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学术批评网站发出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信中表示对法学院招考研究生中存在的制度缺欠表示不满,同时他还认为自己的看法代表“绝大多数”教师对制度的不满,自己在“做了很多很多努力”仍然无效的情况下,做出罢招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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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则新闻让我想起不久前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因不满博士招生外语和政治成绩卡住有天赋的学生而愤然辞职的风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代表中国教育最高水准和改革方向的院校,先后出现对研究生体制改革的呼声,这不得不让我们对现存教育体制进行深刻反思。
贺教授在声明中认为现有的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存在两个弊端:其一,考试专业课两张综合卷涵盖了多达十门功课,严重削弱了考试中的专业倾向;其二,大量的免试生、保送生选拔存在问题,减少了公平竞争。
其实上述情况不仅仅存在于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在我国教育界,大部分高校的很多专业都是这样录取研究生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拥有一个本科文凭在很多领域都已经不在吃香了,于是近年来考研人数急剧上升。据统计,今年全国共有117万余人参加研究生考试,用百万大军过独木桥来形容并不过分。而我国现有研究生教育资源的稀缺则导致这种竞争的加剧。但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声明不招生,这样的举动无疑会给各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试想,连北大的教授都不招研究生了,那其他一些没有这么大名气的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到社会上多少会受到用人单位对其质量的质疑。
也许贺教授是本着做学问的态度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确实,每一个真正的导师都希望学生是自己学术生命的延伸,是对自己学术的发扬、光大。这也是对学术负责的表现。为此,他的做法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但是光是停招就能解决问题吗?或者像陈丹青教授那样愤然走人。这两种做法的结果一是使一些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才得不到更好的研究生教育,二是使得优秀导师的流失,从而令我们本来就已稀缺的教育资源“更上一层楼”。两种结果都能破坏学校的正常教学管理秩序进而导致人才的流失。
因此依本人看法,这两种道路都走不通,我们要检查自己的教育体制就应该从现在的大学学位制来“动刀”。众所周知,我国的大学教育属于“严进宽出”型。学生只要考上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的几率就很大,因此在完成升学考试后的学习阶段多少有点放松。而在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则是实行“宽进严出”,这样学生在学校里读书就不得不刻苦用功学习,专于学术研究。我们的体制能否向这些国家学习。通过这样的改革使学生在校期间能真正的做点学问。我们最后要做到的是如何教育学生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讨论招什么样的学生上。
研究生教育是对一个国家、社会在理论发展上有前瞻性和先导作用的。我们不能光靠停招来解决问题。培养什么性质的人才和找什么样的人才来培养都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人所要深思的。因此本人呼吁教育部门能向发达国家学习,实行“宽进严出”的体制,这样既能使大部分人得到大学教育,也能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一些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