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过去10年,我国研究生数量大幅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让这些高学历人才也开始饱受争议,对研究生教育的负面评价层出不穷。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四次工作会议上,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侯建国说,“目前,国内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并称这种教育模式威胁到研究生创新能力。

　　所谓“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是指现在的研究生教育过于着重书本灌输、分数和应试,而忽视了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激发。不过,说实话,我国的教育体制对创造力的扼杀,其实早从幼儿园教育就已经开始了;至于中学教育,高中只有两年是在学习新知识,而有整整一年是用于复习旧知识;本科4年基本上是上大课,创新能力最需要的讨论班形式少之又少,从而学生书本知识掌握不少,但创造力贫乏。教育的本意应是开发学生自身的潜力,我们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是试图要灌输给学生一些有用或没用的知识,背手听课,死记硬背、分数划线,都是为了灌输的方便。在这样“高等教育工具化”的机制里,所谓“创造力”反而是一个妨碍灌输顺利进行的障碍。

　　研究生教育体制也是按这个路子下来的,其主要功能也是灌输知识,听课记笔记、考试这一套。工具化的思路导致学生只重技能,思维方式单一,影响创造能力的开发。不仅如此,在这种“工具化”的教学中,教师只成为一个知识的传声筒和教学大纲的执行者。在教育者的创造力被扼杀的情况下,被教育者又有什么创造力可言呢?

　　不过平心而论,90年代以前的研究生人数很少(90年代中期,全国在校研究生数量才不过三万多人),课程也不多,倒是和导师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学业压力、就业压力都不大,基本上还是保证了学术研究创新所必需的宽松的环境。但这几年随着扩招规模的一再扩大,1998年全国招收7万研究生,2001年达到16万,2005年则达到惊人的30万-35万,2006年全国硕士生招生报考人数更达到127.5万!在这样的学生数量压力下,人均教育资源占有率开始急剧下降。学校没有能力保证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到“大学”教育,而又不愿放弃扩招带来的好处,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充满个性化的高等教育变成批量化、模式化的大机器生产,把压力传递给研究生本人。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它可以有效地缓解由于扩招而带来的教师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经验不足等等问题。于是就有上海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三年没上过一次小课的经历。至于那些三年制改为两年制的学校,学生的课程被压得更是密集,如广州一所著名高校,研究生基本上没有二十人以下的课堂,选课人数少的课还会被砍掉。

　　研究生宽松的环境被挤压殆尽的结果是人才培养的质量下降、创新能力的降低,学生老师辛苦三年所创造的人力资本价值并不大,甚至比不上社会实践所带来的价值,这就是所谓“文凭贬值”。而对整个社会来讲,所谓文凭贬值、“硕士生不值钱”,其实质就是个体人力资本的贬值。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主体,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公认的人力资本的核心,则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所不能提供的创新能力。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令人震惊的结果:不久前社科院公布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中国人才国际竞争力仅相当于美国的48%,相当于日本的62%和德国的75%,总体差距明显。个体和整体人才竞争力的下降意味着我国发展前景堪忧。

　　研究生教育、乃至本科和基础教育如何突破“工具化”的教育模式,提供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提升人才竞争力、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关键所在。而目前争议极大、高不成、低不就的研究生教育最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定位问题:是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还是进行高级职业培训?如果定位是前者,就要改革我国目前这种不及格的博士、硕士培养体制,强调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创新,而不是强调管理和标准化;如果定位是后者,那么当前大多数研究生专业根本不具备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招生资格,必须要进行实用导向的专业改革。当然,两者的前提都是要先停止扩招,停止这种损害人才竞争力建设的资源浪费、人才浪费。(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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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本溯源,扩招和浮躁只是表象,它们的背后隐匿着大学衙门化这一操盘手。何谓大学衙门化?即,权力主导一切,大学的组织序列由行政权力来划分。校长的产生类似于行政官员的任命,因此校长要对上负责;大学成了行政机构,本该占主导的教师须仰行政领导的鼻息。人大教授顾海兵曾说过,我国校长对应的级别是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等,此言不虚,据悉,我国目前已经确立了31所大学“副部级”的行政级别。教师与行政员工地位颠倒,贻害最深的只能是学子。

　　国内的研究生体制亟待改革,但核心应该是研究体制变革而不是急于向学生收费。我国目前科研力量的70%-80%,都在国家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里,绝大部分科研经费和项目也来自国家,是典型的国家本位和权力本位。结果就像著名学者丘成桐教授所言“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而“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

　　只有彻底改革科研领域的国家体制和权力本位,建立对研究成果彻底负责的体制,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和研究生教育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