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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制度优势篇一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精神，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推进绿色发展，通过抓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切实改善全乡河道水环境质量，加快推进河道整治力度，为全乡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群众创造出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二、目标任务
（一）认真落实全乡河道“河长制”管理制度。
（二）年底前全乡70%水环境功能区达到标准要求。
（三）辖区河道做到“水质达标、河面清洁、河岸绿化”。
（四）建立辖区河道长效管理机制。
三、工作范围 *****河、****河
四、工作要求
（一）建立河道管理责任体系。按照“以块为主、属地负责”的管理责任体系，对全乡河道落实河长制管理，乡人民政府为河长制管理责任单位，由乡党委书记担任总河长，乡领导担任乡河长。严格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管理工作责任制，各河长制管理责任单位要认真履行相关的河道管理职责，加强相互间的沟通、支持和配合，积极主动协调上及河道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切实保证河道的管理人（河长）、责任人、责任单位、管理制度“四落实”。
（二）明确河道管理责任内容。河道管理的主要责任内容：一是保证辖区河流水环境质量达到功能区标准要求；二是做好河道的疏通整治；三是加强河岸的卫生保洁；四是开展沿河道两岸餐饮业以及屠宰、养殖行业的整治；五是规范整治河道两侧非雨水排污口，做到全收集、全处理；六是加大河道两侧的生态绿化，改善生态环境。
（三）形成全社会参与河道管理的工作合力。一是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对河道管理及整治工作开展重点宣传，推广经验，树立典型。对群众不满意，工作推进慢，措施不得力的单位要进行曝光。二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在辖区“河长制”督查考核中，注重向河道所在地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让人民群众参与河道河长制工作测评，以人民群众满意程度作为检验河道管理工作乘此奥的重要衡量标准。三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参与作用。通过多举措、多形式、多层面的宣传发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河长制管理，在河道管理和保护中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五、为进一步明确责任，切实落实河长制，对河道管理的职责分工如下：
（一）保证辖区河流水环境质量达到功能区标准要求。
责任单位：乡河长办
（二）做好河道的疏通整治。
责任单位：乡水管站
（三）加强河岸的卫生保洁。
责任单位：乡清洁办
（四）开展沿河道两岸餐饮业以及屠宰、养殖行业的整治。
责任单位：市场管理分局及兽医站
（五）规范整治河道两侧非雨水排污口，做到全收集、全处理。
责任单位：乡村规所
（六）加大河道两侧的生态绿化，改善生态环境。
责任单位：乡林管站
六、考核制度
（一）考核工作机制。乡政府组织对相关责任部门河道河长制落实及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同时纳入政府对责任部门年度目标考核、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目标考核。
1.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河长制。由村委主要领导担任河长，成立长期管理工作组织，明确工作计划、整治方案和长效管理措施，由河长负总责，建立并落实“以块为主、属地负责” 的工作责任制，辖区内每一条河有专职责任人，并建立相应的工作台帐。
2.加强管理，落实措施，确保完成各项河道管理任务。通过实施辖区河道垃圾清运、排污口封堵、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卫生保洁、生态绿化、拆除违章搭建等工作，改善辖区河道水环境质量及周边生态环境。
3.加强河道管理宣传。各责任单位应加大对河道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即使通报实施河道疏通、排污口整治、水环境质量和长效管理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提高群众知晓率，逐步调动群众水环境保护的意识，积极参与到河道管理工作中来，打造河长制升级版，为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而努力。
河长制制度优势篇二
;从2020年初开始，来势汹汹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给各个国家的政治治理、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和重大损失，截至6月19日，全球单日新增14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38万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在应对这场疫情“大考”中表现的出来的制度优势、大国担当，也必将为世界历史铭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优势始终是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党的领导这个显著优势，被革命、建设和改革所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历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在困难和灾难面前的“主心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显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再次彰显了党的领导的伟大力量。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我们迅速调集340多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务人员，星夜驰援、奔赴一线；
★我们迅速组织19个省份对口支援疫情严重地区，倾尽全力、不胜不退；
★我们迅速动员14亿人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筑起严密防线……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由衷感叹：“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的样子，不仅是超大规模、庞大的组织体系，更是共产党人的大胸怀、大担当、大格局、大能量。正是得益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困难挑战面前一次次将“不可能”变成“一定能”；
正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次次充分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重大战略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工程建设、重大灾害防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何要“集中力量”？集中力量，才能保证重点；
集中资源，才能实现突破。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资源总是有限的。哪些矛盾和问题优先解决，需要统筹规划；
如何确定发展重点、次序，必须合理安排。
上下同欲者胜。此次疫情，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在数千台工程机械轰鸣中，在10天之间便建成投入使用；
疫情防控所有紧缺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度，企业、政府、银行等诸多部门单位迅速“拧成一股绳”；
集中力量救治患者，确保应收尽收、精准救治；
集中力量外防输入，确保交通检疫“滴水不漏”；
集中力量内防扩散，确保社区防线织牢织密……从人员物资调配、交通运输管理到社会秩序维护，从城市社区、乡村网格化管理，到对每一户家庭的发动引导，方方面面的人力、物力等被调动起来，动力澎湃。难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作出这样的评价，“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疫情下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最硬核的展现。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立场。
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否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关键取决于这一制度安排能否充分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能否善于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是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攻克险阻、取得胜利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一直以来，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和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获得人民认同拥护而具有生命力的动力源泉。
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一个重要指标。举国动员，全民参与，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正是我国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的社会合力。究其原因，至为重要的就是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民主集中制。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等大都由国家和集体来支配，这就为国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资源和力量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有利于统一意志、强化共识，保持政令畅通，使党和政府决策部署得到迅速有效地贯彻执行。
在不断总结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实践经验基础上，我国已创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治理体系，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在防控疫情过程中，这一制度优势把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迅速动员组织起来，形成统一指挥、按需配置、协同合作的防控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依法治国，把国家和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法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完善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思想，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基础性、关键性的法律法规，使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
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党和国家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发布的各种信息报告、推出的各种防控举措，都是于法有据、有章可循的，从而使疫情防控工作更加精准科学、更加有力有序。
人民军队为抗击疫情提供强力支撑，保证国家安全稳定，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独特优势。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人民军队不但为抗击疫情提供强大的人力和科技支撑，更保证着国家安全稳定，随时准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疫情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一声令下，全军4000多名医护人员火速驰援武汉，接管火神山医院，不但圆满完成医疗救治任务，而且实现“打胜仗、零感染”。军队的科研机构加紧开展对疫苗的科研攻关，驻鄂部队也组成运力支援队保障物资运输。与此同时，全军部队坚持抗疫不误战斗力，始终保持正规训练生活秩序和良好战备状态，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跨区机动，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海有关海域开展训练。
河长制制度优势篇三
因地制宜、依靠制度，就能在创造性落实河长制中不断提升河湖治理水平。
湖泊的问题表现在水里，根子却在岸上。太湖横跨江浙两省，入湖河流众多，附近产业集聚、人口密集，水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有鉴于此，无锡自2007年出台河长制管理办法，到2010年，全市5635条河(湖、库、荡、氿)都有了河长;在管理太湖水域3/4、拥有172公里湖堤的苏州，2014年起全面推行河长制，明确河湖管理的责任、开展入湖河道水岸同治攻坚行动;江浙两地还建立太湖湖长协商协作机制，成立国内首个跨省湖泊湖长高层次议事协调平台……随着河长制的建立、完善，破解难题有了抓手，制度效能不断释放。制度创新推动治理升级，让一湖清水“镇守”美丽江南。
制度发力，巡河才有动力。在苏州采访，碰巧赶上杨林塘市级河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东巡河。上次巡河发现支流北孝仁塘污水管道渗漏、沙溪镇附近无证码头阻塞河道等问题，这一次他驱车直奔问题点位，对照“一事一办”清单挨个查看整改情况，带着水利、环保、交通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奔着问题去、带着解决方案来，河长巡河催生看得见的治理成效。如何巩固成效?说到底还得靠长效机制。从苏州为18名市级河长一对一配备河道主管、完善河长制的工作链条，到无锡创新建立片长制、流域长制、提高治水的系统化水平，再到有的区县推行河长履职保证金制度……因地制宜、依靠制度，就能在创造性落实河长制中不断提升河湖治理水平。
制度精细，治河才有效力。“水质污染严重、一到夏天臭气熏人。”在无锡锡山区厚桥街道，以前提起谢埭荡村中心河，当地人直摇头。如今和街道办副主任、镇级河长汪苏湘一起巡河，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风景。拨开水草，上下游4台监测设备全天候掌握水质情况，后台数据一目了然;走近河道，每一个排污口都有身份编码，出现问题一查就准。通过动态监测，找到管网渗漏、雨污混流和居民生活排水这三大病根，制定“一河一策”治理方案，仅仅4个月的努力，这条困扰当地的河流就实现了从ⅴ类水到ⅲ类水的转变。着眼于“精准”、落实于“精准”，可谓确保河长制治理精度的关键。
制度刚硬，护河才有执行力。沿太浦河行走，河边复垦土地种上了小麦，刚刚拆掉的化工仓库、石材加工企业废料正在清运。谈及整治太浦河沿岸散乱污企业，平望镇副镇长说，为了护好一江清水，“再难也要推进”。在太湖采访，还有一个细节常被提起：拆除太湖水域4.5万亩围网养殖时阻力不小，太湖区级河长、吴江区区长李铭连续4天工作在一线，直到全部拆除完毕才回家休息。河长不是空头衔，增强制度刚性，方能激起守水有责、守水尽责的担当。
生活在太湖沿岸的80后企业家姚峰，主动申请当上了民间河长。现在，每天沿湖走一走已成他的习惯。在太湖，巡河的动力不断激发、治河的效力不断凸显、护河的合力日益汇聚，河长制的制度优势正激荡着太湖治理的崭新气象。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17日 05 版)
河长制制度优势篇四
;上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
时刻想“终结”人类历史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如此快速衰落？一句话，西方制度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指的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
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
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都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与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所谓的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
1949年，毛泽东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内部积弱、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在脱贫成就方面，中国独一无二。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
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身上。尽管从理论上说，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经济社会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等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构造世界经济历史奇迹的同时，又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另一个制度选择。
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找到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
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会成功。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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