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通用17篇)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一

***总书记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一）“三缺”。即：缺人、缺钱、缺手段。

1．缺人。

主要表现在：一是乡镇编制控制严。

比如房县根据乡镇规模大小，乡镇编制一般控制在25—45人，其中有10%左右的人员因身体、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乡镇在职在岗的人员不足。

为解决乡镇人员不足问题，县里采取招录公务员的办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即使招录了公务员，因工资待遇低也难以稳定下来，加之部分乡镇因地处偏远、条件恶劣，部分考上的乡镇公务员要么又考走了，要么辞职不干，流失严重。

二是村支部书记选人难。

现在我们县的大部分村是小村合大村，相当于原来的管理区，但村干部职数少，每村3至5人。

选人难，换届时对村干部人选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公检法、组织部、纪监委等多个单位都要逐一审查把关，制定了“四不用”的条件，即60岁以上的不用、受过刑事处罚的不用、受过党纪政纪处罚的不用、涉嫌黑恶势力的不用。

这样就杠下去了不少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强，在一个地方有威信、群众也认可的村支部书记人选。

一些地方虽然有符合村书记条件、有能力的人选又不愿意当村干部，为什么他们不想当村书记呢？有的是怕操心，有的是嫌工资待遇低，有的是对当干部不感兴趣，也还有的是无信心。

全县部分村因无合适人员担任村干部，乡镇党委只好从在职脱产干部中选派村支书，全县共有52个村是选派脱产干部担任村书记的。

2．缺钱。乡镇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源，所有经费都依靠县级财政预算拨付，经费来源具有唯一性。并且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需要乡镇配套资金，部分乡镇保机关运转经费都不能保证存在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一般乡镇因此负债在一百万元以上。村一级经费就更困难了，也因此导致了村级运转难、村干部待遇低。比如房县村干部工资每年为2.5万至3.5万元之间，退休待遇就更低了，每人每年只有1000元生活补贴。许多村干部反映退休后还不如低保户，为此多年人代会上都有反映村干部待遇过低的人大建议。村级组织因为缺钱对老百姓反映的诸如修路、修渠、环境治理的一些诉求根本无法得到落实。

3．缺手段。职责不对等是突出的问题。涉及农村千头万绪的事务都压到村这一级去落实。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村这一级是无法落实的。比如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就显得束手无策。依赖村规民约的手段缺乏落实的硬措施。乡村缺执法机构和手段，存在“看得见管不了”。如房屋的乱搭乱建问题，乡村只能口头制止，因无执法权限，很难落实到位。很多棘手的问题还得依赖县直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二）“三重”即债重、责重、负担重。

1．债重。乡村两级在确保运转和投入基本建设上欠债较多。比如房县305个村负债1.7亿元，平均每个村50—60万元，最高的达100多万元，可谓债台高垒，负债运行。

2．责重。现在乡村工作，一方面标准高难度大。就拿精准脱贫验收标准“三率一度”来说，“三率”即贫困户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一度”即群众满意度，这些标准国家验收时都必须达到98%以上，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就出问题，就会被责任追究。另一方面要求高责任大。如信访维稳，既使不是乡村基层的问题，一旦出现越级上访，不论客观原因一律追究乡村责任，轻者面谈提醒挂牌督办，重者调岗免职。如我县近期一个百人大会上，5个信访工作倒数的乡镇书记检讨发言，一个乡镇书记离岗专抓信访维稳。我市还有一个县的乡镇书记因信访维稳不力而被免职。

3．负担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的工作都需要乡村干部去完成去落实，如精准脱贫、信访维稳、乡村治理、基层党建、项目建设与经济发展，再之很多工作强调处处留痕，开展一个简单的工作都要有定位、有照片、有记录、有方案、有报表、有图册、有展板等等。一些职能部门强调传递压力提高工作节奏，上午发传真，下午要报告，基层疲于应付。同时各级督办检查工作频率高。任何一个检查组到村上来都要村组织干部陪同，牵扯了很多时间精力。有些工作过于细化繁琐，需要填写有关表册竟有几十种之多。

（三）三难”即难管、难治、难长效。

1．难管。主要表现在：村上年轻力壮有头脑的精明一些人大都外出打工或创业去了，留下大多的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和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好这部分人是比较困难的事。

2．难治。主要表现在：矛盾多样多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因征地拆迁、村镇建设、劳资纠纷、医患纠纷、“涉老”群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将随之增多，有的矛盾化解难度大，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严重挑战。加之基层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以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为重点的人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村（居）矛盾排查机制，联动联防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还有因为一些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引发重信重访和越级上访，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3．难长效。村民自治民众参与度不高，自治力仅靠村民自觉和村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很多该由村（居）自治的事项都靠乡镇党委政府解决，这样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又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形成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打天下，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事实上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治理理念从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一）加大政策项目支持力度。

***2016年全国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曾指出：新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要向农村倾斜社会建设公共资源要向农村投放，基本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更大的支持，解决基层缺钱办事的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二）加大依法治理力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遇到的难题。一是要强化依法行政。对于非法信访户、无理信访户、不符合程序的上访户，建议在符合依法行政的程序前提下进行严格规范的处置。二是要强化公正司法。着重强化司法机关服务群众能力，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要强化全民守法教育。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把普法宣传与文艺汇演、知识竞赛等活动相结合，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法治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行业文化、群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三）加强自治德治建设。

通过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水平。

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基层组织职责，合理划分事权。

要坚持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居）民自治为基础，引领群众开展自治，使村居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服务群众上。

二是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

每个村（居）根据不同社情培育不同的义工团队或志愿者团队，如治安巡逻队，开展日常巡逻。

三是加大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公益类社会组织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如：幼儿园、卫生室、电子商务、村民活动中心等方面的建设。

四是要多方面搭建民主参与平台。

把搭建平台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前提下，搭建基层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公共事务的平台。

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乡镇党委政府，促进党委政府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操作性更强。

五是切实发挥好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进而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注重以规促德，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为，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措施和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二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社会治理创新要逐步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实验，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这其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意义重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社会变革给贵阳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矛盾和挑战，当前基层社会存在人口管理难、矛盾化解难、安全防控难、基层管控难、服务供给难、队伍建设难等“六大难”问题。

“贵阳市模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是密切干群关系、化解群众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举措，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但由于起步的时间不长，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的考验，主要体现在：

（一）多头管理影响服务效率。

贵阳市虽然在镇级探索设置了“一办一中心”，但仅仅是办公场所的整合、办事模式的改进，并未真正触及机构改革，管人与管事脱节，事权与财权脱节，乡镇条块关系仍未理顺。比如，镇国土所、财政所、林业站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仍由市级职能部门管理，镇党委政府对站所不能形成彻底有效的约束。办事大厅名义上隶属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但村镇建设规划、农业、林业等服务岗的工作和人员归综合办公室管理。

（二）市级部门职权难于下放。

由于现有体制或规定的限制，一些市直职能部门职权无法交给镇级政府行使，导致镇级政府在房屋建设、工商管理、食药监督等方面缺乏审批权限、执法权力和行政管理手段。

比如市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局等单位，涉及农村、群众的管理服务事项约74项，按目前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规定无法下放或授权给镇级行使。

从办事大厅的运行情况看，服务岗的工作人员较多的工作也是答复咨询、受理材料，真正盖章办结仍然在市级职能部门。

与此同时，市级职能部门长期形成的管制观念、利益观念难以彻底改变，往往不敢冒改革风险，不愿意将部门职权交给镇政府行使。

一些镇领导对“一办一中心”的设置，也仅仅停留在“挂挂牌就好”，不愿深入推进职能转变，或者希望市职能部门将人财物权力下放，但责任不下压。

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了镇村相对灵活的上班时间和方式，对办事大厅较为严格规范的“坐班”服务有顾虑。

（三）人员数量素质不足。

镇级党委政府普遍存在缺编严重的情况，难于招录工作人员，现有的基层干部也流动较快。比如，朱昌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东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金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一些部门仅有2个人，派员到服务岗为群众办事，就难于保障日常的巡查、执法工作。一些干部年纪较大，缺乏服务岗所需的专业技能;一些年轻干部则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偏低，不愿意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工程，贵阳市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才不足两年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要确保“贵阳市模式”的持续可行，应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更好地服务群眾，夯实基层基础，推动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更大成效。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探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直接下放给镇政府执行，通过市级职能部门与镇一级签订执法委托书的形式，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执法或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下放或委托乡镇行使的职权，强化镇一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如公安、国土、司法方面的职权。同时，应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给市场和社会相对独立的自主发展权;政府应根据市场和社会的发育程度来下放权力，保证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下放的权力能接得住、接得好。

（二）建立镇级政府统筹用人机制。

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镇党委统一领导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司法所、财政所等派出机构以镇管理为主，按照实际需要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根据各镇的情况适当下放用人权，由镇统筹安排编制、人员、经费等，包括人才的招聘权、人才的支配权，建立独立的镇一级人才库，化解各镇在用人方面所面对的压力，市级职能部门只进行业务指导。

（三）完善基层工作考核制度。

构建责任流程管理体系，建立分层分级的流程体系，将流程设计进一步细化到每个岗位职责，强从提升公共服务空间出发设置责任流程;明确流程之间的接洽;设计流程绩效指标。对包村驻点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且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认可上;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对在便民服务中心工作的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办实事做好接待、办证、咨询和其他服务工作上。

（四）积极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

贵阳市应在总结提升“一办一中心”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各村历史文化和民俗民风，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指导建立村民理事会，不断完善村民理事会民主议事规则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充分发挥村民民理理事会在村务管理中的议事、咨询、协商作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社区服务与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把思想动态，不断会工作载体、优化工作方法，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三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刚劲有力的歌激励了我们几代人团结协作，奋发进取。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强大的力量，才有强大的战斗力，才能取得成功，才能向前发展。

对于我们基层单位来说，要想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不断地促使单位向前发展，同样也需要全体员工团结协作，奋发进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对一个基层单位来说，只有团结起来了，才能充分利用本单位的各种资源，调动一切力量来完成单位的任务、做好单位的工作；才能人尽所能、各司其职，从而减少内耗，提高工作效率；只有团结起来了，才能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勤奋工作的良好氛围；才能集思广益地把工作做好，做出色。从而创造性地完成本单位的使命。

但对我们基层来说，要想创造这种团结向上的工作生活氛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管理者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管理文化，需要管理者付出大量的心血来做好它。我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发现对基层单位来说，要做到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有一些原则性带共性的问题，你如果解决了，形成团结向上局面也就不难了。

其一，本单位只能允许存在一个领导核心，绝不允许多头领导，不能有相互矛盾的措施规则出现。对单位内部的非正式组织，如能为单位所用，与单位管理思路相统一，则支持，反之就必须抑制，在员工们的心中只能觉得他们只有一个领导，哪就是基层管理者，上级的越级管理也是与基层管理思路一致的。

其二，如果基层领导是一个集体，分若干级或平级分若干部门，则必须要团结，各种措施政策（不管是哪个领导或哪个部门制定的，也不管是口头的或成文的）必须协调一致，领导集体中有一个核心，一个拍板决策的人。不允许各打各的小算盘、小九九，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这种情况下，单位员工要听命于领导集体，听命于管理制度，而不是个别领导。不能出现听谁的而又不听谁的现象，绝不能允许不担责任的人在哪儿发号施令，做主要指挥决策工作。这是很危险的。

其三，各种政策制度措施需要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为某些少数人或小集团服务，要让员工们觉得，本单位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具体管理上，都是公平的，没有暗中交易、幕后操作存在，从而在制度上培养大家的团结意识。

其四，对有损团结的事情或个人，一旦发生，不管是谁是什么事，应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让员工们觉得单位是奖勤罚懒、奖惩分明的，是公平合理的。从而让员工们从内心对单位充满了信心。

其五，基层管理者或领导集体要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以及把单位工作做好的自信心，把单位工作当事业干的决心。不能出现混日子的思想，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因为管理者的工作表现会直接影响下属员工。管理者在哪儿混日子，哪有员工在哪儿干事业的道理。同时这样也会导致人才远离，单位工作也会一落千丈。

其六，管理者要及时发现并化解各种矛盾，包括生活中的矛盾。人是有感情的，生活中的不愉快是会带入到工作中去并影响工作的。同样生活中的矛盾也会带入工作中去，所以管理要做有心人，不但要发现并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同时也要发现并解决员工生活的矛盾。解决矛盾时要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其七，“管理”好自己的上级各位领导，要让他们完全相信你的工作管理能力，支持你的管理思路和措施。要让他们觉得你的管理是与他是一致的，你能做好他交给的任何工作任务。必须避免他在你的下属员工中培植亲信。

对基层单位来说，一个团结的单位不一定是很优秀很成功的，但一个不团结的单位一定是很糟糕很失败的单位。所以，做为基层管理人员，要想把基层管理做好，做出色，就必须十分注意团结问题，把它当做基层管理的大事来抓。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四

11月12至13日，宝鸡市政协副主席张田力带领市政协社法委部分政协委员，专题调研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

委员们先后深入眉县首善街道迎宾社区，金渠镇宁渠村，眉县第三医院，虢镇街道高家塄村，千渭街道铁道南社区，千渭星城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进行了实地察看，与村组干部、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心声。

近年来，我市认真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坚持把加强社区治理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聚焦群众需求，全面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走出了一条“一核多元、共治共享”具有宝鸡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创新推行微治理机制，构建了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积极推行“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五民工作法;深化“互联网+社区”服务，建成宝鸡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了省、市、县(区)、社区四级社区服务信息网络平台互联互通。

在协商座谈会上，市民政局领导汇报了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委员们围绕基层(村委会、居委会)、社区治理工作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分管领导进行面对面协商，共同商讨对策，为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张田力指出，全市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方面主动创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着基层人员配置不合理，基层干部工作任务繁重、待遇低，社会治理成本高、经费不足等问题。他强调，要认真对标党中央部署要求，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导向，加强基层治理。要认真学习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贡献政协力量。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五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民心工程和实事工程。xx镇委、镇政府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着力打造人居新环境，建设优美新村镇，城乡面貌不断改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村庄布局规划滞后，村容村貌不容乐观。

一是有的村由于历史等原因，村庄布局规划滞后，整体布局散乱，没有综合考虑排水、排污、绿化、杂物堆放、家畜饲养等农村实际问题，存在抢占、乱占现象，给农村综合整治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二是绿化、美化不到位。大部分村没有一个统一的绿化方案，借用自然绿化，没有体现农村生态特色。三是部分村存在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现象比较突出，且不同程度存在乱倒生产、生活垃圾现象，影响了整治效果。

(二)工作进展不平衡，长效管理机制执行不到位。

从我镇总体看，试点村好于相对偏僻的村，经济条件好的村好于村级经济薄弱村，村级班子强的村好于班子涣散村。虽说村村设立了垃圾点，添置了垃圾箱，全镇还统一设置了两个简易垃圾填埋场，但有的村长效管理机制执行未全部落实到位。

(三)综合整治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一是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我镇绝大部分村的主干道虽然已硬化，但有的村村内的道路硬化的不多，且排水、排污设施不完备，存在垃圾、污水乱倒乱泼现象，农村垃圾难做做到无害化处理。二是大部分村经济薄弱，工作经费短缺，保洁人员工资无法落实，极大地影响了环卫人员的积极性。

(四)宣传教育亟待加强，群众环卫意识急需提高。目前，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存在上边热、下边凉的现象。县镇两级重视，工作力度大，但有的村干部积极性不高，还存在畏难情绪、信心不足、等待观望态度，工作敷衍塞责，搞形式，走过程，缺乏主动性;广大农民群众长期形成的不良生产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随意将建筑垃圾堆弃河道、生活垃圾乱扔乱倒现象普遍存在，对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活动缺乏足够认识，“创卫靠大家”群众性、基础性工作难以深层次推进。

提出以下对策。

(一)加快新村规划。

高度重视新村规划工作，加快新村规划编制进程。编制新村规划要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结合我镇当地农民群众发展养殖、堆放柴草及农机具等生产生活实际，综合考虑道路、水沟、公厕、公共场所、公益事业设施、绿化美化等多种因素，注重体现人文特色和生态特色，做到高标准又实用，一村一特色。

(二)健全长效机制。

一是进一步制定完善村规民约，积极开展“文明卫生家庭”评选等方法，引导广大群众增强爱护环境意识，养成按时定点投放生产、生活垃圾的良好习惯。二是建立三级联动工作责任体系。加强环卫人员、垃圾清运车、保洁员的日常管理，明确岗位职责，细化考核目标，做好垃圾清运处理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三是各村要聘请清扫保洁监督员，监督本村卫生保洁员清扫情况和农户门前“三包”落实情况。

(三)扩大野花组合种植面积。

针对交通要道路边杂草丛生，清理难度大、清理难彻底的情况，建议扩大野花组合种植面积，既清洁了环境又美化了环境。

(四)加大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落实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实施农村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的关键所在，应建立完善实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分级负担资金筹措投入机制，确保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持续长效运行。

建议：一是县政府继续积极争取省、市政府对实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的资金支持补助。

二是县政府每年在编制财政预算时专门切出一块资金作为实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的专项资金。

三是要支持有条件的镇、村成立民间环保机构，并设立环保专项基金账户，向社会募捐，多方筹措环卫经费，以保障工作运转。

四是村民委员会要形成合理的环境卫生保洁费筹措机制。

通过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方式，确定每个村民、每间店铺、每家企业每月交纳的环境卫生保洁费标准，使群众自觉参与实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

规范农村垃圾收集处理费的征收和使用，做到专款专用，收支公开。

(五)加强宣传教育。

展卫生和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引导群众自觉保护环境，增强卫生观念;第二要通过制定卫生公约等村规民约，规范约束个人家庭卫生、公共场所卫生行为，对不卫生、不文明行为给予批评教育或一定的经济处罚，并给予公开曝光，有效促使群众规范个人卫生行为，以巩固垃圾处理成效。

同时，要通过开展评选“优秀保洁员”、“十星文明户”、“文明卫生户”等活动来扩大群众的参与面和受教育面;第三把“讲文明、讲卫生，保护环境、洁我家园”纳入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内容，从小树立环境卫生良好思想观念，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第四要注重树立和推广典型，对在开展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好的工作经验、工作成效、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加以宣传推广，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一）“三缺”。即：缺人、缺钱、缺手段。

1．缺人。

主要表现在：一是乡镇编制控制严。

比如房县根据乡镇规模大小，乡镇编制一般控制在25—45人，其中有10%左右的人员因身体、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乡镇在职在岗的人员不足。

为解决乡镇人员不足问题，县里采取招录公务员的办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即使招录了公务员，因工资待遇低也难以稳定下来，加之部分乡镇因地处偏远、条件恶劣，部分考上的乡镇公务员要么又考走了，要么辞职不干，流失严重。

二是村支部书记选人难。

现在我们县的大部分村是小村合大村，相当于原来的管理区，但村干部职数少，每村3至5人。

选人难，换届时对村干部人选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公检法、组织部、纪监委等多个单位都要逐一审查把关，制定了“四不用”的条件，即60岁以上的不用、受过刑事处罚的不用、受过党纪政纪处罚的不用、涉嫌黑恶势力的不用。

这样就杠下去了不少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强，在一个地方有威信、群众也认可的村支部书记人选。

一些地方虽然有符合村书记条件、有能力的人选又不愿意当村干部，为什么他们不想当村书记呢？有的是怕操心，有的是嫌工资待遇低，有的是对当干部不感兴趣，也还有的是无信心。

全县部分村因无合适人员担任村干部，乡镇党委只好从在职脱产干部中选派村支书，全县共有52个村是选派脱产干部担任村书记的。

2．缺钱。乡镇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源，所有经费都依靠县级财政预算拨付，经费来源具有唯一性。并且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需要乡镇配套资金，部分乡镇保机关运转经费都不能保证存在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一般乡镇因此负债在一百万元以上。村一级经费就更困难了，也因此导致了村级运转难、村干部待遇低。比如房县村干部工资每年为2.5万至3.5万元之间，退休待遇就更低了，每人每年只有1000元生活补贴。许多村干部反映退休后还不如低保户，为此多年人代会上都有反映村干部待遇过低的人大建议。村级组织因为缺钱对老百姓反映的诸如修路、修渠、环境治理的一些诉求根本无法得到落实。

3．缺手段。职责不对等是突出的问题。涉及农村千头万绪的事务都压到村这一级去落实。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村这一级是无法落实的。比如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就显得束手无策。依赖村规民约的手段缺乏落实的硬措施。乡村缺执法机构和手段，存在“看得见管不了”。如房屋的乱搭乱建问题，乡村只能口头制止，因无执法权限，很难落实到位。很多棘手的问题还得依赖县直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二）“三重”即债重、责重、负担重。

1．债重。乡村两级在确保运转和投入基本建设上欠债较多。比如房县305个村负债1.7亿元，平均每个村50—60万元，最高的达100多万元，可谓债台高垒，负债运行。

2．责重。现在乡村工作，一方面标准高难度大。就拿精准脱贫验收标准“三率一度”来说，“三率”即贫困户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一度”即群众满意度，这些标准国家验收时都必须达到98%以上，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就出问题，就会被责任追究。另一方面要求高责任大。如信访维稳，既使不是乡村基层的问题，一旦出现越级上访，不论客观原因一律追究乡村责任，轻者面谈提醒挂牌督办，重者调岗免职。如我县近期一个百人大会上，5个信访工作倒数的乡镇书记检讨发言，一个乡镇书记离岗专抓信访维稳。我市还有一个县的乡镇书记因信访维稳不力而被免职。

3．负担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的工作都需要乡村干部去完成去落实，如精准脱贫、信访维稳、乡村治理、基层党建、项目建设与经济发展，再之很多工作强调处处留痕，开展一个简单的工作都要有定位、有照片、有记录、有方案、有报表、有图册、有展板等等。一些职能部门强调传递压力提高工作节奏，上午发传真，下午要报告，基层疲于应付。同时各级督办检查工作频率高。任何一个检查组到村上来都要村组织干部陪同，牵扯了很多时间精力。有些工作过于细化繁琐，需要填写有关表册竟有几十种之多。

（三）三难”即难管、难治、难长效。

1．难管。主要表现在：村上年轻力壮有头脑的精明一些人大都外出打工或创业去了，留下大多的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和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好这部分人是比较困难的事。

2．难治。主要表现在：矛盾多样多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因征地拆迁、村镇建设、劳资纠纷、医患纠纷、“涉老”群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将随之增多，有的矛盾化解难度大，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严重挑战。加之基层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以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为重点的人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村（居）矛盾排查机制，联动联防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还有因为一些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引发重信重访和越级上访，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3．难长效。村民自治民众参与度不高，自治力仅靠村民自觉和村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很多该由村（居）自治的事项都靠乡镇党委政府解决，这样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又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形成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打天下，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事实上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治理理念从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一）加大政策项目支持力度。

习近平2016年全国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曾指出：新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要向农村倾斜社会建设公共资源要向农村投放，基本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更大的支持，解决基层缺钱办事的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二）加大依法治理力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遇到的难题。一是要强化依法行政。对于非法信访户、无理信访户、不符合程序的上访户，建议在符合依法行政的程序前提下进行严格规范的处置。二是要强化公正司法。着重强化司法机关服务群众能力，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要强化全民守法教育。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把普法宣传与文艺汇演、知识竞赛等活动相结合，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法治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行业文化、群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三）加强自治德治建设。

通过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水平。

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基层组织职责，合理划分事权。

要坚持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居）民自治为基础，引领群众开展自治，使村居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服务群众上。

二是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

每个村（居）根据不同社情培育不同的义工团队或志愿者团队，如治安巡逻队，开展日常巡逻。

三是加大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公益类社会组织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如：幼儿园、卫生室、电子商务、村民活动中心等方面的建设。

四是要多方面搭建民主参与平台。

把搭建平台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前提下，搭建基层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公共事务的平台。

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乡镇党委政府，促进党委政府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操作性更强。

五是切实发挥好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进而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注重以规促德，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为，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措施和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七

社会，即是由生物与环境形成的关系总和。人类的生产、消费娱乐、政治、教育等，都属于社会活动范畴。动物或其他生物社会行为也属于社会范畴。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基层作为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尤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要从中看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我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基础组织力量薄弱、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等问题，仍需要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路径，才能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相关制度，最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乎到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我国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基层是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秩序就越稳定。所以，这就要求扎根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国家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不仅停留在对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人们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健康安全、生活坏境，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层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基层人民群众是使得党和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的主体，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才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以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不久，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民众生活的各个城乡社区组织在其领导下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传疫情相关知识。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实施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帮助。居民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群防群控中，巩固了抗击疫情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但同时办公经费不足、物资缺乏、责任重大、事情繁杂、力量薄弱而且权力受限，造成基层组织严重超标的劳动，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上级哪个部门要求严格就赶紧完成哪个任务，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诿。

二是基层治理层级过多导致了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而且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运转不灵活，从而增加了基层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论水平不够，思维方式陈旧，治理方式单一。

而且对相关的政策理解不够到位，无法及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

一些基层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日益严重。

（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虽然各个地方县区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整体上缺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不能灵活地运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组织的应急物资保障不充足、对应急操作的宣传以及培训演练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有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问三不知，或者怕承担责任不敢发声。二是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基层政府部门在职责权限划分上存在着交叉或不清的问题，但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导致社会主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治理手段单一。

目前基层还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不够精准，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大数据的優势。不少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习惯开会、笔录的形式，存在着“基层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

一是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当前的现状是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机构依赖性太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自主意识有待加强，缺乏主体参与意识，也缺乏对社会治理的认可。二是基层党组织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无法凝聚起社会合力的问题。基层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都导致了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感，主体之间力量无法凝聚。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社会一大热点，要实现民生发展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平衡就要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坚决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改变政府过去生搬硬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现象，实现基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转变。

二是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以自治组织为重点。

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化。

三是坚持精细服务的理念。

要创新服务方式，主动引导市场的力量，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有时无法顺利进行，主要是存在社区人员，办公经费、基础设施的匮乏问题。经费等相关问题不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就无法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一是应该主张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制，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全社会共同参与，从各个渠道筹集经费;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资本有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二是基层社会治理要做到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必须受到居民的监督，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三是对基层人才及时进行奖励，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重视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以及办公运用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并从外界吸引人才。

（三）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基层社会治理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方式，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拓展群众参与和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快搭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完善机制体制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基层社会治理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一是应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尽快完善法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同地区的基层制定具体的、专门的法律，进一步明确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权限，明确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目标等，确保各项工作依法顺利开展。

二是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使基层社会治理公开化，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内部的监督，以此纠正过程中的错误现象。

三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应急体系建设。

在平常时期做好物资和资源的储备，增加基层社会组织的应急保障措施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演练。

（五）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

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要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为主，强化党建引领，形成社会组织、群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协同治理主体。

政府要当好组织者、执法者、引领者、政策制定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开展协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要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创新自治内容和手段;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广大群众要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不要做冷眼旁观者。

二是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开展。

协商民主可以满足基层主体需求多元性，可以维护主体间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基层各类主体的参与和集体讨论。

通过协商民主的模式也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各类行为主体积极性，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可以及时化解传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矛盾，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成功，它需要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结合不同基层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今天，我就基层社会治理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全面、不正确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的，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治理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一模式管理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模式，那个时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人财物流动性少，基层政权比较得力，社会道德风尚良好，案件少，社会治安秩序好。社会虽然管理有力，但活力不够。

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探索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党的十八大前。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痼疾沉渣泛起，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提出社会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形式，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三阶段：共建共治共享阶段。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古人讲，“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司马迁《史记》）。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我在新乡县调研时，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谈到目前社会治理突出问题时说：“现在是上面会多、下面会少；上面满堂灌、下面不好办”。话虽然尖刻，但不无道理。我个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规定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法律条文存在“打架”现象。这与我国法律制定的轨迹模式有关。一部法律的出台，通常由相关部门提出，人大列入立法计划后，相关部门起草法律草案，最后提请人大审议通过。起草过程中，虽然征求了不少部门意见，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但都把管理、收费和审批等有利于部门集权的规定摆在重要位置，而关于法律责任、法定义务和责任查究则规定不够、规定不严。

二是法律规定存在诸多空白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新阶层层出不穷，而法律的出台相对滞后，存在许多空白点。比如，在互联网、生态环境、民生保障、司法鉴定、投票选举等方面，法律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变化。

三是“强势部门”提出制定法律规章的多，“弱势部门”提出制定的相对较少。这一点，在省市一级表现尤为明显。

（二）法律执行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利益驱动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地方和部门存在“争利”现象，对跨区域、跨部门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类案件，各相关地方和部门相互博弈，争着办理。其他棘手复杂案件，相互推诿扯皮。

二是个别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问题。办理经济类案件积极性高，办理一般刑事案件积极性低。

三是法律监督难问题。监督制度不少，但有些文件落实困难。

四是检法队伍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基层业务骨干积极性的发挥。检察官、法官实行员额制，情况有所好转，但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五是政法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央有规定，政法部门办案应该完全“吃皇粮”，但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吃皇粮”，还存在变相“吃杂粮”的现象。

（三）一些基层党组织形不成战斗力。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但一些地方也存在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有的基层政权被家族势力、黑恶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战略举措。

（四）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公益性）发展不充分，很多该由行业自治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财物投入来管理，这是不可持续的，既加大了行政成本，政府也无力管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治理应该千方百计提高社会化水平，减少行政成本，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治理成本最小化。

（五）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矛盾并不可怕，一个社会必须建立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东方一枝花”，但近年来，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大量的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造成整个社会集访、群访、闹访的大量增加，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

（六）社会道德滑坡也带来了很多治理难题。“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三国志》）。“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国家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公民道德建设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在不少人身上还存在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危害他人等道德滑坡现象，带来很多社会治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必须坚持“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并重；

（二）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三）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四）必须走群众路线；

（五）必须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六）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

（七）必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题中之意，然而农村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积极采取多种有效举措对于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群众安居乐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治理人才缺乏，素养不高。由于中高山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有文化、有远见、有学识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在家群众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再加上政府没有政策鼓励和支持，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造成基层治理先进人才缺乏。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资金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然而地方政府财政主要用于经济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基层治理经费相对有限，这些资金对于范围广、种类复杂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如九牛一毛，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的开支，无法保障基层治理工作正常运转，加之，很多村民外出务工或创业，他们不愿意为本村的公共事务掏腰包、作贡献，导致基层社会治理资金投入不足。

（三）部分群众对基层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一是村民思想意识有待提高，受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大部分群众卫生习惯较差，对农村环境的认识不足，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意识，只顾个人方便，随意乱倒、乱丢垃圾，对于公共设施不予爱护;二是农村大部分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对基层治理工作理解不深，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对农村基层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一）加强基层人才培养，把人才培养转化为治理主力军。开展村民素质提升培训行动，大力开展“传帮带”活动，加快基层后备人才培养，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持续开展村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逐步提高村干部报酬，激发有知识、有文化青年参与村干部竞争，增加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加大资金投入，为基层治理提供财力保障。要想改善目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状况，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基层治理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发动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开展募捐活动，整合社会资源，给予基层社会治理全方位的财力物力支持。

（三）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参与度。一是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及时将群众诉求、惠农政策上传下达，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度。二是及时更新党务、村务公开栏，让百姓知晓村上大小事，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三是引导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来，对做出贡献的企业和单位给予一定帮助、支持和进行表彰，进一步提升群众和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实中各地方的风土人情、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经济、地域差异等情况有所不同，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千篇一律、一概而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把工作做细做实，同时要善于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成功的先进经验，为基层治理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社会治理创新要逐步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实验，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这其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意义重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社会变革给贵阳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矛盾和挑战，当前基层社会存在人口管理难、矛盾化解难、安全防控难、基层管控难、服务供给难、队伍建设难等“六大难”问题。

“贵阳市模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是密切干群关系、化解群众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举措，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但由于起步的时间不长，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的考验，主要体现在：

（一）多头管理影响服务效率。

贵阳市虽然在镇级探索设置了“一办一中心”，但仅仅是办公场所的整合、办事模式的改进，并未真正触及机构改革，管人与管事脱节，事权与财权脱节，乡镇条块关系仍未理顺。比如，镇国土所、财政所、林业站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仍由市级职能部门管理，镇党委政府对站所不能形成彻底有效的约束。办事大厅名义上隶属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但村镇建设规划、农业、林业等服务岗的工作和人员归综合办公室管理。

（二）市级部门职权难于下放。

由于现有体制或规定的限制，一些市直职能部门职权无法交给镇级政府行使，导致镇级政府在房屋建设、工商管理、食药监督等方面缺乏审批权限、执法权力和行政管理手段。

比如市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局等单位，涉及农村、群众的管理服务事项约74项，按目前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规定无法下放或授权给镇级行使。

从办事大厅的运行情况看，服务岗的工作人员较多的工作也是答复咨询、受理材料，真正盖章办结仍然在市级职能部门。

与此同时，市级职能部门长期形成的管制观念、利益观念难以彻底改变，往往不敢冒改革风险，不愿意将部门职权交给镇政府行使。

一些镇领导对“一办一中心”的设置，也仅仅停留在“挂挂牌就好”，不愿深入推进职能转变，或者希望市职能部门将人财物权力下放，但责任不下压。

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了镇村相对灵活的上班时间和方式，对办事大厅较为严格规范的“坐班”服务有顾虑。

（三）人员数量素质不足。

镇级党委政府普遍存在缺编严重的情况，难于招录工作人员，现有的基层干部也流动较快。比如，朱昌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东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金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一些部门仅有2个人，派员到服务岗为群众办事，就难于保障日常的巡查、执法工作。一些干部年纪较大，缺乏服务岗所需的专业技能;一些年轻干部则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偏低，不愿意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工程，贵阳市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才不足两年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要确保“贵阳市模式”的持续可行，应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更好地服务群眾，夯实基层基础，推动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更大成效。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探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直接下放给镇政府执行，通过市级职能部门与镇一级签订执法委托书的形式，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执法或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下放或委托乡镇行使的职权，强化镇一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如公安、国土、司法方面的职权。同时，应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给市场和社会相对独立的自主发展权;政府应根据市场和社会的发育程度来下放权力，保证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下放的权力能接得住、接得好。

（二）建立镇级政府统筹用人机制。

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镇党委统一领导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司法所、财政所等派出机构以镇管理为主，按照实际需要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根据各镇的情况适当下放用人权，由镇统筹安排编制、人员、经费等，包括人才的招聘权、人才的支配权，建立独立的镇一级人才库，化解各镇在用人方面所面对的压力，市级职能部门只进行业务指导。

（三）完善基层工作考核制度。

构建责任流程管理体系，建立分层分级的流程体系，将流程设计进一步细化到每个岗位职责，强从提升公共服务空间出发设置责任流程;明确流程之间的接洽;设计流程绩效指标。对包村驻点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且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认可上;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对在便民服务中心工作的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办实事做好接待、办证、咨询和其他服务工作上。

（四）积极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

贵阳市应在总结提升“一办一中心”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各村历史文化和民俗民风，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指导建立村民理事会，不断完善村民理事会民主议事规则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充分发挥村民民理理事会在村务管理中的议事、咨询、协商作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社区服务与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把思想动态，不断会工作载体、优化工作方法，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一）“三缺”。即：缺人、缺钱、缺手段。

1．缺人。

主要表现在：一是乡镇编制控制严。

比如房县根据乡镇规模大小，乡镇编制一般控制在25—45人，其中有10%左右的人员因身体、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乡镇在职在岗的人员不足。

为解决乡镇人员不足问题，县里采取招录公务员的办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即使招录了公务员，因工资待遇低也难以稳定下来，加之部分乡镇因地处偏远、条件恶劣，部分考上的乡镇公务员要么又考走了，要么辞职不干，流失严重。

二是村支部书记选人难。

现在我们县的大部分村是小村合大村，相当于原来的管理区，但村干部职数少，每村3至5人。

选人难，换届时对村干部人选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公检法、组织部、纪监委等多个单位都要逐一审查把关，制定了“四不用”的条件，即60岁以上的不用、受过刑事处罚的不用、受过党纪政纪处罚的不用、涉嫌黑恶势力的不用。

这样就杠下去了不少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强，在一个地方有威信、群众也认可的村支部书记人选。

一些地方虽然有符合村书记条件、有能力的人选又不愿意当村干部，为什么他们不想当村书记呢？有的是怕操心，有的是嫌工资待遇低，有的是对当干部不感兴趣，也还有的是无信心。

全县部分村因无合适人员担任村干部，乡镇党委只好从在职脱产干部中选派村支书，全县共有52个村是选派脱产干部担任村书记的。

2．缺钱。乡镇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源，所有经费都依靠县级财政预算拨付，经费来源具有唯一性。并且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需要乡镇配套资金，部分乡镇保机关运转经费都不能保证存在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一般乡镇因此负债在一百万元以上。村一级经费就更困难了，也因此导致了村级运转难、村干部待遇低。比如房县村干部工资每年为2.5万至3.5万元之间，退休待遇就更低了，每人每年只有1000元生活补贴。许多村干部反映退休后还不如低保户，为此多年人代会上都有反映村干部待遇过低的人大建议。村级组织因为缺钱对老百姓反映的诸如修路、修渠、环境治理的一些诉求根本无法得到落实。

3．缺手段。职责不对等是突出的问题。涉及农村千头万绪的事务都压到村这一级去落实。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村这一级是无法落实的。比如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就显得束手无策。依赖村规民约的手段缺乏落实的硬措施。乡村缺执法机构和手段，存在“看得见管不了”。如房屋的乱搭乱建问题，乡村只能口头制止，因无执法权限，很难落实到位。很多棘手的问题还得依赖县直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二）“三重”即债重、责重、负担重。

1．债重。乡村两级在确保运转和投入基本建设上欠债较多。比如房县305个村负债1.7亿元，平均每个村50—60万元，最高的达100多万元，可谓债台高垒，负债运行。

2．责重。现在乡村工作，一方面标准高难度大。就拿精准脱贫验收标准“三率一度”来说，“三率”即贫困户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一度”即群众满意度，这些标准国家验收时都必须达到98%以上，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就出问题，就会被责任追究。另一方面要求高责任大。如信访维稳，既使不是乡村基层的问题，一旦出现越级上访，不论客观原因一律追究乡村责任，轻者面谈提醒挂牌督办，重者调岗免职。如我县近期一个百人大会上，5个信访工作倒数的乡镇书记检讨发言，一个乡镇书记离岗专抓信访维稳。我市还有一个县的乡镇书记因信访维稳不力而被免职。

3．负担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的工作都需要乡村干部去完成去落实，如精准脱贫、信访维稳、乡村治理、基层党建、项目建设与经济发展，再之很多工作强调处处留痕，开展一个简单的工作都要有定位、有照片、有记录、有方案、有报表、有图册、有展板等等。一些职能部门强调传递压力提高工作节奏，上午发传真，下午要报告，基层疲于应付。同时各级督办检查工作频率高。任何一个检查组到村上来都要村组织干部陪同，牵扯了很多时间精力。有些工作过于细化繁琐，需要填写有关表册竟有几十种之多。

（三）三难”即难管、难治、难长效。

1．难管。主要表现在：村上年轻力壮有头脑的精明一些人大都外出打工或创业去了，留下大多的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和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好这部分人是比较困难的事。

2．难治。主要表现在：矛盾多样多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因征地拆迁、村镇建设、劳资纠纷、医患纠纷、“涉老”群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将随之增多，有的矛盾化解难度大，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严重挑战。加之基层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以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为重点的人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村（居）矛盾排查机制，联动联防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还有因为一些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引发重信重访和越级上访，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3．难长效。村民自治民众参与度不高，自治力仅靠村民自觉和村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很多该由村（居）自治的事项都靠乡镇党委政府解决，这样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又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形成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打天下，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事实上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治理理念从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一）加大政策项目支持力度。

习近平2016年全国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曾指出：新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要向农村倾斜社会建设公共资源要向农村投放，基本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更大的支持，解决基层缺钱办事的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二）加大依法治理力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遇到的难题。一是要强化依法行政。对于非法信访户、无理信访户、不符合程序的上访户，建议在符合依法行政的程序前提下进行严格规范的处置。二是要强化公正司法。着重强化司法机关服务群众能力，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要强化全民守法教育。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把普法宣传与文艺汇演、知识竞赛等活动相结合，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法治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行业文化、群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三）加强自治德治建设。

通过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水平。

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基层组织职责，合理划分事权。

要坚持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居）民自治为基础，引领群众开展自治，使村居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服务群众上。

二是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

每个村（居）根据不同社情培育不同的义工团队或志愿者团队，如治安巡逻队，开展日常巡逻。

三是加大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公益类社会组织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如：幼儿园、卫生室、电子商务、村民活动中心等方面的建设。

四是要多方面搭建民主参与平台。

把搭建平台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前提下，搭建基层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公共事务的平台。

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乡镇党委政府，促进党委政府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操作性更强。

五是切实发挥好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进而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注重以规促德，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为，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措施和保障。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

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

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

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

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

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

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

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

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

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

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

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

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

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

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

一是明确专项资金。

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

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

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

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

摘要：“人民主体思想”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能够统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其他重要思想。其中“共治”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具有科学性，这一思想在当代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面来理解该思想，在认识“共治”思想之后，分析其在基層社会的成就和仍然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来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促进“共治”思想更好地与各基层地区的发展相结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将“共建共享”深入阐发为“共建共治共享”[1]，并提出打造这一社会治理格局的总体规划。这也是正式将“共治”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深刻体现了“人民主体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共治”，即社会治理主体共同治理社会活动。“共治”的主体是国家、人民以及社会组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中共治的主体不仅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而且还包括其他社会主体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的历史决定作用，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习近平社会治理理念的出发点，贯穿着我国新型社会治理制度的整体布局。

本文主要以罗江镇的调查结果为样本进行分析，总结出如下问题：

第一，共治主体问题。

首先，主体权力出现问题。

许多干部常常身兼数职，当权力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用权的随意化，出现基层政府人员专权、擅用职权、玩弄权力等腐败现象。

其次，委员会的功能设置不够清晰。

在乡镇人民共治的实践中，村委会、居委会的角色是一个同时兼顾决策和执行的双重身份，他们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往往只强调自治性，希望摆脱乡镇政府的管理和约束，而忽略本身强调的村民自治应有的权力。

最后，社会组织主体弱小使治理结构失衡。

在社会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基层组织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自身管理和发展，促进整个基层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群众自发组织，是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组织，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组织是居民和政府间沟通的桥梁。

第二，公众共同参与力度不够大，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动力不足。

多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的地区，因为没有参与的意识而放弃公众参与的权力;然而在部分公众参与率高的社区中，往往会由于所组织的活动枯燥反而降低了参与率;在调查的众多村和街道中仅有不到10%的人能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等核心问题，如图1所示。

因此从本质上看没有公众积极参与的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很难发挥服务共同治理的巨大作用。

造成罗江镇这一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包括：参与人群有限，除了两大社区以外，其他各村大多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要居住者，因此，绝大多数人因为没有相应的权利意识而不去参与社会事务和活动，总体参与率不高。

同时，他们参与的动机大多数来说都是被动的，在政府的补贴吸引下，很多人才愿意来参与一些政治事务，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想要来共同治理自己所处的社会。

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完善组织体系。

一是健全区域政府参与共治工作和党建领导体制。

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在众多主体中起示范、带头作用，在制度改变和机制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开展工作。

同时，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社区党组织全覆盖，镇街的党委是基层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协调好党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的关系;二是注重村委会、居委会建设。

村委会、居委会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各种服务平台，为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便利。

同时，要建立高效及时的舆情响应机制，倾听居民心声，回应居民诉求。

遇到涉及全体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或者涉及到全体村民的重大决策时，可以通过召开两委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形成初步方案，然后交由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决定;三是理顺其他社会组织与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促进关系。

实现政府—村社—社会组织—居民多元主体协作的全新共治模式，组建成一个高效率、有组织和协调平衡发展的多元治理的主体关系，从而驱动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公民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创新公众广泛参与共同治理的机制随着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差额选举的实行，村委会授权主体由“乡政”转向村民，普通村民政治参与和内容发生了很大改变。

他们参与与否与参与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

普通居民主要通过参与、互助、合作进行共同治理。

首先，居民必须对集体有认同感和责任感，认识到自己是共同自我治理的一员，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发展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其次，居民还要具备参与村务的能力，要懂得通过合法途径监督干部行为，维护自身利益，要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对于精英提出的决策建议不是盲目顺从，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支持和拥护。

基层治理本质上就是要基层社区的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共享治理成果。

一、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

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

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

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

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

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

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

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

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

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

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

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

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

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

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八

今天，我就基层社会治理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全面、不正确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的，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治理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一模式管理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模式，那个时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人财物流动性少，基层政权比较得力，社会道德风尚良好，案件少，社会治安秩序好。社会虽然管理有力，但活力不够。

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探索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党的十八大前。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痼疾沉渣泛起，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提出社会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形式，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三阶段：共建共治共享阶段。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古人讲，“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司马迁《史记》）。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我在新乡县调研时，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谈到目前社会治理突出问题时说：“现在是上面会多、下面会少；上面满堂灌、下面不好办”。话虽然尖刻，但不无道理。我个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规定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法律条文存在“打架”现象。这与我国法律制定的轨迹模式有关。一部法律的出台，通常由相关部门提出，人大列入立法计划后，相关部门起草法律草案，最后提请人大审议通过。起草过程中，虽然征求了不少部门意见，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但都把管理、收费和审批等有利于部门集权的规定摆在重要位置，而关于法律责任、法定义务和责任查究则规定不够、规定不严。

二是法律规定存在诸多空白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新阶层层出不穷，而法律的出台相对滞后，存在许多空白点。比如，在互联网、生态环境、民生保障、司法鉴定、投票选举等方面，法律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变化。

三是“强势部门”提出制定法律规章的多，“弱势部门”提出制定的相对较少。这一点，在省市一级表现尤为明显。

（二）法律执行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利益驱动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地方和部门存在“争利”现象，对跨区域、跨部门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类案件，各相关地方和部门相互博弈，争着办理。其他棘手复杂案件，相互推诿扯皮。

二是个别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问题。办理经济类案件积极性高，办理一般刑事案件积极性低。

三是法律监督难问题。监督制度不少，但有些文件落实困难。

四是检法队伍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基层业务骨干积极性的发挥。检察官、法官实行员额制，情况有所好转，但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五是政法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央有规定，政法部门办案应该完全“吃皇粮”，但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吃皇粮”，还存在变相“吃杂粮”的现象。

（三）一些基层党组织形不成战斗力。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但一些地方也存在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有的基层政权被家族势力、黑恶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战略举措。

（四）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公益性）发展不充分，很多该由行业自治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财物投入来管理，这是不可持续的，既加大了行政成本，政府也无力管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治理应该千方百计提高社会化水平，减少行政成本，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治理成本最小化。

（五）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矛盾并不可怕，一个社会必须建立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东方一枝花”，但近年来，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大量的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造成整个社会集访、群访、闹访的大量增加，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

（六）社会道德滑坡也带来了很多治理难题。“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三国志》）。“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国家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公民道德建设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在不少人身上还存在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危害他人等道德滑坡现象，带来很多社会治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必须坚持“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并重；

（二）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三）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四）必须走群众路线；

（五）必须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六）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

（七）必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九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是否能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不仅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更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现阶段社会治理仍存在内外多方面问题，需要切实做好基层减负的“减法”和鼓励基层、向基层倾斜的“加法”，以基层党建创新提质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落实。

（一）基层党组织弱化，重管理轻治理。

基层治理越来越依靠官僚化的行政命令，基层党组织在很多社会生活领域悄无声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严重；农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乡村治理能人难寻、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基层治理后继乏人；干部与群众的利益分化程度加大，特别是基层“微腐败”等问题加剧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

有乡镇双代管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有的村组白条太多，借由重点项目建设的名义吃吃喝喝，村总支没有履行主责主业，对作风问题不重视，直接影响了干群感情。

一级一级纵向的“科层化”管理模式又造成了“重管理轻治理”问题，为加强管理，往往一级一级签订责任状，这本是确保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获得感的有效保障。

然而，各种考核普遍使用“一票否决”，造成乡镇管理体制扭曲为“压力型”体制。

（二）督查检查太频，问责追责过滥。

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属地管理、痕迹管理广为流行，在一些地方直接造成督查检查考核的过滥和变异，同时带来问责追责过度化和基层工作无序化，滋生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乡镇没有话语权，基层干部不可能拿着中央的文件跟上面讨价还价。甚至有些乡镇“一把手”担心“瘦身减负”的初衷发生异化：“省里面会就此督导地州一级，地州又会检查县一级，最后又变成乡镇基层的责任了。如此一来，对‘瘦身减负’的督查检查又变成新负担。”属地管理带来属地问责，在信访领域尤为常见。一名信访户的户籍在当地，但早已外出打工定居，经常上访。乡镇负责人经常在“接人”的奔波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三）基层权责不清，完成任务流于应付。

基层职能定位不清的现象在基层较为突出。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很多基层部门并没有法律法规正式授予的职权，这导致他们在监管、督办、落实种种职责时没有底气。

大营镇安监办负责人对此苦不堪言：“没有执法证、执法权与处罚权，出去监管执法，自己心里都没底，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个人私下关系劝其整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很担心别人质问自己没有执法权限。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层层传导到最基层的责任往往“兜不住”：或因部门事务繁杂而疲于应付；或因不具执法权而师出无名；或因专业力量欠缺而有心无力。

部分基层干部反映，上级不同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常常挤在一起，还硬性要求在相近日期完成，这更造成基层分身乏术、疲于奔命。

有人不堪重负，干脆无中生有，连夜加班加点补材料、“造痕迹”。

（四）基层治理体系不健全。

基层群众组织名不副实，部分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行政化趋势明显，越来越脱离群众。同时，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基层事务的空间不大、渠道不畅，部分群众的正常呼声得不到倾听、正当利益得不到维护，因此而产生的信访举报、集访上访等也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隐患，存在见子打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群众自治组织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载体，即使有也名不副实，作用发挥的并不好。因此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一）治理人才不足，政治素养不够。由于村集体经济发展“先天不足”，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外移，基层群众文化素养不高，政治参与热情不足，存在“不愿干”的心里，造成基层治理缺乏治理人才。在政策吸引下，部分乡土人才愿意回乡，但政治素质的配套培养没有跟上，对于乡土人才和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缺乏长效化、制度化机制。

（二）部门联动不足，考核方式不够科学。部分上级单位唯自身、唯部门利益为重，“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事前不了解基层实际，造成“政出多门”“不贴合实际”的情况。在督查检查和责任制考核中没有提前沟通，形成合力，仅就部门工作督查工作，让基层处于疲惫的迎检状态。部分乡镇党政办反映。同样开展一项工作，但是要填报不同的报表，撰写不同的报告上报上级单位。督查检查反馈的问题也是以整改报告代替整改。以文山会海来反对文山会海，基层始终难以“松绑”。

（三）部分干部作风不正，责任意识淡薄。部分基层干部存在守摊子、混日子的思想，不求上进、墨守成规，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加之能上能下的机制在基层没有完全铺开，导致“会做的人忙得团团转，不会做的人闲在旁边看”，进而产生“同工不同酬”问题，能者因此产生抵触情绪，庸者反而高枕无忧。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引领功能，建立健全强化村党组织政治领导的制度机制，引领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增强党的意识、纪律意识、责任意识。持续用力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先进性建设，规范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切实增强党组织的仪式感和神圣感。把分散、孤立的群众和社会自治组织联系整合起来，共同致力于把基层重建为“团结的基层”，共同致力于政党理念回归“人民政治”，不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村治理优势。

（二）加强基层“领头雁”培养，把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及村民素质提升培训行动。

大力实施“传帮带”工程，组织农村人才与青年技术人员及新型职业农民“结对子”，加快后备人才培养，带动农民群众实用技能提升。

组织优秀农村人才服务基层，推行“农村人才+基地+农户”等服务模式，扩大“影响一片、带动一群、造福一乡”的集群发展效应。

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持续开展村（社区）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行动，进一步提高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质量。

建立村（社区）干部“基本报酬+绩效补贴+村集体经济创收奖励”结构性岗位补贴长效机制，逐步提高村（社区）岗位报酬，激发村（社区）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三）加强部门联动配合，把协同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减少来自不同业务部门的单项考核干扰。此外，还应简化考察调研程序，尽可能减少工作汇报会、座谈会，尽量采取现场走访、口头汇报等简便形式。同时要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形成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有效协同的机制，鼓励多元化的容错纠错机制。查实确需问责的，要分清责任的层次，是主体责任、管理责任还是其他责任，对因政策不明晰等导致的责任，应该划定容错空间，给予纠错的机会。

（四）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把干部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基层干部庸政懒政背后有不同原因，应针对不同“致庸致懒”原因和干部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真正树立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

针对年轻干部“不愿为”“不会为”“不敢为”的，要加强传帮带力度和教育培训力度，建立领导和普通职工交心谈心机制，真正激发年轻干部工作的热情和活力；针对遭遇“天花板”的干部，要在其思想上加强教育、行为上细化监督，更要完善干部约束激励机制，落实职务职级并行制度，让干部们物质上不为难，精神上有尊严。

保持其工作热情；针对部分得过且过，“等养老”的干部，要健全干部考评制度，合理设置正面考评指标和负面考评指标，把“作为”情况和考评结果联系起来，把考评结果和职级升降联系起来。

引导“无为者”想为，鼓励“想为者”有为。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十

为着力提升基层治理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夯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建设基础，根据区政协常委会2015年度工作安排，6月中旬至8月底，区政协法制社团三胞联谊委员会牵头组织部分委员，在副主席张莉带领下，围绕“我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主题开展了为期二个多月的专题调研活动。调研活动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重点走访、实地视察等方式进行，同时还组织赴浙江省**市、江山市学习考察。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区现有人口90.1万，下辖23个乡镇(街道)，236个行政村。近年来，我区加大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力度，大力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村民自治、村务公开等制度，在推动我区新农村建设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发展基层民主制度、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改革目标。近年来，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中央精神，加快了法治某某建设进程。

1、高度重视法治建设，牢固树立法治思想。区委、区政府将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提高到事关某某工作大局和某某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研究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如2015年2月16日下发了《中共某某县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某某建设的实施办法》(广发〔2015〕1号)文件，明确了大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提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等6项措施。

2、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机构建设。乡村两级均成立了相应的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乡镇(街道)设立了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以及群众工作站、人民来访接待中心，6个中心乡镇设有法庭，村居健全了综治维稳室、警务室、调委会、治保会建设，聘请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成立了警民联合巡防队等，基层治理预警机制健全，群众表达诉求渠道畅通。如排山镇的人民调解规范化试点、永丰街道创美小区的法治长廊、毛村镇的法治新农村、区实验小学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和南屏中学的法治校园等法治文化阵地，进一步筑牢了干群心中的法治底线。

3、转变政府职能，优化依法行政环境。截至2014年9月，我区精简行政审批项目198项，精简率达80%，办理平均时限缩减77%以上，解决了群众办事难、手续繁问题。

1、基层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加强了对依法行政知识的培训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基层干部对依法行政的认同感，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能力逐步增强，做到了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调研中发现，如在社会抚养费征收、征地拆迁等基层工作中大都能按法律程序办事。

2、农村基层法治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村“两委”班子选举过程平稳。

到目前为止，我区共进行了四届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通过海选和差额投票选举直选“两委”班子，改变了过去“上级定名单，群众画圈圈”来确定村干部的方式，真正体现出了选举的民主性、公正性，真正体现了群众意愿，融洽了干群关系，从而大大减小了农村基层矛盾;二是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

通过创建，提高了广大干群的法律素质和民主法治化管理水平，增强了农村干部群众的依法办事能力，有效地促进了全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目前，我区已有个村被评为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居)”;三是依法治理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取得实效。

信访工作方面，2013年，我县赴京非正常访访量位列全省第一，赴京正常访、赴省访访量均排列在全市前三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测评在全省排名靠后。

光泉书记到任后，通过坚持四个原则、树立八种理念和强化十个抓手，严厉打击歪风邪气，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14年至2015年我区赴京访、越级访、非访数量明显下降。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方面，由2013年全省倒数跃升至全省第53位，成为全省排名提升最快的三个县之一。

今年第二季度，全区公众安全感位次前移至全省第二方阵，政法机关群众满意度有三家跻身全省第一方阵。

四是调解委员会作用明显。

区道路事故交通调解委员会每年调解交通案件达300多起，排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15年成功调处矛盾纠纷167宗，立案27宗，调处成功率达100%，做到把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化解于基层。

调研中发现，近年我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建设进程明显加快，但受思想认识、利益驱动、固有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法治建设就是普法，仅片面强调群众知法、守法，而忽略了引导群众用法，致使群众学法用法积极性和自觉性不够，效果不理想。且在普法上也大都流于形式，方式单一。多数采用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有时虽然内容详细，但不贴近生活，干群不感兴趣，普法达不到预期目的，普法考试时以抄答案，甚至代考为主流，而普法的实际效果无从考核，无奖罚措施。

(二)部分群众不依法解决利益诉求。一是群众“信访不信法”。群众存在“信上不信下、信闹不信理、信访不信法”的思想观念误区，认为法律服务、司法手段门槛高，成本大，负担不起，习惯于依赖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且无理访、非法访代价低廉，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小，导致群众信访随意性很大。二是政府信访压力大。三是别有用心者挑动。尤其体现在土地归属、征地拆迁、山林纠纷等涉及群体利益时，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下，抱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想，违法集体上访，甚至出现过激行为。

(三)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不明显。主要体现在村居两委班子建设上，一是综合素质不高。目前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班子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对党的政策宣传、贯彻能力偏低，难以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如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问题。

由于前年报销比例大幅度下降，加上医保报销手续繁琐，办事人员服务意识不强，村居干部对政策理解不深、宣传不透，不但增加了收取参合资金的难度，且使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也下降。

二是协调配合意识不强。

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团结”。

部分村(居)两委之间、村(居)支书和主任之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拆台，思想和工作上存在“两张皮”，未形成工作合力;二是“不办事”。

三年一届的选举，时间短，部分新当选的村(居)干部业务还不甚熟悉，又将面临选举考验，致使基层干部人员不稳定，也沉下不心干事业，部分村(居)两委班子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能真心实意地为群众着想，工作不主动，或者是缺乏办实事的能力，缺乏自己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创业激情与本领;三是“不公正”。

部分村(居)干部民主意识不强，办事不公开，处事不公正。

如近年来群众反映最多的低保问题。

目前还存在城乡低保制度还不完善，管理操作还不规范，优亲厚友仍然存在的现象;保障范围确定还不科学，动态管理还没有完全实现，有一部分不符合保障条件的人员没有及时退出保障范围，导致部分真正生活困难的群众没有及时纳入保障范围。

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严重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也妨碍了其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中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

创新意识缺乏。

(四)不稳定因素扰乱社会治理法治化秩序。

据有些镇、村等反映，有个别地方不法势力不同程度介入村两委选举、农村土地流转、工程招投标、农副产品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威胁恐吓、低价下标、高价转手、垄断土地流转或工程招投标;利用复杂的农村社会关系作掩护，通过暴力、引诱、胁迫等手段操纵民主选举。

由于手段隐蔽，公安、司法机关一时难以介入，易使部分不法势力逍遥法外。

如随着土地价值的不断升高，近几年，邻里地界纠纷、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等涉及农村土地的纠纷和案件有上升趋势，致使解决大量的土地矛盾纠纷成为目前乡村两级工作的重头戏，如去年**镇余村村一农户因承包土地归属多次进省赴京访，当地镇村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安控和解决问题。

再如对城市重点工程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漫天要价，胡搅蛮缠，导致工程进度推动缓慢，严重影响城镇化进程。

更有违章建筑、乱搭乱建现象屡禁不止，城市规划执法大队有人员名，且无节假日在巡逻，但违章建筑还此起彼伏，防不胜防。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不适应农村政制改革的新形势，对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感到茫然，以致消极被动应付。

二是部分农村普法教育不到位，针对性、实效性不强，有的甚至流于形式。

据了解，大部分群众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微信等渠道获取法律知识。

而普法资源整合不足，普法经费投入不够，区电视台、区报社、区电台至今还未建立普法平台。

有部分基层干部和村民认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普法、法律服务不够。

三是由于个别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为民争利、为民请命的旗号，借机利用农村的矛盾纠纷，组织策划并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误入圈套，违反规定越级、多次重复上访。

四是由于农村社会关系复杂，部分党组织统筹全局的能力不强，村委会成员素质较低，使一些不法势力、宗族势力乘机制造事端，严重干扰了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治理选举。

基层深层次矛盾具有保障性作用。因此，必须把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常抓不懈。为此，提出以下工作意见和建议：

(一)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要全面深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法治意识为重点：一是要创新普法方式。

要充分结合群众生产生活上的“法律需求”，建立多样化的普法平台，设计多样化的普法形式和载体，除媒体、横幅、宣传栏等常规宣传方式处，建议组建一支以本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主体的某某区法制巡讲团，在城乡适当位置规划建设“法制广场”(浙江省**市的做法)、“法制家园”(**乡竹岩村正规划建设)等法制宣传硬件设施;二是要提高法治信仰。

通过以案说法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教育引导群众依法处理个人事务、依法理性表达个人诉求，着力在农村形成信仰法治、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组织网络建设，夯实法治工作阵地。

建议从农村治保会、调委会等组织入手，加强组织网络建设，选优配强治保会、调委会干部队伍，选派在村里有威望、有经验、有责任心的干部和村民担任治保会、调委会委员;可借鉴排山镇的做法，健全完善治保会、调委会工作机制，明确治保会、调委会干部在平安法制宣传、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工作职责;探索解决报酬待遇，激发治保会、调委会队伍工作积极性，全面促进治保会、调委会组织作用的发挥。

要鼓励基层建立村级“老娘舅”、法律志愿者服务队伍等群众性组织，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农村基层依法治理。

要积极引导、推荐优秀法治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或驻地服务，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要统筹协调，着力帮助一些基层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等遇到的工作人员少、工作经费紧等问题。

(三)抓好制度执行落实，促进基层依法自治。

”的目的(浙江省**市枫桥镇的做法)。要抓好农村现有民主、法治制度的执行落实，鼓励群众依法参与村级事务管理，通过抓好制度执行落实来促进村级事务管理法制化、规范化。要在全区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居)”创建活动，健全完善“民主法治村(居)”创建的考核激励机制，全面激励基层通过开展法治创建活动来提高法治建设整体水平。

(四)增强法治为民意识，提高法治建设水平。

基层干部直接与人民群众面对面地发生具体行政行为，基层干部能否依法执政、依法办事，就直接影响着法律在群众中的威信，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民主法治建设的信心。

但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基层干部中不学法、不懂法、不用法，甚至徇私枉法现象还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还较为普遍。

在碰到诸如环境污染、计划生育、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民间纠纷等难点热点问题时，还习惯于用“老路子”“土办法”去解决，甚至“卖关系”“送人情”，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导致社会矛盾增加，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需要把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以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切实增强法治意识。

(五)突出重点严厉打击，维护法律权威尊严。

要针对当前全区农村群众违法行为以及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因素进行严厉的打击和调处，让群众认识到法律既是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也是轻易不可触犯的“地雷”。一是要对农村群众非法闹访、缠访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使他们在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同时，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要加大对干部群众私下随意卖买农村土地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依法保护好农村耕地;三是加大对农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司法不公行为所涉及工作人员的处理力度，筑好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火墙;四是加大对一些农村群众闹访、缠访事件的背后策划者(调研中发现有少数干部、教师、律师等参与其中)的处理力度，促使他们增强社会公德意识。

(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强化组织队伍保障。

要更加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特别是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中把握方向、模范带头、协调各方的战斗堡垒作用，引领基层工作依法开展、基层事务依法办理、基层关系依法理顺、基层问题依法解决。要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法治教育，增强村(居)干部法治为民的意识，提升村(居)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农村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发挥党员在带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注重保护好农村基层干部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工作积极性。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十一

基层作为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尤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要从中看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我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基础组织力量薄弱、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等问题，仍需要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路径，才能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相关制度，最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乎到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我国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基层是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秩序就越稳定。所以，这就要求扎根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国家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不仅停留在对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人们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健康安全、生活坏境，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层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基层人民群众是使得党和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的主体，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才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以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不久，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民众生活的各个城乡社区组织在其领导下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传疫情相关知识。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实施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帮助。居民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群防群控中，巩固了抗击疫情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但同时办公经费不足、物资缺乏、责任重大、事情繁杂、力量薄弱而且权力受限，造成基层组织严重超标的劳动，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上级哪个部门要求严格就赶紧完成哪个任务，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诿。

二是基层治理层级过多导致了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而且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运转不灵活，从而增加了基层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论水平不够，思维方式陈旧，治理方式单一。

而且对相关的政策理解不够到位，无法及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

一些基层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日益严重。

（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虽然各个地方县区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整体上缺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不能灵活地运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组织的应急物资保障不充足、对应急操作的宣传以及培训演练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有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问三不知，或者怕承担责任不敢发声。二是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基层政府部门在职责权限划分上存在着交叉或不清的问题，但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导致社会主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治理手段单一。

目前基层还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不够精准，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大数据的優势。不少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习惯开会、笔录的形式，存在着“基层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

一是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当前的现状是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机构依赖性太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自主意识有待加强，缺乏主体参与意识，也缺乏对社会治理的认可。二是基层党组织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无法凝聚起社会合力的问题。基层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都导致了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感，主体之间力量无法凝聚。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社会一大热点，要实现民生发展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平衡就要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坚决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改变政府过去生搬硬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现象，实现基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转变。

二是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以自治组织为重点。

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化。

三是坚持精细服务的理念。

要创新服务方式，主动引导市场的力量，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有时无法顺利进行，主要是存在社区人员，办公经费、基础设施的匮乏问题。经费等相关问题不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就无法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一是应该主张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制，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全社会共同参与，从各个渠道筹集经费;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资本有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二是基层社会治理要做到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必须受到居民的监督，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三是对基层人才及时进行奖励，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重视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以及办公运用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并从外界吸引人才。

（三）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基层社会治理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方式，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拓展群众参与和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快搭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完善机制体制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基层社会治理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一是应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尽快完善法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同地区的基层制定具体的、专门的法律，进一步明确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权限，明确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目标等，确保各项工作依法顺利开展。

二是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使基层社会治理公开化，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内部的监督，以此纠正过程中的错误现象。

三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应急体系建设。

在平常时期做好物资和资源的储备，增加基层社会组织的应急保障措施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演练。

（五）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

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要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为主，强化党建引领，形成社会组织、群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协同治理主体。

政府要当好组织者、执法者、引领者、政策制定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开展协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要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创新自治内容和手段;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广大群众要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不要做冷眼旁观者。

二是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开展。

协商民主可以满足基层主体需求多元性，可以维护主体间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基层各类主体的参与和集体讨论。

通过协商民主的模式也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各类行为主体积极性，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可以及时化解传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矛盾，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成功，它需要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结合不同基层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十二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开班动员讲话;第二单元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全面深入地讲授综治维稳形势和综治工作理论以及如何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加强社会管理等工作;

第三单元是来自各地的28位基层同志介绍交流基层综治工作经验体会;第四单元是基层综治干部谈工作体会和举行结业仪式。国务委员、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孟建柱出席结业仪式并作了讲话。他强调，各级综治部门和广大综治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xx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总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成功经验，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综治工作、以科学制度保障综治工作、以科学方法推进综治工作，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破解工作难题，着力提升基层基础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和谐乡镇作贡献。各级综治领导对基层综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通过这次培训，我有以下几点收获：

一、使我进一步提高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认识。

在参加学习前，我对社会治安综合工作刚刚开始接触，对党的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对所在的鸡街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了解与认识很还不到位，一些工作的方法与经验还很缺乏等等。通过这次学习，使我对综治工作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抓平安就是抓民生”、“社会治安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环境”。

二、使我懂得综治工作要从依法管理入手，改善服务理念。

真正把工作的重心落到“预防为主、源头治理”上来;要牢固树立统筹协调的理念，从建立健全履职尽责的工作机制入手，从拓展综治工作覆盖面的角度深化，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努力在构建更加有效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要大力推广建立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综治办的组织协调下，积极搭建工作新平台、健全工作新机制;进一步整合力量、整合资源，坚持重心下移、工作下沉，努力实现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调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切实做好特殊群体的服务、帮助和教育、管理工作，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工作的首位，坚持用和谐的理念从事管理工作，更加注重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更多地运用教育、疏导、服务、调解的办法开展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效。

三、使我对当前社会治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张新枫在《当前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授课提到，我国当前社会治安整体是稳定的，但存在8个突出问题：1、刑事犯罪主体多发、高发。2、因矛盾纠纷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3、多发性侵财案件高发。4、黑恶势力犯罪处于活跃期。5、拐卖儿童妇女案件成为突出热点问题。5、涉枪犯罪反弹压力大。8、网络违法案件日渐突出。可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各级综治工作者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四、使我学习到了很多处理治安问题的宝贵经验。

处书记汪鸿雁的“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武冬立的“做好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x市综治办副主任李万均的“社会面防控与社会管理的建设”，x自治区x盟综治办副主任贾永旭的“完善草原110治安体系建设”，x的“全面发挥法制副校长作用，不断分化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x省x市任城区区委书记、综治委主任孔维民的“小档案促大平安”，x的“狠抓综治领导责任落实”，x的“推进三位一体调解体系，推进司法调解工作进程”，x市浦东新区委员会书记卫明的“引入工作理念和方法，健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机制”。

xx的“创新工作方法，努力做好安置帮教工作”，xx的“以和谐为主线，落实流动人口社区管理”，x市江北区的“推广阳光综治六步工作法”，x省x市双阳区鹿乡镇乡村综治协调员的“司法小调解，构筑大和谐”等基层工作经验交流的授课。其中我对“司法小调解，构筑大和谐”的课程比较欣赏，它提到即便是小矛盾、小纠纷，如果不化解，也会酿成大祸，如果不调解，也会丧失民心。还提出了司法小调解中的10种方法:背对背调解法、灌溉调解法、冷却调解法、转换调解法、嫁接调解法、压迫调解法、排除调解法、阳光照射法、换位思考法、兑现承诺法。

总之，参加这次全国综治基层干部培训班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在今后工作中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清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学到了一些宝贵经验。为搞好鸡街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夯实了基础。我相信在以后的工作中，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将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各级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十三

根据市政协2019年工作计划的安排，5月27日至29日，市政协社法委联合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中院、市检察院等有关部门和部分政协委员组成调研组，先后深入到靖边县、佳县和榆阳区等县区，采取听、查、看、问、访等方式，对我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近年来，我市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着力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全力打造以科技信息化为牵引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良性互动。但是，目前工作当中还存在一些隐性和显性的问题，亟待进一步改善。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内涵认识不清。有的干部把社会管理仅仅理解为社会控制，忽视了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等基本任务，没有把服务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利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涵和任务。一些基层干部主动创新意识还有所欠缺，仍依赖于老经验、老办法开展工作，创新举措和办法不多。一些部门仅把人民群众当做管理对象，不尊重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和积极作用，甚至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社会公众对社会治理的认知度还不高，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有效途径不多。

(二)社会组织的活力还未有效激发。我市社会组织整体实力小、资金缺乏、内部管理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类较少，且活动开展不够，理事会的作用不明显，服务社会水平较低，经费不足，会计制度执行不严格。

(三)基层村(居)民服务和自治工作有待完善。村级组织，有行政化的趋势，任务重、工作多。“权责利”三者不统一。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许多行政事务下沉到镇街、社区，镇街在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担负着在本区域内发展经济、管理社会、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多重职能和巨大责任，但是现行体制下镇街承担的责任与拥有的权限出现不对等、倒挂现象，没有真正实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进展缓慢。我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进展缓慢，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相关指导文件没有出台。具体购买方式、购买程序、考核评估办法等规范性的机制没有建立，各项社会服务均有政府部门承担，极少向社会购买。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购买社会服务方面很少有创新动作。

(一)深化思想认识，转变工作观念，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创新社会治理在管理主体上，要从重政府作用、轻各方参与向更加重视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在管理方式上，要从重管制轻服务，向寓管理于服务转变，从重命令轻协商，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在管理环节上，要从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在管理手段上，要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手段向更加重视多措并举综合施治转变。

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要坚持党委领导，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指标体系，将党政领导干部履行社会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实绩档案作为干部评先评优、晋职晋级以及奖惩的重要依据。

同时加大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经费投入力度，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并根据工作需要逐年增加，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财力保障。

要坚持政府负责，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重点解决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使政府切实担负起应尽的社会治理责任。

(二)引导规范运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对符合规定申办社会组织的要降低登记门坎，放宽准入条件，简化办事程序，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推行“费随事转”，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管理公益创投等多种形式，调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帮助社会组织健全内部治理，开展自律与诚信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公众投诉制度，探索建立引导机制，鼓励新型社会组织积极反哺社会、服务群众。

建议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使政府购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推动社会服务市场形成。要坚持社会组织协同共治，提升社会治理活力。社会协同、多元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是社会自治的重要主体，也是社会建设的“活力细胞”，其活跃带动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十分突出。加快推进“四社联动”工作，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形成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城乡社区为平台、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强化社会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

(三)建立健全城乡基层组织社会服务系统，促进社会治理科学化。

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在基层，应充分发挥城乡基层组织社会服务系统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提高社会服务水平。

一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着力创新农村治理模式。

只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才能更好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才能让社会发展和创新同步前进。

要创新农村党组织设置，最大限度整合农村支部的组织力量、村民自治力量和新兴经济代表的积极力量，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使其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协助党组织开展工作，从而成为村级党组织发展经济的助手、社区服务的帮手。

二要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着力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的社区服务体系，将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把能下放的职权下放到街道和社区，使其有权管事、有人做事、有钱办事。

探索建立以“整合资源、便民服务、扩大就业”为宗旨，以“便民、利民、为民、安民”为目标的家庭服务中心，搭建起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和服务企业之间的桥梁，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探索物业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努力实现资源共有、信息共享、责任明确、工作联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三要有效发挥协商民主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探索社区自治新模式。

探索建立社区“社会工作站”或社区民意表达室，从而有效发挥协商民主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把“社会工作站”打造成为居民的协商对话平台、利益诉求平台、矛盾化解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开辟一条新的基层社区协商民主的渠道，使街道、社区由过去的“矛盾中转站”成为“矛盾终点站”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类矛盾，使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四)建立健全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实现社会治理常态化。

要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完善思路，建立健全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长效机制，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实际成效。

一要加快推进农村网格化进程。

逐步实现社情民意在网格中掌握、惠民服务在网格中开展、社会治理在网格中加强、矛盾纠纷在网格中化解，从而不断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进一步加大网格化信息平台建设，建议将村医、村教等在农村有一定知识与威望的人吸纳为网格信息员，及时发现并解决村民纠纷，预防各种矛盾的产生。

二要继续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

进一步深化“三个三”工程，提升“流动信访大厅”下基层活动实效，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解决在基层。

探索定期召开热心市民见面交流会，增进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零距离”沟通互动交流。

三要积极探索市民素质提升机制。

要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方法，采取社会宣传、文艺宣传等形式，把文明素质教育融入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融入群众文化活动之中，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明的熏陶。

要以“四社联动”活动为载体，开展文明社区、示范小区(村居)创建和邻里“守望”志愿者服务活动，引导广大市民增强文明素养。

同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先进典型对市民进行引导，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营造良好人文环境的浓厚氛围。

四要大力推广基层调解新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基层的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趋势。

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基层调解工作，已经成为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要充分发挥村及社区干部和乡贤在基层调解中的作用，探索基层矛盾调解新路子，为基层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五要不断创新虚拟社会综合治理机制。

大力提高互联网安全管理能力，建立网络舆情研判引导队伍，正确引导舆情发展走向，防止不实信息造成危害。

同时，建立网上、网下一体化联动管控机制，提高发现处置、侦查打击、防范控制的能力，严防形成由网上向网下传导的社会破坏力量。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十四

社会治理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治理具有不同的特点。最早在社会领域的体现就是“社会管控”，即国家对社会的严密管理和全面控制。改革开放后，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即体现为一种“社会经营”。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首次提出社会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2011年，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概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区别体现在：管理是单一靠政府监管主体的模式，治理体现的是多方主体的平等参与；管理体现的是政府本位，治理体现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管理体现的主要是行政命令，治理体现的是协商、民主合作与参与；管理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动性行为，治理则是上下互动、全方位互动的管理过程；管理体现的是行政效率优先，治理体现的是和谐团结、共享发展成果。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要充分吸收社会、市场、群众的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通过民主协商，共同把社会管好，治理成果由群众共享。当前，社会治理取得伟大的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通过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寻找对策。

（一）社会结构问题。

城乡结构的失衡，“城市病”问题严重，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人际关系疏离、相互信任度低、社会治安问题等还比较突出，农村则是“三留守”人员缺少关爱、人口离散化、土地抛荒、治安薄弱、家庭婚姻等各方面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由于区域和城乡发展差异明显，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然是跨区域的、离土离乡的转移。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只身外出务工，但在务工地，住房和子女上学等难以解决，客观上必然形成农村“三留守”问题。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农村“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仍然是必要而迫切的重要课题。

（三）社会诉求问题。

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增多是个不可回避的现象。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劳务纠纷、安全生产等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工作、社会治安等问题；市场化过程中，企业破产、改制，职工劳动关系、利益分配等问题；信息化过程中，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等问题。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另外，群众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比如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优美的环境。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环境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有了更高的期待。

（四）意识形态问题。

拜金主义、官员腐败、质疑英雄人物事件、富二代闹剧、互联网水军、网络打手等问题，反映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些都严重冲击了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人与穷人贫富差距过大，再加上一些富人“为富不仁”和“炫富”行为，不断激化阶层矛盾，导致部分社会成员存在“仇富”“仇官”心态。

（五）治理方式方法上的问题。

一些基层自治组织，软弱无力，自治能力欠缺，缺乏组织、引导群众致富能力，在群众中没有威望，使得各项工作难以推进；有一些更是矛盾重重，形成不同的派别，利益斗争不断，上访事件不断。干群互不信任，对干部也缺乏有效监督，使得矛盾不断激化。

一些领导，社会治理思路和模式上存在问题，比如选择性执法、突击性执法，很多问题不是长期以来一贯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去执法，而是媒体曝光了、上级来检查了、领导有新要求了再执行，使得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迅速突击解决，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容易使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突击扫黄、突击拆迁等，这些突击做法，只能说历史欠账比较多，突击治理后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执法中，存在选择性变通执法，熟人来说情了，从轻解决。还有的是“越闹越解决，不闹不解决”，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重视。对群体性事件，采取强硬措施，上纲上线。诸如此类行为，都反映出一些干部“人治”思想很严重，缺少法治观念。

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要求。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立足点。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必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求和期望在质上和量上、在种类和范围上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还需要持续保障，新的需求和期待又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我们社会建设工作的奋斗目标。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把握的重点。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产生和积累了不少社会问题，有许多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人民反映强烈，严重影响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影响到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做好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只有把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扶贫、健康等问题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才能有更多获得感。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必须尽快逐步解决，分清楚轻重缓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有步骤有计划地予以解决。

社会治理关系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情繁多，任务繁重，必须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领域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做到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关系。

政府把经济领域的问题交给市场来起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本身的运作实现好优胜劣汰，政府要把以前重经济干预的做法转到加强社会服务上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扶持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政府对于社会组织要给予更多支持，扶持社会组织做大做强，更好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好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群众不断提升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各种需求，政府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政府要努力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治理，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遵循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思路。

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实现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型格局，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要通过改进治理方式，激发主体活力，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治理要激发各个参与主体的活力，形成强大合力，激励社会各主体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治理效能，关键要运用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来管理城市。

实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与各部门信息化平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为大数据和网格化技术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构建基于大数据和网格化技术相融合、相支撑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做好统一规划，实现协同管理。

政府要加强社会治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按照社会治理内在规律和特点，对从业人员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专门的训练，使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同时，政府要加强对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出台好的政策鼓励人才积极聚集到社会治理领域，提升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保障是基础。

人民期盼美好的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生活更美好。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更高层次的需求。

人民的需求和期望在质上和量上、在种类和范围上都出现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群众希望更高水平的就业，不仅仅是工资收入高、社会保障好，还要求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好人的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提升个人能力，国家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的就是满足群众学习、提升的需要，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社会保障事关民生，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明晰、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

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标志。

要完善健康政策，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药品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发展健康产业，促进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相配套，积极应对老龄化。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志、扶智相结合，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社会问题的治理是中心。当前信访稳定工作压力还非常大，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给予解决，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决不能去激化更大矛盾。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反馈，依法处置，实现好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减少社会压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三）完善社会治理主体。

创新社会治理主体，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的培育是重点。政府习惯于大包大揽，容易忽视社会、市场的作用。政府应当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理清政府职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大力培育和发展好社会组织。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以后政府将通过支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完善人才政策；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等方式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四）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其中利益表达机制是关键。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也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发挥好司法的作用，引导群众通过法治途径去合法维权；要全面推行阳光信访，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等法定表达诉求的渠道，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是最终保障。对于公权力要加以监督规范，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群众关心的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要围绕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多与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顺乎民意。针对社会组织、群众参与不足的问题，着力激发社会组织及群众活力；针对社会矛盾纠纷频发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矛盾化解机制；针对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着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针对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着力调整社会结构。

70多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就。

作者：中共安阳市委党校李杰。

来源：农村.农业.农民2020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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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十五

社会治理主要结合上述问题，将全书文章分为社会治理理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社会治理评估三大主题来加以分析，以期介绍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和最新实践，并推进相关改革进程。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

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

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

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

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

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

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

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

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

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

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

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

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

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

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

一是明确专项资金。

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

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

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

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

摘要：“人民主体思想”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能够统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其他重要思想。其中“共治”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具有科学性，这一思想在当代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面来理解该思想，在认识“共治”思想之后，分析其在基層社会的成就和仍然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来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促进“共治”思想更好地与各基层地区的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共治”思想;问题;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将“共建共享”深入阐发为“共建共治共享”[1]，并提出打造这一社会治理格局的总体规划。这也是正式将“共治”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深刻体现了“人民主体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共治”，即社会治理主体共同治理社会活动。“共治”的主体是国家、人民以及社会组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中共治的主体不仅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而且还包括其他社会主体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的历史决定作用，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习近平社会治理理念的出发点，贯穿着我国新型社会治理制度的整体布局。

本文主要以罗江镇的调查结果为样本进行分析，总结出如下问题：

第一，共治主体问题。

首先，主体权力出现问题。

许多干部常常身兼数职，当权力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用权的随意化，出现基层政府人员专权、擅用职权、玩弄权力等腐败现象。

其次，委员会的功能设置不够清晰。

在乡镇人民共治的实践中，村委会、居委会的角色是一个同时兼顾决策和执行的双重身份，他们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往往只强调自治性，希望摆脱乡镇政府的管理和约束，而忽略本身强调的村民自治应有的权力。

最后，社会组织主体弱小使治理结构失衡。

在社会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基层组织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自身管理和发展，促进整个基层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群众自发组织，是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组织，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组织是居民和政府间沟通的桥梁。

第二，公众共同参与力度不够大，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动力不足。

多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的地区，因为没有参与的意识而放弃公众参与的权力;然而在部分公众参与率高的社区中，往往会由于所组织的活动枯燥反而降低了参与率;在调查的众多村和街道中仅有不到10%的人能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等核心问题，如图1所示。

因此从本质上看没有公众积极参与的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很难发挥服务共同治理的巨大作用。

造成罗江镇这一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包括：参与人群有限，除了两大社区以外，其他各村大多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要居住者，因此，绝大多数人因为没有相应的权利意识而不去参与社会事务和活动，总体参与率不高。

同时，他们参与的动机大多数来说都是被动的，在政府的补贴吸引下，很多人才愿意来参与一些政治事务，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想要来共同治理自己所处的社会。

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完善组织体系。

一是健全区域政府参与共治工作和党建领导体制。

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在众多主体中起示范、带头作用，在制度改变和机制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开展工作。

同时，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社区党组织全覆盖，镇街的党委是基层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协调好党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的关系;二是注重村委会、居委会建设。

村委会、居委会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各种服务平台，为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便利。

同时，要建立高效及时的舆情响应机制，倾听居民心声，回应居民诉求。

遇到涉及全体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或者涉及到全体村民的重大决策时，可以通过召开两委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形成初步方案，然后交由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决定;三是理顺其他社会组织与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促进关系。

实现政府—村社—社会组织—居民多元主体协作的全新共治模式，组建成一个高效率、有组织和协调平衡发展的多元治理的主体关系，从而驱动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公民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创新公众广泛参与共同治理的机制随着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差额选举的实行，村委会授权主体由“乡政”转向村民，普通村民政治参与和内容发生了很大改变。

他们参与与否与参与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

普通居民主要通过参与、互助、合作进行共同治理。

首先，居民必须对集体有认同感和责任感，认识到自己是共同自我治理的一员，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发展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其次，居民还要具备参与村务的能力，要懂得通过合法途径监督干部行为，维护自身利益，要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对于精英提出的决策建议不是盲目顺从，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支持和拥护。

基层治理本质上就是要基层社区的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共享治理成果。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社会治理创新要逐步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实验，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这其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意义重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社会变革给贵阳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矛盾和挑战，当前基层社会存在人口管理难、矛盾化解难、安全防控难、基层管控难、服务供给难、队伍建设难等“六大难”问题。

“贵阳市模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是密切干群关系、化解群众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举措，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但由于起步的时间不长，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的考验，主要体现在：

（一）多头管理影响服务效率。

贵阳市虽然在镇级探索设置了“一办一中心”，但仅仅是办公场所的整合、办事模式的改进，并未真正触及机构改革，管人与管事脱节，事权与财权脱节，乡镇条块关系仍未理顺。比如，镇国土所、财政所、林业站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仍由市级职能部门管理，镇党委政府对站所不能形成彻底有效的约束。办事大厅名义上隶属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但村镇建设规划、农业、林业等服务岗的工作和人员归综合办公室管理。

（二）市级部门职权难于下放。

由于现有体制或规定的限制，一些市直职能部门职权无法交给镇级政府行使，导致镇级政府在房屋建设、工商管理、食药监督等方面缺乏审批权限、执法权力和行政管理手段。

比如市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局等单位，涉及农村、群众的管理服务事项约74项，按目前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规定无法下放或授权给镇级行使。

从办事大厅的运行情况看，服务岗的工作人员较多的工作也是答复咨询、受理材料，真正盖章办结仍然在市级职能部门。

与此同时，市级职能部门长期形成的管制观念、利益观念难以彻底改变，往往不敢冒改革风险，不愿意将部门职权交给镇政府行使。

一些镇领导对“一办一中心”的设置，也仅仅停留在“挂挂牌就好”，不愿深入推进职能转变，或者希望市职能部门将人财物权力下放，但责任不下压。

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了镇村相对灵活的上班时间和方式，对办事大厅较为严格规范的“坐班”服务有顾虑。

（三）人员数量素质不足。

镇级党委政府普遍存在缺编严重的情况，难于招录工作人员，现有的基层干部也流动较快。比如，朱昌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东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金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一些部门仅有2个人，派员到服务岗为群众办事，就难于保障日常的巡查、执法工作。一些干部年纪较大，缺乏服务岗所需的专业技能;一些年轻干部则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偏低，不愿意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工程，贵阳市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才不足两年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要确保“贵阳市模式”的持续可行，应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更好地服务群眾，夯实基层基础，推动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更大成效。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探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直接下放给镇政府执行，通过市级职能部门与镇一级签订执法委托书的形式，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执法或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下放或委托乡镇行使的职权，强化镇一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如公安、国土、司法方面的职权。同时，应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给市场和社会相对独立的自主发展权;政府应根据市场和社会的发育程度来下放权力，保证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下放的权力能接得住、接得好。

（二）建立镇级政府统筹用人机制。

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镇党委统一领导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司法所、财政所等派出机构以镇管理为主，按照实际需要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根据各镇的情况适当下放用人权，由镇统筹安排编制、人员、经费等，包括人才的招聘权、人才的支配权，建立独立的镇一级人才库，化解各镇在用人方面所面对的压力，市级职能部门只进行业务指导。

（三）完善基层工作考核制度。

构建责任流程管理体系，建立分层分级的流程体系，将流程设计进一步细化到每个岗位职责，强从提升公共服务空间出发设置责任流程;明确流程之间的接洽;设计流程绩效指标。对包村驻点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且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认可上;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对在便民服务中心工作的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办实事做好接待、办证、咨询和其他服务工作上。

（四）积极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

贵阳市应在总结提升“一办一中心”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各村历史文化和民俗民风，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指导建立村民理事会，不断完善村民理事会民主议事规则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充分发挥村民民理理事会在村务管理中的议事、咨询、协商作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社区服务与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把思想动态，不断会工作载体、优化工作方法，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题中之意，然而农村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积极采取多种有效举措对于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群众安居乐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治理人才缺乏，素养不高。由于中高山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有文化、有远见、有学识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在家群众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再加上政府没有政策鼓励和支持，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造成基层治理先进人才缺乏。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资金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然而地方政府财政主要用于经济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基层治理经费相对有限，这些资金对于范围广、种类复杂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如九牛一毛，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的开支，无法保障基层治理工作正常运转，加之，很多村民外出务工或创业，他们不愿意为本村的公共事务掏腰包、作贡献，导致基层社会治理资金投入不足。

（三）部分群众对基层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一是村民思想意识有待提高，受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大部分群众卫生习惯较差，对农村环境的认识不足，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意识，只顾个人方便，随意乱倒、乱丢垃圾，对于公共设施不予爱护;二是农村大部分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对基层治理工作理解不深，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对农村基层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一）加强基层人才培养，把人才培养转化为治理主力军。开展村民素质提升培训行动，大力开展“传帮带”活动，加快基层后备人才培养，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持续开展村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逐步提高村干部报酬，激发有知识、有文化青年参与村干部竞争，增加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加大资金投入，为基层治理提供财力保障。要想改善目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状况，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基层治理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发动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开展募捐活动，整合社会资源，给予基层社会治理全方位的财力物力支持。

（三）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参与度。一是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及时将群众诉求、惠农政策上传下达，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度。二是及时更新党务、村务公开栏，让百姓知晓村上大小事，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三是引导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来，对做出贡献的企业和单位给予一定帮助、支持和进行表彰，进一步提升群众和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实中各地方的风土人情、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经济、地域差异等情况有所不同，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千篇一律、一概而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把工作做细做实，同时要善于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成功的先进经验，为基层治理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一）“三缺”。即：缺人、缺钱、缺手段。

1．缺人。

主要表现在：一是乡镇编制控制严。

比如房县根据乡镇规模大小，乡镇编制一般控制在25—45人，其中有10%左右的人员因身体、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乡镇在职在岗的人员不足。

为解决乡镇人员不足问题，县里采取招录公务员的办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即使招录了公务员，因工资待遇低也难以稳定下来，加之部分乡镇因地处偏远、条件恶劣，部分考上的乡镇公务员要么又考走了，要么辞职不干，流失严重。

二是村支部书记选人难。

现在我们县的大部分村是小村合大村，相当于原来的管理区，但村干部职数少，每村3至5人。

选人难，换届时对村干部人选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公检法、组织部、纪监委等多个单位都要逐一审查把关，制定了“四不用”的条件，即60岁以上的不用、受过刑事处罚的不用、受过党纪政纪处罚的不用、涉嫌黑恶势力的不用。

这样就杠下去了不少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强，在一个地方有威信、群众也认可的村支部书记人选。

一些地方虽然有符合村书记条件、有能力的人选又不愿意当村干部，为什么他们不想当村书记呢？有的是怕操心，有的是嫌工资待遇低，有的是对当干部不感兴趣，也还有的是无信心。

全县部分村因无合适人员担任村干部，乡镇党委只好从在职脱产干部中选派村支书，全县共有52个村是选派脱产干部担任村书记的。

2．缺钱。乡镇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源，所有经费都依靠县级财政预算拨付，经费来源具有唯一性。并且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需要乡镇配套资金，部分乡镇保机关运转经费都不能保证存在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一般乡镇因此负债在一百万元以上。村一级经费就更困难了，也因此导致了村级运转难、村干部待遇低。比如房县村干部工资每年为2.5万至3.5万元之间，退休待遇就更低了，每人每年只有1000元生活补贴。许多村干部反映退休后还不如低保户，为此多年人代会上都有反映村干部待遇过低的人大建议。村级组织因为缺钱对老百姓反映的诸如修路、修渠、环境治理的一些诉求根本无法得到落实。

3．缺手段。职责不对等是突出的问题。涉及农村千头万绪的事务都压到村这一级去落实。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村这一级是无法落实的。比如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就显得束手无策。依赖村规民约的手段缺乏落实的硬措施。乡村缺执法机构和手段，存在“看得见管不了”。如房屋的乱搭乱建问题，乡村只能口头制止，因无执法权限，很难落实到位。很多棘手的问题还得依赖县直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二）“三重”即债重、责重、负担重。

1．债重。乡村两级在确保运转和投入基本建设上欠债较多。比如房县305个村负债1.7亿元，平均每个村50—60万元，最高的达100多万元，可谓债台高垒，负债运行。

2．责重。现在乡村工作，一方面标准高难度大。就拿精准脱贫验收标准“三率一度”来说，“三率”即贫困户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一度”即群众满意度，这些标准国家验收时都必须达到98%以上，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就出问题，就会被责任追究。另一方面要求高责任大。如信访维稳，既使不是乡村基层的问题，一旦出现越级上访，不论客观原因一律追究乡村责任，轻者面谈提醒挂牌督办，重者调岗免职。如我县近期一个百人大会上，5个信访工作倒数的乡镇书记检讨发言，一个乡镇书记离岗专抓信访维稳。我市还有一个县的乡镇书记因信访维稳不力而被免职。

3．负担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的工作都需要乡村干部去完成去落实，如精准脱贫、信访维稳、乡村治理、基层党建、项目建设与经济发展，再之很多工作强调处处留痕，开展一个简单的工作都要有定位、有照片、有记录、有方案、有报表、有图册、有展板等等。一些职能部门强调传递压力提高工作节奏，上午发传真，下午要报告，基层疲于应付。同时各级督办检查工作频率高。任何一个检查组到村上来都要村组织干部陪同，牵扯了很多时间精力。有些工作过于细化繁琐，需要填写有关表册竟有几十种之多。

（三）三难”即难管、难治、难长效。

1．难管。主要表现在：村上年轻力壮有头脑的精明一些人大都外出打工或创业去了，留下大多的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和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好这部分人是比较困难的事。

2．难治。主要表现在：矛盾多样多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因征地拆迁、村镇建设、劳资纠纷、医患纠纷、“涉老”群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将随之增多，有的矛盾化解难度大，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严重挑战。加之基层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以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为重点的人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村（居）矛盾排查机制，联动联防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还有因为一些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引发重信重访和越级上访，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3．难长效。村民自治民众参与度不高，自治力仅靠村民自觉和村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很多该由村（居）自治的事项都靠乡镇党委政府解决，这样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又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形成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打天下，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事实上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治理理念从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一）加大政策项目支持力度。

习近平2016年全国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曾指出：新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要向农村倾斜社会建设公共资源要向农村投放，基本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更大的支持，解决基层缺钱办事的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二）加大依法治理力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遇到的难题。一是要强化依法行政。对于非法信访户、无理信访户、不符合程序的上访户，建议在符合依法行政的程序前提下进行严格规范的处置。二是要强化公正司法。着重强化司法机关服务群众能力，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要强化全民守法教育。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把普法宣传与文艺汇演、知识竞赛等活动相结合，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法治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行业文化、群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三）加强自治德治建设。

通过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水平。

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基层组织职责，合理划分事权。

要坚持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居）民自治为基础，引领群众开展自治，使村居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服务群众上。

二是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

每个村（居）根据不同社情培育不同的义工团队或志愿者团队，如治安巡逻队，开展日常巡逻。

三是加大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公益类社会组织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如：幼儿园、卫生室、电子商务、村民活动中心等方面的建设。

四是要多方面搭建民主参与平台。

把搭建平台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前提下，搭建基层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公共事务的平台。

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乡镇党委政府，促进党委政府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操作性更强。

五是切实发挥好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进而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注重以规促德，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为，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措施和保障。

今天，我就基层社会治理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全面、不正确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的，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治理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一模式管理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模式，那个时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人财物流动性少，基层政权比较得力，社会道德风尚良好，案件少，社会治安秩序好。社会虽然管理有力，但活力不够。

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探索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党的十八大前。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痼疾沉渣泛起，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提出社会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形式，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三阶段：共建共治共享阶段。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古人讲，“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司马迁《史记》）。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我在新乡县调研时，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谈到目前社会治理突出问题时说：“现在是上面会多、下面会少；上面满堂灌、下面不好办”。话虽然尖刻，但不无道理。我个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规定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法律条文存在“打架”现象。这与我国法律制定的轨迹模式有关。一部法律的出台，通常由相关部门提出，人大列入立法计划后，相关部门起草法律草案，最后提请人大审议通过。起草过程中，虽然征求了不少部门意见，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但都把管理、收费和审批等有利于部门集权的规定摆在重要位置，而关于法律责任、法定义务和责任查究则规定不够、规定不严。

二是法律规定存在诸多空白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新阶层层出不穷，而法律的出台相对滞后，存在许多空白点。比如，在互联网、生态环境、民生保障、司法鉴定、投票选举等方面，法律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变化。

三是“强势部门”提出制定法律规章的多，“弱势部门”提出制定的相对较少。这一点，在省市一级表现尤为明显。

（二）法律执行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利益驱动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地方和部门存在“争利”现象，对跨区域、跨部门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类案件，各相关地方和部门相互博弈，争着办理。其他棘手复杂案件，相互推诿扯皮。

二是个别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问题。办理经济类案件积极性高，办理一般刑事案件积极性低。

三是法律监督难问题。监督制度不少，但有些文件落实困难。

四是检法队伍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基层业务骨干积极性的发挥。检察官、法官实行员额制，情况有所好转，但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五是政法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央有规定，政法部门办案应该完全“吃皇粮”，但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吃皇粮”，还存在变相“吃杂粮”的现象。

（三）一些基层党组织形不成战斗力。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但一些地方也存在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有的基层政权被家族势力、黑恶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战略举措。

（四）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公益性）发展不充分，很多该由行业自治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财物投入来管理，这是不可持续的，既加大了行政成本，政府也无力管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治理应该千方百计提高社会化水平，减少行政成本，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治理成本最小化。

（五）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矛盾并不可怕，一个社会必须建立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东方一枝花”，但近年来，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大量的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造成整个社会集访、群访、闹访的大量增加，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

（六）社会道德滑坡也带来了很多治理难题。“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三国志》）。“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国家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公民道德建设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在不少人身上还存在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危害他人等道德滑坡现象，带来很多社会治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必须坚持“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并重；

（二）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三）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四）必须走群众路线；

（五）必须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六）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

（七）必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基层作为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尤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要从中看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我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基础组织力量薄弱、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等问题，仍需要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路径，才能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相关制度，最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乎到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我国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基层是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秩序就越稳定。所以，这就要求扎根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国家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不仅停留在对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人们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健康安全、生活坏境，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层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基层人民群众是使得党和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的主体，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才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以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不久，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民众生活的各个城乡社区组织在其领导下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传疫情相关知识。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实施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帮助。居民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群防群控中，巩固了抗击疫情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但同时办公经费不足、物资缺乏、责任重大、事情繁杂、力量薄弱而且权力受限，造成基层组织严重超标的劳动，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上级哪个部门要求严格就赶紧完成哪个任务，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诿。

二是基层治理层级过多导致了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而且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运转不灵活，从而增加了基层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论水平不够，思维方式陈旧，治理方式单一。

而且对相关的政策理解不够到位，无法及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

一些基层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日益严重。

（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虽然各个地方县区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整体上缺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不能灵活地运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组织的应急物资保障不充足、对应急操作的宣传以及培训演练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有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问三不知，或者怕承担责任不敢发声。二是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基层政府部门在职责权限划分上存在着交叉或不清的问题，但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导致社会主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治理手段单一。

目前基层还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不够精准，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大数据的優势。不少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习惯开会、笔录的形式，存在着“基层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

一是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当前的现状是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机构依赖性太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自主意识有待加强，缺乏主体参与意识，也缺乏对社会治理的认可。二是基层党组织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无法凝聚起社会合力的问题。基层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都导致了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感，主体之间力量无法凝聚。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社会一大热点，要实现民生发展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平衡就要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坚决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改变政府过去生搬硬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现象，实现基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转变。

二是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以自治组织为重点。

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化。

三是坚持精细服务的理念。

要创新服务方式，主动引导市场的力量，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和帮助。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有时无法顺利进行，主要是存在社区人员，办公经费、基础设施的匮乏问题。经费等相关问题不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就无法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一是应该主张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制，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全社会共同参与，从各个渠道筹集经费;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资本有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二是基层社会治理要做到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必须受到居民的监督，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三是对基层人才及时进行奖励，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重视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以及办公运用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并从外界吸引人才。

（三）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基层社会治理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方式，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拓展群众参与和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快搭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四）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完善机制体制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基层社会治理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一是应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尽快完善法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同地区的基层制定具体的、专门的法律，进一步明确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权限，明确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目标等，确保各项工作依法顺利开展。

二是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使基层社会治理公开化，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内部的监督，以此纠正过程中的错误现象。

三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应急体系建设。

在平常时期做好物资和资源的储备，增加基层社会组织的应急保障措施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演练。

（五）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

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要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为主，强化党建引领，形成社会组织、群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协同治理主体。

政府要当好组织者、执法者、引领者、政策制定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开展协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要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创新自治内容和手段;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广大群众要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不要做冷眼旁观者。

二是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开展。

协商民主可以满足基层主体需求多元性，可以维护主体间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基层各类主体的参与和集体讨论。

通过协商民主的模式也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各类行为主体积极性，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可以及时化解传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矛盾，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成功，它需要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结合不同基层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一、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

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

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

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

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

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

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

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

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

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

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

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

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

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

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十六

中国共产党党员，简称中共党员、共产党员或党员，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和中国共产党预备（候补）党员，是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入党条件和程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召开分局党组会专题研究活动方案和有关要求，成立文应华局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履职尽责督促检查活动开展，吴远胜纪检组长兼任主任的工作专班，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和落实。

按照履职尽责督促检查五个方面内容，分局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自查自纠，找准分局在履职尽责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扎实有效开展活动，不断深化作风建设，提升依法行政、优质服务、廉洁从政能力。

一是开展自查，按照“五个方面”的要求，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查找分局在履职尽责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正之风，摆现象、找原因、议危害、制对策。

二是开展工作制度落实情况检查，分局纪检组和办公室定期不定期对各科室履职尽责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三是应用监督渠道收集意见，通过面向社会公布的投诉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等监督渠道收集社会各方对分局履职尽责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全市电视问政、网络问政等“第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精选6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今天，我就基层社会治理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全面、不正确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的，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治理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一模式管理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模式，那个时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人财物流动性少，基层政权比较得力，社会道德风尚良好，案件少，社会治安秩序好。社会虽然管理有力，但活力不够。

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探索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党的十八大前。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痼疾沉渣泛起，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提出社会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形式，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三阶段：共建共治共享阶段。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古人讲，“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司马迁《史记》）。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我在新乡县调研时，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谈到目前社会治理突出问题时说：“现在是上面会多、下面会少；上面满堂灌、下面不好办”。话虽然尖刻，但不无道理。我个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规定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法律条文存在“打架”现象。这与我国法律制定的轨迹模式有关。一部法律的出台，通常由相关部门提出，人大列入立法计划后，相关部门起草法律草案，最后提请人大审议通过。起草过程中，虽然征求了不少部门意见，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但都把管理、收费和审批等有利于部门集权的规定摆在重要位置，而关于法律责任、法定义务和责任查究则规定不够、规定不严。

二是法律规定存在诸多空白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新阶层层出不穷，而法律的出台相对滞后，存在许多空白点。比如，在互联网、生态环境、民生保障、司法鉴定、投票选举等方面，法律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变化。

三是“强势部门”提出制定法律规章的多，“弱势部门”提出制定的相对较少。这一点，在省市一级表现尤为明显。

（二）法律执行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利益驱动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地方和部门存在“争利”现象，对跨区域、跨部门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类案件，各相关地方和部门相互博弈，争着办理。其他棘手复杂案件，相互推诿扯皮。

二是个别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问题。办理经济类案件积极性高，办理一般刑事案件积极性低。

三是法律监督难问题。监督制度不少，但有些文件落实困难。

四是检法队伍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基层业务骨干积极性的发挥。检察官、法官实行员额制，情况有所好转，但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五是政法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央有规定，政法部门办案应该完全“吃皇粮”，但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吃皇粮”，还存在变相“吃杂粮”的现象。

（三）一些基层党组织形不成战斗力。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但一些地方也存在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有的基层政权被家族势力、黑恶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战略举措。

（四）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公益性）发展不充分，很多该由行业自治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财物投入来管理，这是不可持续的，既加大了行政成本，政府也无力管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治理应该千方百计提高社会化水平，减少行政成本，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治理成本最小化。

（五）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矛盾并不可怕，一个社会必须建立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东方一枝花”，但近年来，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大量的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造成整个社会集访、群访、闹访的大量增加，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

（六）社会道德滑坡也带来了很多治理难题。“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三国志》）。“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国家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公民道德建设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在不少人身上还存在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危害他人等道德滑坡现象，带来很多社会治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必须坚持“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并重；

（二）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三）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四）必须走群众路线；

（五）必须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六）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

（七）必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一、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

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

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

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

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

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

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

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

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

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

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

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

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

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

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

一是明确专项资金。

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

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

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

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社会治理创新要逐步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实验，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这其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意义重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社会变革给贵阳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矛盾和挑战，当前基层社会存在人口管理难、矛盾化解难、安全防控难、基层管控难、服务供给难、队伍建设难等“六大难”问题。

“贵阳市模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是密切干群关系、化解群众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举措，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但由于起步的时间不长，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的考验，主要体现在：

（一）多头管理影响服务效率。

贵阳市虽然在镇级探索设置了“一办一中心”，但仅仅是办公场所的整合、办事模式的改进，并未真正触及机构改革，管人与管事脱节，事权与财权脱节，乡镇条块关系仍未理顺。比如，镇国土所、财政所、林业站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仍由市级职能部门管理，镇党委政府对站所不能形成彻底有效的约束。办事大厅名义上隶属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但村镇建设规划、农业、林业等服务岗的工作和人员归综合办公室管理。

（二）市级部门职权难于下放。

由于现有体制或规定的限制，一些市直职能部门职权无法交给镇级政府行使，导致镇级政府在房屋建设、工商管理、食药监督等方面缺乏审批权限、执法权力和行政管理手段。

比如市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局等单位，涉及农村、群众的管理服务事项约74项，按目前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规定无法下放或授权给镇级行使。

从办事大厅的运行情况看，服务岗的工作人员较多的工作也是答复咨询、受理材料，真正盖章办结仍然在市级职能部门。

与此同时，市级职能部门长期形成的管制观念、利益观念难以彻底改变，往往不敢冒改革风险，不愿意将部门职权交给镇政府行使。

一些镇领导对“一办一中心”的设置，也仅仅停留在“挂挂牌就好”，不愿深入推进职能转变，或者希望市职能部门将人财物权力下放，但责任不下压。

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了镇村相对灵活的上班时间和方式，对办事大厅较为严格规范的“坐班”服务有顾虑。

（三）人员数量素质不足。

镇级党委政府普遍存在缺编严重的情况，难于招录工作人员，现有的基层干部也流动较快。比如，朱昌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东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金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一些部门仅有2个人，派员到服务岗为群众办事，就难于保障日常的巡查、执法工作。一些干部年纪较大，缺乏服务岗所需的专业技能;一些年轻干部则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偏低，不愿意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工程，贵阳市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才不足两年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要确保“贵阳市模式”的持续可行，应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更好地服务群眾，夯实基层基础，推动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更大成效。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探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直接下放给镇政府执行，通过市级职能部门与镇一级签订执法委托书的形式，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执法或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下放或委托乡镇行使的职权，强化镇一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如公安、国土、司法方面的职权。同时，应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给市场和社会相对独立的自主发展权;政府应根据市场和社会的发育程度来下放权力，保证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下放的权力能接得住、接得好。

（二）建立镇级政府统筹用人机制。

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镇党委统一领导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司法所、财政所等派出机构以镇管理为主，按照实际需要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根据各镇的情况适当下放用人权，由镇统筹安排编制、人员、经费等，包括人才的招聘权、人才的支配权，建立独立的镇一级人才库，化解各镇在用人方面所面对的压力，市级职能部门只进行业务指导。

（三）完善基层工作考核制度。

构建责任流程管理体系，建立分层分级的流程体系，将流程设计进一步细化到每个岗位职责，强从提升公共服务空间出发设置责任流程;明确流程之间的接洽;设计流程绩效指标。对包村驻点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且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认可上;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对在便民服务中心工作的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办实事做好接待、办证、咨询和其他服务工作上。

（四）积极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

贵阳市应在总结提升“一办一中心”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各村历史文化和民俗民风，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指导建立村民理事会，不断完善村民理事会民主议事规则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充分发挥村民民理理事会在村务管理中的议事、咨询、协商作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社区服务与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把思想动态，不断会工作载体、优化工作方法，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摘要：“人民主体思想”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能够统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其他重要思想。其中“共治”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具有科学性，这一思想在当代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面来理解该思想，在认识“共治”思想之后，分析其在基層社会的成就和仍然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来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促进“共治”思想更好地与各基层地区的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共治”思想;问题;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将“共建共享”深入阐发为“共建共治共享”[1]，并提出打造这一社会治理格局的总体规划。这也是正式将“共治”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深刻体现了“人民主体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共治”，即社会治理主体共同治理社会活动。“共治”的主体是国家、人民以及社会组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中共治的主体不仅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而且还包括其他社会主体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的历史决定作用，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习近平社会治理理念的出发点，贯穿着我国新型社会治理制度的整体布局。

本文主要以罗江镇的调查结果为样本进行分析，总结出如下问题：

第一，共治主体问题。

首先，主体权力出现问题。

许多干部常常身兼数职，当权力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用权的随意化，出现基层政府人员专权、擅用职权、玩弄权力等腐败现象。

其次，委员会的功能设置不够清晰。

在乡镇人民共治的实践中，村委会、居委会的角色是一个同时兼顾决策和执行的双重身份，他们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往往只强调自治性，希望摆脱乡镇政府的管理和约束，而忽略本身强调的村民自治应有的权力。

最后，社会组织主体弱小使治理结构失衡。

在社会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基层组织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自身管理和发展，促进整个基层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群众自发组织，是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组织，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组织是居民和政府间沟通的桥梁。

第二，公众共同参与力度不够大，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动力不足。

多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的地区，因为没有参与的意识而放弃公众参与的权力;然而在部分公众参与率高的社区中，往往会由于所组织的活动枯燥反而降低了参与率;在调查的众多村和街道中仅有不到10%的人能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等核心问题，如图1所示。

因此从本质上看没有公众积极参与的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很难发挥服务共同治理的巨大作用。

造成罗江镇这一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包括：参与人群有限，除了两大社区以外，其他各村大多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要居住者，因此，绝大多数人因为没有相应的权利意识而不去参与社会事务和活动，总体参与率不高。

同时，他们参与的动机大多数来说都是被动的，在政府的补贴吸引下，很多人才愿意来参与一些政治事务，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想要来共同治理自己所处的社会。

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完善组织体系。

一是健全区域政府参与共治工作和党建领导体制。

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在众多主体中起示范、带头作用，在制度改变和机制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开展工作。

同时，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社区党组织全覆盖，镇街的党委是基层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协调好党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的关系;二是注重村委会、居委会建设。

村委会、居委会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各种服务平台，为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便利。

同时，要建立高效及时的舆情响应机制，倾听居民心声，回应居民诉求。

遇到涉及全体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或者涉及到全体村民的重大决策时，可以通过召开两委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形成初步方案，然后交由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决定;三是理顺其他社会组织与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促进关系。

实现政府—村社—社会组织—居民多元主体协作的全新共治模式，组建成一个高效率、有组织和协调平衡发展的多元治理的主体关系，从而驱动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公民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创新公众广泛参与共同治理的机制随着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差额选举的实行，村委会授权主体由“乡政”转向村民，普通村民政治参与和内容发生了很大改变。

他们参与与否与参与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

普通居民主要通过参与、互助、合作进行共同治理。

首先，居民必须对集体有认同感和责任感，认识到自己是共同自我治理的一员，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发展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其次，居民还要具备参与村务的能力，要懂得通过合法途径监督干部行为，维护自身利益，要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对于精英提出的决策建议不是盲目顺从，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支持和拥护。

基层治理本质上就是要基层社区的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共享治理成果。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题中之意，然而农村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积极采取多种有效举措对于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群众安居乐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治理人才缺乏，素养不高。由于中高山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有文化、有远见、有学识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在家群众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再加上政府没有政策鼓励和支持，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造成基层治理先进人才缺乏。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资金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然而地方政府财政主要用于经济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基层治理经费相对有限，这些资金对于范围广、种类复杂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如九牛一毛，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的开支，无法保障基层治理工作正常运转，加之，很多村民外出务工或创业，他们不愿意为本村的公共事务掏腰包、作贡献，导致基层社会治理资金投入不足。

（三）部分群众对基层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一是村民思想意识有待提高，受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大部分群众卫生习惯较差，对农村环境的认识不足，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意识，只顾个人方便，随意乱倒、乱丢垃圾，对于公共设施不予爱护;二是农村大部分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对基层治理工作理解不深，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对农村基层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一）加强基层人才培养，把人才培养转化为治理主力军。开展村民素质提升培训行动，大力开展“传帮带”活动，加快基层后备人才培养，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持续开展村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逐步提高村干部报酬，激发有知识、有文化青年参与村干部竞争，增加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加大资金投入，为基层治理提供财力保障。要想改善目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状况，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基层治理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发动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开展募捐活动，整合社会资源，给予基层社会治理全方位的财力物力支持。

（三）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参与度。一是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及时将群众诉求、惠农政策上传下达，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度。二是及时更新党务、村务公开栏，让百姓知晓村上大小事，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三是引导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来，对做出贡献的企业和单位给予一定帮助、支持和进行表彰，进一步提升群众和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实中各地方的风土人情、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经济、地域差异等情况有所不同，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千篇一律、一概而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把工作做细做实，同时要善于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成功的先进经验，为基层治理服务。

基层作为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尤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要从中看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我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基础组织力量薄弱、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等问题，仍需要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路径，才能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相关制度，最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乎到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我国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基层是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秩序就越稳定。所以，这就要求扎根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国家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不仅停留在对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人们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健康安全、生活坏境，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层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基层人民群众是使得党和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的主体，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才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以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不久，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民众生活的各个城乡社区组织在其领导下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传疫情相关知识。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实施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帮助。居民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群防群控中，巩固了抗击疫情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但同时办公经费不足、物资缺乏、责任重大、事情繁杂、力量薄弱而且权力受限，造成基层组织严重超标的劳动，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上级哪个部门要求严格就赶紧完成哪个任务，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诿。

二是基层治理层级过多导致了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而且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运转不灵活，从而增加了基层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论水平不够，思维方式陈旧，治理方式单一。

而且对相关的政策理解不够到位，无法及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

一些基层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日益严重。

（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虽然各个地方县区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整体上缺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不能灵活地运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组织的应急物资保障不充足、对应急操作的宣传以及培训演练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有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问三不知，或者怕承担责任不敢发声。二是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基层政府部门在职责权限划分上存在着交叉或不清的问题，但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导致社会主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治理手段单一。

目前基层还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不够精准，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大数据的優势。不少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习惯开会、笔录的形式，存在着“基层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

一是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当前的现状是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机构依赖性太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自主意识有待加强，缺乏主体参与意识，也缺乏对社会治理的认可。二是基层党组织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无法凝聚起社会合力的问题。基层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都导致了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感，主体之间力量无法凝聚。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社会一大热点，要实现民生发展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平衡就要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坚决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改变政府过去生搬硬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现象，实现基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转变。

二是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以自治组织为重点。

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化。

三是坚持精细服务的理念。

要创新服务方式，主动引导市场的力量，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和帮助。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有时无法顺利进行，主要是存在社区人员，办公经费、基础设施的匮乏问题。经费等相关问题不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就无法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一是应该主张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制，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全社会共同参与，从各个渠道筹集经费;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资本有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二是基层社会治理要做到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必须受到居民的监督，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三是对基层人才及时进行奖励，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重视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以及办公运用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并从外界吸引人才。

（三）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基层社会治理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方式，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拓展群众参与和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快搭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四）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完善机制体制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基层社会治理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一是应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尽快完善法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同地区的基层制定具体的、专门的法律，进一步明确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权限，明确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目标等，确保各项工作依法顺利开展。

二是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使基层社会治理公开化，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内部的监督，以此纠正过程中的错误现象。

三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应急体系建设。

在平常时期做好物资和资源的储备，增加基层社会组织的应急保障措施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演练。

（五）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

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要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为主，强化党建引领，形成社会组织、群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协同治理主体。

政府要当好组织者、执法者、引领者、政策制定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开展协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要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创新自治内容和手段;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广大群众要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不要做冷眼旁观者。

二是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开展。

协商民主可以满足基层主体需求多元性，可以维护主体间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基层各类主体的参与和集体讨论。

通过协商民主的模式也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各类行为主体积极性，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可以及时化解传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矛盾，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成功，它需要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结合不同基层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十七

体会为期三天的全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培训已经结束，此次培训期间，中央综治办、中央综治委成员单位负责人及各地、市从事综治工作的领导和同志分别从各自工作角度对综治工作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各地成功经验，使我们很受启发，受益匪浅。上午，我们专门召开了治安主任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对柏城综治工作进行了座谈。与会人员纷纷进行了发言，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现谈一下此次培训的体会及今后综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基层综治办协调作用的发挥问题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综治办作为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承诺着保护一方平安的坚实重任。

如何能发挥各部门积极作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圆满完成各种具体工作任务，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正如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孟建柱所讲：“在工作中要树立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理念。

”建议县综治委出台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综治委成员单位在综治工作中应当发挥的职能作用，提高综治成员单位参与综治工作的积极性。

其次，综治办是党委、政府的一个内设机构，不是一个事业单位，所出台的相关文件方案应当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综治办作用如何提高、如何加强问题也需要认真思考。

我们认为：一是要提高综治工作中心办公水平，加强软硬件建设，使综治办有能力承载大量的工作任务；二是提高人员业务素质，加强培训和交流，特别是名乡镇之间的交流，提升整体工作水平。

三是上级加强对各部门对综治工作参与及发挥作用情况的督查。

四是进一步明确和夯实综治工作属地化管理的职能。

二、社会管理及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在此次培训中，各位领导普遍认为：凡属发生重大事件或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是对一些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的疏于管控所致。

因此，我们认为在工作中要抓好重点区域重点人的防范和掌握，做到情况清、底子明。

建议综治委制定下发相关文件，把社会治安重点区域、重点对象的管控列入综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间有些工作是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的职能性工作，必需夯实其责任，也便于基层开展工作。

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上，“人防、物防、技防”必须全面推进，主要是投入问题，在具体的工作中抓关键，创亮点。

明年，我办事处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真正落实治安巡防大队及和居委治安巡防中队建设，加强规范化管理。

选择经济适用的防盗设施进行全面推广。

此次培训中，x市政法委副书记、首都综治办主任李万钧所讲的实行治安防控一二三级防控预警的模式也可在全县综治战线摸索实施。

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在此次培训中，中央领导着重指出：明年重点工作之一是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当前在乡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还存在职责不清、排查不细、台帐不详的突出问题。

个别乡镇将此项工作列入信访办工作范围，没有深入彻底排查，只是上报一些信访事项作为排查结果，范围较小，没有把涉及经济社会各方的矛盾纠纷排查出来。

另外，在具体的排查调处程序上，没有一个完整的文书链条，建议综治办制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相关文书，对此项工作进一步规范，文书可涉及排查表、登记表、呈报表，批办交办单等详细情况。

对矛盾纠纷要一事一卷，一事一个详细的情况介绍，目前使用的排查表，只能记录一大概情况，不易使上级直观的了解详细情况，不易进行集中统计、归纳、整理。

再之，对矛盾纠纷还应划分稳控级别，明确稳控方式。

建设。

明年，我们将把辖区所有的重点区域、重点人从档案上显示出来，分类建立台帐。在重点区域上，例如：辖区出租房屋登记、流动及暂住人口登记，技防设施登记、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场所登记，娱乐场所登记，突出治安问题登记，网吧登记，通信电力电缆设施登记，废品收购点登记，人员集中地登记等。在重点工作对象上，例如：刑释解教人员，邪教人员，闲散人员，劣迹青少年，吸毒人员，非正常上访人员，涉法涉诉当事人，精神病及智障人员，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等。只有这样才能对基层治安情况和不稳定因素一目了然。

以上记录具有一定的长效性，如有变化，可略作改动和补充，也便于历年综治档案的充实完善，不致于一年推倒从来一次。条件允许情况下，可实行电脑化管理，逐步提升水平。

每季度对各居委、各单位检查一次针对发现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根据检查结束下发通报兑现奖惩不断提高基层做好综治。

工作。

的主动性、自觉性。

以上是我们参加全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培训的几点体会，总之，通过培训，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做好综治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也进一步明确了综治工作的重点，学到了做好综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触动很大，感受颇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认真按照县委政法委、县综治办的安排部署，着力在夯实基层基础上下功夫，着力在排查化解、维护稳定上下功夫，着力在落实综治措施、强化督查上下功夫，努力使柏城综治工作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