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味 高考作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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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味高考篇一

中国脸不是脸的事，是国民形象的事。丢脸—挣脸—变脸—露脸，这是一段超越百年的漫长历程。

中国终于能够微笑着面对世界。

中国娇子们的中国脸，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中国元素、中国符号与中国力量。

不是一条龙，是一张脸。

脸上有表情。脸上有戏。脸上有微笑。脸上有悲喜。脸上有文明的封印。脸上有百年命运碾过的痕迹。脸上有美丑贫富。脸上有真实的生活。他们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存在感。他们源自个人，却映照全体。他们最普通，最当代，最中国。中国脸，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中国元素、中国符号与中国力量。

表情

中国人脸型多样、表情丰富，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

中国人对脸的讲究，甚至发展出了相面术，面相上有“十二宫”。京剧是中国戏曲中脸谱用色最多的剧种，揉脸、勾脸、抹脸、破脸之间，忠、奸、善、恶立现。京剧脸谱画家刘曾复绘制的脸谱，有1200余幅被博物馆收藏。

但近代世界一直看不清中国人的脸，只看到不适应西方镜头的表情。名之为呆滞、木讷?要命的是还被近代西方人脸谱化地配衬着小辫子和对襟小褂，十足未开化的样子，五千年的文明硬是垫不起那张脸。

中国脸的显山露水，从丢脸开始。落后，挨打，交锋，输。地大物博的中国，先是失地，再是失物。全体丢脸了么?绝不是。“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眼里这些没有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一直在为中国、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挣脸。

《新周刊》在2008年10月曾出版视觉专辑《什么写在中国的脸上?——肖像史里的中国表情》，我们问：“什么写在中国的脸上?是由朝代更迭、制度替换、运动迭起造成的历史的倦容，还是由社会开放、民族复兴、大国崛起共同铺垫的自信和从容?”我们给出的答案是：“160多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和中国人所经历的一切，都写在中国的脸上。”国民的容颜随着国家命运而伸展，从丢脸到有头有脸，从呆滞、木讷到表情活泼、丰富，从紧张到放松，甚至微笑起来。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我相信，13亿中国人民微笑着面对世界，全世界人民也会微笑着面对中国。”之后，是“微笑北京、微笑奥运”。

除了微笑，中国人也加入了亚洲最流行最普及的“亚洲表情”——面对镜头，嘴型笑成茄子，食指和中指举成“v”型。

存在感

走出国门，西方人多不辨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一样的亚洲面孔。放在之前，先猜是不是日本人，然后问是不是韩国人。现在，先问是不是中国人的概率高了。因为“中国制造”、中国企业、中国留学生、中国游客、孔子学院以及千丝万缕的中国关联度，中国在全球的存在感与日俱增，无人能对中国脸视而不见。

政治、外交、金融、企业、体育界，成了中国人露脸与世界交流最频繁的舞台。谁人不识陈冯富珍、袁隆平、林毅夫、龙永图、周小川、姚明、刘翔、李嘉诚、柳传志?此外，章子怡、杨紫琼、巩俐、成龙、李连杰、张艺谋、李安、王家卫是国际影坛上的“中国脸”。马友友、谭盾、汤沐海、张安麟、陈克兰、郎朗、李云迪是国际乐坛上的“中国脸”。

自1923年3月3日创刊至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50多人次的中国人的封面。那时的《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基本上拥有政治或军事权力，以漫画形式呈现，极少刊登照片，因为编辑们要根据自己倾向性的编辑意图画出中国人物的脸。那些《时代》封面脸是带观点的，非写实的，看东方式的。进入21世纪，中国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节奏加快，中国人的存在感越来越不可忽略，中国脸的照片也多了起来。不唯政治人物，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娱乐明星和普通80后都上了。中国脸不唯跟政治有关，也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关了。

中国打喷嚏，全球会感冒，世界密切关注着中国人脸上的天气。

面对面

中国女郎骑上了时尚类杂志、家庭类杂志、消费类杂志、摄影类杂志的封面，并不一律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一张张多是ps过的脸。她们是时尚脸和化妆脸，并不代表中国脸。

头戴钢盔的中国年轻士兵从life的封面站出来，兵马俑从地下挖出来，淑女从陈逸飞的油画里走出来，苏明娟的“大眼睛”在希望工程的平台上看过来。这些是中国脸的一部分。

主持央视《面对面》节目的王志，现在到云南丽江当副市长了。但《面对面》节目还在。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面对面了，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重视沟通，当面解决问题，大脑风暴，倾述，谈心，坦白七情六欲。

中国娇子与中国人面对面。赵本山、李咏，白岩松，与中国电视观众面对面。蒋雯丽饰演的传统女性和孙红雷饰演的个性人物，与中国电视剧观众面对面。一脸沧桑的张艺谋和一脸坏样儿的葛优，与支持国产电影的中国电影观众面对面。符号化的大头脸，与世人瞩目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面对面。章子怡、龙永图、姚明、郎朗，与国际化面对面。柳传志带着民族工业的联想，与消费者面对面。行云点火的李宁，与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国人面对面。长得比正常人丑点、怪点的马云，让买家卖家和世界商人在网络世界面对面。“囧”与网民面对面。韩寒与博友面对面。于丹与国学迷面对面。陈丹青和艾未未与文化人面对面。李宇春与玉米面对面。熊猫与中国的朋友面对面。作为国家营销名誉文化大使的孔子，与汉语爱好者面对面。

这些拥有公众认知度的中国脸，既是“中国制造”，也是“中国创造”。

中国味高考篇二

自茶被中国人发现、认识和利用之日起，梦想就从未远离过。

茶，曾是世界之梦，改变了世界。这枚小小的灵叶，从古老的中国，东传日韩，西渐欧美，南下南洋，北上蒙俄，用隽永的茶香与浓醇的茶味缔造了一个恢弘壮观的东方传奇，改写了人类的历史，影响了世界的文明进程。

然而，当中国历史一步步朝着近代推进时，西方人却用鸦片腐蚀了国人的身心，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让国人幡然梦醒，随之印度、斯里兰卡、日本茶业的新兴，让中国茶渐渐式微，失去了一度熠熠生辉的宝冠，颓势日见。

一边是救亡图存，一边实业兴国。虽战火频仍，硝烟弥漫，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中国茶业仍是自信满满：“最良之茶，唯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中国之茶叶商业，仍易复旧……”，并高瞻远瞩地描绘了中国茶业的振兴计划。这是茶叶中国梦的最初形态。1935年，茶学家吴觉农与胡浩川出版了洋洋15万字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让这一梦想有了更加清晰的蓝图。

机遇和挑战，共同编织成了中国茶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基础，也是茶界各方为之不懈努力的不竭动力。归根结底，中国茶的中国梦是所有中华茶人共筑的梦想——不仅是中国茶昔日辉煌的重拾，亦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回归与提升，更是以茶为载体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向世界的再次输出与传播。

中国茶的梦想，不是梦境，更不是梦幻，而是一种坚定的信

东亚邻居的“中国梦”

茶叶东传日本和朝鲜，是依傍于文明的输出和佛教的传播。

佛教传日本比茶叶早两百多年。南梁司马达在日本建立草堂，礼拜佛像，日本始知有佛教。此时，汉字和汉学已自先等候了250多年。佛法传来半个世纪后，推古天皇元年，圣德太子摄政，下诏弘扬，贵族大臣竞造佛寺，日本佛法大兴。圣德太子四次派出遣隋使，正式以国家行为学习中国文明。遣隋使是遣唐使的前奏，人员多为僧人。不久，日本便迎来了“大化改新”。所谓大化改新，就是引中国文明教化日本，使其推陈出新。此间，遣唐使开始形成制度和规模，延续两个多世纪共二十次使团。日本更“大和”之名为“日本”，取改新后“朝阳升起”之意。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为日本的两次蜕变，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就是一个外表充满唐风宋韵，骨子里和风犹存的“日本国”。

而日本“汉化”进程的桥梁人物是遣唐使中的僧侣，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引介中国佛教和茶叶。最早的是“永忠献茶”。永忠在长安生活35年后携带大量茶籽和茶苗回到日本，上献嵯峨天皇，并亲自演示煎茶道。天皇品茶后下令在京畿、近江等地种茶，以备每年进贡之用。日本茶风初启。

与永忠同时的还有最澄和空海。两人一起乘船登岸宁波，最澄去天台山学佛，空海远赴长安。回国时两人都带回了茶叶，最澄开创了日本天台宗，把茶籽种植在比叡山上，成为今天著名的“日吉茶园”。空海开创了日本真言宗，也带回了茶叶。永忠、最澄和空海，在日本相当于中国的玄奘，他们引领日本饮茶，成为一时风尚。彼时的日本，朝野上下茶烟袅袅，茶诗唱起。此为“弘仁茶风”。

唐末国力衰微，日本便废止遣唐制度，饮茶也随之日渐式微。茶风再启，是到了南宋，荣西禅师两度求法，带回宋朝的抹茶道。他还用汉语写出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荣西被尊为日本茶祖，佛法上，他开创日本临济宗。自荣西始，日本茶道初成。后世的叡尊、道元、南浦绍明等，都承荣西遗风，来中国求法，在佛教和茶道上做出贡献。至日本战国时期，一代茶圣千利休集前人之所成，开创了“佗茶道”。日本茶道正式完成。

而和日本如出一辙，茶叶入朝鲜，也是经由游学中国的僧人们的努力。新罗时代起就有大批僧人入唐求法。宋元时期，义通和义天两禅师，求道天台山。带回天台宗的禅茶文化。“韩国茶礼”，盖源于此。

伴随中国文明和佛教的传播，茶叶东传日本和朝鲜，形成今天的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我们在欣赏两国茶文化之优雅美妙的同时，不应忘记，贯穿其中的是浓浓的中国古风，而这中国古风，是由中国先人们所缔造的文明之盛，体现的正是华夏国族包纳四夷的胸怀。

文明的碰撞与帝国兴衰

一本游记引发浪潮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欧洲研究中国的第一人，游历元朝17年的他，在其《东方见闻录》中大书中国的壮美和繁华，激起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15世纪末，航海家们开辟了好望角航线，终于可以绕过由阿拉伯和土耳其人控制的地中海，与东方中国进行商业“贸易”。马可波罗的游记。是把中国描绘成基督教徒心中的“天堂”，对中国的文明精神则几乎只字未提。书中也没有写到茶。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奥在《航海旅行记》中写到：“大秦国（china）有一种植物。仅有叶片可以饮用。”此为欧洲最早的茶叶文字。彼时，文艺复兴已完成对教会神学的胜利，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航海征伐，确立了海上霸权。

1516年，葡萄牙人第一次经好望角到达澳门，30年后，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居住权。大批天主教传教士随船队而来，其中有号称“西方汉学之父”的罗明坚和利玛窦。传教士们对中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报告。叙写中国的书籍都成为一时经典，比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和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也是这些传教士最早学会喝茶并把它传入欧洲，利玛窦就在其《中国札记》中描写了饮茶。

16世纪是欧洲人通过葡萄牙船队实践马可波罗的“见闻”进入中国并传播中国的世纪，其中自然包括中国茶。

“海上马车夫”的搬运

荷兰人到中国比葡萄牙晚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先运回茶叶的是他们。1607年，荷兰从澳门运茶至印尼万丹转运回国。揭开了茶叶“出使欧洲”的序幕。1602年，欧洲造船中心“海上马车夫”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由65艘商船组成的这家公司其实是一支完整的海军。此后，这家公司通过战争击败葡萄牙，取而代之垄断了东方贸易，二占澎湖和台湾（均被明朝击溃），殖民印尼。

17世纪的海上霸权转属荷兰，直至18世纪初，荷兰是最大的茶叶贩运国，阿姆斯特丹成为茶叶供应中心。茶叶从荷兰传入了欧洲各国，1638年传入法国，1646年传入英国，1650年传入德国，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茶叶传至北美殖民地。

1719年，荷兰订茶量达20万磅，1733年，荷兰在广州购买价值336881荷盾的武夷茶，到荷兰后卖到988510荷盾，赚得盆满钵满。荷兰比葡萄牙更进一步，实质性地把中国茶源源不断搬运回欧洲。然而，“海上马车夫”好景不长，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紧随其后，正在崛起。

英式“下午茶”——从白银到鸦片

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其《绿金：茶叶帝国》中说：“对茶叶的礼赞怎么高都不过份”，他还说，“是茶叶改变了世界。”茶叶改变世界，正是从它改变英国开始。

英国1600年组东印度公司，但起初忙于“光荣革命”，海上力量不敌荷兰。英国被禁止茶叶贸易，伦敦的茶叶都从阿姆斯特丹进口。内战结束后，通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击败荷兰，由此开启了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的“日不落帝国”霸权。

18世纪中叶，茶叶浸泡下的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然而，茶的普及也为英国带来“幸福的烦恼”。由于中国对于英国货品一概不需，英国的大量白银在茶叶进口中流向中国。起初，通过对非洲和北美殖民地的三角贸易，英国成功转嫁了白银危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北美的白银供应宣告中断。于是，英国人把思维转向了另一方热土——印度和缅甸的鸦片。

此前，中国是把鸦片作为治疗痢疾的药物少量进口。英国“鸦片换茶叶”的计划成功后，鸦片的黑烟迅速在中国蔓延，同治年间，中国消费的鸦片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5%。在林则徐兴起禁烟运动后，1840年的鸦片战争便成了势在必然。战胜的英国索回了大量白银，强制清政府开放茶叶港口福州和厦门，并直接开设茶厂，以极低税率运回茶叶。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开始了近代以来的屈辱。

中国皇后号

“中国皇后”号，驶向何方？

1773年11月2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达特默斯号”满载茶叶至波士顿，被当地^堵在港口不让卸货。20天后，150多名“茶叶党”人，将船上的342件茶叶全部倒入海里。此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殖民地的北美人民开始站起来，反对英国变本加厉的茶叶贸易剥削。

激战10年后，美英《凡尔赛和约》签订，美国正式诞生。半年后，在首任总统华盛顿生日这天，位美国商人合资购置了一艘木帆船，满载他们的胡椒、皮革和棉花，从纽约起航驶向中国。帆船上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后”。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因为当时的世界贸易，茶叶已然是最大宗和利润最丰厚的货品，新生的美国，急需通过茶叶贸易在经济上走向复苏和繁荣。而另一方面，茶叶传来已历一百多年，美国人的生活中，也早已经离不开茶。

绕过英法的海上封锁，经过三个月多的艰苦航行，“中国皇后”到达中国。她缓缓驶进广州黄埔港，冲天鸣炮13响，意为由13个州组成的新生美国向华夏致敬。这便是中美两国的首次相逢。“皇后”号运回的货品中有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以及瓷器962担。美国报纸对“皇后号”的报道延续了两个多月，整个美国上下都对这次航行寄于各种期待和想象。因为与东方中国的连接成功与否。事关其能否真正独立和崛起的“美国梦”。“皇后号”启动了美国的“中国热”，1792年，美国成为第二大对华贸易国，仅次英国。19世纪初，欧洲拿破仑站战争爆发，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早期对华茶叶贸易使新生美国突破英法的经济封锁，迅速达到其经济复苏和崛起的目的。

茶是戒不掉的乡愁

明成化年间。福建人创制了乌龙茶。茶便随制法东传台湾，南传潮汕，更随着华人出国谋生进入东南亚等地区。元代。海运畅通。我国茶叶、丝绸、瓷器成为三大出口商品。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茶叶开始也开始了直下南洋的海上之路，进而随着华人的足迹，将带去的乌龙茶和乌龙茶的饮茶习惯发扬光大、世代流传。

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历代海上丝路可分三大航线，其中南洋航线便是由中国沿海至东南亚诸国。明朝时，郑和七次下西洋，发展了包括茶叶在内的中国大批货物和各国货物之间的交换，使茶文化也由中国传到海外，对东南亚和东非的饮茶风俗起了推动作用。郑和下西洋所到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等亚非国家，都已是茶叶销售量最大，也是茶文化最普及的地区。

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船队就有不少福建^，有些福建^后来就留在东南亚，并拉开乌龙茶传向南洋的序幕。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南下，各大华人茶行也随着兴起。至20世纪30年代，单安溪人在东南亚开设的茶号就有一百余家，其中著名的有新加坡的“林金泰”、“源崇美”、“高铭发”，马来西亚的“三阳”、“梅记”、“兴记”等茶行。

中国味高考篇三

走进南宁市江南区富宁小学，你会被校园里无处不在的“中国结”文化深深吸引：优雅的文化宣传栏上是精美的中国结背景，学校中庭广场有一幅巨大的同心结图案，文化长廊里有各种中国结造型，陈列室里摆放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结手工制品，在每间教室和办公室门口都悬挂着一个个漂亮的中国结，每个教师所佩戴的也是中国结校徽……“中国结”意识已在我校师生心中深深扎根，“中国结”传统文化在我校得到了新的传承。

中国结的“结”字是一个表示力量、和谐、充满情感的字眼，“绳结”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丰富多彩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校从建校之初就以“我爱中国结”为主线，精心设计了体现我校特色和办学理念的校训、校徽及文化长廊，通过培训师生编织中国结、开展“我爱中国结”知识竞赛等活动，对学生进行“爱国、爱家、爱校”的德育教育，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育人氛围。

2009年秋季学期，我校以新学期开学典礼为契机，举行了隆重的“传承经典——我爱中国结”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详细介绍了我校打造“中国结”特色教育的决心和具体方向，这预示着我校德育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师生的热情，大家从中感受到了“传承经典——我爱中国结”主题系列活动的特殊含义及深刻的德育内涵。

我校建校时间短，资金紧缺，但还是想尽办法筹措经费，在教学楼中庭广场用建筑材料拼制了一个硕大的同心结图案，在教学楼部分墙壁上绘制了各种中国结图案，在校园以及教室显著位置悬挂漂亮的中国结，每个教室门口旁边所挂的经典诗文牌匾、校标等也融入了中国结元素。

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结的文化内涵，我校专门设计了一面介绍中国结的历史渊源、种类以及文化内涵的背景墙，用传统的中国红做底衬，烘托出喜庆的气氛，使人看了精神振奋，更重要的是鲜明地衬托出中国结的内容，令人不由自主地驻足欣赏，使师生们逐步了解中国结的起源、种类、特点以及文化内涵，从而对身边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并从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与灿烂，以及她恒久的生命力，使学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以中国红为主题，我校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认真编制校本课程，从中培养学生的编制技能、剪纸技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开启学生的智力，弘扬民族文化，增强师生的爱国热情，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1.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使学生加深对中国结的了解，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我校不仅在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功能，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分年级以答卷的形式开展了“中国结”知识竞赛，学生广泛参与，乐在其中；在“和谐富宁一周年”校庆典礼上，我校开展了生动活泼的知识抢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校开展了“吉祥献给祖国母亲”活动，全校师生着装整齐，先后在教学楼中庭广场和田径场摆出中国结的造型，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殷切祝福。

2. 将编制中国结作为校本课程。每周星期三的最后一节课，我校分年级集中学生在多媒体教室，由专门聘请的编制中国结的老师给我校师生讲课。中国结具有造型、色彩之美，且皆因其形意而得名，如盘长结、藻井结 、双钱结等，体现了我国浓郁的传统文化意蕴，以及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良好愿望。经过一年多的动手操作，我校教师手工编制成品200多件，学生手工编制成品500多件。更重要的是，师生们在编制中国结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到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品味传统艺术魅力的同时，把自己的艺术美感和浓浓情思融注其中，编织自己的情感、对他人的祝福和五彩斑斓的生活，从中积累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

学习中国结的编制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感悟我国传统文化之美，培养有传统素质之人，通过深入开展一系列“中国结”主题活动和校本课程，我校的传统文化特色教育之路将越走越宽。

（责编欧孔群）

中国味高考篇四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具有重要桥头堡地位。如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围绕服务广西、辐射东盟，打造广西法律服务业的品牌，发展壮大东盟法律服务队伍、创新东盟法律服务方式、提高法律服务质量、是广西法律服务业亟需突破的瓶颈。

一、广西法律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涉外法律业不断发展，但规模仍有待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中指出，法律服务业要着眼于适应构建对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2017年底，广西自治区司法厅、外侨办、商务厅、法制办联合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实施意见》，为广西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支持、为东盟企业“走进来”提供法律服务、为广西外事工作提供法律服务、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法律服务。

目前广西拥有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东兴和凭祥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钦州和凭祥保税区等重大项目，广西涉外法律服务业尝试建立一个可以充分利用各国和各地区法律服务资源。据统计，截止2017年底，全区共有39家律师事务所在1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66个境外分支（代表处）。广西涉外法律服务虽然不断的发展，多家律所与东盟国家签订合作协议，但发展的规模仍然有待扩展，面向东盟国家的法律服务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仍然有限，服务能力赶不上中国-东盟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大一部分在相关涉外法律服务领域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和经验，致使大量需求外包流失，无法满足广西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二）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但层次与结构尚不尽合理

广西打造自治区、市、县（区、市）、乡（镇、街道办事处）和村（社区）五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平台，广西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但层次与结构不尽合理问题较为突出。广西积极探索公共法律服务创新形式，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 2017年上半年，民生项目法律服务供给量大幅度提高，法律咨询同比增加32%、法律援助同比增加13%、人民调解同比增加15%、公证服务同比增加20%、律师服务同比增加21%，但对广西企业与东盟国家企业的服务供给却出现了明显的供不应求的紧缺局面。就广西法律服务人员而言，广西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精通东盟小语种和东盟法律的仅占极小部分，大部分法律服务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无法满足中国-东盟的贸易往来需求，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获得的法律服务覆盖面明显不足；就法律服务对象而言，不同层次人群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如何精准施策，需要法律服务的“个性化”。

（三）广西东盟法律服务朝专业化发展，但尚处于开拓探索阶段

近年来，广西非常重视东盟法律服务人才的培养，东盟法律服务领域有效扩展，一改 “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旧模式，挖掘法律服务产品多样化、尽可能的满足中国-东盟深入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原因，东盟成员国社会制度、法律法規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甚是复杂，对东盟成员国的法律进行解读，需要法律服务人员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专业的法律知识。东盟各国大部分都是使用本国的小语种，语言障碍使得法律的援引适用成为突出问题。目前，共享的东盟国家法律数据库以及东盟国家贸易往来的案例数据库并未形成，中文与东盟国家小语种的语言文字翻译参考素材相对匮乏。 从东盟各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语言特色，建立中国和东盟各国共享的法律数据库及贸易案例数据库短期内难以实现。由于复合型东盟法律知识和东盟实务经验的缺乏，广西法律服务人员在国际业务的经验、法律服务的技能、外语的应用程度等处于明显劣势。根据广西律师协会的调研，目前广西有丰富涉外服务经验、精通东盟小语种、通晓东盟国家法律规则、熟悉东盟国家司法程序的律师凤毛麟角，不足百人。广西现有的东盟法律服务水平，尚不足以满足与中国—东盟贸易往来所需。

二、广西法律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广西在中国-东盟经济发展的时代浪潮中崭露头角，广西与东盟各国在文化、经济、交流上有着更广泛而深刻的合作，必然会刺激法律业务的增长，推动广西法律服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带动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广西法律服务而言，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大势所趋。

广西法律服务业在中国-东盟深入往来过程中将会刺激更多的新型业务增加，对广西的法律服务业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广西与东盟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趋势，广西法律服务业的业务量也会连连攀升。广西目前最常见的线下服务模式中，无论是东盟企业非诉案件、涉外案件等均存在法律服务供求信息不对称、信息断层化的缺陷，导致现有法律服务资源无法被充分利用。广西正在逐步尝试将“互联网+法律服务”模式就是把专业的法律服务作为线上产品展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东盟法律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在实战中推动司法程序、贸易争端、司法协助等领域立法

近年来，广西与东盟国家无论是司法协助、互市投资还是深度合作，都呈现迅速攀升和纵深推进的趋势。目前，在跨区域跨境联合办理涉外案件时，经常出现仅送达文书就耗时一年多的时间，司法效率效率有待提高，面临中国-东盟合作平台不断深入，必须重视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与交流、提升司法效率，否则将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往来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搭建高精专人才整合和法律资源共享平台

涉外案件更强调团队协作，通过梯阶式律师团队有效整合，提高法律服务总体效能。中国-东盟国家的法律服务涉及东盟国家差异化、贸易与投资规则、金融平台打造等诸多领域，对法律服务人员的要求较高，在法律服务类型中属于“高要求、精细化、专业化”范畴，应加快培育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整合精通东盟小语种人才、熟悉东盟法律及贸易规则的人才和资源共享平台。

三、广西法律服务业发展的策略

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大力发展广西法律服务，必须根据广西区域定位，精准施策解决问题，拉动内需，带动外延，提高广西法律服务供給能力，优化法律服务职业环境，逐步建立起数量充足、覆盖广泛、功能完善、服务规范、管理科学的现代化法律服务体系，为中国-东盟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一）以品牌战略推进规模化发展

以品牌战略鼓励和引导广西法律服务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之路，打造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法律服务事务所，形成多专业、多层次的团体服务优势，努力拓涉东盟法律服务市场。2018年初，广西律师代表团出访泰国、缅甸，推动广西法律涉外服务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截止到2018年4月，广西有35家律师事务所与马来西亚12加律师事务所签订业务战略合作协议，使中国-东盟法律服务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在新的机制中谋求双赢，打造业务联盟，共同推进广西法律服务品牌。同时，注重打破行业壁垒，加强经验共享，注重东盟实务研究，树立法律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做大做强，为中国-东盟深入发展保驾护航。例如广西维冠律师事务所主攻越南，天狮灵动律师事务所主攻马来西亚，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

（二）以人才培养推进专业化发展

对精通东盟小语种、擅长东盟法律规则、熟悉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服务人才进行储备和培养，对广西与东盟法律服务资源进行梳理和整合，搭建沟通渠道，组织合作与交流活动。例如广西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基地于2017年底在广西民族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力度，力求培养精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东盟国家法律适用的定向法律人才；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开设民商法和经济法方向，依托广西“东盟国家门户”的地理位置以及财经优势资源，法学和东盟商务投资学的结合，培养“精法律，国际化”的复合型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学法学人才。

（三）以创新形式推进特色化发展

积极探索信息化背景下广西法律服务的新形式，依托于中国-东盟信息港，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广西涉外法律服务模式创新，培育发展中国-东盟涉外法律服务网络平台，推动线上线下法律服务双带动，建立法律服务新常态。例如目前国内做得不错的“去东盟平台”—— ，接受客户总包委托，作为国际直接投资项目或国际贸易项目的总服务商，整合平台内优质的东盟国家律师和中国律师，组建服务团队，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法律服务，对受托事项的服务质量、服务流程、服务方案、服务时限和服务费用全面负责。借助互联网，让法律服务变得简单方便、公开透明，以创新形式提供涉外法律领域高端智库。

（四）以法治中国规范法律服务市场

广西法律服务业在中国-东盟有序运行中至关重要，必须不断提高广西法律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进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高校是培养法学之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工作者唯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公平、公正、为民、务实、清廉，做到真实的“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法律服务才能真正为市场服务。高校的教育必须注重把十九大提倡的新时代精神和法治育人贯彻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之中，使法治育人潜移默化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实现人的素质的法治化。把法律服务当作市场产业做大做强，随时为广西企业提供便捷高效廉价的法律服务，建立有责任、有信仰的法律生态系统。（作者单位为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

[项目] 本文为广西财经学院校级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6c090）

中国味高考篇五

[内容提要]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留洋的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本文认为，哲学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哲学而论，西方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但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都可以称之为哲学。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西方思想为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严格说来，中国哲学被称之为中国哲学，始于上个世纪初，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留洋中国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工作，迄今不过百年。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自始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通常我们把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三大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然而，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往前说有黑格尔，最近则有德里达。黑格尔的观点众所周知，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2]无独有偶，2001年9月访华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思想，不过他并不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3]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场的王元化先生同样举孔子为例，称《论语》只是道德箴言。当然，考虑到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当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即使不是赞扬，至少不包含贬义。

    然而无论如何，黑格尔和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中国哲学是哲学还是思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名词概念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它关系到研究中国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合法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困扰于这样的难题，是因为现在全球的学科分类、概念系统和知识架构所依照的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标准看待中国思想，中国人也只好按照西方的标准理解和疏理自己的传统。本来，说中国没有哲学，就如同说西方没有儒家、道教和四大发明一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目前全世界踏上的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是西方人开拓的，而且评价标准也是由西方人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那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侮辱，这意味着中国古老文明无论多么灿烂辉煌，毕竟没有达到比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显然，遭遇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当它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否则就应该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之。

    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本来不便乱发议论。但是作为中国人研究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便有惺惺相惜，唇亡齿寒之深切感受。所以希望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一

    “中国有没有哲学”或者“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哲学”的定义。然而，在“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普遍一致的共识，所以从哲学的定义出发来厘定中国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从不同的定义出发，可以有不同的结果。不过，哲学毕竟存在了2000多年，一致的对象和笼统的规定还是有的。我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规定哲学：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明的哲学都是哲学。但若从狭义上理解，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相对于狭义的哲学，我们可以将广义的哲学称为“思想”。就此而论，世界上所有文明最高的意识形态都是“思想”，西方思想则是“哲学”。这就是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思想”，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因而被称之为“哲学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而论，中国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就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论，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哲学”（philosophy）概念是一个外来语，来自日文对英语的翻译。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希腊人的创造，经过近代的发展，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在学科化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形成了特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体系，而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之所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简言之，我们可以笼统地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它通过理性认识把握自然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公理化系统为基本模式，以“是什么”为问题，试图以层层抽象追问最高的普遍性的方式，获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举例说，我们可以从许多枝玫瑰花中抽象出“玫瑰花”的属性，从各种各样的花中抽象出“花”的属性，再从花草树木中抽象出“植物”的属性……。按照这个思路如此类推，我们最终将抽象到最高的普遍性――“存在”，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就是追问“存在”是什么的学问。所有存在着的事物都必须以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同理，所有研究存在着的事物的科学都必须以哲学为基础。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曾经将人类所有的知识比喻为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自然哲学）是干，其他科学则是枝叶和果实。在哲学家的心目中，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人类知识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样一般地规定西方哲学难免失之偏颇，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之所以一般地称西方哲学为科学思维方式，是因为西方哲学乃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典型。由于近代以来，这种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的领域结出了硕果，以至于使哲学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科学的道路。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们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所以对形而上学科学思维方式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激烈批判，其中亦不乏矫枉过正的举动。但是，大规模批判形而上学的活动，迄今为止也不过百年。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00多年来，科学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了西方文明的血液里，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一言以蔽之，就狭义哲学而论，判断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可以视这种科学思维方式为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在西方哲学的名下有一系列“部门” 或者“分支”，例如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等等，它们之间界限分明，都有规范的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自成一学科，而中国哲学虽然不能说没有讨论过相应的问题，但的确没有这样明晰的学科规定，也相应地没有学科性的发展。例如西方哲学尤其近代哲学以来，认识论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对于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以及相应的问题进行了越来越精细的讨论。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认识论的问题，但却没有认识论――关于认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当我们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的时候，肯定会发现中国哲学不符合西方哲学的规范。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与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虽然立场和态度正好相反，但却是基于同一个根据：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换言之，两者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的。显然，如果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看，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

    然而，如果从广义的哲学即“思想”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则是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思想”。

    那么，什么是思想？

    二

    如果就哲学问题而论，不能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证明，通过科学思维方式是不可能解决哲学问题的，故而中国哲学的思路便成了一种选择，虽然这一选择也不会是唯一的选择。西方有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借鉴东方思想包括中国的道家思想，就是一例。

    我个人主张，哲学是广义的人生哲学，因为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通达自由境界的至高无上的理想，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当然，像美学（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不同体现。所以仅就终极关怀之问题而论，还不能确定中国哲学是或者不是哲学。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在于，如果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很难区分它究竟属于哪个学科领域。我们经常说，在中国思想中，不仅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在某些学者看来亦具有宗教的性质，例如称儒家思想为“儒教”，实难以西方划分学科的方式疏理清楚，一旦疏理清楚了，恐怕就不再是中国思想了。

    所以，将中国哲学称之为“中国思想”，一样需要说明理由。

    从概念上说，与“哲学”相比，“思想”不仅太过笼统，而且也面临着高低深浅的质疑。我们可以把许多东西归入“思想”之中：感觉经验、理论思维、实践理性、宗教体验、审美感受……。“思想”如同一个大口袋，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另外，一说到“思想史”，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文化变迁、社会思潮或政治思想的历史。于是，人们可能心存疑虑，如果中国哲学不叫中国哲学而叫中国思想，是不是变相地降低了中国哲学的身份和地位？这与说中国没有哲学有什么两样？就此而论，我们有必要把“思想”的含义说清楚。当然，就“思想”的概念含义而论，恐怕像哲学一样是说不清楚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围绕“思想”的身份和地位进行一番讨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此使用“思想”这个概念的时候，既不是从认识论上规定的，也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结构上说的，亦与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无关，而是一般地意指某一种文化的精神性的神韵和精髓。简言之，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明，其精神文明中的最高成就，作为文明的灵魂的东西，就是“ 思想”。显然，“思想”可以是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文化、文学、历史、宗教，其中也有哲学。不过，“思想”亦比所有的“学科”更古老、深邃和源始。为什么最是标榜创新和发展的西方哲学，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回到古希腊去汲取营养？因为“思想”是“哲学”的活水源头。

    那么，在哲学与思想之间作这一重区分，有什么意义？

    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等背景之下，人类精神在追问终极关怀之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这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则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主要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并且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贯彻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所有领域，将整个世界带上了现代化的路径。不过，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思想家们开始反思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人们逐渐意识到，哲学作为科学思维方式虽然在对自然的认识等方面产生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亦有其自身的限度。它在对于自然“祛魅”的过程中亦使精神的领域科学化了，而面对终极关怀的问题则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思想的哲学化或许正是西方哲学面临之种种问题的根源之一。哲学作为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我们将思想等同于哲学，势必使丰富多彩、奥妙无穷的精神世界在抽象化的过程中失去它的内在生命。我们可以把“思想”看作是活生生的、具有本源性的、构成性的源始境域，“哲学”则是学科化、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科学”。思想是“根”，哲学则是由此“根”而生出的“树干”之一。如果哲学能够从思想之源中汲取养分，那么就可以茁壮成长。而当哲学遗忘了它的根时，它便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譬如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分开，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中国哲学史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形式从中国思想史中疏理出来的，所以问题多多。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却又常常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将中国哲学史凌驾于中国思想史之上，于是问题就更多了。单就中国哲学而论，不仅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泾渭分明地分而治之是成问题的，而且应该确立思想史对于哲学史的本源地位。

    以上关于“思想”与“哲学”所说的，基本上关乎“思想”与“哲学”的差别。如果我们将“思想”看作是广义的哲学，则需要另有说明。我想以海德格尔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海德格尔有一篇文章叫做《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他所说的“哲学”指的是建立在科学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西方哲学，而“思”则意指对真正本源的源始境域的思想。在此，“源始”不是“原始”，并非时间意义上的古老，而是根本、根据的意思。按照海德格尔，西方哲学锻造的科学思维方式或许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其严重后果是，人被连根拔起，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因此，他主张返归主客尚未分化的源始境域，提倡一种本源之思。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的基本思路是“向上”抽象，那么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路则是“向下”回溯的。其实，西方哲学史上像海德格尔这样质疑哲学的哲学家不乏其人，例如康德。显然，我们不可能把康德和海德格尔排除在哲学之外，不仅不能排除在哲学之外，而且还视之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由此可见，把西方哲学规定为一种科学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另一方面，主张非科学思维方式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亦是伟大的哲学家，哲学因此可作广义狭义之理解。

那么，我们从什么意义上将“思想”视为广义的哲学呢？如前所述，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广义而论，这更应该看作是思想的起源。换言之，思想起源于终极关怀问题，哲学则是其中对此问题的一种回应方式。“思想”这个概念虽然笼统，但是当我们通过“思想”来体现文明的神韵和精髓，并且视之为广义的哲学的时候，就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思想”的了。“思想”既是一种认识能力，也是思维的结果，更可以看作是思想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去思想思想的对象，也就是思想的反思，而反思则带有自我意识的性质。虽然人类文明创造了许许多多光辉灿烂的伟大成就，然而只有当它能够反思自己的成就，达到思想的自觉的时候，才能说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中国有句成语道：“殊途同归”。西方的谚语则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一样都是以某种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为追求的目标，只是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罢了。如果可以将思想看作是广义的哲学，那么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就是两种不同的哲学道路，这两条道路殊途同归，目的是一个，那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当然，尽管“同归”，毕竟“殊途”。从广义上将中国思想看作是哲学，的确需要说明。

    文史哲不分虽然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但并非中国哲学所独有，在希腊哲学中就是哲学与科学不分的，甚至许多思想包含有宗教的成分。人类思想初创之时，所有的成分原本熔为一炉，学科划分乃是后来的事情。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张载的话作总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都是哲学的观念。尽管在中国思想中文史哲不分，但是思想家们对“天”、“道”、“理”、“气”、“心”等等概念范畴的思考，既不是文学的虚构，不是历史的记载，也不是宗教的教条，而是思想的探索。他们探索的领域，属于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是外在的超越还是内在的超越，总之具有超越的性质。

    如前所述，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把它们看作是哲学的对象，不过最好称之为“思想”。西方人锻造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走上了哲学的道路，这是西方思想的特点。由于关于终极关怀的哲学问题是人类精神永远在追问但却不可能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所以没有哪一种解决的方式可以终结人类精神的探索。因而，西方思想采取了科学思维方式，那只是其解决哲学问题的特殊思路，并不是唯一的思路。既然西方思想不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唯一思路，探讨这些哲学问题的中国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存在的意义，而且构成了西方哲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所以从广义上说，中国哲学当然也是哲学。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一定属于思想，但思想不一定非要采取西方哲学的形式，它完全可能走另一条路，例如中国哲学之路。

    其实，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哲学或者思想的概念含义，主要还在于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思想究竟有没有能力应对现时代的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中国哲学的内在生命力。

    三

    中国哲学经过百年来的学科研究，现在走到了十字路口。讨论中国哲学的出路，这个题目太大了，不是本文承担得了的，加之专业的限制，恐怕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我只想借此题目说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如前所引，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曾经提出了“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别。讲中国数学史，其实是“数学在中国”，因为数学不分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数学就是数学。但是讲到哲学，却有一个究竟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区别。显然，哲学不同于数学，不分中外东西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在中国的表现，中国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都属于哲学的名下，却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换言之，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由此可见，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思想，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妨将中国哲学称之为“中国思想 ”：哲学一定属于思想，但思想却不必一定采取哲学的形式。不过，中国哲学究竟应该叫做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是，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能力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哲学就没有出路。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背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几可看作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之中，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之中，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所遭遇之难题的一个缩影。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我想把问题限制在学科问题上，简单讨论三个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哲学史观。

    首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古典文献典籍，并且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思想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尽管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研究中国哲学无可厚非，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顾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强制性地将其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系统，不只会产生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且使中国哲学丧失了作为中国哲学的精髓和神韵，这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既不可能按照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路走下去，也不能继续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应该怎么做？由于专业的限制，我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方法，只想就一些原则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如果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可以说以往的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我注六经”，而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高扬主体性的时代，有人则更倾向于“六经注我”，现在看来，这种倾向难免矫枉过正之嫌。我以为，我们可以以哲学解释学为基础，通过视界交融的方式，在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不过为了防止过度的相对主义，亦即不同的视界交融产生的不同成果之间难以通约，需要采取“还原”的方法作为补充，亦即确定原初本源的境域作为“视界交融”的基础和前提。古人的学说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阐发的，我们也以孔子《论语》为例。《论语》作为孔子与其门徒对话的集锦，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他很少用大而化之的普遍理论教育学生，而是在不同的境域中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阐发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将孔子的语录还原到原初的语境中来理解，而是将其独立出来，还要追问其普遍的含义，当然不可能体会其活生生的思想意蕴。这是就某位哲学家而说的。若就更加广阔的思想环境而论，我们亦有必要采取还原的策略。当我们面对热闹非凡的20世纪哲学，冷眼观之，一定会生出一番感慨：不知50年100年后，还有几位哲学家名留青史？显然，50年后100年后我们所看到的“ 缩水”后的20世纪哲学史，可能只剩下了几位“代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那个时代，了解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仅仅关注这几位代表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再现那个时代的整体的理智氛围。当我们过分关注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将哲学思想的历史强制性地纳入了逻辑之中，殊不知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是后人完全凭逻辑推演出来的，不一定符合历史的事实。因此，为了避免以逻辑代替真实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尽量“复原”当时的历史环境，确定一种哲学思想在当时的恰当的历史地位，从而使被逻辑简化了的历史丰富起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上就具有逻辑地简化历史的危险。

    当然，我们发现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丰富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问题所在，但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彻底抛开西方哲学而另辟蹊径，回到一百多年前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注经解典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以为，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思想需要汲取外来的文化其中包括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焕发青春，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早已渗透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另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思想的确缺少西方哲学的思辨性和清晰性。所以，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将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如何纠正原样照搬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思想的不良后果，借鉴西方哲学之是长，同时不至于丧失中国思想的精髓与神韵。

    其次，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哲学之“重生”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究竟是哲学还是思想，而在于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所以，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表面上是一个学科性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探讨中国哲学绕不过去的问题。

    中国哲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向是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机，换言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学术语言，传统的文献典籍被束之高阁，研究者日益渐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需要与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学术基本上已经“西化”了，现在中国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教育，甚至汉语的语法也是根据西方语言的语法框架整理出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甚至是通过反传统文化的方式实现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如此说来，中国哲学要想走出困境，首先就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

    简言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能理解为“西化”，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化。中国哲学百年来最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以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原因、目的和标准，集中于一点，就是看它是否能够积极地、建设性地并且有其独到之处地回应现时代的现实问题。在当今世界全面展开了现代化全球化之际，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原则：全球化并不是要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化”为一种文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为各式各样的文明相互之间展开交流融合提供的一个大平台。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其一美其名曰“返璞归真”，回溯到中国哲学的本源，去寻找治疗现代文化之疾病的灵丹妙药。其二为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用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具有一定亲和性的东西弥补其缺陷。其三则是解释学的方式：关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视界交融”，所谓创造性的转化。我以为，这第三种方式比较合理。在现代化乃至全球化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今天，文化保守主义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有科技社会的异化现象，就要求退回到被理想化了的过去，那是因噎废食，既于理不通，亦难产生现实意义。看到现代文明缺少什么，就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点儿补丁缝缝补补，更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解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或者确立现代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或者根基，也就是所谓一种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文明植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现代化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证明中国哲学对于解决现代文明之难题所具有的意义。如果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毫无现实意义，那不过是将中国哲学当作死古董来研究，也用不着讨论合法性的问题了。

    我们可能会问，一种古典哲学如何对现代文化的难题具有现实意义？且不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底色”，中国文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彻底西化，因而中国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亦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灵魂。实际上任何时代的哲学都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哲学史观。

    第三，重新审视我们的哲学史观。我们的哲学史观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束缚，惯于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盖棺论定，似乎这就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深受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的影响，把哲学史看作一种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线性进化过程，似乎越是后来的哲学一定比在先的哲学更接近真理。这种哲学史观的负面影响，决不亚于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后果。就此而论，我想引入一种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不同的哲学史观。

    哲学――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就其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而论，它的问题境域具有无限的开放性的特点，因而不存在终极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一种哲学思想，例如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我们面对同样的哲学问题而可以采取的一种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思想无论多么古老，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意义，甚至可以说其现实性恰恰体现在历史性之中。这就是说，如何思想都不会因为成为历史而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研究古典哲学的时候，古人的思想就在我们的思想中“复活”了，而这种“复活”并非简单地“复古”。由于我们与古人面对的是同样或者类似的哲学问题，他们的思想就成了我们的哲学思考的必经之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选择和开拓新的道路。因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找和确定中国哲学面对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对的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将有史以来所有的哲学思想都纳入我们的选择范围之中。这样一来，我们才能辨别清楚中国哲学中的“死东西”和“活东西 ”，重新塑造中华文明的灵魂。

    总而言之，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论，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审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问题十分复杂，但我们也不是没有有利条件：我们同时面对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各式各样的学说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广泛的选择余地。当然，难题也就在这里了：在没有路的世界上作开路先锋是异常艰难的，但路如果太多了也会使我们无所适从。

    海德格尔在一次与一位日本学者对话时，对日本学者试图求助于欧洲美学思想来找到一些必要的概念把握日本的艺术，表示不以为然，他并不认为缺少规范和确定性是东方语言的缺陷。海德格尔担忧引入欧洲美学概念的结果是：“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去了”。[4]虽然海德格尔谈的是艺术，但是考虑到他试图以诗化思想取代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可以说讨论的也是哲学。如其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家，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家。不论哪一种声音都在应和天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声音。我以为，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有太多的不可通约之处，强使中国哲学发出西方哲学的声音，或者迫使西方哲学说中国哲学的话，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尽管不同的哲学之间不可通约，但是彼此相互之间的交流而且由此交流产生创造性的成果，却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亦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我想再做一点说明。如前所述，“中国哲学”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哲学，即中国古典哲学；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当然首先是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的，但并非与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关系。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吸取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尽量恢复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再现其源始的原生态，那么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哲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在前者的基础上，融汇人类所有的精神文明，开创崭新的未来。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标应该是成就中国（现代）哲学，其实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39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120页，三联书店1956年。

    [3] 陆扬：《中国有哲学吗？――德里达在上海》。《文艺报》2001年12月4日。

    [4]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7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中国味高考篇六

2019年年底，有一款“胃口很大”的龙齿鞋初次踏入人们的视野。它用鞋底部位生长着的两排鳞次栉比的牙齿，咀嚼过东方的绳结文化和草编工艺，也品尝过西方的海盗传统和帆船历史，最终以“方遇春深，龙齿时变”的生物进化情怀，正式进驻这个春天。

龙齿鞋的出现，仿佛史前动物空降在现代博物馆，一反近年来借助完整的龙图腾作为设计元素的潮流，转而将中国龙的威严形象拆解开来，挑选柔软口腔中的牙齿作为吞食历史文明最有趣的器官，加以人造皮革和反光织物等现代特色设计，最终以锯齿状的锋利龙齿代替了褶皱起伏的鞋底部分，成为一种穿着历史便可即刻活力行走的霸气鞋款。

这个“中国风进化论”系列的青年先锋设计师名叫陈安琪，是一名来自深圳的“90后”女孩。她毕业于世界四大时装设计学院之一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在别出心裁的婚礼主题毕业设计作品被多个知名国外媒体报道后，她毅然选择了回国创立自己的个人独立设计师品牌。至今，成衣设计系列已经进驻全球六十多个知名的零售渠道，成为眼下最受欢迎的年轻品牌之一。2016年，陈安琪荣登福布斯“30 under 30”成功青年俊杰榜单。

这位国际设计舞台上新晋的“龙公主”，父亲曾是一名喜欢探究颜色组合的色彩工程师，因而色彩就成为陈安琪体内一种独特的dna。在陈安琪的设计作品中，她使用材料的方式永远都是那么离经叛道，个性挥洒。她会收集众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原料，比如咖啡袋、金属、鱼线、羊毛等，将它们肆意地混合在一起，手工织出叛逆新鲜的新面料，再为每件时装缝制一个特殊的创意体积，塞满各种古典民俗的想象、张扬浓烈的色块、现实关注的元素，最后盖上西方浪漫主义的印戳，俨然成为中国原创设计暗夜中的一盏霓虹灯，照亮了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创造。

2020年1月开播的一档欧美时尚竞技综艺《next in fashion》里，陈安琪作为唯一的中国面孔，单枪匹马地和全球多位知名设计师同台竞技。她古灵精怪地把服装设计台变成了热气腾腾的色彩实验室，甚至别出心裁地让化学原料在成衣上大放异彩，令观众和评委们叹为观止，最终成功闯入前四名。

在对牛仔布进行旧织物改造的个人赛里，陈安琪回忆起了传统的西藏赛马节使用的服饰，古老宽大的牛仔布以悬垂结构为载体。她将这个渊源极深的少数民族设计平移到自己的时装概念上，然后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喷漆和漂白的化学实验。这种漂白技术风险极大，她以前从未尝试过，很有可能会毁掉所有的布料，导致前功尽弃，浪费比赛时间。但陈安琪不愿舒适地将就，坚持要做突破传统的事。她享受操纵涂料的自由感和未知感，想要星星点点的霓虹彩漆闪烁在斗篷上的那种生动有力的效果。为了实现难度极大的创意理念，她几乎将整个比赛场地变成了“氯水游泳池”，漂白剂肆意喷洒在数条蕾丝和牛仔布上，结果竟然如她所料，创造出了新鲜而特别的时装样式。在赛后的t台秀上，这套古典和浪漫相拥的造型得到了一致好评。

而在随性自由的街头服饰设计中，陈安琪也充分展开了“造物之翼”。她抛弃了这类服装原有的休闲清淡风，将社会现实元素和高级时装感混搭起来，挖掘出了关于济州岛的女潜水员，即“海女”这个鲜少有人触碰到的朴实群体，并以她们作为设计的原型，将她们出水时披风衣的惯用动作挪移到自己的创意里，设计出了降落伞材质裙装，代替她们潜水时所穿的普通塑料雨衣，从而将“海女”这个古老的职业群体搬进国际场所，搬进观众的视野里，为更多人所了解。陈安琪的新鲜创意层出不窮，她将花边材料组合成层层叠叠的睡莲结构，像莫奈的画一样自然美丽;将运动装设计为20世纪70年代舞蹈者的风格，给裙装平添了许多阅历;抓住家乡的灵感投射在自己的衣服设计上，把凤凰城绘制成插画，设计为快乐的思乡时装。她设计的服装所传递的社会价值，从来都不会被掩盖，而是以改头换貌后仍存着的敬畏本质面对受众。

陈安琪说：“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生产大国，而被忽略的其实是我们也有很好的设计。”陈安琪在国际舞台上的绽放，正是她所代表的中国年轻一代设计力量，对“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最好证明。

中国味高考篇七

《舌尖上的中国》里有这么一句话“中国人对食物的感情多半是思乡，是怀旧，是留恋童年的味道。”陈晓卿在《至味在人间》中更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都有一扇门，而钥匙正是童年时期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哪里，或许那扇门早已残破不堪，但门上的密码仍然紧闭着，等待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离家久了，客居他國，是很容易产生乡愁的。故乡的美食、童年的味觉、中国的味道永远是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忘却的记忆。

中国之味博大而精深，上映着的《家乡菜 中国味》中以留在人们记忆中深处的味道为切入口，用一道道美味佳肴和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小故事，展现了“家乡菜”不仅仅是故乡的精神寄托，更是“乡愁之味、人间之味、中国之味”。汪曾祺先生曾用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市井生活，在浓郁烟火之气里勾勒出一个“有味道”的中国。

我不知道是否每个出国旅游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同身受———每到一个国家，都喜欢品尝当地的特色美味，但是三天后，就会想念中餐，想念家乡的味道。同时，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原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全球22个国家，连续6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55%海外受访者认为，中餐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尤其是发达国家和36岁以上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中餐作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因此，地道中国味，既是每一个出国旅游或旅居海外同胞的味蕾最爱，也是广大外国友人最爱的味道之一。

据统计，海外中餐厅有55万家左右，从业人员超过千万，但在行业竞争力中尚处于劣势地位。为了提升海外中餐水平，满足海外同胞和外国友人对中餐的需求，2014年，作为“海外惠侨工程”八大计划之一，国侨办推出“中餐繁荣计划”，秉持“以食为本、以食为缘、以食为媒、以食为桥”的建设理念，2016年1月16日，第一个“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基地”正式落户扬州大学。从而为“本味”中餐“走出去”搭建了新的平台，在满足千万海外同胞“中国味”“中国胃”的同时，也用中餐打造了中国形象，传播了中国文化。除此之外，中餐繁荣基地参与的“欢乐春节———行走的年夜饭”活动，在新春佳节之际，一道道“中国味道”安抚着海外同胞思乡的愁绪，实现了团圆的企盼，也成为了推广和弘扬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战“疫”中，海外同胞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时刻牵动着祖国亲人的心。国内各地同胞在纷纷通过各种形式来传递家乡关爱的同时，还不忘通过一道道家乡的菜肴来满足味蕾、慰藉心灵。如“亲情中华·魅力江苏”推出的“烹然心动家乡味，宅家抗疫有新招———药食同源、健康生活系列菜品”、来自扬州的“家味道”、中餐繁荣基地的“24节气养生菜肴”等等，尽显了海内外同胞“一家亲”的浓浓深情。

（作者系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院长、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基地（扬州）主任、中国淮扬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