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发《部分地方院校成为考研基地？》(以下简称《考研基地？》)这组报道时，本报的记者和编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组报道会引发一场教育大讨论：文章10月11日见报以来的20多天时间里，普通的大学生、研究生，名校的教授、博导，以及许纪霖、邓正来等知
名学者，都通过各种渠道———在门户网站的留言板上，在世纪中国等网站的论坛上，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讨论的内容也一步步深入，从最初争议地方院校考研率高是不是就是应试教育，到分析高等教育的种种问题。

　是在歧视“地方院校”？

　　在这场讨论中，《中国青年报》和撰文批评考研基地把本科教育应试化的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首先被打上了歧视“地方院校”的烙印，卷入了舆论漩涡。“为什么社会总是不肯把公平的机会给弱者？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会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想到得到的却是鄙夷和嘲讽。他们现在一定在流泪，是辛酸的泪。”有人表示不解。

　　以上文字摘自中青在线网友的评论，代表了不少网友和读者对《考研基地？》一组报道的批评和质疑。

　　也有这样的观点：“对于中青报的文章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认可的，作为一个记者，他尽可能将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读者，这就足够了，是非曲直由读者自己评价。”

　　相比部分情绪化的网友，曲阜师大的学生在参与讨论时，却并没有使用歧视或偏见等词，而是希望“将目前的讨论引向深入”。报道发表至今，曲阜师大校方并没有向记者提出异议，该校党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还向记者表示了“感谢”，认为抓住了一个“值得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10月19日，该校的网页上贴出了以“考研·素质·成才”为主题的征文启事，启事希望全校师生一起思考：“圣地学府如何定位自己的发展？高考研率就一定等于低素质，就一定表明学生知识面窄、缺乏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差吗？如何彰显办学特色，定位我们的学风、教风、校风？”

　　拔出萝卜带出泥：《考研基地？》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天定教授仔细地读了《考研基地？》这组报道。“没有对地方院校的歧视。”这位从事媒介伦理研究的青年学者很肯定地说，人天然具有同情弱者的倾向，将讨论定位于歧视，就很巧妙地把矛头转移了。

　　“拔出萝卜带出泥”，在王天定看来，《考研基地？》一文系统地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因而有必要进行追问和反思：教育管理部门将考研率作为衡量高校竞争力的一个指标，本身就有问题，今后能否让社会中介机构来评估一所高校的办学水平？我们的教育管理理念能否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能否建立起一套引导高校培养高质量、全面发展的人才的科学制度？把考研作为惟一出路，其祸根是从何时埋下的，为什么会出现一批围绕考研办学的高校？

　　近几年，每到研究生考试报名结束，媒体都要公布报考人数位居前十位的高校名单。报考人数似乎成了体现高校实力和吸引力的标志之一。“一些重点大学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报考，专业题出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死，这在一些文科专业中体现得很明显，考查的主要是背书能力和应试能力。”王天定说，“研究生招生制度存在问题。”

　　考研变高考的根源在于学历变成了极其重要的“教育利益”

　　“网络上的讨论纠缠在是否存在歧视问题上，看起来很热闹，但这是一个被道德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问题”，电话那头的许纪霖教授不断地咳嗽，他反复向记者强调这一点。“你的报道，我的评论，只要读者不是怀着某种偏见，可以看出来，完全不是针对考生的身份，也不是针对广大的地方院校，而是针对一些考研基地误导学生的大学教育应试化。”

　　华东师大历史系的这位教授继续说：“现在的讨论方向走偏了，被引向了所谓身份歧视问题，而遮蔽了问题背后的制度性设置。为考研基地的应试化教育及其后果辩护，看起来似乎‘政治正确’，但无助于解决问题。”

　　他认为，讨论应该转向制度层面这一最核心的问题。“如果说有歧视的话，也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国家对教育的关注和投资向少数名校倾斜，而忽视了广大的基层院校。另一方面，以是否考上研究生来衡量大学教育的成败，正是对基层院校和其学生本身价值的最大歧视。”

　　“研究生导师并没有歧视来自考研基地的考生们，他们按照现行的统一录取标准大量录取他们。但这一录取标准是有利于应试教育的。比如政治在总分中占非常大的权重，可应考主要靠死记硬背。应试教育表面上为学生提供了形式上的公正，实际上造成了知识能力上的实质不公正。”许纪霖说，对于学生通过考研改变命运的行为，他十分理解和尊重，但痛惜的是，“考研基地的不少学生完全被应试教育扭曲了，成了真正的受伤害者和知识能力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代价，来补上应试教育带给他们的知识空白。”

　　针对《考研基地？》这一组报道所反映的问题，许纪霖在10月15日发出第一声追问：《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此文发表后，在网上引来骂声一片，有人批评他对考研基地出身的学生有“虚妄的优越感与偏见”。

　　但他“不担心看法被误解”，随后，在10月23日，许纪霖第二次追问：《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他在文中指出：大家都批评和痛恨应试教育，为什么这种人人都认为不合理的制度，能够存在下去，并且继续蔓延？

　　在分析中，许纪霖认为，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基层的院校缺乏自身的价值，缺乏自主性，成了依附于重点高校的升学预备学校。

　　基层院校—地方高校—211高校—重点大学—985高校—欧美大学，这一等级性教育网络形成了诱惑学生们往上爬的阶梯。“于是，千军万马考研、考托福，应试教育遍地开花，‘新东方’与‘考研基地’比翼齐飞。”

　　让许纪霖真正忧虑的，是高等教育沙漠化的来临。“假如不改变应试化的教育现状，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

　　在许纪霖教授观点的基础上，10月27日，吉林大学教授邓正来在《南方都市报》上撰文，把对“考研变高考”的制度性逼问又往深推进了一层。

　　他认为，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相应的学历等级能获得相应的各种利益，使得学历本身也转变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教育利益”。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并不是完全为了追求学问的学生，在拚命忍受着那种无甚意义的“复习”，也要在学历的阶梯上攀登了。 (记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