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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一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托克维尔的一生当中，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之后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这就是对托克维尔一生的简单介绍。可以说托克维尔经历过法国王朝快速更迭的那一段动荡时期，虽然他本人生于大革命之后，但是他在经历这一切的同时，也正是由于靠近大革命发生的那段日子，让他有机会大量的翻阅资料，翻阅大革命前期旧政权的各种文件，从而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向我们展示大革命前旧政府的风貌。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说服力，正是源于其这种研究的态度和角度。而托克维尔言语的说服力，更源于他对大革命的思考后作出的论断，这些论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值得借鉴和参考。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在其著作第四章“旧王朝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统治期间何以加速大革命的到来”中提出的那段令人醍醐灌顶的话“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唯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开始解除臣民长期遭受压迫的君主。苦难，一旦有人主张清除，就会显得无法忍受。已经解除的一切弊端，似乎都会让人自动联想到尚未解除的其他弊端，从而导致人们的情绪更为激烈。事实上，痛苦减轻后，感觉却会更痛。”这段话，就是现在很热门的“托克维尔定律”。
回顾那段时间的法国历史，可以说托克维尔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在法国大革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二十年那样的繁荣发展。这样的快速发展时期，只有和平和迅速发展的为期三十七年的君主立宪时期，才能和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时期相媲美。如果仔细去了解那段时间的法国历史，我们就会惊讶，在这样一个政府存在一切弊病，工业存在一切问题的国家，竟然会如此的欣欣向荣。当时的法国，赋税是如此的不平等，军役税的问题分离了贵族阶层和农民阶层，农民阶层在当时被其他阶层所孤立开。而且还存在着国内关税，封建的特权，以及卖官鬻爵出现的各种贪赃枉法的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任然繁荣发展着。读到这样的叙述时，我不禁思考，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有着一切弊病的政府领导这如此深阶级矛盾的国家仍然飞速奔跑在繁荣发展的道路上。托克维尔的一席话发人深省，他提到“是两种及其强大的动力，使整部社会及其联为一体，朝着国家繁荣昌盛的目标运转：一个是不再实行专制但是却任然非常强大，保障社会秩序的政府;另一个是拥有开明，自由的上层阶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家致富并拥有其财产的民族”。但是在这样的原因推动下繁荣发展的当时的法国，人心却依然躁动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仇恨一切旧制度的情绪在加剧，国家在走向革命。
为什么当时尽管政府存在一切弊病，社会矛盾如此深厚，却依然繁荣发展的法国，欣欣向荣的法国，最终走向了革命，是什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根导火索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托克维尔提到的改革，让法兰西最终走向了托克维尔笔下的“毁灭”。曾经在法国人民看来的那些苦难，一旦有人主张清除，就会让更多人觉得无法忍受，已经通过改革解除的一切弊端，似乎都会让人想起那些未曾解除的弊端，让人民的情绪更加的激烈，更加的起来反抗目前的一切。
这仅仅是整本书中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的研究提出的一个论断，但是我认为这也是最精彩最值得深思的论断，因为这一被称为“托克维尔定律”的论断，在今天的中国，是如此的有借鉴意义。托克维尔的成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大革命的研究，而更多的是其作为一个学者对未知的预测的准确度，托克维尔在其另一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当中，提到的许许多多对未来状况的预测都成为了现实，准确的预测出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我想这也是为何如此多的高官在热捧托克维尔，热捧《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想法与反思，是对当今的中国社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前车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戒，能让同样在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少走弯路，少走错路。这也是在众多的法国历史人物当中，我选择托克维尔，读托克维尔，写托克维尔的原因。
现今的中国，不负责任的可以类比于大革命爆发前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一样的欣欣向荣，一样的整个社会在高速的发展当中，日新月异，让很多外国人都叹为观止。和当时的法国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两股力量在推动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一股力量来自于不再实行专制，但是却任然非常强大的政府，另一股力量来自于我们拥有着勤劳肯干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每一位大众。我们的政府在进行改革的同时，依然拥有着强大的权利，和现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小政府不同，我们政府目前依然是大政府，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不能单独用大政府就是不好，小政府就是好这样的幼稚的论断来进行评判。短短几年时间高铁从无到有，从有到成为世界里程第一，能够出口到国外，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的超级工程，在国内有太多太多，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力量的推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的。而另一股力量的中华民族的千千万万大众，本身就有着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很多社会弊端也和当时的法国是如此的相似，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加大，各种贪赃枉法的官吏等等。
所以说，在前提如此相似，与当时的法国相比，同样拥有强大政府，勤劳人民而高速发展的中国，和同样拥有如此多社会问题的中国，会不会和法国一样，爆发断绝一切的大革命呢?或者说如何才能避免中国在同样的前提下走向那条不归路?我想这正是高层和普通百姓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
当时的路易十六，是在不断的改革当中催生出了法国大革命，而目前的中国，也是在不断的改革，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现在已经没有了石头，一切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不断继续在深水当中继续前行。我依稀记得在习近平主席刚担任国家主席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很接地气的词“不折腾”。今天的中国，改革在进行的同时，我们应该是要走一步稳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向前走。不能出现法国在路易十六时期改革路上所犯下的错误，我们的每一个政策的出台，每一个政策的实施，都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吸取法国当时的教训，才能让国家免于混乱，处于稳定发展的道路之上。才能让这些政策不会丧失掉它的初衷，即推动社会公平进步，让人民更加富裕，而不是成为混乱的导火索。改革路依然要继续，中国依然要在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
我想，这一切是我读托克维尔，了解托克维尔，写托克维尔的最大收获。写下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交作业，更是为了向托克维尔先生致敬。merci! monsieur!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二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这本书也一直经久不衰，备受人们推崇，读的人挺多，但能读懂的人又有几个。很多名人也都推荐此书，包括某位领导人也力荐此书，所以销量一直很不错。我读这本书，不是因为他人推荐，只是之前看的另一本书(《乌合之众》)中有一些问题，想从这本书中找到。
书内容看起来很乏味，托斯维尔举了很多当时的资料，研究的文献，介绍大革命方式也不是从1789年讲历史，而是从17世纪开始，一直到大革命之前。详细的分析了大革命，是如何一点点产生的，如何一点点扩大成为现实的。
关于书透详细内容我也就不详细说了，看过的肯定知道，没看过的说了也不一定感兴趣。下面我想聊聊我从书中看出的一些东西。
首先也是《乌合之众》中所介绍的从众心里，很多底层人们其实一直都在受到压迫，路易十四之前有，路易十四时期达到了顶风，为什么会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才发起大革命。这就是一种从众心里，很久之前没有人去革命，或有这思想的人还没有行动。底层人们过的再痛苦，也只会忍受，因为别的人也同样再忍受。这个地区的农民看那个地区的农民，觉得农民就应该这样，从没有想过革命。大革命发生之后也是如此，底层人们看见别人革命了，就觉得自己应该革命，从不会想革命对他究竟有没有好处，革命之后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一种从众心理。就像现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今天看见别人去旅游，自己就去旅游，可是当问到为什么去旅游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说世界很大我只想看看。再如吃饭，本来自己并不爱吃西餐，可是别人都去吃，自己也就去吃，一方面时装b另一点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自己喜欢吃。马路周围围一圈人，如果没人管理只会圈越来越大，可谁都不回想为什么会在这围着。这也就是当时很多人的心理，包括现在同样如此。
其次就是书中写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反而自己生活的更加辛苦了。当时是因为中央集权，才让当时贵族失去了权利，包括土地权利。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想说说是农民的心态，刚一得到土地他们也是乐此不疲，努力劳动，因为之后的生活将一步步走好，可谁知道实际上并非如此，各种税收，各种支出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很多时候就是如此，自己认为能力大了，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但是需要你掌控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客观因素。造成这些的还有制度的不健全，上层阶级的剥削等等。但从各人来讲，做事还是量力而行。
最后我说说，革命究竟怎么开始的，书中说的好，发起革命的人往往不是那些穷人，而是那些中产阶级，这也就设计到人的野心，每个人都存在野心，野心最大的往往是那些不上不下的人。再发起大革命时候，他们也不会想革命究竟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给人民带来什么，他们只是想一心推翻，当权者，自己成为当权者。一种对权利的野心(写到这突然想起《1984》中描写人对权利的那种欲望)。
我个人读完这本书理解，就是大部分人的从众满足一小部分的野心，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当然我说的自己都觉得很片面。其中还有很多原因。比如：中央集权，财政的不公开，各种特权的产生，买卖职位，文化人的过多参政，宗教的打压(这点其实我也很想说一下，就是一种信仰的产生，但说起来实在拖沓了，简单说一句，人就过缺少信仰就很容易迷失。)等，书中都写的十分详细。想了解的自己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写的很不好，逻辑性很强。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书不一定非要从书中学到什么或非要明白一些作者的理论，书中的理论在书中是不会因为我们不理解就没有的。看书看的开心就好。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三
1.权力的边界
在书中，托克维尔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念，即“有限权力比无限权力更有效”。反自由主义者跟随着梅斯特尔抱怨自由主义不加鉴别地“对权威的憎恨”是现代最主要的、也是最可悲的特性之一。在施密特那里，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反权力思潮的完美表述，只不过是“削弱国家的一套高明的方法”。法国大革命似乎印证了这样的批评。
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王权政府肆意扩张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从而带来了权力的危机。从洛克、休谟到康德，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权力自身，而是反对非法的、无限制和不负责任的权力。权力只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行使，才能更有效的维护权威。
2.自由与平等
托克维尔发现了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更容易满足于个体的平等，究竟是在奴役下的人人平等还是个体自由下的人人平等，他们不甚关心。
对于自由的阐述，则更为经典。“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207)
因此，“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8)在他看来，真正的热爱自由应当“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3.文学与政治
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的爆发于文学指导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作家们对于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的思考控制了舆论的导向，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交到了作家的手中，从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奇怪的是，“我们取自文学的习气，却几乎丧失了对文学的年深日久的爱。”(188)
当然，对于文学与政治、公共生活的关系，在当代社会也需要多一种角度。在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性面前，一种如martha nussbaum 所提倡的“诗性正义”，更多的情感参与到公共生活的空间中，似乎也有裨益。因此，如何划定文学与政治的边界，思考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革命的悖论
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发生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难以忍受。(65)“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215)
政治实践应当需要马基雅维利式的艺术，一方面，政治权力斗争的公开化会引来人民的不信任，从而带来革命的危机;另一方面，不注重个体权利，崇尚为伟大理想、为公益牺牲自我利益的革命式的教育，也孕育了革命的种子。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四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wenge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五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20世纪90年代被翻译到中国的托克维尔经典之作，笔者近日走马观花地读过这本书，囿于水平和视野，浅谈读书体会。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一生经历丰富，历经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五个时期，并且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这使他具备了很强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从1851年起即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书出版，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使得本书更具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严谨性。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曾预测：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美俄两国将要统治全球的预测。因为这些预测，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
这本书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的由来：精神自由的被毁以及政治自由民主的缺失。我们应该觉醒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现代民主的基石。精神自由、司法独立,这两点使得法国最终战胜了自己的诸多弊端,重新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典范。
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采用的是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方法。他重视各国间的比较，指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考察，托克维尔认识到法国革命的独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欧洲的影响。他还重视通过辩证法来分析法国革命，一方面他强调民族特征、旧制度传统对革命兴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构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时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托克维尔认为“即使没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 另外，托克维尔还使用了阶级分析法，正如他所说的，“人们会拿但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
托克维尔本书中还提出一个最为吊诡(悖论)的问题：“何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笔者从书中找到的答案如下：
一是政府有法不依或者朝令夕改，造成百姓的恐慌。国王宣布说：“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于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几个月后，损害劳动者的行会和劳役制度又重新恢复。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使人民激愤起来，在人民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
二是人们利益需求单一趋同，人们变得日益相似。正是由于专制权力的加强，人们逐渐丧失了精神的自由，甚至人身的自由，人与人之间变得互不来往，社会诚信缺失，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同一阶级内部都不会相互协作。而正是这种自由的丧失，使得旧制度变得难以维持，因为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也就是中国古语所云：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边，船就会翻。
三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农民虽然脱离贵族地主阶级的束缚但是而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于是作为最穷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体，却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这必然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对于繁荣何以加速革命的到来，其实孔子早有判断，他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繁荣未必保证社会不会动荡，还可以从唐朝安史之乱中得到印证。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繁荣到了顶峰，国家仓库和农户家中存有大量粮食，而这不妨碍动荡和拐点的到来。
四是社会士族对基层百姓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政府官员——就是那些特权者，喜欢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人民怒气冲天!官员们似乎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人们对未来看不到希望。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六
从南昌某校内狭窄的书店角落里，穿越到烟台某县某院冷清的自习室内;从爽快清澈的南方七月夏日，到喑咽无言的十一月北国寒秋。从第一页的翻阅前行，历经多少页的步履蹒跚，却也终于到了这最后一页——《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终于在今天，被此阶段的我给吃干抹净了。
书是死物，书里作者的观点态度也许只能表达传递出万一，此刻合上尾页，想问问自己学到了多少，又进步了多少?没有直观的经验值与进度条让我去探寻——也许真的探寻量化了起来，会发现那进程不过竟也不过涨了毫末。但书本身承载的时光已经足够动人，由一本书延伸而来的，那些千千万万新的思考，哪怕我能抓住一点点，就已经很满足了。
东拉西扯这么多，一篇读后感的初衷隐隐有酿成杂文的趋势，我还是太啰嗦了，那个不舍得放弃什么都想要的坏习惯，从生活延续到笔端，浸润的是一整个偏执又虚弱的自我——写作是和自我对抗的过程，而表演一个试图写作的人，则让这件事变得丰厚。这句话之于我，可以说再恰当不过了。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让我好好想想。在看这本书之前，法国大革命，留给我的是怎样的印象呢?他是巴黎公社的先导，是群众性的暴力反抗运动;是封建统治没落时期朝代兴衰的必然。而历经这一场彻底的、从下至上以全盘推翻的流血革命，资产阶级该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良币驱逐劣币，过往分利集团彻底毁灭，也总该让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那通往近现代国家治理之路的旅途上走的快一点，该比那些王朝或是改良后的王朝走的更快一点。
钱穆讲:历史的事有发生在桌上的，也有藏在台子下的。我们多注意发生在卓子上的事，却总忽视了藏在台下的事一样有力量。”而祸患多积于忽微，要探究什么真相、真理，就该从这些细微处发力，以小见大。放到一寸一寸的见分晓。托克维尔也说过，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与其用远距离的视角观察，还不如用近距离的，视角来得准确。哦，这本书也就是从零碎微末的各方面细节，为我展示了，这个法国大革命也正从。多个角度的管中窥豹中，渐渐显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历史本就好比一件美术展览馆，多赝品而少真货。我们更应一件一件一天一天的这样去看，方能离开某些大而化之的结论，脱离低层次的认知怪圈。
一。封建体制是在复兴时期迎来了这场大革命——因它的复兴速度远远跟不上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这本书每每令我想起万历十五年中的那个明王朝。自由，自1573至1610，明王朝的衰落已是一种制度发展至衰落后的必然。虽个人许有天纵之才、神机妙算，又或是智勇双全、万夫莫开。也全都已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无人可阻挡这种发展的必然。在中华大陆轮回反复多少次的历史反复推演过了，也难怪有人讲中国历史虽长，却简单明了——不外乎就是这个道理了。
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上封建皇权统治极根深蒂固的国家，与古中国在诸多方面也都有着相似共通之处:两者同有着繁荣的文化成果，或是体现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或是体现在奢华骄逸的上层生活。中央集权曾一度让帝国达到威势之顶峰(路易十四)。但每落下一片阳光，当也投下一片阴影。所谓盛世的繁荣也总藏着积重难返的颓势，盛世，总是衰亡之始。(哪怕把所谓的康乾盛世划掉也没用，秦皇汉武贞观等等没有一个不是的。。)
但这场由法国民众组成的大革命，和明末农民起义或是中国历朝历代、世界各国在封建时期经常产生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并非民不聊生，人民在奴隶的位置上坐不稳才揭竿而起，不是王室衰弱以致政治无药可救，人民“不争自由便是杀头”。恰恰相反，如本书第三篇第四章题目所言，“路易十六统治的年代是旧的君主专制制度最昌盛的时代，可昌盛，却加快了大革命的发生”。
从行政措施里对自己和生命的重视、到税收机制里对“平民困境的彻底关怀”、再到社会财富的快速累积发展，“所有消费税的税收收入，每年都要增加200万。”法国的贸易量在1768至1788年的70年里增加了一倍多，人口数量也增长到那个马尔萨斯都看不下去程度。如果我们照着旧的体制最后时刻的情况对其进行阐述，那描画的会是”比真实的面貌美丽，但是并不十分逼真的画像”。
与其把理由归结于说减轻民众的负担，反而激发了民众的愤怒，不如更深入看看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该是什么。为何路易十六最不起眼的专制加强动作，要比路易十四的所有专制体制行动都难以接受?民智既开，人民享受了好日子就集体玻璃心，难以忍受过去的痛苦了?归结于人的天性或许是简单粗暴，我们大家喜闻乐见，但我总觉得引发冲突的根本还另有玄机——它在更高的地方矗立，它在嘲笑着我们的浅薄无知!
18世纪末期的欧洲大地，一场由英国引领的工业革命风暴席卷而来，正愈演愈烈，种种新技术手段，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工业水平的提高，消费品种类的激增，也更加刺激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演变成对钱财和富足的喜爱和渴望。人人要求更好的生活，人人能看得到幸福似乎离自己只剩一步之遥——这种对于阶级上升的渴望如此强烈而不自觉，它无异与封建体制下的高度阶级固化严重矛盾。
在中世纪往后的欧洲，阶级固化体现在以种姓为区分的特权阶级——贵族身上。而阶级矛盾的表现形式，一开始也正是出现在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上，部分平民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与渐渐没落失去统治权与实权的贵族，在实力上接近甚至超越，但在距离上却是更加渐趋渐远。平民对贵族过往的敬意，因中央集权的加速膨胀，贵族已难以作为他们的领主关照他们后迈入反方向的道路，愈发显而易见的不平等，也正在此般情形水涨船高。而新生资产阶级在城市里居住后得到了特权，却也失去了原来的和过往平民阶级的联系，最容易晋升为贵族的几年，反而成为了阶级隔离最严重孤立，社会整体仇视上涨的年代。国王与中央政府本有机会以此为契机，消灭掉贵族这一过往难题，在分利集团的破除中实现新一轮洗牌，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力量继续办出大事，以谋得发展与革新，或能开启“伟大征程”，创造一份新的光荣。但很遗憾，僵化的行政体制、分离的赋税形式，混乱的司法结构，使得更多的矛盾最终转嫁累积在了政府与国王身上，面对改变作出行政与司法改革也成了负面推手，而给予人民的那些更多自由，起到的作用却是，让法国民众为推翻旧制度做好了准备。
1789年的法国民众们，与其说推翻了封建与专制，不如说他们挪开了一块阻碍他们追求财富上升与发展的拦路石。“他们所发起的大革命，其最终的动力来源也是那部分旧制度…他们使用旧制度的破转碎瓦，建造成了新社会这座大厦。”政体的改变与其说是另起炉灶，不如说是几块积木仅仅变了形式。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不是“受压迫的人民”，而是生产力的发展。这从法国大革命开启后的几十年间，中央集权继续轮回多次复辟，那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等人依然轮番上台专政，可见一斑。
1789年，在那一年，政府在工业产品上成了最大的消费者，把过去都不敢想象的工程付诸实施，却也欠下了接近6亿里弗尔的债务，国家资产和个人资产从未这般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财富管理地不周载过去只是公务上的缺陷，现在却让千万个家庭面临困难”。这是一场灾难的先兆与表现。法国政府看到了发展与改变的趋势，想得到更多，却忘了民众的眼睛同样是雪亮的，法国人民也要站起来了。而本已分离崩析的民众，在此刻，在这一点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国王，他们要求变革的心竟是如此同仇敌忾。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大海誓要掀起风暴，无论船舰在如何庞大坚固，经历多少风浪，拥有多少荣光，也只能是徒劳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在这里表现的如此淋漓——去除意识形态之分，这也应当是一句普世真理。
托克维尔在1831年的5月9日这天，乘船到达了美国，开启了考察民主制度的旅程，论美国的民主这部后来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著作，也便由此开始孕育。而124年后的这一天，我出生了~由史而来的事物里，多的是这般牵强附会的论述，似曾相识的偶然。历史这般浩渺，几千年光阴流转，多少段风云千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一段历史，也总能和另一个人扯上点不远不近的关系——只要有人想，有人用心的话。而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国家副主席、央行副行长等高层反复推荐，内在一定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执象而求，咫尺千里，文至于此，作为一篇读后感已足够。更多牵强附会、未曾表述出来的东西，也已经在某些沉默处越发氤氲散放着。若是能有几个看到这篇读后感，能稍微引发思索，再自行牵强附会些什么的人，我该如何心满意足啊!
愿生命因思索自由，灵魂因自由无憾。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七
托克维尔，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 历史学家，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虽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那激情似火的年代，却目睹着法国政局的风云突变，旧王朝的复辟，革命的云诡波橘令他不知所措。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热情歌颂了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本书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为我们剖析了那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亦颇多创见，诸多新颖观点亦给人良多启示，令人深思回味。
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②“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③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
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
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大革命与中央集权制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
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①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嘛?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②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③他甚至这样断言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标志。”④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却是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
在封建的欧洲反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中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制--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体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
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
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一直有这种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种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旧体制。
大革命与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 ，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①同时，但他也认为“在法国，教会并没有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的多。”那么，18世纪的法国人民何以对如此宽容的有如此巨大仇恨，力图要将曾充斥自己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呢?对此，托克维尔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在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宗教状况中去寻找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应该说，燃气人们冲天怒火的与其说是宗教教义，不如说是政治制度，“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不是因为他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要自命来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十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教会在即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高特权、最有优势的地位。”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教会是国家机构的基础与模型，因此，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的国家机构，就必须摧毁教会机构。正因为如此，教会才成了革命的目标，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而并非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
大革命与农民
法国农民属于第三等级，属于被统治阶级，承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税收义务，法国大革命前夕，与资产阶级等共同构成第三等级，成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不容忽视，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农民的负担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较于18世纪的德意志，那里没有一处是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的束缚在封建领地上，而在法国，早已不存在这种现象，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产品，农奴制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绝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地产的划分已经开始(而非始自于大革命)，
在此之前，法国农村已经存在大量的小地产主，那么大革命为何首先爆发于法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或者说，“为什么革命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①对此，托克维尔认为，“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通知”，②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原因竟出自于使自己封建义务相对变轻的制度本身，这样一个悖论好像不会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在法国出现了，从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受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所以，鉴于此，法国农民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将会非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更令人厌恶百倍”。③
总而言之，本书是一本颇具价值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没有一般法国大革命史著作的艰涩难懂，激情的笔触、清晰的思路、详尽的描述使每一个读者都能深深融入那似火的革命岁月，读来使人受益良多。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八
1.权力的边界
在书中，托克维尔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念，即“有限权力比无限权力更有效”。反自由主义者跟随着梅斯特尔抱怨自由主义不加鉴别地“对权威的憎恨”是现代最主要的、也是最可悲的特性之一。在施密特那里，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反权力思潮的完美表述，只不过是“削弱国家的一套高明的方法”。法国大革命似乎印证了这样的批评。
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王权政府肆意扩张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从而带来了权力的危机。从洛克、休谟到康德，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权力自身，而是反对非法的、无限制和不负责任的权力。权力只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行使，才能更有效的维护权威。
2.自由与平等
托克维尔发现了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更容易满足于个体的平等，究竟是在奴役下的人人平等还是个体自由下的人人平等，他们不甚关心。
对于自由的阐述，则更为经典。“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207)
因此，“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8)在他看来，真正的热爱自由应当“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3.文学与政治
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的爆发于文学指导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作家们对于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的思考控制了舆论的导向，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交到了作家的手中，从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奇怪的是，“我们取自文学的习气，却几乎丧失了对文学的年深日久的爱。”(188)
当然，对于文学与政治、公共生活的关系，在当代社会也需要多一种角度。在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性面前，一种如martha nussbaum 所提倡的“诗性正义”，更多的情感参与到公共生活的空间中，似乎也有裨益。因此，如何划定文学与政治的边界，思考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革命的悖论
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发生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难以忍受。(65)“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九
从南昌某校内狭窄的书店角落里，穿越到烟台某县某院冷清的自习室内;从爽快清澈的南方七月夏日，到喑咽无言的十一月北国寒秋。从第一页的翻阅前行，历经多少页的步履蹒跚，却也终于到了这最后一页——《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终于在今天，被此阶段的我给吃干抹净了。
书是死物，书里作者的观点态度也许只能表达传递出万一，此刻合上尾页，想问问自己学到了多少，又进步了多少?没有直观的经验值与进度条让我去探寻——也许真的探寻量化了起来，会发现那进程不过竟也不过涨了毫末。但书本身承载的时光已经足够动人，由一本书延伸而来的，那些千千万万新的思考，哪怕我能抓住一点点，就已经很满足了。
东拉西扯这么多，一篇读后感的初衷隐隐有酿成杂文的趋势，我还是太啰嗦了，那个不舍得放弃什么都想要的坏习惯，从生活延续到笔端，浸润的是一整个偏执又虚弱的自我——写作是和自我对抗的过程，而表演一个试图写作的人，则让这件事变得丰厚。这句话之于我，可以说再恰当不过了。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让我好好想想。在看这本书之前，法国大革命，留给我的是怎样的印象呢?他是巴黎公社的先导，是群众性的暴力反抗运动;是封建统治没落时期朝代兴衰的必然。而历经这一场彻底的、从下至上以全盘推翻的流血革命，资产阶级该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良币驱逐劣币，过往分利集团彻底毁灭，也总该让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那通往近现代国家治理之路的旅途上走的快一点，该比那些王朝或是改良后的王朝走的更快一点。
钱穆讲:历史的事有发生在桌上的，也有藏在台子下的。我们多注意发生在卓子上的事，却总忽视了藏在台下的事一样有力量。”而祸患多积于忽微，要探究什么真相、真理，就该从这些细微处发力，以小见大。放到一寸一寸的见分晓。托克维尔也说过，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与其用远距离的视角观察，还不如用近距离的，视角来得准确。哦，这本书也就是从零碎微末的各方面细节，为我展示了，这个法国大革命也正从。多个角度的管中窥豹中，渐渐显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历史本就好比一件美术展览馆，多赝品而少真货。我们更应一件一件一天一天的这样去看，方能离开某些大而化之的结论，脱离低层次的认知怪圈。
一。封建体制是在复兴时期迎来了这场大革命——因它的复兴速度远远跟不上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这本书每每令我想起万历十五年中的那个明王朝。自由，自1573至1610，明王朝的衰落已是一种制度发展至衰落后的必然。虽个人许有天纵之才、神机妙算，又或是智勇双全、万夫莫开。也全都已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无人可阻挡这种发展的必然。在中华大陆轮回反复多少次的历史反复推演过了，也难怪有人讲中国历史虽长，却简单明了——不外乎就是这个道理了。
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上封建皇权统治极根深蒂固的国家，与古中国在诸多方面也都有着相似共通之处:两者同有着繁荣的文化成果，或是体现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或是体现在奢华骄逸的上层生活。中央集权曾一度让帝国达到威势之顶峰(路易十四)。但每落下一片阳光，当也投下一片阴影。所谓盛世的繁荣也总藏着积重难返的颓势，盛世，总是衰亡之始。(哪怕把所谓的康乾盛世划掉也没用，秦皇汉武贞观等等没有一个不是的。。)
但这场由法国民众组成的大革命，和明末农民起义或是中国历朝历代、世界各国在封建时期经常产生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并非民不聊生，人民在奴隶的位置上坐不稳才揭竿而起，不是王室衰弱以致政治无药可救，人民“不争自由便是杀头”。恰恰相反，如本书第三篇第四章题目所言，“路易十六统治的年代是旧的君主专制制度最昌盛的时代，可昌盛，却加快了大革命的发生”。
从行政措施里对自己和生命的重视、到税收机制里对“平民困境的彻底关怀”、再到社会财富的快速累积发展，“所有消费税的税收收入，每年都要增加200万。”法国的贸易量在1768至1788年的70年里增加了一倍多，人口数量也增长到那个马尔萨斯都看不下去程度。如果我们照着旧的体制最后时刻的情况对其进行阐述，那描画的会是”比真实的面貌美丽，但是并不十分逼真的画像”。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十
一本艰深的历史评论著作成了畅销书，主要归功于大人物的推荐。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并逐一进行了论述。诸如，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为什么教会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旧制度是怎么运行的?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法国巴黎爆发?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作家文人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先说第一个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在旧制度下，存在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贵族，尽管他们已不再享有政治权利，但他们仍享有税收特权;第二等级是教士，他们拥有土地、领主权并且也享有税收特权;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他们不享有政治权利和特权，但他们拥有财富和知识。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原因是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已越来越不满于特权的横行，他们最初是利用财富购买官职，以获得政府官员身份，来获得特权，不过当政府为了卖官鬻爵换取收入而大肆虚设官职，乃至官职泛滥、特权泛滥时，也就说明这一荒谬的旧制度不可持续了。
革命的对象实际上是特权阶级，所以革命的思想自然便是“人人平等”。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教会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大革命前期，贵族已逐渐没落，他们已不享有政治权利，只保持已不稳固的经济权利(或者如书中所说“金钱权利”)。而教士却掌握着实实在在的权力，他们拥有土地，领主权，什一税征收权，且很多是行政官吏。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展开的，如书中所言，“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哲学家、作家文人首先攻击的亦是教会，主要是因为只有教会才与哲学家抢夺思想领域的地盘。后面将介绍为什么哲学家、作家文人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第三个问题，旧制度是怎么运行的?旧制度运行中，比较显著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个特征是隐蔽的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中，表面上看是封建制，各省自治，各省的大领主有省长头衔，但实际行政权力归于总督，总督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唯一代理人——亦即总监。各城市均有议会，但议会只议不决，所有决议需经御前会议批准，而御前会议则听命于国王一人。所以，旧制度是表面的封建制，实际的中央集权制。
第二个特征是特权的横行。在旧制度中，到处都是特权，贵族有特权，教士有特权，政府官吏有特权，特权可以售卖，所以部分资产阶级通过财富可以换取特权。特权的诱惑使人们醉心于攫取特权，公平平等遭到践踏，而抛弃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爱，正如约翰密尔所言：专制使人变得冷嘲。人们在专制面前不是团结起来反抗专制，而是利用专制获取特权，以取得高人一等的感觉和经济利益。
第三个特征是法律的弱势。如书中所说，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存在差异。只看法律文本，在旧制度下的法律也是十分完善的，甚至是合理的。但司法机构却屡遭御前会议的干扰，于是特权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说司法的不独立最终导致特权总可以规避法律的制裁。
再说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法国巴黎爆发?我们前文说过，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贯彻，外省的权力逐渐减弱，集中于巴黎。举办工商业和其他大部分社会活动，必须经过层层审批，既然需要权力批准，那么各种社会活动就需要靠近权力中心，这就是巴黎越来越大的原因。最终，巴黎就是法国了，外省已显得无足轻重。革命为什么首先在巴黎爆发，按作者观点，越是松绑的地方，越容易革命，因为一旦开始松绑，则仍然残留的绳索就更加显得不可忍受。其实按照社会阶层分析，巴黎集中了大部分新型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这就是革命首先在巴黎爆发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巴黎集中了全国主要的权力机构，也使得革命变得比较容易，因为搞定巴黎也就搞定了法国。
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作家文人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按照书中观点，主要是两点，一是旧制度下，荒谬的社会现实越来越招致人们的不满，也给作家文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实大部分作家文人所持的观点并不新颖，但之前之所以没有深入人心，主要是人们没有感受到现实的苦痛。二是贵族逐渐失去其政治权利，同时也失去了其舆论引导的能力，不再能给作家文人定调子，导致作家文人空前活跃，并深入人心。尤其是伏尔泰和卢梭，给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这本书里描述的旧制度的运行，我想很多人应该不会陌生，除非你对所处的现实非常不敏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十一
《旧制度与大革命》，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真不能为路易十六辩护，尽管他可能是有心想使法国走上更好的道路，然而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将其引入正轨，却导致了大革命，那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别人。人们是不会怪罪路易十四的，也不能去怪他，他做好了自己职责之内的事情，路易十六没法延续其辉煌反而翻船，只能是自己的事情。
延伸一步，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本不能怪老祖宗，老祖宗有了这么多的辉煌，并且将辉煌延续了下来，你作为华夏子孙，落后了，只能怪自己，只能是自己想方设法扭转落后局面，至于是否是发扬传统、全盘西化还是中西合璧，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
另外，看完这本书，觉得当年贺卫方关于说科举制度阻止了中国的民主不靠谱。记得当年在网上看贺卫方的文章，他说到，因为西方不同阶级不能流动，平民阶层永远是平民阶层，贵族阶层永远是贵族阶层，由于阶层之间没法流动，在经历你死我活之后，只好互相妥协，才有了民主;而在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不同阶层之间是流动的，平民也可以成为贵族，因此两个阶层就失去了妥协、协商的机会了，永远都是那些进入贵族阶层的人说了算。但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英国的平民和贵族阶层是可以相互流动的，而法国是不可以的;托克维尔认为正是因为英国的阶层间可以流动因此导致了渐进式的变革，而法国因为阶层间没有流动，只好爆发大革命。
这么看来，社会科学太难了，同样的现象，背后的解释可以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大多数没法做实证检验，更不要说因果推断了。
个人目前倾向于是因为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争夺，才有了西方的民主，如果不是因为王权、教皇的争斗、妥协、勾结，使得贵族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那就不可能产生诸如三权分立、议会等制度安排的。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宗教的传统，就说中国没法形成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肯定会自己摸索出一个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民主形式的。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这段道路的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没有雄健的精神是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地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十二
1.主旨
总的来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自路易十四以来，中央集权化的结果。这样的改革使得它“完全地丢掉了能对封建制度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240)，包括贵族、宗教、法律等社会机制，在平等、自由的口号下，大革命彻底的打碎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与传统规章，建立起来看似人人平等的脆弱的政治制度却为中央集权制的恢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中央的集权化
在农村地区，不同于英德，自13世纪始，法国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农民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徭役、租金直接敏感。另一方面，法国农民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从而使得农民对于这种体制的不满直接等同于对于国家政权的不满。(72-73)古老的教区制度同样受到了中央权力的扭曲。(92)
在地方管理上，国王政府通过御前会议取代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控制税收、征兵以及公共工程乃至司法制定。当领主的权力被剥夺以后，他的责任例如赈灾等交由国家负责，国家成为事无巨细的统揽者。(79-81)
在城市的管理上，1692年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各种职务开放买卖，城市的政府会议和公民大会逐渐退化，到了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特权显贵成为全民大会的主体，人民日益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87)摆脱这样的弊端的结果即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巴黎的地位同样可以体现这一趋势。“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自18世纪初规模就不断扩大。与各地不同的面貌特征逐渐消失不同，巴黎成为国家的原动力。(115)强大的汲取资源的能力使得巴黎的中心化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化一起，成为政府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
3.贵族的衰微化
不同于英国和普鲁士，18世纪的法国贵族无论在国家管理乃至农村事务上，都丧失了其政治权力，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上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不是贵族而更像种姓)，“他们的特权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240)。
封闭的贵族阶级一方面在内部排除中产阶级(新兴的资产者)加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人民漠不关心。这也就使得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后革命的靶子。
4.非宗教倾向
在此之前，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乃至民众之中普遍弥漫着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倾向。事实上，就教会本身而言，当时的流弊相较于过去、其他国家，法国的教会宽容得多。(190-191)
在托克维尔看来，“治反对精神由于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于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191)
因为教会主张尊重传统，承认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承认等级制作为社会基础，而这与启蒙运动弘扬的平等、理性格格不入。同时，由于宗教权力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直接面对私人的，因此首先从教会开刀。
与此相反，在美国和英国，“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195)
失去了宗教的依附，使得革命中的人类精神失去了常态。
5.知识分子
“由于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从而普遍而抽象的理论代替具体事件的指导，使得一切法律体系都在攻击之下，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不满完全对立。(241)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史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感到惊奇。”(243)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十三
这本书是九哥推荐的。
说实话，真本书没怎么看懂，或者说引起共鸣的地方并不多。但并不妨碍我评价它是一本好书，一部经典。
对这本书的内容很难有交集，可能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对法国大革命本身并不了解。仅有的一点印象也只是高中教的那点皮毛。可就是那点皮毛也已经被阉割，彻彻底底地只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所做的实践铺垫。因而，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与看法不免落入狭隘的境地。
二是对中国的政治理解太少。我很容易的发现1789年大革命时的法国与现在的中国真是像极了。但这种感情也仅仅基于一个愤青对中国当下现状的不满，深层次的问题我是把握不住的。
但多多少少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与其在说一场革命，倒不如说它揭示的是一个民族的本性以及一些普世的人文主义关怀。
都说法国人是浪漫的爱革命的，看过这本书之后，才发现，法国人是立体的，是矛盾的。他们是如此的嬗变，以至于让人把握到的特征不过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某些方面，或许只有多变矛盾才是这个民族的本质特征吧。法国有许许多多的文人政治家、哲学家，他们用他们的思想指明方向，却从不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去做。这不是说这个民族是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对行动也是有着满腔热情的!但仔细想想，好像就只剩下满腔热情了?
同时，这本书揭示了一些政治斗争的特点。一个民族发生的革命，不过是因为之前的统治者的统治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而溢出的结果罢了。可笑的是，统治的统治手段常常会被革命者重新拾起，以此来维护新建立其来的政权。
书中对自由的论述也深深地打动着我。到底想想，我们的民族是不爱自由的嘛?恐怕只是习惯了被领导被统治吧。
旧制度与大革命金句篇十四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wenge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5.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承认，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
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