担。粮食部门、供销社原有的职能减少后没有给农民造成多少负担就是例子。砍掉乡村不需要的部门的管理权力，机构精简和裁员才有可能。这一措施是推动高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
二是变革等级社会为公民社会，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实现宪政民主。"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被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2001，p61）财富和收入无法做到平等,但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力，既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我们能做到的，权力地位和领导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包括向农民开放，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当农民能够决定自己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由谁来提供时，农民集团的自有权力才能得到巩固，才有可能抵制高等级阶层的侵权。农民阶层自组织能力的增强，是推动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靠政府的自觉，是难以解决政府机构精简问题的。
3．乡村自治制度变迁
"农民负担的实质，是在对农村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的反映。而过重的农民负担，则反映了在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对三者之间利益进行调节的各种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陷和不足。因此，探寻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应从制度性因素着手进行研究。"（杨军，1995，p15）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集体经济事实上已不存在，但是由于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惯性，强政府的职能还需要在乡村推行，国家参与农村剩余产品的分配也需要一个组织去落实，非私有的土地产权也需要附着于某一经济体上，因此，从制度上分析集体经济组织的延续也就可以探究农民负担的根源。
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不存在，而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的组织，特别是政府权力向村落延伸的组织，这就出现了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体的缺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就成了十分必要的了。而现存的体制内能体现农民经济组织体的机构，那就只有村民自治组织了。但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太强的政治性--既代表国家利益，又代表村民利益--影响着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村民的经济利益，因此，只有对村民自治组织进行制度变迁才能达到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体的出现。
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村民民主的基础并不太厚实的基础上，由政府提供的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政府在设计这种制度时带有较强烈的"统治者的偏好"，"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林毅夫，2003，p392）所以，在执行村民组织法时，村民自治带有很强的政府色彩，是原有"大队"的替代，也是原有"集体经济"的组织替代，虽然村委会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能力。村委会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决定和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税费中许多名目，虽说是借用村委会集体的名义收取，但由于村委会永远也无法真正完成刚性的上级"计算"出来的税费，因此，以集体名义提留的有限的费用，实际上都已上交了。有限的返还，大多不够村委会成员的劳务，更不用说提供公共产品。一旦国家又以各种美好的"愿景"，要求乡村发展某某时，从农民手上夺取几乎少得可怜的分配剩余，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新的制度安排，应该让村民实现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有限的政治（民主）上的，更应是经济上的自治。乡村公共产品应由农民自己说了算，由村民自治组织去执行。乡村公共产品大多是农民自己的事，除了国家应该付钱去办的（如教育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应由农民自己决定，也就是说乡村的发展权，应由农民把握，政府只有指导权，没有强行推行的所谓"逼民致富"的权力，因为农民并未赋予政府这种权力。主权与治权的统一，是这一制度变迁的根本性的问题。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农民拥有乡村自主发展的权力，那么有了经济利益的自治就更能吸引农民参与，而不是被动地参与，这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乡村良性发展的重要组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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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农民负担相关文件篇二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会议作关于我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并真诚欢迎大家对我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而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农业工作方针，从政策、资金等各个环节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和保护，促进了增收减负工作的有效开展。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切实把增收减负工作作为推进我市农业大市建设，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重点来抓，按照市委、市政府 “一产调优、二产调强、三产调大”的总体思路，从“八五”时期的“稳粮棉、兴林果、深加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到“九五”时期的“三个转变”（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原产品出售型向加工增值型转变；由单一种植型为主向种养加一体化方向转变），再到“十五”提出把运城建设成为全国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建成全省乃至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大市的目标，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育粮、果、菜、畜、棉五大主导产业，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确保了全市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农民负担的逐年减轻。
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加快农民增收步伐
（一）推进“三五”战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三五”战略是近年来我市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所谓“三五”战略就是三大调产工程和五大体系建设。三大调产工程是传统农业向设施农业转变；产量型农业向质量标准农业转变；单一粮棉型向区域特色农业转变。五大体系建设就是狠抓农产品营销、农产品质量监测、农业信息、农民科技培训和农业综合执法。到2004年，全市优质小麦发展到120万亩，棉花发展到近150万亩，芦笋发展到15万亩，设施农业达到59.5万亩,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面积88.5万亩,有11家企业的26个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肉、奶、蛋产量都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全市初步形成了粮、果、畜、菜、棉五大主导产业。
在五大体系建设上，以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和农民经纪人、专业合作组织、农技服务组织这四大市场主体的培育和扶持为重点，并创新和完善农业组织制度。目前，已有市级和永济、临猗、夏县等县（市）成立了农民经纪人协会，市农产品会展中心也正在加紧建设。全市产地批发市场达到31个，其中农业部定点市场4个。仅2005年上半年全市农产品交易总量就达到165.4万吨，交易额18.36亿元。在农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建设上，按照市建中心、县建站、乡镇（企业、市场、基地）建点的总体规划要求，市级农产品检测中心主体已完工，预计2005年春可投入运行；新绛、永济等县（市）已初步建立起了农产品检测站。在农业市场信息体系建设上，全市高标准建设了市级农业信息服务中心和十三个县级信息服务平台。今年上半年按照农业部“六个一”的标准，又新增乡级信息服务站14个，培训、认定农村信息员124名，目前全市乡级信息服务站总数累计达到79个，农村信息员734名，农业部“一站通”农村信息员注册量2500余人。市、县、乡、村四级农业信息网络逐步完善并运行良好。在农民技术培训体系建设上，全市以继续实施“绿色证书”、“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为重点的科技培训成效明显，全年共发放科技培训光盘6000碟，受训农民6万人（次）。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达到1.3万人,有2390人取得绿色证书。在农业执法体系建设上,市级和13个县(市、区)全部组建了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并广泛开展了农资市场整顿行动。
从2001年开始，我市又积极争取国家生态家园富民工程项目，到2004年，全市沼气用户达到27814户，其中：芮城等六个项目县完成沼气户用工程23181户。同时，在果树发展上，以疏花疏果和果园套袋两项技术的推广为重点，着力提高果品品质；提高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到2005年，全市年果园套袋66亿个。预计今年全市果品综合收入将达到53亿元，比上年增加1.8亿元。从2005年开始，我们又在临猗县示范、推广农业科技入户工程，采取技术培训到位，科技人员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的措施，达到节本增效，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二）严格直补政策，增加政策惠农收入。
落实好扶农惠农政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在这方面我们一是认真执行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保证了到2004年度的农业税减免款全实到农民手中，2005年全市农业税全免。二是认真落实粮食直补政策。粮食直补是中央、省重视粮食生产的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全新的工作，2004年，全市小麦直补面积381.6万亩,兑付资金3781.5万元;玉米直补208.27万亩,兑付资金1041.35万元。2005年，全市小麦直补面积451.7万亩,补贴资金4517万元;玉米补贴面积182万亩,补贴资金910万元;谷子5万亩,补贴资金25万元。两年合计补贴资金总额达到10274.85万元。三是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2005年，农业部和省政府分批给我市农机购置专项补贴137万元，已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补贴到农民手中。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对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劳务收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重点，农民增收是关键，转移农村劳动力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市解决农民增收难题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稳定的办法。我市近两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市2004年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8.3万人,占总转移人数46.67万人的39.2%,农民工资性收入843.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2587.3元的32.6%,工资性收入年增长24.8%,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11.5%多13.3个百分点。今年前半年，我市新转移农村劳动力9.6万人，预计全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将达到千元以上。2004年在全国启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培训（技能培训），全省每年技能培训10万人，我市2004年培训任务1.3万人。今年1.25万人,截止7月底,正在培训有1万人,转移5455人。2004年全市有9个县（市、区）的11所学校实施了“阳光工程”，今年全市13个县（市、区）33所学校实施了“阳光工程”，像闻喜五四一技校、万荣技校、永济皓翔技能培训学校、垣曲中条技工学校、平陆世纪人才学校等，形成培训、转移、服务一条龙服务体系。因此转移就业稳定率都在95%--100%，可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我市农民增收的一个新亮点。
（四）加大中小企业发展力度，增加农民务工收入。
近年来，全市乡镇企业暨民营经济以农民增收为主题，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克服煤电运油生产要素异常紧缺、原辅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影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4年，全市乡镇企业暨民营经济共发展到70674个，比上年增加1922个；从业人员623245人，比上年增加91908人；实现增加值156.3亿元,同比增长38.3%;完成总产值601.0亿元,同比增长37.87%;实现营业收入567.1亿元,同比增长37.08%;实现出口产品交货值25.5亿元,同比增长58.18%;上交税金21.2亿元,同比增长47.65%,占全市财政收入43.5亿元的48.7%;为全市农民提供人均纯收入947元,比2003年纯增115元,占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587元的36.6%。目前，全市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已发展到304个，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01个，涌现出了象永济芦笋加工、绛州绿蔬菜集团、粟海集团、农之龙、临猗湖滨果汁、稷山胃乐、永济忠民等一大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目前，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业人员42283人，带动农户23.1万户，年为农民增收10亿元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市乡镇企业暨民营经济共完成现价总产值348亿元，同比增长26.78%；完成增加值90.1亿元,同比增长26.07%;实现营业收入326.3亿元,同比增长29.68%;完成出口产品交货值18.1亿元,同比增长117.5%;实现税金10.6亿元,同比增长36.28%。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保持在23%以上。上半年，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为农民提供人均纯收入587元，同比增长24%，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二、强化农民减负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责任重大、事关大局的民心工程。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对于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有着十分重大意义。近年来，市政府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高度，认真贯彻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始终把“多予、少取、放活”作为减负出发点，在全市范围内不断引深农民减负工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民减负新路。
（一）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
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落实中央减负政策，市政府拿出了四大举措。第一是落实费改税。我市从1999年就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积极为农村税费改革进行了前期准备，于2001年在临猗县进行了税费改革试点，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实行税费改革后的临猗县农民负担比改革前的2000年减少了4891.45万元，减负55.8%，农民人均减负101.16元。在取得税费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关于2003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精神，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在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中，我们采取了“逐户登记、认可签字、张榜公布、四级把关、汇总上报”的二十字工作程序，实行逐级把关汇总；坚持“重操作、重实际、重群众”的方针，规范完善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坚持做到“双认可”，把“土地面积核实表”、“单产核实确认表”和“农民负担监督卡”全部填发入户。据统计，农村税费改革后，全市农业税及附加比改革前的2002年农民税费直接负担31240万元减少了15104万元，减幅48.3%，人均减少37.14元。第二是裁冗员。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及省政府关于机构改革的政策精神，分别于 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先后三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精简机构、整顿编制、撤乡并镇和并村并校工作。通过撤并机构和清理检查，全市县、乡两级共精简机构1000多个，分流人员11730人，年可减少开支3500多万元，共精减村组干部8404人，年可减少开支1000多万元，共精减教职工人员868人，可减少开支251．25万元。第三是砍“项目”。不少不合理收费项目，使农民不堪重负。从1997年以来，市政府按照中央、省关于“四个一律取消”的要求先后对56个收费项目予以废止和取消，全市平均每年为农民减负达到1.3亿元，人均达32元。第四是压支出。有效压缩乡、村两级不必要的支出是减负工作的重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动真碰硬，对一些胡支乱花进行清查整顿。2003年市县乡三级通过治理整顿，制止了63部新购车辆，拍卖了17部车辆，对286辆违规车进行了严肃处理，将428.9万元清理资金入了国库。在清理整顿中乡村两级通过推行财务公开,对乡、村招待费进行了改革，推行“零招待费”制度，每年共可节省开支1680多万元。
（二）建立健全社会监督网络体系，从形式上保障减负政策的落实。
一是建立公示制度，接受农民监督。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农民负担公示制度，市政府把2002年确定为农民负担公示年，并在《运城日报》强档推出“减负在线”栏目，以“政策篇”、“经验篇”和“监督篇”，连续刊登了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典型经验，曝光了一批加重农民负担案件；如《运城日报》将1990年以来国家、省取消的涉及40个单位482个收费项目向社会陆续进行了公布；同时经过市、县、乡三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核，陆续在《运城日报》上向全市公布了2002年各乡、村农民人均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数额及涉农收费、价格的项目、标准、依据、范围；在全市县乡村及349个涉农收费部门，全部设立了公示牌（栏），对涉农价格和收费进行了公示。永济市的52个收费单位还在市区建立了“公示一条街”，在农民群众中引起强烈震憾。二是健全社会监督网络体系。为了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市政府在全市每个村都选聘了一名农民负担监督员，每个乡选聘了一名农民负担监督检查员，并经过培训由市政府颁发了聘任证书，进行上岗，对农民负担进行监督、督查，有效地防止了农民负担反弹和一些不合理的收费现象发生。
（三）加强专项治理力度，落实部门责任制。
部门利益驱动是加重农民负担的源头。一个时期以来，不少部门打着为了农民群众的招牌加重农民负担的事时常发生，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对此，市政府要求各行各业、各个部门从自身查起，斩断伸向农民腰包的“黑手”。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促使电力、教育、土地、民政、交通、计生、地税等涉农部门大力开展治理整顿。教育部门通过全面推行中小学收费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形成了校校规范收费、家长个个监督的氛围，加大了查处乱收费行为的力度，促使了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收费“一费制”的全面落实；市纪委、宣传部、监委和纠风办联合下发了《关于认真落实村级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的通知》、《关于整顿农村报刊征订秩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对村级报刊征订费用实行了限额控制，规范了报刊征订秩序；电力部门积极推进“两改一同价”，强化了“三公开”、“四到位”和“五统一”的规范管理，确保了电价政策执行到位，使农村分类综合电价到户率和电脑开票到户率双达100%；地税部门采取了“以票计征，开票到户”的措施，有效地杜绝了农业特产税按人头、地亩平摊的现象。市劳动部门仅2002年就受理解决了农民工申诉争议案件23起，严肃处理了农民工举报案件30起，全力为农民外出务工保驾护航。
（四）强化专项审计，严查涉农案件。
近年来，市政府一直把对农民负担专项审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常抓不懈，先后从2002年至2004年，责成市县两级农业局、减负办、纠风办、物价局联手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县县交叉审计，从对1997年以来的乡统筹、村提留的使用状况审计延伸到对涉农收费部门的收费项目审计，涉及审计金额达9.94亿元，查出违纪金额19597万元，违纪超收3456万元，巧立名目和搭车收费1241.52万元，有禁不止仍在收取的已取消项目1504万元，违反财经纪律的挤占挪用、胡支乱花金额17899.02万元,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税附加的专项资金未拨付到位4796.26万元,农业税未减免到户金额1410.75万元。通过专审，废止了44个自立项目，制止了仍在收取的26个已取消项目。
通过专项审计和群众监督举报，全市先后共严肃查处涉及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82起，涉及金额243.4万元，并对58名责任人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万荣县南张乡政府在清收拖欠时采取过激行为引发了上访案件，对负有责任的乡党委书记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对乡长处以行政记过处分；万荣县里望乡乔薛村村委会主任借农网改造之名，超标准收费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永济市韩阳镇盘底村村委主任等3人冒领农业税减免款，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临猗县东张镇从2001年税费改革以来，三年向农民多收农业税101万元，农民减负部门配合纪检、监察部门进行了严肃处理，对镇党委书记、镇长二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镇人大主席、地税所长、经管站长三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责令把多收取的101万元全部退还给农民群众。
三、当前增收减负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我市是农业大市，农村人口412万，占到全市总人口500万的80%。农民增收减负不仅关系到我市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关系到全市社会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但由于我市的市情是农民基数大，农业资源十分有限，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农民增收和减负工作再上新台阶十分困难。因此，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对于我市农业工作来讲任重道远。
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较低，城乡差别逐步拉大。2000年以来，我市农民人均收入年均递增率仅为7%左右，而且大大低于城镇居民2000年—2004年人均增幅2799元的绝对额和年均递增14.1%的增长速度。到2004年，我市农民人均收入2587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808元的38%，收入比由2000年的1：2.04拉大为2004年的1:2.63。
二是以粮食为主的纯农户增收困难。据平陆县今年调查，我市小麦亩均中间消耗为148.5元,其中物质消耗103.16元,亩纯收益仅为197.98元,比2003年212.36元减少14.38元,减6.8%。加之农产品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种植周期长，农资产品价格上涨和农产品卖难等原因，单靠种植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也十分有限。
三是乡村两级不良债务是农民不小的负担。据统计，截止2004年底全市乡村两级不良债务总额为7.3亿元。其中乡级3.2亿元,村级4.1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头上负债177元。率先开展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临猗县，村级债务5777.8万元，平均每村15.4万元。严重的乡村两级不良债权债务问题，不仅使大部分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陷入沉重的三角债漩涡中，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四是村级转移支付和农业税附加的村级管理费资金管理不规范。全市在村级转移支付管理费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层层截留、挤占挪用、乱扣乱摊等问题，据全市专项审计统计，2004年,全市共有4796.26万元未拨付到乡、村，占到应拨付总额的27.8%，其中县财政未拨付2376.6万元，占未拨付总额的49.6%，占到应拨付总额的13.8%；乡镇政府未拨付2419.66万元，占未拨付总额的50.4%，占到应拨付总额的14%。全市共有2285.19万元被挤占挪用和胡支乱花，占到实拨付到位总额8888.5万元的25.7%。
五是乱收费现象仍然触目惊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巧立名目乱收费。据专项审计统计，在2003年专项审计中,全市共查出巧立名目收费总额达1220.76万元，平均每个单位乱收2万多元。二是超标准超范围收费。在2003减负专项审计中，全市共查出超标准超范围收取金额1483.03万元，占到实收总额13647.38万元的10.8%。2004年审计中，共查出超收金额145.25万元。三是对已明令取消项目，仍在收取。2003年审计中发现乡镇土地所和县（市、区）国土局仍然对宅基有偿使用费、宅基超占费、土地测量费、农田建设集资、用地许可证费等8个已取消项目收取费用，三年共收取354.81万元。乡镇初中学校仍然收取的已取消项目有9个：电教设备管理费、卫生费、学籍建档发卡费、补课费、电费、仪器费、桌凳费、义务教育押金、保险费，三年收取379.51万元，平均每个学校乱收2.25万元。目前，农民减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许多强权部门的利益驱动，四面八方都伸手，造成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但在治理上由于农业部门没有处罚权，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及处理规定，因此部分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
四、关于进一步抓好增收减负工作的重点
面对以上困难和问题，下一步，在农民增收方面我们要着力抓好以下六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依靠科技，面向市场，优化品质，突出特色，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上下功夫。二是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强化基地建设，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重点在龙头企业和服务引导上突破。完善和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运作模式，实现三者共同发展。三是多渠道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千方百计减少农村人口，要继续加大劳务输出工作力度，提高劳力收入水平。并切实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和基本法律意识的培训，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四是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要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中心任务。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动力，在新品种引进、新技术试验示范、实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和农民科技培训、农业科技入户上实现突破。五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以项目为载体，积极争取国家资金，在农业、水利建设、林业、扶贫开发等方面实现创新，要进一步推进农村沼气化工程建设，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农村沼气化。六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把农民与市场有机的结合起来，促进农民增收。
在减负方面，我们要着力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大活动。彻底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工作。二是进一步深化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改革。要在中小学收费、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对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投入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实现突破。三是规范和完善农村财务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对村级转移支付和农业税附加集体资金的管理。
我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近年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的有力监督下，在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备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下一步，我们要借这次人大会议的东风，借各位委员的聪明智慧，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各项惠农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为契机，密切联系我市实际，进一步发扬服务“三农”、开拓创新的精神，勇于改革，锐意进取，把我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为我市农村小康的早日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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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早在80年代初，有识之士就已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自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各地纷纷清理、取消了多种涉农乱收费项目，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但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在全国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过程中，又有几起因农民负担引发的重大恶性案件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村负担着过多的人口，且隐蔽性失业较多，相对来讲较为贫困，加之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下降，单纯的农业生产效益下降，农业正处于调整转折期，农民负担能力有限。当前，农村渠、路、电、通讯、卫生、文化设施等方面均需投资建设。要发展就需增加投入，而国家在短时间内拿不出较多的资金用于农业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发展经济，处于两难境地的基层父母官们就不得不忍痛割爱，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以确保农业生产有所改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大部分资金只能落到农民身上，于是乱摊派、滥收费就接连不断，从而严重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财政包干，资金不足。乡镇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后，上级拨款与乡镇行政支出差距太大，由于大部分乡镇底子薄、基础差、管辖区域大，经济发展缓慢，自筹经费严重不足，造成乡镇收支矛盾突出，既要办事又没有资金支持，不得不拿出较多的精力搞创收、保工资、保运转，弱化了行政职能，部分乡镇难以筹措经费，乡村干部长期发不了工资，为了能将应收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足额收回，采取清收干部的工资与清收款挂钩的办法，干群矛盾紧张，甚至对立，导致负担加重。
3、政策出台不配套。制定政策缺少一个反复研讨，深思熟虑的过程，导致政策之间相互制约，可操作性较差。如各部门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实行“国家拿一点，集体出一点，农民筹一点”的三个一点工程，这从内容上讲是无可非议的，能少花钱多办事，问题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最终都要落实到农民身上。教育要捐点款，修路要集点资，修渠要出点钱……今天一点，明天一点，就成了无底洞，农民难以承受。同时，由于政策的不配套，导致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干也不行，不干也不行，最终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基层干部有几人敢不在领导的命令下私自增加农民负担？敢乱收费？乱收费的根源绝不是基层干部所致。每一次乱收费事件往往都牵涉到更高的的一级，都可能有一些红头文件，都是基层干部必须执行的部门或领导，问题出在上面，却要基层干部“吃药”，显然是本末倒置。
4、形式主义害死人。中国农民是善良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对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村教育等项收费及其出工出劳，大多数农民还是能够理解的，并能从口中省出部分钱来支援这些建设。目前，农民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出了钱也办不成或办不好事的形式主义，修路车不通，建渠水不流，文化室没有书，卫生室没医生……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部分人甚至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做表面文章。如某村为了应付上级绿化植树的检查，连续三年在同一块地上植过树，成绩是领导的，负担却是农民的，农民怎能没有怨气？党和政府的形象怎能不受损坏？
5、部门利益恶性膨胀。由于乡镇职能部门过多地垂直管理，加之强化乡镇基层政权行政手段的法律、法规存在空白点，使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利日益弱化。部门林立、机构臃肿、职能僵化，效率低下、经费不足，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各部门解决的最佳途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利，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加之行业不正之风，监督机制软弱，农民有理无处诉。以农村而言，现有的村干部工资需村提留中支付，水利、农经、电力、学校、土管等部门均在农村设有机构、人员，收取的费用，除养活这部分人外，返还到农业生产上的就所剩无几了，况且各单位要创收、要增收、要攀比。甚至令农民尊敬的教育部门，也在悄悄的从农民身上谋福利，任意提高收费标准，让学前班的幼童去勤工俭学……，收费无处不在，负担如此加重，农民怎能没有怒气？
6、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近年来，虽然各地开展了一系列“打假”活动，但是假冒伪劣商品依然充斥市场。打假中人们往往只注重了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的打击力度，然而假衣、假鞋、假电器等，又从农民手中取得了多少不义之财！市民尚且屡遭其扰，农民更是倍受其害。农民卖的农产品质量稍有下降，收购部门就可以降价、压级，甚至可以不要，而农民从市场上购买的假冒伪劣商品又能找谁诉说？假冒伪劣商品给农民带来的负担是无法估量的。
农民负担这个按下的葫芦浮起的瓢，单纯采用剜肉补疮单一式的办法已很难有效地加以解决了，对于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治理措施。
1、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农民增收。发展才是硬道理，农民负担应是一个相对概念，发展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就是最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要进一步明确减轻农民负担并不意味着就不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意味着农村工作就停止不干。但必须注意在征得群众同意或谅解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只要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只有如此，农民负担才能减轻。
目前就农村而言，需利用高新科技，增加投入，有效地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同时也需大办乡镇企业，特别是利用农村靠近原材料优势，健全专业协会，促进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发展壮大，规范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扶持引导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利于产业链的延伸，农副产品的迅速增殖，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促使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和有序地向城镇转移，减少农村隐蔽性失业，走种、养、加相结合，适度规模经营的产业化发展之路，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集体经济壮大方面，随着政府职能转变，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将集体资金通过公开招标等措施，投入到非风险运行的各项事业之中去，确保集体经济保值增值。
2、加大投资力度，改变投资方式。对农村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在选准项目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国家投资为主，也可以是股份制或承包给有能力投资的个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最终目的是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农民可在乡村统一组织下，在自愿的前提下，适当以投劳为主，采取以工代赈，以工代资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发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实干精神，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动员引导和组织农民增加劳动积累，折算成股份或资金。在农闲季节，因地制宜地大搞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农村“五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加强调查研究，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也亦然。要改变那种考核干部只注重表面成绩的做法，处理好各种指标、任务同干部的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各级领导部门在做好宏观决策的同时，要多深入基层村户，调查研究，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克服“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弊病，严防少数干部为了在任职期内创政绩、表功绩而不顾群众的切实承受能力，大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行为。
4、改变交费制度，实行税费统一征收。针对当前农村收费杂乱，且各自为政的现状，各地宜根据自身情况及农民的承受能力，制定出具体的收费标准，将税费合并，统一由专管部门负责征收（如农经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在农村收费，堵住四面八方伸手要的漏洞。此种办法具有责任落实，易于管理和易于监督等优点，可切实做到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对于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几十块钱的问题，而应当深刻认识到是一项触及到上层建筑的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又一次革命，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还要确保基层政权的运转，保证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牵涉到县乡机构乃至村机构的调整与改革，需要高度重视，确保改革成功不仅需要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而且还需要审慎的态度，科学的方式方法，最终达到利国福民的目的。
5、加强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为服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服务职能不是减弱了。市场经济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由过去单纯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转向运用经济和法律为主、行政手段为輔的间接调控，在市场预测、发布市场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调控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等方面加强政府职能，为市场机制的形成提供最佳的全方位的服务，以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适应市场，避免农民种啥没商量，“多了砍，少了赶”伤农现象的发生，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精力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等宏观经济管理上，尽快转变工作职能，规范操作规程，依法进行行政，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插手，将基层干部从一些干不好、干不了，也不须干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上，投入为做到凡是市场能办到的决不代劳，凡是市场失灵的也绝不退缩，适应国际大农业生产的激烈竞争，规避市场运作风险，帮助农民把方方面面的政策搞清楚，把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收集起来，使农民群众比较快地适应市场。在信息、科技等方面给农村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形式主义的行政干预及达标升级检查活动，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建立责任追究终身制度，对于群众一时想不通的牵涉到村民利益的事宜，要在做通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工作后再予以实施，但对于群众不愿意，个别领导违反科学决策强制命令执行，事后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论主要决策者是否调动，都要追究主要决策者的责任。凡可以由市场调节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真正使村级工作真正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政府要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适时地引导和推进农村生产方式和组织制度的变革，实施农业与农村资本经营，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尽快完善农业组织，加大农村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服务，农村经济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经营体系，化解我国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缺乏沟通等缺点，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资料，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地精简基层干部就能解决得了的。
6、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引入公共财政模式。乡镇财务管理工作不仅关系到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稳步发展，而且关系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基层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凝聚力，要按照分稅制财政体制的总体要求，加快乡镇财政体制的改革步伐，科学合理地确定乡镇财政体制，从传统的生产性财政模式转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模式。在兼顾县乡利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潜力及财政承受能力，合理划分乡镇收支范围，按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确定收支基数，保证乡镇政府行使基本职能的财力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逐步建立起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按《预算法》的要求，逐步恢复乡级国库。上级财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应集中部分财力，拿出一定的资金，对困难乡镇进行转移支付，确保困难乡镇政府能依法行政的基本财力需要。
7、完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有效拉动内需。加大扶持力度，不仅要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给予其支持，同时也要完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人口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制度、农业风险补偿制度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只有有效地解决了农村群众的后顾之忧，增加农民收入，农村购买力才能日趋旺盛，才能充分开发农村广大市场，真正扩大内需，活跃农村市场，从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8、加强监督职能，严肃工作纪律。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农民群众生活，关系到社会稳定，各级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所有伸向农民口袋的之手，都戴有“为人民服务”的光环，都可以找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此，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全国农民负担咨询电话，对于那些不体谅农民疾苦，不量力而行，有令不行，随意把手伸向农民，甚至搞不正之风，为小集体谋私利的单位和个人，不管是什么单位，也不论职位如何高，都要坚决予以制止，撤职查办，彻底清除，同时追究其上一级主管领导的失察责任，以平民愤，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加大村民义务的选传力度，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的作用，对于极个别合理负担久拖不交之人，在耐心说服乃不见效的“钉子户”，要及时运用法律手段，绳之以法。只有如此，才能在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真正将农民负担减下来，缓解干群矛盾，理顺干群关系，使基层干部真正成为“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否则，即便是形成法律条款，以上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也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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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农民负担相关文件篇四
;分析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减轻农民负担研究中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所谓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无偿向社会提供的各种资金、产品、劳务等各种资源的总和，表现为一定的实物或货币支出。从表面上看，农民直接与乡镇政府发生联系，农民的负担过重直接体现为乡镇政府乱收费、乱摊派，侵犯了农民合法权益这种扭曲的政府行为上。因此，流行意见都是把农村税外收费视为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从深层原因看，并非如此，农民负担过重，是由于我国现存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因此，单纯地治理乱收费和规范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不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关键在于解决“体制性障碍”问题。江泽民同志在距党代会召开还有数月之际，于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格局。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公开表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村的“体制性障碍”这个根本问题。 农村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可以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方面分析。
1、政治体制性障碍。
政治体制性障碍表现为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和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
第一，农村基层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政治权力是通过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等的作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如果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作用过度，就构成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或过度侵蚀。在中国农村，之所以存在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需付出高昂的费用。正是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对称，使政治权力得以过度侵蚀经济权力。
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如制度、机构等不规范，也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因素。乡村组织制度没有完全理顺；县乡机构臃肿，该设的机构没有设起来，该撤的机构撤不下去，人浮于事；法律不健全，执法不力；国家的有关政策不合理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民负担过重。
第二，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缺乏保障的问题。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是位居社会的低层，始终处于被欺凌和被损害的境地，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没有完全彻底改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缩小和消除所谓的城乡差别，但由于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投资结构中倾向城市，农村投资远远不够；金融服务方面，对城市投资多，对农村微不足道，使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在某些方面反而有进一步加大之势。并且，农民没有自己的群众团体或组织，因而不能形成与地方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国家没有一部专门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农民也就没有武器来抵制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常常孤立无援，上告无门，甚至陷入悲惨的境地。
2、经济体制性障碍
经济体制性障碍是农民负担过重的直接性原因。
第一，财政体制。县乡财政普遍实行分灶吃饭，乡镇支出实行包干。这种体制使一些乡镇有限的税源不能满足费用支出不断增长的需要。县上与财政支出过大的乡镇搞财政分灶吃饭，等于把应该由县上背负的财政包袱甩给了乡镇。这对于那些经济发展缓慢和财政长期困难的乡镇来说苦不堪言。乡镇既要按分配的财经任务上交县财政，又要保证乡财政负担的这一块人的吃饭（除乡镇干部工资外，教师工资支出一般都在70%左右），自然会加重农民负担。
第二，城乡二元税制。即以城市现代工商税制为一元，以农村传统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另一元的新的城乡二元税制格局。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工商税进行了以国有企业利改税、利税分流为核心的多次改革，特别是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终于使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税制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税制，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工商业积累率过高的问题，理顺了政府与工商企业以及政府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与此相适应，政府对农村征收制度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仍然坚持对农业单独设税的制度。农民负担过重，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不平等上。当前，平等税负似乎已经成为公认的税收负担原则，但城乡二元税制结构的存在，使城乡居民税负水平被置于两个不同的参照系中。人们谈论税负平等时，或是指城市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税负平等，或是指农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税负平等，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对比，从而掩盖了城乡居民税负不平等的真象。实际上，城乡二元税制结构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的巨大反差，使农民承担着远远重于城市居民的税负。
第三，城乡分配体制。农民负担过重，反映出政府、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出现了问题。农民负担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从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农民负担过重，主要反映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失衡。这4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资，而物价没有上涨。比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长不快，个别地方还在下降，更为严峻的是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年递减。绝大多数地方的所谓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干部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份额过小，这可以从国民收入分配宏观视角上证明。改革后，政府改变了过去高积累的分配政策，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城乡居民倾斜。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已经占国民收入的60%以上。有数据显示，除1992年外，其他年份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其总收入比重都不足50%，而占全国人口不足30%的城市居民占有了总收入的51%以上。因此，从国民收入宏观分配的角度看，当前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实质就是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农民所占的份额过少。
1、建立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
第一，强化农村基层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功能。
在乡镇一级设立监督委员会，其产生的办法是由乡镇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应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农民应占有一定比例。其职能是全面监督乡镇政府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经费的收支。监督委员会应定期召开有关检查监督会议，定期向同级人大、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汇报有关情况。
第二，恢复农会和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
通过制定和颁布《农民权益保护法》，对农民利益实行特殊的保护。《农民权益保护法》可以明确具体地规定农民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保护农民权利的义务。规定农民具有人身权、财产权、人格尊严权、税费知情权、依法缴纳权、争议抗辩权、行政复议权和诉讼权。农民有权对征收行为提出异议，在征收机关对异议做出明确的说明和农民认同之前，农民可暂不缴纳；农民有权对征收机关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法院必须依法受理和判决损害农民权益的案件。各级政府必须确认、尊重保护农民的这些权益。政府在征收税费时不得因征收税费纠纷而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侵犯农民的财产，损害农民的人格尊严；政府在征收税费时必须公布有关的法律法规，农民只应依法履行缴纳义务，不得要求农民承担法外义务。有了完全的法律，农民就可以自己或通过农会来依法抵制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逐步消除经济体制性障碍。
第一，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向城乡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合理确定乡镇的收入和支配体系，保证乡镇财政供给人员工资、机构运转经费。特别是要按照科学的标准核定乡镇财政的支出数额，保证乡镇财政内资金的拔付，彻底消除乡镇政府制度外收费的根源。这就要求：国家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改革支出管理制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向城乡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确定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优化地方税结构，以保证乡镇政府实现其职能与农村公共事业的资金来源。省、市（州）对于乡镇因改革收入的减少，除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来减少财政开支外，要给予财政转移支付补助。县（市、区）也要安排一定的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乡镇的正常运转。乡镇要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必须以收定支，不能以支定收，健全乡镇国库，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
第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增加农民收入。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沟通城乡社会经济，建立统一的工农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通过工农商品、劳动力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种市场化的过程修正工农产品的不合理比价，逐步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这既是提高农民收入，调整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关系的根本出路，也是平衡城乡居民之间负担的根本措施。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增加农民收入，首先要废除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允许农村人口自由流动，使农民由常年性的外出劳工转变成稳定型移民。其次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要发展小城镇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发展大中城市的建设。通过大 中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辐射功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以这类产业的扩张增加进城农民的就业数量。
第三，统一城乡税制，调节收入分配。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措施。但是，当前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坚持城乡二元税制前提下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坚持城乡二元税制 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它既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也不符合法制原则。继续实行传统的税制，不可能改变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对减轻农民负担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统一城乡税制，就是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和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同时废除村堤留、义务工,将种田的农户视同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由此，来调节政府、企业以及城市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废除专门针对农民的各种税费后，村级公共事业所需资金由村民大会自行决定，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提留最高标准，控制提取的数额不得超标，不对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分配问题横加干涉。统一城乡税制，减轻农民负担，可以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通过对绝大多数小农户依法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以减轻农民负担。绝大多数农户在统一城乡税制初期，经营收入达不到增值税的起征点，纯收入也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之内可以免税。第二步，在农业经济发展到农民收入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80%左右，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城乡居民基本平等格局时，农民再依法纳税。
从体制上着手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并采取诸多措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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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辖xx个行政村，xx个自然村，285个村民小组，农村人口60055人，138463户，计税土地60303亩。
一、领导重视，组织健全
××镇党委、政府把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做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领导小组，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明确一名副镇长具体抓，定期研究及时解决发现问题，设立专项经费，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项目上镇政府拿出60余万元资金用于河道清淤，得到了全镇广大农民的高度称赞，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
二、支农惠农政策全面落实
耕还林补贴309162元，四项补贴农民资金总额7636571。66元，以上资金全部及时到农民账户。
2、村级经费按时足额划入村级账户。全镇62个行政村，全部在××农村信用社建立了基本账户，今年村级经费共计三批178万元，我们全部分到各村账户，并通知各村，按照村级申请，主抓领导审批加盖监督专章等规定程序取款，镇没有平调、挤占、挪用、抵扣村级经费现象。
3、征占地赔偿费及时发放到户。凡油田征占地及其他补偿费到镇政府后，镇政府通知有关村，按照镇政府规定程序，即本户签字、公示一周、财税所实地查看无异议后，由村支部支书、村委会主任、会计、监督委员会主任签字，再由包村干部、管区书记、包区领导签字，主抓支油领导签字后到财税所办理取款手续，钱领取后，由包村干部监督三日内发放到户，提高了透明度，保证了此款足额及时发放到群众手中。
三、专项治理工作圆满完成
1、镇村两级全部设立了涉农收费公示栏，内容完整、规范，符合规定，并按规定进行了公示有关内容，增强了涉农收费的透明度。
2、农村中小学“两免一补”政策全部得到落实。全镇中小学生全部免除了学杂费和书本费，住校学生的生活补贴全部落实到位，不存在随意增加收费项目现象。
减轻农民负担相关文件篇六
时间一溜烟儿的走了，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回看这段时间的工作，有惊喜，也存在着问题，立即行动起来写一份自查报告吧。我们该怎么去写自查报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自查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近年来，红安县国土资源局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高度重视，加大农民负担的监管力度，通过涉农建设用地收费专项清理，全面实行涉农建设用地收费“公示制”，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1、加强涉农收费工作管理，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精神。
国土资源部门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之一。为此，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加强涉农收费工作管理。一方面严格执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整顿农民建房收费进一步明确农民建房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鄂价房服[20xx]67号）规定：涉及农民符合建房条件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只准收取土地证书工本费，其标准为：普通证书，个人每证5元，单位每证10元；国家特制证书，单位和个人均每证20元。农民在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时，可自愿选择普通证书或国家特制证书并缴纳相应的证书工本费。另一方面，认真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实行所有收费必须到县行政服务中心进行缴款，杜绝了私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乱收费的违法违纪行为。
2、加大收费监督力度，保证不乱收费、不乱罚款。
加强收费监督是杜绝乱收费、乱罚款的重要措施，为此，我局坚持不懈抓好收费监督检查工作。一方面，从局办公大楼到各乡镇国土资源所显著位置，我们建立涉农收费公示牌13个，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公开，增加了收费及办事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在13个乡镇国土资源所聘请了13名“兼职纪检监察员”，对照规定对本单位的'收费进行检查和监督。三是自觉接受审计、物价等部门的监督。四是加大乡镇国土资源所资金投入。我局全面取消了乡镇国土资源所经济任务，实行乡镇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工资由局全额拨付，以保证乡镇国土资源所工作正常运作，有效解决以前以收费养人的局面，堵塞了乱收费、乱罚款这一缺口。对有乱收费、乱罚款行为的，严格层层追究责任人的经济、纪律责任，对屡教不改的违法违纪收费人员给予经济处罚和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处分，对违规收费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处罚、纪律处分、开除，直到追究法律责任。
3、加强自查自纠力度，开展农民建房收费专项检查。
从2月底开始，我局组成工作专班深入全县13个乡镇（场），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座谈、录影录像、查阅记录、调阅资料等方式，不打招呼、不发通知、不要陪同，进驻乡镇、进村入户，对农民建房进行专项清理，清理农村村民建房用地958宗，面积105470.24平方米，督促退还原来收取了不合理收费1.58万元。
尽管我局在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离上级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是农村村民在乡镇规划区内建房按集体土地划拨或按国有土地出让把握不准，有的乡镇采取收取罚款的方式办理用地手续，这些都有待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探索解决。二是有的个人行为或有的村组打着国土部门的名义收取建房户少量现金。对此，属于系统内干部职工的，责令清退收取的款项；对打着国土部门名义收取现金的，有关乡镇国土资源所已向所在乡镇报告。
1、进一步强化减负工作重要性的宣传。减轻农民负担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各项减负政策的宣传力度，引导各乡（镇）国土资源所深刻认识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澄清和消除各种模糊认识，牢固树立常抓不懈的思想，强化日常监管，狠抓政策落实，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各项工作。
2、进一步规范对农民建房收费的行为。农民依法利用本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除按规定标准收取土地证书和工本费外，严禁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否则视为乱收费行为。农民违反法律、政策规定建房，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政策规定进行处罚，并开具财政正式罚没收据，否则视为乱罚款行为。同时加大对农民建房收费的监督检查力度，一经发现有乱收费、乱罚款行为的，严格层层追究责任人的经济、纪律责任，对屡教不改的违法违纪收费人员要给予经济处罚和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处分，对违规收费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处罚、纪律处分、开除，直到追究法律责任。
3、进一步落实乡镇国土资源所负责人收费工作责任制。在强化对涉农建设用地收费纪律宣传的同时，由局纪检组（监察室）与各乡镇国土资源所负责人签订收费责任状，明确各乡镇国土资源所负责人是涉农民建设用地收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工作人员是涉农建设用地收费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将收费工作纳入乡镇国土资源所工作考评。并进一步加强涉农建设用地收费工作督查，坚决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严肃追究乡镇国土资源所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实行乱收费“一票否决制”。
减轻农民负担相关文件篇七
; 有关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自1990年以来，中央和国务院专门颁发了10余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各地纷纷清理、取消了多种涉农乱收费项目，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但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沒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有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财政包干资金不足、政策出台不配套、形式主义、部门利益恶性膨胀等。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绝不只是减轻农民几十元钱和精简几个基层干部、合并几个乡镇的事情，而是一项触及到上层建筑的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又一次革命，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还要确保基层政权的运转，保证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一项牵涉到县乡机构乃至村机构的调整与改革、需要高度重视的事情。农民负担这个按下的葫芦浮起的瓢，单纯采用剜肉补疮单一式的办法已很难有效地加以解决了，对于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治理措施。
减轻农民负担首先要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农民增收。发展才是硬道理，农民负担应是一个相对概念，发展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就是最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减轻农民负担就是要为群众办更多的实事、办更多的好事，方便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只要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只有如此，农民负担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
减轻农民负担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要变管理为服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服务职能不是减弱了。市场经济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由过去单纯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转向运用经济和法律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间接调控，在市场预测、发布市场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调控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等方面加强政府职能，为市场机制的形成提供最佳的全方位的服务，以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适应市场，避免农民种啥没商量，“多了砍，少了赶”伤农现象的发生，减少“政府发烧，农民埋单”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精力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等宏观经济管理上，尽快转变工作职能，规范操作规程，依法行政，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插手，将基层干部从一些干不好、干不了，也不须干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上，投入为做到凡是市场能办到的决不代劳，凡是市场失灵的也绝不退缩，适应国际大农业生产的激烈竞争，规避市场运作风险，帮助农民把方方面面的政策搞清楚，把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收集起来，使农民群众比较快地适应市场。在信息、科技等方面给农村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形式主义的行政干预及达标升级检查活动，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化解我国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缺乏沟通等缺点，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资料，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地精简基层干部、机构就能解决得了的。
减轻农民负担关键在于减少部门利益。所有伸向农民口袋的之手，都戴有“为人民服务”的光环，都可以找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群众形象地称之为：“头税轻（农业税），二税重（三提五统），三税四税（乱收费、乱罚款）是个无底洞。”减轻农民负担，关键是要坚决斩断这些胡乱伸向农民口袋之手，同时还要保障为农服务职能不被弱化。减少部门利益在于减少农村各部门乱收费现象，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一大障碍，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政策办事，否则，教育垄断及乱收费问题必将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强为农服务单位建设。减轻农民负担并不是要消弱为农服务单位职能，目前一些地方农技部门经营投入不足，将农技部门推入市场经济进行断奶，令其自谋生路，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农技服务体系出现网破、人散、线断等问题，反过来阻滞了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负担。
农业说起来重要实际上不要问题仍然严重。如农村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金融体制改革后，国家银行资金从农村抽回后，农村资金市场形成真空，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投入农业生产，导致农业投入减少，产出减少，无形中增加了农民负担，同时，农村假冒劣产品泛滥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农村法律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都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减轻农民负担还在于要加要强调查研究，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也亦然。要改变那种考核干部只注重表面成绩的做法，处理好各种指标、任务同干部的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各级领导部门在做好宏观决策的同时，要多深入基层村户，调查研究，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克服“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弊病，严防少数干部为了在任职期内创政绩、表功绩而不顾群众的切实承受能力，大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行为，结果造成一个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
当然，除了转变政府职能以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引入公共财政模式，完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有效拉动内需，加强监督职能，严肃工作纪律等措施。
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农民群众生活，关系到社会稳定，各级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进行综合治理，才能在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真正将农民负担减下来，缓解干群矛盾，理顺干群关系，使基层干部真正成为“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否则，即便是形成法律条款，也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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