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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亚瑟。史密斯说,在中国本来有非常多的官道,这些官道作为重要的交通,联系着中国的很多城市和乡村,但是亚瑟。史密斯看到中国的这些官道全都是破烂不安,官道不仅仅没有成为交通便利的工具,反而阻碍了交通,因为官道确实非常破烂。亚瑟。史密斯不解地说,假如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官道被破坏,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清朝建国之后一直到1872年,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这些官道也并没有被修复,这就只能说明,中国人确实缺少公共意识。
不要说道路没有人管,连城墙也没有人管,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城墙的墙砖抠下来拿回家,或者是盖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垒猪圈。他甚至举了一个更加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某港口有一个外国人的墓地,因为没有人看管,结果墓地的砖同样被中国人一块一块搬回了家。所以,他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公共”二字为何物。
不仅举出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政治故事。亚瑟-史密斯在中国的时候,正好清朝的道光皇帝驾崩,这帮外国人就特别想知道,道光皇帝驾崩之后谁来接他的位子。当时道光皇帝有三个儿子,到底是大儿子接呢,还是其他的两个儿子接,他们非常想知道中国人的看法。于是,亚瑟-史密斯和他的几个外国朋友,就到了中国的茶馆里,试图和中国人聊一聊皇位继承的事。
结果,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理这一茬,直到最后,一个年长的中国人走到他们面前,拍着亚瑟-史密斯的肩膀说,哎呦老外啊,你们还真是无聊,讨论什么皇帝继承的事情!那是大臣们管的,我们根本管不着,我们就管我们的事。你看,你们总在那儿聊皇帝继位的事情,茶也凉了嘛,饼也没得吃了吧,所以呀,该干嘛干嘛去,别管这些闲事。
亚瑟-史密斯通过讲这类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看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缺乏公共意识呢?恐怕还真是像亚瑟-史密斯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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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则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则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深层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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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观众脱鞋脱袜、赤膊坦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近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对于中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
“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一般的国外餐馆,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再看国内,很高档、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里面也吵得不得了。”
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警。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的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相关人士表示,将用三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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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堂、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
“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晓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个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背景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色手套ide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的很开,拼命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