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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三农问题篇一
摘要：三农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现状不容乐观。实际上，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而且，农村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为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市场;农民增收城市化。
我国“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引起社会的重视却是最近几年，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国的三农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好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就一定会发生社会的大动荡。可以说除问题以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贫富悬殊、就业、贫困、人口、生态环境等均与“三农”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而消费则显得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甚至达到了72%，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一旦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20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j].中国经贸导刊,.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二
幼儿园(4-6岁)阶段也同样如此。据《报告》统计，家长最关心的10项焦点问题中，与学习相关的问题就占了4项，比如孩子不愿意主动学习、读书习惯差等。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早教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家长的希望与焦虑。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4-6岁是幼儿自我意识快速发展阶段，但不少父母和早期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阶段孩子智力发展抱过高期望，要求孩子学习过多内容，从而养成被动型人格，对孩子终身发展造成巨大伤害，应引起高度重视。”
中小学生素质力缺失。
当孩子迈入学校时，家庭教育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报告》显示，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压力让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的学习。但有趣的是，“学习”并不是家长们担心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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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三农问题篇三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大，农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位置举足轻重。全省9667万人口中，乡村人口占72．8％；我省国内生产总值中50％以上是靠农业及相关产业实现的。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我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97年的100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237亿元。农民收入稳定增长。1997年至2003年，7年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4．3％。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小麦播种面积稳定保持在700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从1998年开始连续5年保持在4000万吨以上，近3年来连续居全国第一位；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一位，畜牧业增加值等八项指标居全国第一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优质小麦、优质专用玉米、优质水稻、优质红薯的面积不断扩大，分别占各类作物总面积的38．8％、55％、60．2％和47％；林业、畜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省粮食年加工能力达2500万吨，占粮食年总产量的60％以上；肉类加工能力达230多万吨，乳品加工能力70万吨。
农村改革不断深入。顺利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总体减负42．83％，人均负担由129元降至55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7404万亩，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5700万亩。完成人工造林450万亩，其中退耕还林380万亩。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机总动力达6900多万千瓦，仅2003年就新增联合收割机2万余台，相当于前5年发展数量的总和。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农村用电、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科普、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针。我省结合实际，集思广益，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农村。今后，我们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突出抓好粮食直补、降低农业税、良种补贴和农民补贴的政策落实，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发挥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有限的耕地。要改变传统农业的粗放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农民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的单产和质量，实现增产增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种粮农民有利可图，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把我省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以国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为契机，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优质小麦为重点的优质粮生产加工基地建设。以规模化养殖为重点，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加强林业基地建设，优先发展速生工业原料林基地，推进林纸、林板一体化，大力发展名优特经济林，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展农民外部增收空间。首先，抓好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抓好劳务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搞好就业指导和中介服务，为农民及时提供外出务工就业信息，引导农民有序流动。同时，抓。
好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给予服务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1．6亿元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四是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本网”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四
摘要：中国“三农”问题长期存在，最近几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三农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20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关键词：三农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一、“三农”问题与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中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国家正在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入世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中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中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应对入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在中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在这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三、“三农”问魔与中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中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侄桔。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中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入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中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四、“三农”问题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二）解决“三农”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来自农业外部，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通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中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五
家庭是人生最好最高的学府。如何提升家教质量，帮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万千家长热切关注的话题。
8月8日，国内最大的家长社区家长帮联合好未来公益基金会发布《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通过对全国不同地区6529个家庭调查追踪，揭示出中国家长在孩子不同成长阶段(0-18岁)时所面临的家庭教育问题。其中，低龄儿童智力过早开发、中国孩子素质能力缺失，以及不同城市衍生的“个性化”等问题已成为新时代家庭教育的痛点。
低龄儿童智力开发过早。
就像意大利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所言，教育始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在教育大国中国，很多家长自然不会放弃娃娃期的家教熏陶。不过，即便在孩子低龄期，中国家长仍然十分关注孩子学习能力培养。《报告》显示，在婴幼儿(0-3岁)时期，近一半的家长开始担忧孩子的阅读能力，甚至高于对孩子性格问题和睡眠问题的关注。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六
众所周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每一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和落脚点在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中心，具有不同的劳动特点、谋生手段、经济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费层次的人群便自然而然地各自联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若这些利益群体能够有效地组织和运作，利用一致的集体行动试图并有能力影响其他社会群体或政府机关的决策来尽可能地扩大自身发展所需的利益，则可以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称其为“利益集团”。应该注意，利益集团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正如利益是中性词一样。目前，西方社会中利益集团数量多、涵盖面广，在社会事务的公共决策中发挥着显著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阶级及阶级斗争在宏观整体上已退居次要地位，但利益集团却始终存在并逐步凸现出来。阶级并不能等同于利益集团，因为前者过多地把人们之间的关系视作统治压迫的政治关系和由政治决定的关系，后者则是把其自身当做宏观政府与微观个人间的桥梁，是一个中观层次的范畴，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常态的利益聚合与表达的渠道和机制。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虽然在根本上一致，但在实际中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如何在矛盾主体间构建意见表达与利益调整的机制，既避免专制主义又克服无政府主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以多元制衡为基本特征的利益集团正好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此其一。其二，就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所言：“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而来的政治经济实体，在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表现出多层次多方面的利益矛盾。有不同的利益及追求，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总是优先考虑和满足本集团的要求，并具有一定或很强的凝聚力量，因此彼此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可以这样说，在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各种利益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利益的激励与调节，讲到底无非是对不同集团经济利益关系的'全面协调。因而，正确把握主要利益集团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利益激励与调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三，就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现象而言，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我国进行的铁路票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均可理解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以使本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正如一些学者在对铁路票价听证的分析中指出：“政府的规制政策是在成本约束、利益集团博弈和规则冲突间寻求均衡的结果。”“听证是多元利益妥协和政治民主的微缩舞台”。综合以上所述，利益集团的主要问题不是它们是否存在，而是它们是否做得过分。
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社会中基本上所有的社会阶层或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利益集团，而且利益集团的格局是相对均衡的（这意味着长期、持续地压榨某一利益集团的行为近乎不可能）。其中农业利益集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和日本的农协。从国内看，包括铁路、电信、石化等的诸工业行业和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科教精英等的城市群体已经或正在形成各自独立的利益集团。可反观占全国人口70％的“三农”
群体，除政府以外，居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利益集团。目前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专业化合作组织（如技术指导协会等），但大多流于形式且规模太小，或异化为政府职能部门（有的就是由政府直接牵头举办的），没有充分代表农民去争得应有的公共决策参与权或话语权。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农民缺少自己有组织、有力量、掷地有声的“代言人”，才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乏发言权，在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另一方面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这并非说政府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或者，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在中国，“最软弱无力的集团”主要就是农民群体，而造成农民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底端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广大农民不是以组织化的形态、而是一个个单独地面对一整套国家机器与社会各利益集团。一盘散沙。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国家采取超强度吮吸农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有其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农业哺育工业和农村支援城市五十余年后，这种情形依然如故，种种利益集团利用已获得的政治与经济优势（先发优势），继续“吮吸”而不是“反哺”“早已失血过多”的农村与农业。目前中央政府虽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郑重承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综合环境，但在其他强势利益集团把持相当程度上的公共决策权和近乎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决策权、执行权、裁判权的情况下，利农、补农政策措施的落实比较困难。在一个民主与法制尚不健全、制衡机制极度缺乏的社会氛围下，期望其他利益集团仅凭道义和良知来扶助弱势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无异于“水中捞月”、“与虎谋皮”。而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意义。
二、西方利益集团理论与农业利益集团的实践。
围绕利益集团存在的原因这个核心问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以大卫•杜鲁门和罗伯特•达尔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利益集团理论，认为集团（或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特别是不能通过纯粹的个人行动获得的利益），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具有进一步增进这种共同利益的倾向，个人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集团来实现或增进他的个人利益。这实际上是“个人行动的目的是追求他自身利益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命题的推广。其直接推论就是集团成员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而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第二种利益集团理论则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奥尔森在他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有理性、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为集团利益的公共物品性质会导致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在其后出版的《国家的兴衰》和《权利与繁荣》两书中，奥尔森还就利益集团的“分利”
行为与滞胀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的两面性（既可能保护产权、促进生产，也可能掠夺私有财产、打击生产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分析。第三种是罗伯特•萨利兹伯里等人提出的政治企业家理论，把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视作政治企业家。他们认为，集团提供给成员的利益可分为三种类型：物质利益、观念利益和团结一致的利益。奥尔森模型强调的是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后两种非物质利益。在萨利兹伯里看来，政治企业家之所以愿意作为集团行动的组织者，是因为政治企业家不但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得物质利益，而且可以从集体行动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名声和荣誉等非物质利益。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利益集团的总数，还是加入利益集团的总人数，都显著增加了。客观地讲，这种现象兼有利弊。其利在于数量众多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一种社会满意的结果，最终的均衡一般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另外，它还促进了政治文化、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多元民主化，增强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其弊主要在于易产生行贿、受贿、金钱政治等腐败现象，而且利益集团内部的集中过程和集团间的博弈过程会产生决策与执行的时滞从而损失效率。
农业利益集团在西方国家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作用有多强？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为农民争取了利益？这些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并期望能从中得到借鉴。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农业合作社就其制度而言，是农场主自愿参加的非盈利组织，其经营目标是通过为社员服务，使社员从其生产的农产品中获取最大收益。目前美国有各种农业合作社25000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有440万，约占农业人口的90％。从1980年到90年代初，通过合作社供应的农用物资比例从20％提高到47％，农产品销售量比例则从20％提高到47％。美国农业信贷合作社在农业资金融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70年代实施《农业信贷法》以来，合作信贷机构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可以为农场主提供长期抵押贷款和中短期生产贷款，其贷款总额约占农场主贷款总额的2／5左右。日本的利益集团可分为五类：工商业利益集团，劳工利益集团，农业利益集团，专家利益集团，公众性利益集团，其中农业利益集团――全日农协联盟（nokyo）拥有800万成员，成员数量超过任何日本的利益集团组织。“农协”
分为全国农协、地方（都道府县）农协和基层农协三级组织，基层农协是农户自由组织的，原则上有15名以上的农民发起并得到行政部门的认可便可以组成单位农协。这种基层农协因经营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产品收购、生产及生活资料供应、信用保险、农业生产指导、医疗福利等业务，所以也称作综合农协，1980年时共有1万多个基层农协；地方农协除地方农协中央会外，还有经营农业经济、信用、保险、卫生保健等业务的四个联合会，即“经济联”、“信用联”、“共济联”、“厚生联”。90年代初，有95％的大米和小麦、92％的生乳、82％的水果、56％的蔬菜、51％的畜产品以及70％的农药、60％的薄膜、53％的农业机械、57％的汽油和40％的饲料是经过农协系统销售或供应的。由此可见，农协延伸到农村的每个领域，为农民提供了从生产到生活的全方位服务。全日农协的强大，使它在政治上也具有相当的分量（属于nokyo的选民约占全国选民的19％），因此政府的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协的制约，任何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执政联盟的崩坍。日本政府即使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也不肯全面开放大米市场，其原因就在此。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七
摘要：三农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现状不容乐观。实际上，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而且，农村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为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市场;农民增收城市化。
我国“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引起社会的重视却是最近几年，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国的三农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好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就一定会发生社会的大动荡。可以说除问题以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贫富悬殊、就业、贫困、人口、生态环境等均与“三农”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而消费则显得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甚至达到了72%，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一旦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j].中国经贸导刊,.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八
按照市政府研究室的通知要求，近日，我镇对“三农”工作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镇基本情况和农村现状。
目前，我镇农村虽然发展较快，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尤其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九
（一）政治制度安排——村民自治。
第五，取消农业税制，统一城乡税负，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
在实践中，我懂得了努力工作的价值，而社会实践是一种财富。一便士，一便士，一便士，一便士。在社会实践中，我可以学到在书中无法学到的知识。它使我开阔眼界，了解社会，深刻地生活，回味无穷。此外，参与社会实践和经验本身是一项宝贵的资产。“纸是肤浅的终结，致力于实践去发现真理。”“我相信通过社会实践，我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校园充满了充满活力和积极的氛围。我有理由相信当代的年轻大学生有实力承担未来国家建设的重担，追求进步、努力工作、知识和实践，总体的成功一定会成为广大青年学生的共同心声和行动!它在身体中已经被锻炼，并且被激发和升华，使人们有更多的生活经验，社会实践经验和组织活动的能力。我相信这将对我们未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默默地用热情去触及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这一次的实践让我们重新认清自己，反省自己。新的征程已经开始，我们将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而踏上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十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农村社会与国家谈判的代理人，从而降低了农村社会与国家的交易成本，自然也增加了农村的政治稳定。
然而，关于村民自治是否改变了农村治理模式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一度围绕农民的政治素质和国家干预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村民和政府对于民主政治的知识极其缺乏，以及政府对自治和基层选举的普遍干预，“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很不规范的，就眼下而言，对大部分落后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不能估计过高。”另有学者则通过自治组织产生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原因的比较，认为现在的乡村自治组织及主要的自治规则以及包括直接选举制在内的一套民主制度，基本起源于国家力量的示范和引导，而不是单纯的自主发展的结果，本身并不一定能单独标示乡村的自治性和自治程度，村民自治仍是国家力量推动的结果。因此，基于乡政府对村级组织的控制力和党支部凌驾于村委会之上的实际事实，“国家不是缩小了在农村的控驭范围，而是改变了对村落的控驭方式――至多是在改变经济控驭方式的同时，减少了对乡村社会事务的过多和过于直接的介入。”也有学者对村民自治形成中的政府的干预持较为积极的观点。如徐勇在对四川达川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中，发现市政府在村民自治建构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启动、动员、引导、推动和规范等五大功能，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他认为不要根据一般经验和传统理论来评价中国的基层民主进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得以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就，与执政党和政府扮演的积极主动角色密切相关。不过，当涉及到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对中国政治发展前景影响的时候，多数学者则持审慎的态度展望。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国家政治行政权力对农村的超强控制，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日益推广和规范，农村社会各种力量也将重新调整，村民自治组织、宗族组织以及党组织都将面临组织功能的转换。但是，直接选举的层级向上提升到乡镇的实践仍然有许多的制约和阻力。那种期望在县、省以及全国范围内进行直接选举的愿望恐怕是过于超前，这种可能性至少被认为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仅从乡村民主发展的一般性理念为取向来审视中国乡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问题容易流于观点之争，那么，从乡村政治权威的建构以及与本土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考察问题，也许更具有理论分析上的意义。当我们谈论村民自治的时候，其本源的议题所涉及的是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乡村地方社会在一定范围区域内实行一定程度的自主决策和自我管理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体现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彼此相关的基本问题，即乡村地方自治体在与国家权威的关系中如何划分自主权以维护自治体内部共同利益，以及自治体政治权威以什么方式产生与运行。
村民自治在乡村共同利益保护方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地方利益保护主要通过建立在地方权威和习惯法基础上的地方利益共同体来实现。地方权威的建构主要与内部共同利益相关联，而与国家政权的官府权威相分离。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之后，传统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开始受到国家行政权力的侵蚀，出现了费孝通所说的“单轨政治”的格局。地方权威呈现出“官僚化”的趋势，与地方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方政权的重建将地方权威完全纳入国家行政权威体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加剧，国家通过强有力的动员体制将中央的一系列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推行到乡村的各个角落。随着权威授权来源的改变以及权威与利益共同体的彻底分离，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权威不复存在。尤其是在1958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行政权威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发展到极点。公社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将几乎所有的生产、经营、居住和迁徙的活动都集中在国家行政权威手中。在“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会生产组织格局下，人民公社将国家行政权威内部实行的行政控制体制推延到乡村生活的所有领域，使乡村活动的一切内容政治化并受到行政权威的约束。地方权威实际上成为国家行政权威的代理人并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其地方利益保护者的职能在“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利益分配规则的强约束下退居到十分狭窄的范围。
二、政策结构、行政体制与“三农”问题。
近几年，一些深度接触农村实际问题的学者和实践者的调查研究成果的发表，开始向人们揭示乡村普遍存在农业增长缓慢、农村社会发展停滞和农民负担加重三大问题（“三农”问题）的经济、社会、体制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些研究对现阶段实行的基层民主能否解决农村政治稳定的问题提出了某些程度的质疑。如曹锦清的研究通过对河南省一些边远和落后地区农村的人类学考察，认为这些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遇到了耕作方式、文化传统和农民负担问题的困扰，单靠村民自治和选举无助于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李昌平以他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揭示了湖北监利县由于农民负担过重所引发的严重的农民贫困问题。他认为“政府黑洞”是“三农”问题的体制性根源。于建嵘则基于对湖南某地区两年的实地考察，从农村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三农”问题的政治原因，他认为有组织的“农民反抗”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农村的政治稳定。“三农”问题不但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也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的关注。
事实上，“三农”问题的凸现和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全面铺开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使得人们对单纯研究村级民主选举的兴趣转移到更广泛的领域。农村问题，尤其是农村政治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性领域。这些研究将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首先，“三农”问题和农村政治稳定成为农村问题研究的核心话题，解决“三农”问题对维护乡村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被深刻认识；其次，研究的关注点开始更加直接针对农村政策选择问题，而以往关注的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成为核心问题的次级问题。
如果解决三农问题是维护乡村政治稳定的关键，那么，就有必要对三农问题产生的复杂原因进行探讨。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的要素仍然是土地和劳动力，地少人多的现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中国农用土地人均不到2亩，全国人口的70％强是农村人口，而农村劳动力则达4.99亿。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土地少人口多的矛盾不可能为农业人口带来不断增长的收入。八十年代初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户，这一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政策曾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随着农业实际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农用土地因经济开发的不断减少，农业生产在现有结构下只能维持温饱状态。尤其是近几年来，由于生态退化和农业内部结构性调整，农用耕地总面积的递减在不断加快。根据国家国土资源部最近公布的数字，与的21亿亩的耕地总面积相比，全国耕地面积下降到了18.89亿亩。此外，由于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至今仍在广大农村占主导地位，在我国生产、流通领域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在现有的土地制度、生产方式和制度供给等方面的制约下，造成了农村中的技术市场、人才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以及产品的加工流通市场普遍发育不足，因此不能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也制约了农业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
中国新三农问题篇十一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弥补我国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我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术检测壁垒，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退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总之，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形式对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间配置都具有积极作用，我国的政策应该是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十六大报告所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使得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