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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仗(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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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仗(三篇)
    小编:zd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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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仗篇一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明显优势。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通讯社几乎占据全世界国际新闻发稿量的80%,全世界国际新闻供稿量90%以上由西方媒体提供。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强大的西方媒体还搞强强联合,在重大国际问题与全球议题上,特别是在对付非西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议题上,协同配合,常常保持一个语气一个声音一个腔调。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在当今世界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很难发声、发出声来往往也没人关注。

很多研究资料都曾提到,在海湾战争中,全世界都在传播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拍摄的画面,cnn创始人特纳夸下海口:“cnn的镜头摇到哪里,安理会的议程就讨论到哪里。”与此相对应,伊拉克完全被消音了,国家无限悲惨,人民不受苦难,而作为对伊实施武力讨伐借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后来被证明是美国情报机构与西方媒体联手撒下了弥天大谎,也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

话语强权,早就是国际政治与世界秩序的常态。近代以来,西方强权凭借经济、军事实力确立起以自己为核心、以广大亚非拉地区为外围的世界同心圆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话语强权,除了一般性的鼓动宣传外,还不断向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兜售“好政策”和“好制度”。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输出自由民主、输出所谓“普世价值”,将一些国家折腾得不成样子,或动荡不堪,或战火纷飞,或四分五裂。

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就是典型。深入考察历史可以发现,一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以近期舆论关注的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为例,当今的发达国家尚处于经济追赶阶段时,都竭力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基础工业,从先进国家走私机器,频繁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甚至直接猎取先进国家的技术工人,侵犯他国的知识产权。而当这些国家先进与发达之后,便摇身一变,转而大肆宣扬维护自由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和制度的必要性与好处,盗伐者变成了护林人,小偷变成了警察,大盗变成了国王。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文明大国。作为东方国家的非西方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的反对阶级剥削、主张公平正义性,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平等合理性,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具有的主持公道、主张发展共享性与安全共同性,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国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历史上与现实上,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较大甚至显著差异。

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舆论斗争越来越聚焦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越来越针对中国,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如果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的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努力把自己的经济实力不断转化为话语优势,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话语权上的强大存量以及惯性力量,使得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话语优势加紧打压中国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是西方国家的资本集团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从中国快速发展中获取经济利益的策略短期内也难以改变。

有鉴于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必然持矛盾心态,矛盾心态必然带来对华矛盾政策,即既捧又打,在“灌小米汤”忽悠中国、捧杀中国的同时,不时“抡狼牙棒”敲打中国、棒杀中国。西方对华或捧或打,边捧边打,捧打结合,究其实质,都是为了尽可能遏制或延缓中国的发展与民族复兴进程。

热衷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少数西方国家,说一套做一套,对自己一套对别国又是一套,珍视自己国家主权,却往往无视他国国家主权。这种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在思想舆论宣传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少数西方国家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传媒,称之为“破城槌”,用以破除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家利益的主权屏障。侵犯与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少数西方强权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斗争中的核心矛盾。

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宣传机器,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侵犯发展中国家主权。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中国的舆论宣传中,不断制造、炒作、利用相关议题与问题,如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经贸问题、军售问题,等等,挑起事端,歪曲攻击,否定或侵犯中国国家主权。

西方对华舆论斗争非常注重策略,他们认为,上乘的宣传是“看不见的宣传”,即看起来要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要让被宣传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走,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美国没有宣传部,而且一再贬低“宣传”一词,但是,美国统治者高度重视宣传工作。除了美国新闻署以公开身份负责管理舆论宣传外,庞大复杂且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所谓的文化合作项目,一直在积极从事舆论宣传的“隐蔽行动”(如通过各种基金会物色海外代理人等方式),美国国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海陆空三军等都有自己的宣传机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近乎绝对的话语优势,首先与他们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紧密相关。

高度重视,巨大投入,隐蔽行动,加上各类宣传技术创新,不断使用一些灵活方式技巧,使得西方在国际舆论斗争中长期占据主动优势。表面上看,西方媒体也有很多负面报道,但仔细分析,这些负面报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报道,一类是对丑闻、色情、血腥、暴力、名人、隐私等报道,一类是一些小题大做、“小骂大帮忙”的报道,而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严肃话题报道和讨论微乎其微。

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以及蹄疾步稳的发展战略,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感逐步上升,必然会千方百计对我国发展进行牵制和遏制。因此,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日趋尖锐,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国面临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压力日趋增大。

前些年,西方国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搞所谓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gm”“阿拉伯之春”等都得手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中国搞出一点什么事来,所以明里暗里加紧了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这方面的较量,看似不动刀枪、不见硝烟,但实质上是没有退让余地的斗争。

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即党媒姓党。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就是要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宣传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的奋斗和取得的成就,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性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决定舆论导向,舆论导向牵引受众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与工作志向,影响舆论传播的时度效。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其次,要注重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蕴藏着巨大的科学与革命的能量。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进行思想舆论斗争的关键。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能够敢于斗争;能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能够善于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丢,丢了就失去了根本。

善于斗争,要提高斗争成效,就必须全面细致地掌握舆论传播的规律,依照规律科学地进行斗争。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要抓住民主人权、民族宗教、反腐倡廉等西方对我们存在“认知错位”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各个突破。要统筹好内宣外宣工作,对内报道要有外宣意识,考虑国际影响;对外报道要有内宣意识,兼顾国内受众感受。

要充分认识思想舆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中国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

第三,做好网上意识形态工作。

网络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虚拟世界,网络舆论是与传统媒体舆论相交织的新兴舆论,发展势头迅猛,影响不断扩大,对特定群体如年轻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传统媒体。新媒体舆论场舆论斗争尖锐,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舆论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在思想舆论斗争中,必须实施积极的进攻,进攻才是最有效的防守。要想赢得思想舆论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抓舆论队伍建设,以“能打仗,打胜仗”为宗旨,激活、整合、调动庞大的资源,针对不同的舆论斗争,灵活地组织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让正能量名副其实地成为主旋律、主基调、主心骨。

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仗篇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科学阐明了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当前,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又极具争议性的政治概念和话题,不同的国家和政党都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对意识形态作出不同的阐释,并高度自觉进行意识形态构建。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科学分析与看待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一)从意识形态的性质特征看,它是阶级和政党维护其核心价值和利益的集中体现。首先,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性,总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为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其次,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关于自身根本利益的理论认知,以及维护、扩大其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既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又是其政治纲领和目标诉求的理论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发挥着服务功能、维护功能与宣传教化功能。第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目标指向性和实践性,它以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向现实,具有进入和指导实践的强烈意向。

(二)从世界政党建设发展的兴衰历史看,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政党的生死存亡。世界政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政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在于“物质”也在于“精神”,二者不可偏废。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空谈精神文明显然靠不住;但如果一个执政党放弃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

西方各国尤其重视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其主要做法是以法律手段强化意识形态、以政府主导掌控意识形态、以思想教育引导意识形态、以宗教形式塑造意识形态、以各种组织推广意识形态等,表现出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增强意识形态实用性、模糊意识形态阶级性、强调意识形态普适性等特征。例如,美国政府或直接出资建立新闻媒体机构,或通过参与制作节目、发布新闻影响舆论,在塑造政府形象的同时隐瞒、掩盖不利于政策实施和政府形象的资讯。美国还将文化发展战略渗透于它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政策之中。同时,美国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宗教,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都有唤起民众爱国主义精神的格言警句;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强化“美国意识”。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不仅反映在军事上侵略、经济上掠夺,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渗透、价值观上输出、意识形态上霸权,所谓的民主自由不过是一个愰子,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什么自由而言。

对西方政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经验我们应当吸纳借鉴,对另一些国家和政党的深刻教训我们更应引以为戒。例如,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崇尚哲学的抽象人道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的虚无主义、文学的自由批判主义,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随之而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近年来的西亚北非颜色革命,无不是从执政党放弃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掌控开始的。

(三)从党的建设发展的光辉历程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唤起了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热情,动员并组织起各革命阶级、革命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经历了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曲折发展态势。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学习宣传活动,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遭受巨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巩固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进而在1989年春夏之交演变成学潮和暴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做到经济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多变、斗争尖锐严峻,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一)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首先,西方反华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现实危险不可低估。他们利用话语权优势,大力推行西式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恶意攻击党的领导、企图瓦解党的执政基础,图谋在中国复制“颜色革命”;一些反华势力内外勾连、相互借重,千方百计拉拢和扶持藏独、台独、东突、民运、法轮功等势力,企图培植战略内应力量;抓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大肆渲染社会主义失败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蓄意炒作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发展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对我颠覆遏制、战略围堵的险恶用心越来越昭然若揭。

其次,多元思想文化对主流价值取向的侵蚀不可低估。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呈现出新的态势,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影响,社会上一些文化行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有所滋长蔓延,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地方沉渣泛起,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抬头,有些文艺作品调侃崇高、戏说历史、膜拜西方。例如,当今中国文学的“新概念化”倾向,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命题的注脚。一些作家使用外来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思想资源和已有的现代化经验,以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社会生活,使诸多西方现代化语境下的概念成为进入中国生活叙事预设性主题,演绎人生痛苦与无聊、世界荒诞、人性险恶与无中心、无权威、无整体等消极、颓废的精神基调,渲染社会转型必然发生相应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状况,与西方现代人生哲学诸多概念相互交织、渗透一处,催生了一批病态文学人物,对人们特别是新生代青年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第三,民生热点问题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冲击不可低估。当前,我国既处于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各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相互叠加,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相互交织,不可避免地对人们思想带来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近年来住房、医疗、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信任危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房价物价居高不下,贪污腐败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食品药品和交通煤矿等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群体性事件呈明显增多趋势,对社会思想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

第四,网络负面信息对共同理想信念的蛊惑不可低估。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迅猛发展,使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趋直接便捷、更显“短兵相接”。尽管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2%,网民已达5.64亿,但互联网信息80%是美国提供的,90%以上是英语,我国的信息输出量不到全球信息量的1%,网络话语权“西强我弱”的被动格局非常突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霸权地位,培植和指使一些网络“异见人士”、“意见领袖”恶意炒作涉党涉政涉军舆情,炮制大量负面流言、谣言和虚假信息,诋毁党和政府形象。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有一种怪象,就是谁发表正面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遭到嘲讽、受到围攻,甚至骂党和政府似乎成为时尚。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因此被蒙蔽和诱导,听风就是雨,对坚定共同信念、凝聚社会共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第五,社会转型深刻变化带来思想行为多样性不可低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人们思想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排斥性、对立性倾向进一步凸显。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城市改造、房屋拆迁、土地占用、下岗失业、进城务工、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管理跟不上、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个别公职人员行政不作为等,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多发、频发态势,社会转型中出现许多不和谐的杂音、噪音。

(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的鲜明特点。一是目的更为明确。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就是把矛头直指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让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干部在西方拜金主义影响下“腐化”,传播各种流言把领袖“丑化”,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使马克思主义“溶化”,最终达到理想信念“弱化”,达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之目的。

二是内容更具蛊惑性。大多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鼓吹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执政,在宣扬“司法独立”、“民主宪政”等观点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用社会凸显的矛盾问题炒作渲染,提出的一些所谓政见主张、运动口号,具有极强的蛊惑性、煽动性。

三是渠道更呈多样。通过交流合作、学术研讨、网络站点、影视大片等多种途径宣扬西方价值观念,通过人际交往和非法聚集、金钱收买等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我政府公职人员,通过发动所谓“颜色革命”、鼓动“街头抗争”来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渗透破坏手段不断变异翻新。

四是手段更显隐匿。采取公开掩护秘密、合法掩护非法、文化掩护西化等手段,特别重视发挥网络传播渗透自由、快捷、海量等特点,进行政治策反、价值影响和腐蚀拉拢,其渗透性、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

五是影响更为广泛。从过去拉拢腐蚀所谓的高层“精英”,扩展到如今在“草根”阶层中培植代理人、“异见分子”和“意见领袖”;从过去单一渗透方式,到现在多维立体渗透,特别是运用传统载体与新兴媒体交互影响、覆盖式宣传,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全民攻击”。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说到底是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两大话语体系”的角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较量。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清醒认识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的本质及其政治危害,清醒认识西方反华势力对我施压促变的立场不会改变、势头不会改变,清醒认识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上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更加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

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形势和挑战,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确保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一)在强化政治责任中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党管思想、党管媒体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是坚持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强化各级党组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责任。

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并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要切实肩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历史责任,把它作为党的命脉来坚守、重要阵地来捍卫,下功夫掌握它、虔诚信奉它、忠诚捍卫它,并以此改造思想、塑造灵魂,成为指导行动的根本指南。

二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抓住了这个“价值体系”,就找准了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制度设计、法规制订、文明创建和社会管理之中,为培育工作创造良好的滋养条件和土壤环境。要切实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其提升价值认同、协调利益整合、强化力量凝聚、抑制不良思想和行为的重要作用,坚持不懈地“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

三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要求。实现这个要求,决定着意识形态各方面工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向。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就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坚持以全体人民整体、长远、根本利益为工作原则,大力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性、人民利益的科学概念、科学观点,不被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所误导、所左右。

(二)在规范运行机制中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当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要有效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必须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一要统好力量“管”。既要统好各级宣传、情报、信息、安监、公安、司法部门的资源和力量,从行政职能上理清关系、区分责任;又要着力构建管的合力,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为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既要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在政府支持、品牌积累、编采实力等方面的巨大优势,牵引整合和培植多元主体力量和新兴媒体资源,促使其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融合转变;又要通过经济、法律、行政和技术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保证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畅通,不给任何反动话语提供舆论生存空间。

二要建强队伍“管”。既要按照党性、职业敏感性和专业性相统一的要求,选准选好宣传文化系统领导班子队伍和社科理论队伍,配齐配强新闻媒体工作队伍和基层文化队伍,又要着眼形势任务需要,建好用好舆情管理员队伍、引导员队伍和新闻发言人队伍;既要建好传统媒体队伍,又要建好懂新媒体的管理团队、专业队伍;同时还要大力培养一批政治可靠、为党和人民所用的网络舆论“意见领袖”,培养更多代表党和人民立场意愿的名人引导员、“草根”评论员、微博微信人气王,使党的思想主张宣传更接地气聚人气、更富实效。

三要完善法规“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是要用制度、机制来保障,使之常态保持、规范有序、高效运行。要建立健全监测采集机制,定期对舆情信息进行监测采集,搞好梳理汇总、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预警防范,对一些苗头和倾向性舆情前移预警关口、前置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危机处置机制,加强组织指挥、综合协调、应急保障、舆论引导和处置反馈的研究演练,确保一旦有事能够迅捷反应、稳妥处置;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法规体系,加快推进意识形态管理的立法工作,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管理法律制度建立和行政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地方相关立法工作,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特别是高度重视对网络等新媒体的管理,坚定新媒体可管可控的决心和信心,采取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全新媒体从业人员准入制度,全面推进网络、微博、微信等实名制,加强对网站舆论导向的关注和有效管理。

四要综合施策“管”。管好意识形态,要坚持辩证分析、正确对待不同情况,采取“一分为三”的方法,把正面引导舆论、善待诚恳批评、打击破坏势力有机结合,有理有力有节地搞好管控。突出弘扬主旋律,对正面的舆论要敢于发声;宽容宽待各种善意的批评意见,勇于纠治解决问题;建立健全依法查究机制,坚决打击各种捏造事实、造谣传谣、恶意诽谤等行为。

(三)要在把握特点规律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提出了新挑战,一方面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新的途径,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提供了新的舞台,另一方面它极易被敌对势力利用,给各种谣言、反动言论提供传播渠道。能不能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新媒体,已经成为我们能不能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关键,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要深入研究把握新媒体发展与管理、新媒体舆情演变与处置、主流舆论场建设与新媒体法治等规律,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积极动员广大党员、青年团员、社科专家、媒体工作者、人民群众、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舆论引导,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

一要抢占阵地、把握导向。思想阵地,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舆论导向,你不去主导,就会被别人掌控。要着力建好用活新闻阵地、社科阵地、文化阵地和网上阵地,加强新闻出版、学术交流、文化活动以及网上舆论生态建设等管理,决不能让敌对势力在我们的阵地上发声,使思想阵地始终不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要善于用好新媒体这个资源,纳入我们党的执政资源,为我所用,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引领,把抓导向、造声势的要求体现在每一块版面、每一面荧屏、每一个网页,旗帜鲜明地“亮剑”、理直气壮地发声、有理有据地批判,在抢占阵地中确保话语权始终为我所用。

二要前瞻研判、快速反应。增强话语权,必须把抢占舆论先机作为重要策略,快速甄别事实、深度研判情况、及时处置化解,必要时“先斩后奏”,确保先入为主、掌握主动。要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工搜索与技术检测、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准确分析思想舆情状况,科学预测舆情发展走势,增强处置工作的前瞻性。要深入剖析舆情特别是负面舆情问题背后深层次问题,弄清楚哪些是我们工作纰漏造成的、哪些是群众好心办坏事导致的,哪些是意见领袖和“屌丝”群体推波助澜的,哪些是敌对分子扭曲炒作的,第一时间拿出针对性的处置办法,避免出现“谣言面前,真相也投降”的被动局面。

三要积极回应、有效引导。事实表明,一些公共事件的酝酿扩大,往往是不够阳光使然。特别是网络时代多元快捷的信息获取方式,任何试图“瞒”和“捂”的举动只会适得其反。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一些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具体意见,对由现实利益问题引发的不满,对因社会变革冲击而产生的非理性心态,通过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和政策解读机制,及时发出权威声音,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疏解情绪,化解矛盾。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工作,对涉及敌我斗争的,要及时应对和驳斥;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诉求,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删堵不良信息,配合有关部门化解矛盾;对涉及个体利益的合理诉求,该引导的发布正面信息,该回应的给予合理解释,严防别有用心的人借机炒作。

四要创新形式、灵活应对。以互联网、手机等为主的新兴媒体兴起打破时空界限,舆论传播的自主性、即时性、互动性特点明显增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主动适应革新,防止和克服“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巧办法不善用”的情况发生。要讲究宣传规律和宣传艺术,用更容易让社会接受的方式方法,以清新之风发布党和政府的正面声音。要高度重视信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建设运用,在话语体系、表达方式、传播手段等方面主动求新求变,着力打造融通中外、雅俗共赏、易于为大众接受的话语,使党的声音更富时代特色、为群众喜闻乐见。要充分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吐故纳新功能以及整合、引领和对话能力,努力构建起以主旋律统摄多样化、以多样化滋养主旋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氛围。

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仗篇三

当今世界,在丛林法则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在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下,争取话语权尤其是国际话语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进行长期而艰巨的舆论斗争。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明显优势。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通讯社几乎占据全世界国际新闻发稿量的80%,全世界国际新闻供稿量90%以上由西方媒体提供。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强大的西方媒体还搞强强联合,在重大国际问题与全球议题上,特别是在对付非西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议题上,协同配合,常常保持一个语气一个声音一个腔调。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在当今世界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很难发声、发出声来往往也没人关注。很多研究资料都曾提到,在海湾战争中,全世界都在传播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拍摄的画面,cnn创始人特纳夸下海口:“cnn的镜头摇到哪里,安理会的议程就讨论到哪里。”与此相对应,伊拉克完全被消音了,国家无限悲惨,人民不受苦难,而作为对伊实施武力讨伐借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后来被证明是美国情报机构与西方媒体联手撒下了弥天大谎,也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

话语强权,早就是国际政治与世界秩序的常态。近代以来,西方强权凭借经济、军事实力确立起以自己为核心、以广大亚非拉地区为外围的世界同心圆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话语强权,除了一般性的鼓动宣传外,还不断向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兜售“好政策”和“好制度”。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输出自由民主、输出所谓“普世价值”,将一些国家折腾得不成样子,或动荡不堪,或战火纷飞,或四分五裂。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就是典型。深入考察历史可以发现,一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以近期舆论关注的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为例,当今的发达国家尚处于经济追赶阶段时,都竭力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基础工业,从先进国家走私机器,频繁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甚至直接猎取先进国家的技术工人,侵犯他国的知识产权。而当这些国家先进与发达之后,便摇身一变,转而大肆宣扬维护自由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和制度的必要性与好处,盗伐者变成了护林人,小偷变成了警察,大盗变成了国王。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文明大国。作为东方国家的非西方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的反对阶级剥削、主张公平正义性,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平等合理性,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具有的主持公道、主张发展共享性与安全共同性,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国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历史上与现实上,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较大甚至显著差异。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舆论斗争越来越聚焦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越来越针对中国,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如果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的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努力把自己的经济实力不断转化为话语优势,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话语权上的强大存量以及惯性力量,使得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话语优势加紧打压中国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是西方国家的资本集团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从中国快速发展中获取经济利益的策略短期内也难以改变。有鉴于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必然持矛盾心态,矛盾心态必然带来对华矛盾政策,即既捧又打,在“灌小米汤”忽悠中国、捧杀中国的同时,不时“抡狼牙棒”敲打中国、棒杀中国。西方对华或捧或打,边捧边打,捧打结合,究其实质,都是为了尽可能遏制或延缓中国的发展与民族复兴进程。

热衷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少数西方国家,说一套做一套,对自己一套对别国又是一套,珍视自己国家主权,却往往无视他国国家主权。这种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在思想舆论宣传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少数西方国家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传媒,称之为“破城槌”,用以破除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家利益的主权屏障。侵犯与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少数西方强权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斗争中的核心矛盾。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宣传机器,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侵犯发展中国家主权。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中国的舆论宣传中,不断制造、炒作、利用相关议题与问题,如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经贸问题、军售问题,等等,挑起事端,歪曲攻击,否定或侵犯中国国家主权。

西方对华舆论斗争非常注重策略,他们认为,上乘的宣传是“看不见的宣传”,即看起来要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要让被宣传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走,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美国没有宣传部,而且一再贬低“宣传”一词,但是,美国统治者高度重视宣传工作。除了美国新闻署以公开身份负责管理舆论宣传外,庞大复杂且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所谓的文化合作项目,一直在积极从事舆论宣传的“隐蔽行动”(如通过各种基金会物色海外代理人等方式),美国国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海陆空三军等都有自己的宣传机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近乎绝对的话语优势,首先与他们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紧密相关。

高度重视,巨大投入,隐蔽行动,加上各类宣传技术创新,不断使用一些灵活方式技巧,使得西方在国际舆论斗争中长期占据主动优势。表面上看,西方媒体也有很多负面报道,但仔细分析,这些负面报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报道,一类是对丑闻、色情、血腥、暴力、名人、隐私等报道,一类是一些小题大做、“小骂大帮忙”的报道,而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严肃话题报道和讨论微乎其微。

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以及蹄疾步稳的发展战略,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感逐步上升,必然会千方百计对我国发展进行牵制和遏制。因此,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日趋尖锐,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国面临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压力日趋增大。前些年,西方国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搞所谓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都得手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中国搞出一点什么事来,所以明里暗里加紧了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这方面的较量,看似不动刀枪、不见硝烟,但实质上是没有退让余地的斗争。

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即党媒姓党。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就是要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宣传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的奋斗和取得的成就,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性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决定舆论导向,舆论导向牵引受众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与工作志向,影响舆论传播的时度效。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其次,要注重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蕴藏着巨大的科学与革命的能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进行思想舆论斗争的关键。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能够敢于斗争;能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能够善于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丢,丢了就失去了根本。

善于斗争,要提高斗争成效,就必须全面细致地掌握舆论传播的规律,依照规律科学地进行斗争。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要抓住民主人权、民族宗教、反腐倡廉等西方对我们存在“认知错位”的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各个突破。要统筹好内宣外宣工作,对内报道要有外宣意识,考虑国际影响;对外报道要有内宣意识,兼顾国内受众感受。

要充分认识思想舆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中国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

第三,做好网上意识形态工作。网络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虚拟世界,网络舆论是与传统媒体舆论相交织的新兴舆论,发展势头迅猛,影响不断扩大,对特定群体如年轻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传统媒体。新媒体舆论场舆论斗争尖锐,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舆论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在思想舆论斗争中,必须实施积极的进攻,进攻才是最有效的防守。要想赢得思想舆论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抓舆论队伍建设,以“能打仗,打胜仗”为宗旨,激活、整合、调动庞大的资源,针对不同的舆论斗争,灵活地组织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让正能量名副其实地成为主旋律、主基调、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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