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汇报(五篇)

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汇报篇一

xx村党支部在区委组织部的悉心指导及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已于2019年完成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一是加强阵地建设，严格按照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求，对xx村综合办公楼进行提升改造;二是完成支部优化，对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规定，优化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设置，将有产业、有合作社的x名党员吸纳进入该支部并确定党支部书记，将支部建在产业上，真正发挥非公企业党员带头发展、推动产业的作用;三是完成支书主任一肩挑，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民要致富，关键看支部。”在xx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非公企业党支部年轻党员郑传华带头成立“贵州乡里乡亲开心农场农业园区”，租用农户土地xx余亩，主要以种植辣椒为主，目前该社辣椒长势喜人，有效增加了xx余户农户的收入。该园区是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教育意义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经营实体，以产业发展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实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的良好愿景。

xx村党支部按照“支部带头、村委落实”的机制，一心一意为民谋利，全力推进实施民生项目。一是争取项目资金xx万元，完成x个村级群众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二是完成村级大坪水库森林公园建设，提升改造人畜饮水工程;三是完善道路设施，配合完成xx乡2018年组组通路xx村境内路段xx公里、敖吴公路进二组支线xx公里，配合完成xx村半岩桥危桥改造工程，建成长26米宽8米的新桥一座;四是引导村民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xx村七组大坪发展特色苗木种植项目x个、魔芋种植基地x个，为全村村民共同富裕、齐奔小康奠定厚实的经济基础。

头雁领航才能群雁齐飞，培育好农村党支部这只“领头雁”，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xx乡将保持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良好态势，以点带面稳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衔接，为全区开展“党建引领星满xx”党建示范带创建工作贡献xx智慧。

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汇报篇二

摘要：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整改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很多有益之举改变了当下社会生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认可。随着改革步伐的日渐加快，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管理结构体系层面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传统基层基础工作难以和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所以就应该做到与时俱进，有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组织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地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走可持续法治之路，优化基层区域面貌，形成崭新的基层发展格局。

关键词：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基层社会治理是创新整个社会治理工作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治理工作的关键点，若是基层社会没有得到良好治理，那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便成为了一纸空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步履维艰[1-3]。在新时代，基层社会内部存在诸多社会矛盾，社会信任缺失是主要风险，由此便深度影响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治理难度系数很大。所以针对此种情况，分析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行进中的问题就十分重要，要针对性地予以处理和解决，唯有如此才能提升社会法治化治理整体水准，为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根基。

（一）行政执法力度薄弱

我国基层地区乡镇人口众多，要参照城市规模标准进行数十人的专业执法团队组建，但是行政执法人员数量现在却很少，而且队伍中的年轻工作者不多。在基层执法部门中，单独设立的法制股室只有寥寥几个，很多都是只有牌子，但是却没有设置专职工作者。尽管基层在文化、食品药品监督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可喜成就，县城市综合执法队伍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以及食品药品稽查队伍等均相继创立，但是此类执法团队都是在县城内开展工作，不能有效延伸到村里面，所以执法活动延伸度不够，自然难见成效。

（二）法制监督机构建设效果差

纵观当前基层区域发展现状，县政府和具备委托执法性质的政府部门的行政复议机构有待建立健全。

期间，依法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能力显著不足，公民和法人以及相关组织等，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申诉权以及检举权等均未得到有效维护。

很多部门有时会将法制机构视为“收拾残局”的一项工具，关于重大决策类问题，便会向法治部门征求意见，待问题到难以解决的程度时就会把“烂摊子”交给法制机构处理。

再者，从执法人员学历结构上来分析可看出，基层拥有资质的执法人员数量很多，但是本科学历的工作人员数量却很少，执法人员的学历都以专科学历为主，其中的法律专业人員占有量更是少得可怜。

基层执法人员素质普遍偏低，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基层地区依法行政工作的发展。

（三）政府职能难履行

目前，政府机构在不同层面上存在服务理念弱、服务水平低等诟病，并且还存在依法行政意识薄弱和公信力不高等问题。近些年，因为政府职能交叉格局以及执法部门多元执法格局形成，导致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执法人员都在参与和利益挂钩的事件，等到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执法人员却没有作为。另外，政府代替市场、以令代法的情况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乡村建设和拆迁改造等工作中，这些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四）利益矛盾难处理

在现在的政法维稳工作中，重难点仍旧是利益调整所造成的人民众内部矛盾。群众对政府一方的办事要求越来越高，期望值在不断增长，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也会存在曲解法律法规的情况，这类矛盾日渐突出。需要注意的是，权属争议问题和建设矛盾等，是影响基层区域社会稳定的显著性问题。和基层民众息息相关的，包括企业改制和农村征地以及工伤事故等，这类矛盾也在连年增加。

（五）依法诉求引导吃力

当前时代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呈动态化和开放化发展趋势，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运而生，这些新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基层地区网络管理过程中，软硬件支撑力度显著不足，外加投入经费少，还有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稀缺，上述种种情况均不利于开展网络管理工作，这样就难以实现预知预防的局面，被动维稳难以促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发展。虽然基层领导干部和政法工作者都在走访和法律服务上投入了精力，矛盾纠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有一分部人“闹法”，缠访闹访情况时有发生，有的人甚至还以访谋利，可见情境之恶劣。

新时代，在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需要以基层社会系统治理为主要原则，然后对社会治理模式进行优化，要以依法治理为基本原则，从而日渐完善社会治理方式和方法，还要以综合治理为原则，对社会治理功能大力强化，使其发挥出作用。以下谈谈新时代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具体对策。

（一）优化行政执法体系，形成多元化领域依法治理格局

首先，要优化执法机构网络，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县级执法服务为主、镇级执法站设立为辅的工作模式，所涉部门和机构间一定要通力合作，形成纵横交错的工作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行政执法。

其次，要完善执法工作网络，在基层乡镇范围内要形成实现统一行动和统一检查以及统一通报执法检查结果的综合执法样态，基于此，使得各个领域行政执法队伍在开展相关专项整治工作时可默契合作，从而保障执法效率和质量，在基层社会中树立威信。

最后，调整执法信息网络是最重要的，期间需要各方紧密联动，及时进行执法经验和执法信息沟通，随之通报执法案件查处详情，由点及面地强化最终执法成效。

不仅如此，还要建立学法、用法、普法、执法的一体化工作评议监督机制，人大常委要听取执法司法单位报告，对严格执法责任和对基层社会普法的有关责任均要落到实处。

（二）优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扩大监督范围

首先，需要合理地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然后要求独立履行监督职能，建立一系列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和重大案件备案制度等，如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度等，对各机构和领导干部以及相应执法者的责任予以高度明确，与此同时，最大限度上彰显纪检组织监督效能，对执法者进行法律制约。其次，需要有效地优化外部监督机制，大力推动政务公开工作发展，面向整个基层社会，去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执法依据、具体执法流程以及投诉举报渠道等，虚心接受大家的监督与建议。各机构一定要发挥出行风监督者的效果，将着力点和出发点放在事前预防机制创建和事中制衡机制创建层面，不能滥用权力，要找到问题所在，查漏补缺，保障权力行使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三）提升行政执法全员素养，将培育法治文化视为基层地区治理法治化的重点

首先，要学会使用法治化思維和法治手段去创立导向，一定要形成良好的执法观念和执法思维，让行政执法可以满足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诉求。

面对一些“难啃的骨头”，就越需要在法律框架中，使用法律的手段去挖掘处理方法，切忌以牺牲法律权威为代价去谋求一时安宁。

其次，要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履行执法职责，应该建立起正规化、常态化的法制教育培训制度，循序渐进地开展学法用法有关的活动，由浅入深地提升依法行政工作质量。

另外，还要对行政执法人员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进行大力培训，提升他们的依法管理水平。

“权力清单”要顺势建立起来，期间务必要理清各个部门和岗位的权力、职责，对权力运行予以规范制约。

最后，要创设出一个懂法、知法、会用法的良好环境，最大限度上发挥出法制宣传效力和法律服务作用，创设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城市半小时、乡村一小时的服务条例，让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微信和电话等方式获取法律援助。

基层两级政府需要建立聘请专业法律人员的制度，组建服务于乡镇企业的法律人才队伍，以提供更好的维权服务。

（四）健全社会治理机制，攻克基层社会矛盾

首先，要以源头治理和应急处理以及重点教育相融的方法来促进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需要对诉求表达机制予以健全;深度推广民生热线，而后让老百姓有话敢说、有处可说，实现难有处帮、冤有处伸。期间，要发挥出人大和政协以及社会组织等部门的社会利益保护作用，根据政策以及有关规定等，高效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其次，要建立和落实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机制，让民主协商真正的在处理社会矛盾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有就是要持续性地进行信访工作制度创新整改，从而更好地保障信访存量的平衡稳定，将其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五）做好基层服务工作，强化社会治理法治化根基

首先，优化服务功能。

要以基层地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为依托，然后大力推行综合治理的新型管理模式，即为管理网格化、服务亲情化，然后构筑特殊人群社会管理的合力。

其次，推广志愿服务。

按照基层地区民众构成规律，培育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志愿服务机构;积极组织和带动广大公务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学生等，鼓励他们踊跃参与，之后在此基础上由党政委倡导，由基层组织扶持，由党员带头牵线，由专业社工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这样一来，志愿服务效果便会事半功倍。

最后，优化服务组织。

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全面培育正规化组织，使其具备服务性特点和公益性特点以及互助性特点，加大社会工作队伍的培养力度，以政府购买服务以及活动经费投入等渠道，积极引导社会各界组织全力参与基层管理事项，为广大基层民众提供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在于依法治理、标本兼治，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相关部门要通过优化行政执法体系、优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提升行政执法全员素养、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做好基层服务工作等来克服相关难题，使之迎刃而解，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走可持续法治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黄村，刘加夫.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j].法制博览，2016（33）：78.

[2]戚小倩.在探索“邻里自理”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来自南通市崇川区的调研[c]//江苏省第八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论文哲学社会类论文汇编，2010.

[3]陈荣卓，颜慧娟.法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区域实践与创新路径[j].江汉论坛，2013（12）：23-27.

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汇报篇三

近年来，xx县着眼基层，用力基层，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开展“全面推进基层活力，提升平安xx建设”活动为牵引，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有益尝试，平安xx，和谐、美丽xx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一)高位推进，做大做强做实治理工作

xx县针对全县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维稳形势，强势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成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常委，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各党(工)委(党组)书记，县直各部门支部书记为成员的xx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并抽调专人组建了xx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全县开展工作情况，对全县社会突出矛盾、乡(镇)、村(居)矛盾纠纷及社会热点、难点排查处置情况进行统一汇总，为全县社会治理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是强化督查，推动工作。

今年x月组成x个工作组，由领导带队，抽调乡(镇)政法副书记、政法委员、司法所长、组织委员、综治办主任和县委政法委科室人员对全县xx个乡(镇)、xx个村(居)委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进行半年考核督查。

(二)科学谋划，注重实际，全面推进治理

xx县制定印发《xx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办法(试行)》，坚持五条原则，抓五项措施治理，建立机制激发活力，在基层治理中对乡(镇)、村(居)委会每半年开展一次排查和通报，对排名靠后的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采取通报、约谈、挂牌警示、挂牌督办、问责处理等，对评为先进的乡(镇)、部门干部职工在评先评优、职务职级并行，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优先考虑。

(三)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把普法教育、遵纪守法构建美丽乡村作为平安法治和谐xx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推动。近年来，政法委机关深入xx等山区乡(镇)开展法治宣传宣讲，扫黑除恶、遵守法纪，建设平安乡村，命案防控“以案释法”宣传宣讲xx场，参与群众达xx万人次。

(四)推进矛盾风险化解，维护社会稳定取得新进展

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推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建立矛盾纠纷调解“以案定补”机制，充分调动各级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与平安xx、法治xx建设有机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由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延伸。加强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共完成xx个乡(镇)、xx个村(居)委会、xx个村委会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式”派出所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建设，主动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积极推进县、乡、村、组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走访、大化解，实行县级副处领导排班接访信访事项，包案化解县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案(事)件，定期下访，包保乡(镇)及单位。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形态基本形成。

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推进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管控治理，保持对各类犯罪形成高压打击态势，加大对命案防控工作的源头治理，源头防范、法治教化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为群众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逐年上升。命案防控率全市以十万人占比，全市xx，xx县为xx，排名全市最低。推进基层治理，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减少命案发生已初显成效。

三是加强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乡(镇)村人民调解委、治保委、群防群治志愿者队伍建设，尤其是现代化防控手段的提升，使打、防、控更具震摄力。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式”派出所建设，全县科学划分社区(责任区)xx个，按照“一区一警”配备了民警，今年招录了xx名辅警，全县实现了“一村一警”配备全覆盖，开了全市之先河。xx名辅警都到村委会开展治安整治和矛盾纠纷化解，人民群众安全感也大大得以提升，见警率大大提升。全县安装监控探头xx个，安装旅店业人像识别系统xx家，完成进出本县xx个高清摄像卡口监控系统建设。

四是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建设，主动打好三大攻坚战，抓好重大建设项目综合护航工作。2019年全年化解涉重大项目建设矛盾纠纷xx起，化解阻工阻路xx起，办理行政案件xx件，打击处理xx件，行政拘留xx人，为xx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对政法机关对违法行为敢于亮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顺利推进勇于出手拍手称快。

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汇报篇四

在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中，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在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顺应了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

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

”从现状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也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整和变革，如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或经商；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被征收；农村和城镇的生产经营形式日趋多样；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较大改变。

因此，基层社会的现实情况迫切需求社会治理创新体制和机制来解决纠纷。

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已现端倪：基层社会阶层的细化带来利益和文化冲突的加剧；基层社会流动性增加使得社会治理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征；外来文化冲击使得基层社会价值出现真空和失范的情形。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治理的难题在基层社会不断积聚，如与土地相关的社会矛盾、农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强、社会自治程度不高、社会保障缺失等。

若不及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农村与农业生產的稳定与发展都将受到影响，进而必将危及基层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

面对上述问题，必须意识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

因而，分析和梳理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困境成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

在此基础上，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体系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创新机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给农村、城镇带来了巨大变化，并逐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多重挑战。因此，分析和研判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有助于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任务和实践路径。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产业形态和运行机制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在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问题是法律法规不公平、户籍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增大、人口流动性大等具有时代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以收入差距为例，农村经济落后和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医疗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从本质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法律运行和制度设计在城镇和乡村存在差异性。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社会阶层细化的现象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居住在城镇，从而形成了农民工阶层。农民工阶层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事非农业劳动。然而，他们多数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子女也很难享受城镇教育资源。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正视农民工阶层正在被细化的现实，进而满足这一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保障其合法权益。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由于大量农民离开农村集体进城务工或创业，乡村治理很难有效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的机制，并且农村和城镇都缺少加强自治、法治、德治一体化建设的阵地。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需要建立自治、法治和德治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满足人们参与行政决策和法律公共服务的需求

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他们希望自身的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以及得到行政机关提供更为公平的公共法律服务，如积极参与征地拆迁、村民选举等涉及切身利益的法律事务和得到政府的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实现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的程序化和法治化，并不断提升行政机关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能力。

（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认真对待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在社会转型时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化市场等重点领域的基层执法直接关系到人们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突发事件、网络诈骗、村霸恶霸、邻里纠纷、留守儿童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从社会治理领域来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法治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基层。

由于基层工作分工细、事务繁琐、人员不足等问题，致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面临瓶颈问题。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突出问题。

充分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惩戒作用，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预防打击犯罪、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问题。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信访不信法”现象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人们普遍存在相信上访而不相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访不信法”现象。

由于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并开始有意识地维护自身权益，但法律知识有限、法律途径时间长且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人们往往选择成本低、效率高的信访途径。

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和集体上访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难题。

究其原因，为了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纠纷，致使人们相信权力大于法律、上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压过下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但仍然存在许多人认为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纠纷，而信访可以解决正常法律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从顶层设计上规范基层依法行政、行政执法和公正司法，以此扭转人们“信访不信法”的观念和现象。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工作机构和工作力量不足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专业的工作机构。

一是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机构设置无法满足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需要，致使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的无法全覆盖和效果打折扣，如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执法。

尽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重点和终点在基层，但是在基层行政机关中专业从事法治工作的工作人员严重缺乏。

二是由于基层工作待遇差、工作压力大等因素，致使从事法律工作的工作人员不愿长期留在基层工作，而是选择辞职或调离基层工作单位。

三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不强，表现为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不强，习惯依照惯例、传统方式和行政方法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

部分村居两委工作人员不习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各村居委员会虽然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但多数形同虚设，如仅仅有几名老同志，由于法律知识不足导致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并不完全，因而倾向于依靠经验和人情来化解法律问题，以至于出现许多矛盾纠纷无法在基层化解，形成集体上访、越级上访。

”[1。

（三）基层群众自治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基层群众自治的终极目标是达到自我管理和服务，并且基层群众自治应当是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在现实运行中，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出现目标偏差和路径偏离。

一是民主选举不规范问题。

在换届选举中，贿选现象、政府干预、宗族派系主导等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的现象大量出现。

二是村居两委职能问题。

村居干部滥用權力、村居财务缺乏监督、集体财产被侵吞、权益分配讲关系等问题导致群众自治性组织内部矛盾增加。

三是村居两委民主决策形式化。

村居两委的民主决策机制替代成村居两委干部的内部会议和宗派势力的私下决定。

在特定时期，乡镇政府干预村居两委的民主决策以实现特定目的，以至于出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徇私枉法的情况。

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功能虚化。

从法律规则和顶层设计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产权的权益归属者，但事实上村居两委基本代表其行使了基本权能。

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致使参与人数少和没有规范化的制度保证。

由上可知，基层群众自治的法治化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不足

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基层社会公共法律服务是行政机关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但是基层社会公共法律服务不足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一是对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性组织而言，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质量和效果尚未得到明确界定，并且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成本高、覆盖面窄。

二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公共法律服务存在差异性，即城市的公共法律服务优于乡村的公共法律服务。

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公共法律服务存在队伍缺失、水平低、服务差等现实问题。

三是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性工作，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载体，但是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平台建设相对滞后，表现为平台建设不完善、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四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监督机制和绩效考核尚不完善，如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顾问等公共法律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需要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指标。

（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治安防控体系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解决好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问题，因为基层社会治安状况直接影响着城镇和乡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制度建设不完善、不规范。

基层社会治安防控的综合协调制度、工作机制创新、合法性审查等规则体系尚不完善。

二是大规模社会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

由于人口流动性过大，基层行政机关难以监管社会流动性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如偷盗问题、赌博问题、黑恶势力问题。

三是基层社会治安的大数据平台存在数据共享度不高、数据应用不充分等问题。

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为例，公安机关之间、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以及社会主体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存在数据不开放、不能整合利用和隐私保护不完善的法律问题。

四是社会治安防控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

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缺少法律法规作为制度支撑，如“雪亮工程”建设仅为中央出台的文件而非法律法规规定。

社会治安的信息化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社会治理信息化的推行存在法律支撑不足的问题。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落后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不出事的行为逻辑，导致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即重视权力轻视规则、重视维稳轻视引导、重视管控轻视法治。

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社会治理观念下，基层社会治理以地方稳定为第一要务，从而轻视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因此，不出事的行为逻辑将基层社会治理陷入非法治化的治理怪圈。

基层社会治理理念落后体现为：一是价值导向上重视管控而轻视法治。

基层社会治理应当体现出平等、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精神和服务精神。

二是社会治理主体上重视政府职能而轻视社会组织作用。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下，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求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而非仅仅由党委政府完全负责。

三是治理方法上重视行政方式而轻视法律方式。

在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习惯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轻视运用法律法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方式。

四是社会治理理念上重视应急治理而轻视制度化治理。

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容易形成在纠纷产生后采取应急措施解决问题的理念，而非提前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治理理念。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定位不准

尽管中央已经明确“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定位，但是基层社会治理仍然存在党委和政府主导的单一社会治理现状。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定位不准表现为：一是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党委和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现实问题。

党委和政府负责提供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力量。

党委和政府往往容易忽视村居文化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事项，从而出现党委、政府缺位的问题。

二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法治与自治的结合不够。

村居两委的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

从法律上看，村居两委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应当是指导、支持、帮助与协助，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村居两委与党支部之间的权责关系存在模糊的情况，容易形成党支部掌握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村居两委缺少民主化的程序机制，即村民和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容易被剥夺。

三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缺少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参与机制。

基层社会组织面临缺少法律法规支撑的制度困境；农村生产合作社、调解委员会、治安巡逻队等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数量和程度有限。

此外，村居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和满意度也陷入尴尬境地。

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汇报篇五

11月22日，九龙坡区召开全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典型案例评选暨经验分享会，来自华岩镇、黄桷坪街道和区检察院等镇街、部门相关人员推介了各自基层的社会治理案例。

从今年4月起，区委政法委面向全区征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案例。经过推荐，共收集案例27个。经过审核筛选，10个案例入选典型案例，如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春风化雨、铸魂聚力倾力打造“五彩福居温馨家园”，黄桷坪街道创建“黄桷义工”队伍、探索群众自我管理服务新路径，二郎街道迎宾路社区“党建引领多网合一”深化社会治理新实践，金凤镇“金凤一群杨主动来帮忙”推行“老杨群工”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等。

当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现场推介和评比，最后“老杨群工”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荣获一等奖。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三惠出席会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为发现各地创新社会治理先进典型，研究和探索省、市、县社会治理创新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总结和弘扬社会治理的典型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由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主办的2019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已于近期启动，请支持并组织本地各级相关单位踊跃参与。

在各地领导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本系列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前七届的征集活动共征集到案例近6500份，吸引投票5400万人次，并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在江苏、四川、重庆、北京、天津、湖北、重庆举办论坛。以这七届成功经验为基础，2019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整体规模与宣传效应预期会有进一步提升。

主办单位：人民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

各地创新社会治理的案例，都属于本次案例征集活动范围。征集案例须体现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典型性。

创新社会治理案例征集按以下十个方面归类：

(1)社会应急体制风险治理方面;

(2)基层参与式社区治理方面;

(3)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方面;

(4)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

(5)经济组织治理方面;

(6)群众权益维护治理方面;

(7)社会组织治理方面;

(8)人口服务治理方面;

(9)互联网治理方面;

(10)社会矛盾化解方面。

1、选送案例的文字材料应包括如下要素：

(1)背景与起因;(2)做法与经过;(3)成效与反响;(4)探讨与评论;(5)重要资料附录。

2、正文总字数在4000-6000字左右。

3、配合文字内容，请同时提供与案例相关的图片5张及相关影像资料。

案例征集时间从即日起至2019年10月30日截止。

1、网上提交：参与单位请将案例文件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有关图片、影像资料、媒体报道电子扫描件请同时提交。

2、网下提交：在网上提交的同时，须将报名表和文字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相关资料(有关图片、影像资料、媒体报道复印件)于2019年10月30日前(以邮戳为准)寄至人民网。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谢龙收，邮编：100733。

采取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选出社会治理创新最佳案例10个，优秀案例20个。

1、网上投票和自荐：人民网“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专题”页面公布初选名单，设置投票页面，由网友公开投票。

2、专家综审：案例汇集完毕后，将由来自中央有关部委和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对案例进行集中评审。

3、名单公示：综审结束后，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公布最佳案例、优秀案例名单名单，并在征集活动官网进行公示，如有弄虚作假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入选的，撤销其入选资格。

4、活动表彰：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对最佳案例、优秀案例进行表彰。

主办单位邀请中央有关部委领导、获奖单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加创新社会治理理论交流会，分享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探索创新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启事已刊登于人民网首页，请查看。未尽事宜，请另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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