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标杆、代表着中国大学改革方向的双子星座，清华和北大短时间内先后发出教授“抗拒招生体制”的声音，可能表明僵化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已经到了改革的临界点———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教授们，已经不能容忍一个如此僵化、蒙昧的招生体制束缚着自我传道理想的伸张。这种“不服从”隐含的一种价值判断：教授要启人类之蒙昧，必先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在一个转型的国度里，教育行政之蒙昧不除，启蒙大众也就很难完成。辞职也罢，罢招也罢，都是教授与现行招生体制的一种博弈姿态。

　　说到教授的责任，很多人立即想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界定，认为教授对于社会的责任就是“启蒙大众”，肩负着传授知识文化和传播道德理想的责任，塑造知性人格和公民人格；是知识的积累者，为当代社会发展丰富与积累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人超越前人奠定基础和备足后劲等等。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应肩负一种甚至比这些责任更重要的“元责任”———“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自下而上地革僵化教育体制的命。

　　所以将其放到“元责任”的位置上，在于我们特殊的国情：在现有高教系统中，教育行政的主宰色彩还相当浓厚，许多制度还带着鲜明的行政指令色彩，不尊重教育规律，不尊重教授自治，不尊重大学独立。从招生体制到教师考核体制，从考试体制到大学评估，无不打着各种僵化指令的烙印。

　　确实，教授的本职工作是“传承知识，启蒙大众”，可是，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如何传承？以何启蒙？手被僵化的考核体制束缚着，僵化的招生体制下招不到心仪的学生，“传承与启蒙”大打折扣甚至扭曲了方向———如此，为了“传承与启蒙”的健康，必须先促进体制的变革———清华陈丹青与北大贺卫方的“不合作”之举是“向上启蒙”的一种方式吧。

　　期待更多的教授能告别做“沉默的羔羊”，告别“私下的抱怨”，站到公共平台上，推动这种“不合作”的启蒙，给既有的教育行政与体制以持续的刺激，敦促其改革。 （作者东方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