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认罪书(大全8篇)

自首认罪书篇一

对于罪犯，最大的犯罪可能就是他的错误。但是对于罪犯，就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因为他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判断都不是错误的。所以，如果在犯罪过程中没有主观判断力，就是错误的。这也是我的认罪。

2.认识罪犯的主要特征，并明确判明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犯罪人没有主观判断力，或者犯了罪行，就会对犯罪人进行一种不负责的判断。因此，如果在犯罪过程中没有主观判断力，就不能对犯罪人进行一种不负责的判断，因此，如果在犯罪过程中没有主观判断力，就会对其进行一种不负责的判断。

3.认知错误，并明确判明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主观判断力，就很容易出错。所以，如果在犯罪过程中没有主观判断力，就很难把犯罪人的错误判明原因，并明确判明自己的错误判处。

标签：

自首认罪书篇二

到案人员：张某，男，21岁，无业，住××市××区××村××室，身高约173cm，较瘦，到案时身着灰色运动服。

到案方式：刑事传唤。

到案过程：根据在××分局羁押的涉嫌抢劫犯罪嫌疑人员××××年××月××日××时交代，王某伙同他人于××××年××月一天晚，在××区××村××室，蒙面持刀闯入居民李某家中，强行向李索要人民币3000元。经查，李于××××年××月××日××时向××派出所报案。×××年××月××日××时，我和本所民警李某到××市××区××村××室，将王某传唤到派出所接受审查。

王某在接受传唤过程中，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行为。

涉案物品：无。

接受到案人员：××派出所民警王某、李某。

出具人：王某。

××××年××月××日（单位印章）。

自首认罪书篇三

随着^v^常委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新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后，正式被刑事诉讼法典认可和吸纳。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制度构建、法律规范实践等许多方面都需要作深入的理论研究。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法层面，而对其实体法构建以及实践运行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却十分匮乏。刑事程序与实体规范不可分离，只有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内容进行体系性研究，构建实体法制度并设置具体的实体法规范，才能夯实其理论基础，推动其制度的完善与实践的运行。

一、我国刑法中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规范。

（一）自首制度。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两类。

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成立一般自首的法定条件，而准自首不要求自动投案，除对自首主体作出特殊要求以外，与一般自首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虽然一般自首与准自首的成立条件不同，但其在如实供述罪行这一点上相一致。

笔者认为，如实供述罪行正是自首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核心点。

因为如实供述罪行既是成立自首的本质要求，也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犯罪后认罪认罚的表现。

同时，自首制度在形式上也具有从宽的效果，这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从宽方面是一致的。

（二）坦白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设了坦白制度，坦白的到案形式虽然是被动归案而不同于自首制度中的主动到案，但是并不影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被动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和坦白自己的罪行。

我国刑法中的坦白制度的目的在于引导和鼓励真正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案情，并针对这种具有悔罪表现的坦白行为赋予了其从宽处罚的结果，这是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方面具有一致性的，换言之，坦白从宽与认罪认罚从宽都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举措。

（三）贪污贿赂罪特别宽宥制度。

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特别规定，是我国刑法分则中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联的重要法律规范，学界将其称之为特别宽宥制度。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的修改可知，对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宽宥制度超越了刑法总则中自首和坦白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且放宽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适用和从宽处罚范围。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可以获得从宽处罚的结果。

同时，根据贪污或者受贿的数额和情节的严重性程度不同，分类细化了从宽的效果。

刑法设置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宽宥制度有利于刑罚轻缓化的贯彻落实。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制度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本质上是涉及到实体法问题的，如果仅仅是刑事程序法将其吸纳，必然会出现其因缺乏具体的实体规范而影响正常运行与充分发挥功能的局面。

因而，笔者认为需要从刑事实体法的层面出发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化，在刑法中构建其科学合理的实体法规范。

认罪认罚从宽有其独特之处，其不同于我国刑法现有自首制度与坦白制度中关于从宽的规定，认罚作为一项对原有刑法具有创新意义的超越需要有认罪作为其前提，而从宽的内涵与自首和坦白中的从宽概念既有重合也有突破。

故而，笔者认为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贪污贿赂罪特别宽宥制度等刑法规范在许多方面具有关联性，但是其本身并非缺乏独立性，也不是一项集上文所述刑法现有的从宽制度规范于一体的集合性制度，而是与自首、坦白等其他从宽制度并列的刑法具体量刑制度。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吸纳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在刑事公诉案件特别程序单独列出，而是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载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

站在刑事实体法的角度，认罪认罚从宽实质上涉及到从宽科处刑罚的幅度，因此其是一项具体的刑罚裁量制度。

笔者认为，可以在我国刑法总则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中增设一条，作为第六十七条之一，来单独规定认罪认罚的概念以及其相应的刑罚从宽的幅度。

具体而言，就是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与自首、坦白与立功并列的刑法量刑制度，进一步拓宽与延展自首从宽和坦白从宽的内涵。

在刑法总则中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从宽的刑罚裁量制度是具有合理性的。

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刑法制度化是对其自身合法性、有效性的实体法确认，这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需要。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某一行为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就要对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定罪处罚，那么，必须要有明确的刑法条文作为依据才能对行为人从宽处罚，否则，行为人即使认罪认罚，也不得适用较宽的刑罚对其进行苛罚。

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将刑事实体规范与程序密切关联，有助于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操作性，是刑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刑法轻缓化的有效贯彻落实。

三、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规范设置。

将认罪认罚从宽刑法制度化，作为一项具体的刑罚裁量制度，需要为其设置更为具体的实体规范以便其实践运行与操作，这将有利于充分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突显出该制度在刑事司法改革以至法治进程中的独特魅力。

笔者认为，设置相关的刑法规范，为认罪认罚的行为人提供从宽处罚的实体法依据，具体来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应当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首先，认罪认罚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行为构成犯罪，所以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如果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就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更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就谈不上认罪。

其次，单位也可以成为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根据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单位主体认罪认罚的，可以在判处罚金刑方面从宽处罚，如果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的，可以对判处刑罚的自然人从宽处罚。

最后，特殊犯罪主体可以设置特殊规定，不满十八周岁、年满七十五周岁、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间接性精神障碍者等自然人犯罪主体，应当对其从宽处罚。

此外，在特殊主体犯罪即身份犯的情况下，认罪应当包括其具备的特殊身份要件，因其特殊身份要件是影响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

第二，明确从宽的范围，应当用“可以从宽处罚”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宽范围的表述。

有学者提出为在实体法层面充分、有效地运行认罪认罚从宽，在从宽范围的选择上将其规定为“应当从宽处理”。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合理也不科学。

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犯罪情节严重程度与自身危险性具有动态变动性，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认罪认罚的实际效果，区别对待，不能一律强制性地要求司法机关从宽处理。

“可以”的表述确保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可操作性，并且有助于司法机关根据不同的案件性质、犯罪主体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及其表现进行司法衡量，这样能够有效地把握和控制从宽的尺度，将其与自首、坦白的从宽规定形成密切联系配合、相互协调一致的实体法规范体系。

第三，从宽的量刑情节多样化。

在我国《刑法》中，从宽处罚的具体情形分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三种。

笔者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实体法制度中，犯罪主体认罪认罚既可以从轻处罚，也可以减轻处罚，甚至是可以免除处罚。

这是基于现今司法实践中犯罪行为人所反映出的犯罪情节和自身危险性情况复杂多样的考虑，只有这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法中的价值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

另一方面，多样的从宽量刑情节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相对灵活的从宽操作空间，既可以满足复杂的司法实践需要，又可以充分调动犯罪主体认罪认罚的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积极配合司法机关。

第四，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共同犯罪、数罪并罚以及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其一，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犯罪主体符合自首或立功条件，那么直接按照自首或者立功相关规定认定并处理；如果犯罪主体对共同犯罪行为及其实体后果表示认可并接受，并不构成自首、立功等情形时，可以予以从宽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审慎处理，主犯与从犯在量刑时应当保持罪刑均衡。

其二，在数罪并罚案件中，如果犯罪主体存在多个认罪认罚行为的，则应当根据多个认罪认罚的情形分别从宽处罚，然后再进行并罚。

这样是争取在规范限度内对犯罪主体予以最大程度的从宽处理。

其三，应肯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如果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主体在审判前真诚地认罪认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犯罪主体的自身危险性，可以对其从宽处罚，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

死刑是一种最为严酷的刑罚种类，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不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这符合废除死刑的刑法发展国际潮流，在这种背景下，根据犯罪主体具有认罪认罚的情节而予其从宽处罚继而减少适用死刑，可以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法层面具有限制死刑适用的积极价值。

参考文献：

[1]贾宇．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2]黄京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中国法学．2017（5）．。

[3]卢建平．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中外法学．2017（4）．。

[4]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2）．。

[5]魏东、李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讨与完善．法治研究．2017（1）．。

自首认罪书篇四

我深感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曾关心过我、支持过我的领导和同事，也对不起年迈的父母和家人。我对此悔恨终生！

我从一名领导干部堕落成罪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首先是由于我平时放松了政治学习，因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原则性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其次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拒腐防变的能力不强，经不住诱惑，致使自己在金钱面前打了败仗，当了俘虏。

三是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来，自己在领导岗位上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我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没有看到这是责任，反而把这种权力当成捞取个人好处的工具和资本。

四是没有过好人情关。由于自己是本地干部，老乡、老同事、老部下比较多，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没有把握好度，抹不开情面，对于他们的盛情看望不好意思推辞，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难以回绝，看不清这些人情往来的实质，因而放松了防线，放弃了原则，结果被“人情关系”一步步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五是疏于对家人的教育和管理，没有看好家门。我走上犯罪的道路，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廉洁自律这根弦，放松了自我约束，法制观念淡薄！是人情关系迷住了我的眼睛，是侥幸心理让我一错再错，是金钱毁了我的一生，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我辜负了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我感到十分的痛苦、内疚和悔恨！我决心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自首认罪书篇五

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总则中关于自首的规定作了具体阐述：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及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司法解释包涵不了实践中穷出不尽的新情形,然而在实践中，经常就具体案件的某个犯罪分子是否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发生争议。

笔者就实践中自首认定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1、如何区分被告人“形迹可疑”和有犯罪嫌疑？

形迹，意指神情、举止。

一般认为，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掌握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任何证据、线索，被告人身上或所携带的物品也不能证明其有实施犯罪的嫌疑，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或者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进行例行检查，被告人如实交代自己所犯罪行的，应视为自首。

如果司法机关掌握一定线索，已将被告人纳入排查范围，或者被告人被盘问时，其身上比如衣服上有血迹或所携带物品能证实其有实施犯罪嫌疑的，如枪支、、赃物等，被告人“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不能视为自动、主动交代自己罪行，不能认定为自首。

相反，有学者主张被告人仅因手持赃物遭到盘问但立即交代犯罪事实的，应认定为自首。

笔者认为，上述见解的思路是对的，即在被告人因形迹可疑遭到盘问时，如能根据被告人身上携带的物品确定该物品是赃物或犯罪工具等从而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即使其“主动”交代罪行的，也不认定其是因形迹可疑遭到盘问而主动交代成立自首。

但如果仅仅因为根据被告人的形迹认为其可疑予以盘问，被告人在遭到盘问后即交代了罪刑的，应视为自动投案，认为是自首。

实践中，有人认为，被告人是形迹可疑还是有犯罪嫌疑，很多时候取决于盘问人判断的经验。

比如，有的“反扒”队员或巡逻人员经验丰富，凭被告人的眼神、衣貌和举手投足就能肯定该人就是小偷、盗窃犯或“犯有案子”，被告人在他们眼里就有犯罪嫌疑；而有的盘问人员欠缺经验，只是感到被告人举止可疑。

笔者认为，说一个人有犯罪嫌疑，是从刑诉法的意义上断定其被发现了犯罪事实或者发现其一定的犯罪证据或线索。

无论“反扒”队员或巡逻人员经验丰富与否，从被告人的眼神、衣貌和举手投足判断其有无“犯罪嫌疑”，到底还是主观臆测的结果，主观臆测至多也还是怀疑。

光凭主观臆测不能肯定一个人有犯罪嫌疑，必须凭客观证据才能说某人有犯罪嫌疑，因此，盘查人员仅凭被盘查人员的衣着外貌、眼神举止认为其可疑加以盘问，而被盘查人员如实交待犯罪事实的，还是应该认定被盘查人是“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成立自动投案，如实交待罪行的，成立自首。

“双规”是指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党员在纪委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交代问题。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纪委是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不是行政执法机关，不具有执法权，更不是司法机关，“双规”不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因此，即使纪委发现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但被告人只要在“双规”期间（不论何种情形下）最终交代犯罪事实，一律认为是自首。

有同志认为，“双规”期间，犯罪分子实际上尚未进入严格意义的司法程序、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只要符合其他条件（意指“如实交待或最终如实交待”，仍可认定为自首。

还有同志提出，“双规”期间对被告人采取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不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的强制措施。

从维护人权角度出发，在“双规”期间交代罪行的，一律构成自首。

笔者认为，被纪委“双规”的人尽管名义上没有被采取刑法上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但实际上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受到了“讯问”。

如果只要在“双规”期间不论何时何种情形下如实交代问题的，一概因为纪委不是司法机关，犯罪分子实际上尚未进入严格意义的司法程序，就认定为自动投案和自首，那么对犯罪行为直接由公安、检察查处的犯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违反了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

因为被公安、检察机关传讯后（一般都是发现一定犯罪事实才传讯）一开始不交代经教育或经采取强制措施后再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一般只能被认为是坦白而非自首。

所以，在“双规”期间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要认定为自动投案，一样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自首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九十三条规定，侦查机关可以传唤犯罪嫌疑人到其所在市、县内指定的地点或者其住处进行讯问。

询问犯罪嫌疑人，应当首先讯问其有无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其提出问题。

《^v^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时，应出示《传唤通知书》,并责令犯罪嫌疑人在上面签名（盖章）、捺指印。

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还规定，初查举报线索，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

从以上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传唤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

换句话说，传唤只能适用于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不能适用于证人甚至不能用于被举报但未被侦查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初查对象。

因此，如果被告人是在被侦查机关传唤后接受讯问而交代罪行的，则被告人的到案不能视为自动投案，不能成立自首。

相反，如果能够确定被告人是在作为证人或者初查对象接受公安、检察机关询问时，在谈话中说出了公安、检察未发现的犯罪行为，从而紧接着被公安、检察传唤或采取强制措施的，则被告人最初接受通知而到案的行为应被视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

在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要求被告人接受调查的样式基本有以下几种:。

（1）公安、检察口头通知（包括电话通知，下同）被告人，笼统地说要向其了解情况。被告人到了指定地点后，公安、检察人员并未出示《传唤通知书》，只是笼统地讯问，被告人摸不透为什么被找来谈话，因为感到心虚而立即讲出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到案行为可视为自动投案，其讲出犯罪事实的行为即是如实交代罪行，成立自首。这种调查方式中，公安、检察只是怀疑被告人可能有违法犯罪行为，但有没有具体怀疑依据，因此，不能认为已发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问话也不能认为是讯问。被告人按要求到场并如实讲出未被发现的罪行，当然可以解释为其主观上有自动投案的意愿。

(2)公安、检察直接找到被告人谈话，但谈话并未以传唤等名义进行，被告人立即交代犯罪事实的，被告人能否认定自动投案构成自首，这主要看公安、检察在谈话前是否掌握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如事先掌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一定的犯罪证据的，公安、检察事实上控制了被告人的人身，谈话实是讯问，被告人不能视为自动投案；反规”期间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要认定为自动投案，一样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自首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九十三条规定，侦查机关可以传唤犯罪嫌疑人到其所在市、县内指定的地点或者其住处进行讯问。

询问犯罪嫌疑人，应当首先讯问其有无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其提出问题。

《^v^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时，应出示《传唤通知书》,并责令犯罪嫌疑人在上面签名（盖章）、捺指印。

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还规定，初查举报线索，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

从以上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传唤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

换句话说，传唤只能适用于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不能适用于证人甚至不能用于被举报但未被侦查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初查对象。

因此，如果被告人是在被侦查机关传唤后接受讯问而交代罪行的，则被告人的到案不能视为自动投案，不能成立自首。

相反，如果能够确定被告人是在作为证人或者初查对象接受公安、检察机关询问时，在谈话中说出了公安、检察未发现的犯罪行为，从而紧接着被公安、检察传唤或采取强制措施的，则被告人最初接受通知而到案的行为应被视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

在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要求被告人接受调查的样式基本有以下几种:。

（1）公安、检察口头通知（包括电话通知，下同）被告人，笼统地说要向其了解情况。被告人到了指定地点后，公安、检察人员并未出示《传唤通知书》，只是笼统地讯问，被告人摸不透为什么被找来谈话，因为感到心虚而立即讲出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到案行为可视为自动投案，其讲出犯罪事实的行为即是如实交代罪行，成立自首。这种调查方式中，公安、检察只是怀疑被告人可能有违法犯罪行为，但有没有具体怀疑依据，因此，不能认为已发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问话也不能认为是讯问。被告人按要求到场并如实讲出未被发现的罪行，当然可以解释为其主观上有自动投案的意愿。

(2)公安、检察直接找到被告人谈话，但谈话并未以传唤等名义进行，被告人立即交代犯罪事实的，被告人能否认定自动投案构成自首，这主要看公安、检察在谈话前是否掌握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如事先掌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一定的犯罪证据的，公安、检察事实上控制了被告人的人身，谈话实是讯问，被告人不能视为自动投案；反之，谈话仅是询问，被告人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

（3）被告人在接到公安、检察口头传唤或书面传唤后到案的，由于传唤是以拘传为后盾、为法律效果的强迫被告人到案的方式之一（被告人意志上受到强迫。

当然，其对被告人意志自由特别是人身的控制力度远小于强制措施，但其仍不失为强迫手段），故被告人经传唤到案，其到案的自动性比较低，即使到案接受讯问后立即交代罪行的，一般也不能认为构成自首。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践中侦查机关传唤被告人到案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很多是不规范的。

法院在审查判断时，往往面对的是侦查机关某个部门、下属派出机构等出具的关于自首（包括立功）情况的说明或关于被告人归案、抓获情况的说明，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与讯问记录等证据材料前后矛盾。

侦查机关大多数关于被告人到案的口头通知的内容，事后很难查明。

实践中，相关说明绝大多数由侦查机关某个部门、下属派出机构等单位出具。

这种说明方式是不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它不应当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任何一类证据，如说明出现什么问题，难以追究个人的责任。

审判人员在审查被告人到案的经过和谈话的详细内容后，还是无法确定被告人是如何到案的，那么也只能根据侦查机关出具的有关自首情况说明来认定是否有自首情节（前提是情况说明与案件中另外的证据材料不矛盾）。

笔者以为，为严格司法和有利正确裁判，在有关方面统一认识做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前，可以要求由侦查人员个人名义出具“抓获经过”或“关于被告人自首（立功）情况的说明”，详细说明被告人到案经过和交待情况（不能简单写“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交待，有自首情节”），再由侦查人员所在单位或部门加盖公章证明侦查人员的身份。

4、被告人投案自首后取保及变更强制措施后又投案的自首的认定。

（1）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被告人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侦查机关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被告人被取保后在取保候审期内经侦查机关多次传唤而拒不到案，后被抓获归案，象引种情况不能认定其投案自首行为。

因为被告人开始因种种原因到侦查机关自首，取保后经合法传唤而不到案，说明被告人主观上仍存在有躲避打击的念头。

如张某抢劫后被公安机关通辑，后张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后张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公安机关在取保候审期内多次传唤张，张因害怕被判刑而拒不到案，后公安机关在其家中将其抓获，而另一种情况是被告人投案自首被取保后，在取保候审期内被公安机关传唤，取保候审期满后外出而导致公安机关不能对其传唤，公安机关即对其进行通辑，后被告人被抓获，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仍应当认定被告人此前的投案自首行为。

因为被告人主观上没有逃避打击的念头，其未及时到案，是因为公安机关的到案，是因为公安机关的失误，即在法定期限内未传唤被告人，而和赤人是在取保候审期满后外出的，故仍应当认定其自首行为。

（2）被告人因为犯罪行为而被公安机关抓获并逮捕，后因其它原因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传唤，因被告人未在家而没有到案，后被告人回家后即主动到公安机关归案，此种行为一些同志认为被告人已经脱离了公安机关的控制，后又主动到公安机关去归案，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被告人虽然当时未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但其仍在取保候审期内，因为取保候审也是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被取保候审人应当是随传随到，而行为当时虽因不在家而未到案，回家后听说公安机关对其传唤即到公安机关归案，只能说其遵守了取保候审的规定，认罪态度较好，而不能以自首论。

二、如何认定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犯。

首先，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被告人投案后，交代了犯罪的基本事实，即交代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实施了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则即使没有讲清犯罪的全部细节，也可认定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

其次，被告人投案后隐瞒犯罪事实中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情节或虚构减轻自己刑事责任的情节，原则上不应认定其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

比如，被告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虚构了自己是在同案犯的胁迫下实施犯罪的事实。

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虽然自动投案，自愿将自己交由国家追究刑事责任，为国家节约了司法资源。

但是应当注意，自首这一制度不仅基于节约司法资源刑事政策的考虑，还包含了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减少的预设（或假设）和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刑罚目的的需要的考虑。

被告人自动投案，为国家节约了司法资源，也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少，但其隐瞒犯罪事实中影响量刑的重要情节或添加可以减轻、免除自己刑事责任的情节，表明其对交代罪行是有很大的保留的，其人身危险性的减轻程度是有很有限的，故不予认定自首为宜，这样也表明了司法机关要求投案人如实交代的导向。

当然，考虑到被告人自行投案，交代了一定的犯罪事实，量刑时应酌情从轻处罚。

最后，被告人投案后交代了基本犯罪事实，即使其隐瞒了前科、累犯等从重量刑情节，但也应认定被告人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成立自首。因为累犯、前科虽然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但其本身不是犯罪事实，故不影响对自首情节的认定。只要在决定自首的从轻、减轻幅度时，考虑被告人不交代前科、累犯等情节就可以了。

自首认罪书篇六

单位犯罪自首是以单位犯罪为前提的，没有单位犯罪，就不可能有自首问题的研究。因此，要研究单位犯罪自首，就必须正确界定单位犯罪的概念，并对其特征加以分析。

首先，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只是从犯罪主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描述，而从概念揭示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来看，这远没有揭示单位犯罪概念的深刻内涵，但同时它又为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学理界关于单位犯罪概念的学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所谓单位犯罪就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所犯的罪，系个人犯罪的对称。此种观点认识到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别，也揭示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实际上是对刑法条文的一种片面理解，由此推之，单位犯罪即单位所犯的罪，这又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2、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这由有关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该说区分了单位意志与个人意志，但它所说的单位犯罪只限于主观上的故意，这与刑法中规定的少数过失的单位犯罪相背离。此外它强调的单位犯罪以非法利益为要件，无疑又缩小了概念的内涵。因此，在八届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时候，由于其局限性而被否决。

3、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而由法律规定为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此观点克服了以上观点的不足，明确地把过失犯罪纳入其中，这与刑法之规定是一致的，同时也不限于以非法利益为要件，准确地揭示了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

综合以上观点，不难发现，单位犯罪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主体的特殊性。

单位是一种“既不能脱离自然人而孤立存在，又可以从形式上先于单位成员而构建的”组织形式它是由单位（法人或非法人）为形式，以自然人（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为内容而组成的特别主体。

（二）主观过错的多样性。

关于单位犯罪的过错，理论界存在很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更不存在单位犯罪自首。

此种观点值得商榷，不仅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的过失犯罪，如第139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第137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还表现出一种混合的罪过形式，纵观国外的立法，也都对单位过失犯罪作了相关规定。

（三）行为表现的整体性。

单位犯罪是以单位的整体性为基准的，个人的行为必须体现出单位的意志，否则就不是单位犯罪，所以单位犯罪必须是以单位的名义，并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其主要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行为。

（四）“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因此，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犯罪，才存在单位犯罪及其自首问题，这体现了单位犯罪严格的法定性。

二、犯罪自首制度的依据。

有学者认为，自首制度是专为自然人设立的，单位是无生命的社会组织体，既不可能自动投案，也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单位犯罪根本不存在自首，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刑法条文及其现有的司法解释并未提及单位犯罪自首，但这并不表明单位犯罪就不存在自首，这也正体现了法律与事实之差别。那么，成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有何依据？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考虑：

首先，刑法没有提及单位犯罪的自首，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自首制度的规定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即它不仅适用于自然人，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单位。既然刑法也承认了单位可以作为犯罪的主体而存在，那么，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对单位犯罪后有自首情节的当然也应该从宽。正因为对犯罪自首制度的狭义理解，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自首行为如何认定，量刑如何操作却总感觉无法可依，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国家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

其次，从侦破案件的角度看，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比自然人犯罪的更大，由于单位犯罪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它们往往有一层“合法的外衣”来从事生产经营，而现行刑法关于单位犯罪后自首的情节考虑较少，设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将自首情节纳入量刑体系之中，促使单位伏罪，可以减少侦察机关破案的困难和打击犯罪的工作量，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节约了侦查成本，也提高了诉讼效益。

最后，从单位本身来看，确立自首制度，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争取绝大多数，感召、激励和促使他们悔过自新。尤其是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员，通过自首认识到单位本身所犯下的罪行，并杜绝以后再发生类似情况，这无疑减少了单位犯罪，并受到了预防犯罪的社会效果。

三、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

单位犯罪，是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行为，单位自首作为单位犯罪后的忏悔行为，当然也是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那么由谁决定单位的自首意志呢？笔者以为，必须是单位的决策层通过决策惯例形成并以一定的形式做出意思表示，才能代表单位意志。如果只是一般的涉案人员哪怕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首行为，只能认定是个人自首，而不是单位自首。这也是单位自首与个人自首的本质区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是单位法定代表人做出的决定，该任何认定呢？笔者以为，以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做出的自首，原则上也应当认定是单位自首。因此，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自动投案的实施者只能是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能是单位本身。

既然刑法将上述人员的有关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犯罪处理，其自动投案行为实质上也代表了单位。

（2）必须如实交代单位的罪行。

单位的罪行是所有涉案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的综合体。

因而投案者除了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外，还必须交代其所知道的所有其他人员的犯罪行为，否则不能从宽处罚。

（3）关于单位意志的认定是单位自首之关键所在，它必须是单位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即以单位的名义，且经过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其负责人员决定，如果单位内部在自首问题上有异议，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认定。

（4）在认定单位犯罪自首时应注意，在判决书中应明确记载成立自首的是单位而非自动投案人员，以示区别。

四、单位犯罪自首的处罚原则。

1、对单位犯罪自首的双罚制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绝大多数是采取双罚制，也就是对单位处以罚金刑，采用的是无限额罚金，也就是对罚金的具体数额未加以明确规定。那么，考虑到单位有自首情节，可以酌定适当减轻罚金的数额。对于一次性缴纳罚金确有困难的，还可以判令其分期缴纳。当然，罚金的交纳需有可量化标准，不可滥用自由裁判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成立单位自首的前提下，对其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和没收财产时要考虑自首情节，同意单位自首的可以比照现行自首制度从轻处罚，未同意单位自首或者反对单位自首而自己有没有自首的，不得从轻处罚。

自首认罪书篇七

在这次校党委开展的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v^员的活动中，作为一名从事人事管理工作的^v^员，我郑重承诺：

一、加强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带头坚定信念，献身教育事业。

二、增强创新意识，努力与时俱进。带头钻研业务，提高服务水平。

三、加强党性修养，廉洁奉公守法。带头弘扬正气，争做道德模范。

四、立足本职岗位，提高服务效能。带头争创佳绩，争做党员标兵。

承诺人：桂祖祥。

__年9月1日。

宁井铭同志创先争优个人承诺书。

为了更加扎实、有效地参与“创先争优”活动，本人作如下承诺：

一、认真学习党的有关理论知识及马列主义，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坚定不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二、爱岗敬业。自觉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为广大教职工服务的本领。热爱本职工作，工作积极主动，不怕吃苦，勇挑重担，始终保持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三、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四、不断转变作风。密切联系教职工，团结同志，注重深入调查研究，自觉接受教职工的监督。

五、廉洁奉公。自觉做到严于律已，清正廉洁。

承诺人：宁井铭。

__年9月1日。

自首认罪书篇八

司法解释规定，罪行尚未被发现，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

这类自首的认定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在成立的时间条件上，必须是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或者虽然被发现，但行为人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客观联系尚未被司法机关明确，司法机关未将行为人确定为犯罪嫌疑人，正是行为人的交代，第一次被司法机关确立为犯罪嫌疑人。

2．形迹可疑中的“疑”，只是一种主观猜测，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怀疑。

所体现出来的只是司法机关的相关人员主观上猜测行为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可能性并无客观事实作为支撑。

3．注意划分与犯罪嫌疑的区别。

犯罪嫌疑，是指司法机关建立在相关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对行为人的合理怀疑。

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考察“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

犯罪嫌疑的根据是证据，是对证据或线索进行评判的结果，这种“怀疑”是具体而合理的，行为人需要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释，甚至需要“自证清白”。

而“形迹可疑”只是主观的猜测，这种怀疑因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或线索，并不具有针对性，因此不需要解释或者很容易解释。

二、第一次如实供述的时间点要求。

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第一次的讯问中，没有作出如实供述，之后或因主观思想的转变或因司法机关对证据的掌握程度等又在一审判决宣告前如实供述，是否能够认定自首。

在实务当中，持肯定观点的认为，自首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主动归案，而且也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行为人归案后没有如实供述，而是在司法机关掌握扎实证据的情况下才被动供述，其悔罪态度无法得到体现，在侦查的过程中也没有对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作用。

对此，本文持不同意见。

1．目前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要求行为投案后第一次讯问中就要作出如实供述，才能认定为自首，只要求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宣告前这个时间段内如实供述即可。

因此，要求行为人第一次就如实供述才能成立自首，缺乏有力依据，过于狭义。

2．虽然行为主动受控于司法机关，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意识，行为人对于法律处罚仍存在一定的畏惧或侥幸，需要一定认识和判断的过程，这符合一般人的思维常理。

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客观情况的存在。

3．行为人自首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侦查活动，但对于侦查活动的有利性，并不能成为认定自首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自首认定考察的主要对象。

比如，司法机关在行为人自首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其犯罪证据，其投案后如实供述仍可以认定为自首。

在这个例子中，行为人如实供述并没有成为司法机关收集其他证据的条件，却仍然不影响其自首的认定。

所以，行为人投案后，只要在一审判决宣告前如实供述了罪行，无论是否在第一次讯问中作出，均可以认定为自首。

三、经非约束性传唤后归案的自首认定。

非约束性传唤，是指传唤的送达以非约束性的方式到达行为人，如电话告知、委托他人转达等。

非约束性的传唤能否认定为主动投案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传唤并不是强制措施，通过传唤归案的人仍具有归案的自愿性。

有的人认为，传唤归案属于被动情形到案，不能认定为自首。

原因在于，其一行为人已经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其二司法机关已经采取了传唤的法定措施，被传唤人在被传唤的情况下应当履行被传唤的法定义务，其到案并非其主动自愿的结果。

还有的认为，应视情况而定。

如果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或者掌握了行为人与犯罪事实的关联的情况下，行为人到案并非其主动意愿，不能认定为自动到案。

如果司法机关还没有其犯罪事实，或者没有掌握其与犯罪事实的关联，仅是在嫌疑对象的排查中而传唤的，行为人归案一定程度上具有主动自愿性。

本文认为，否定观点不能成立。

一是存在逻辑错误，将犯罪嫌疑当作主动归案的否定条件。

犯罪嫌疑和归案原因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犯罪嫌疑是司法机关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和案件线索，对犯罪事实与作案人关联性的一种客观分析，是对事与人之间关联性的认识问题。

而归案原因是行为人到案过程及其主观意愿的评判问题，并不因行为人有无嫌疑或者嫌疑程度的大小而决定。

二是对传唤的强制性存在认识偏差。

在具有现实约束性的情况下，被传唤人一方面已经被司法机关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传唤具有现实的约束性，如当面传唤等。

此时无论行为人是否愿意接受传唤，其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并不会因为行为人的意愿发生变化。

虽然这种约束力并不是采取法定的强制措施，但行为人在此情形下已经不能脱离这种现实的约束。

一旦其试图脱离控制，将会立即面临更为严厉的措施。

但是，司法实践中除了具有现实约束性的传唤以外，还存在诸如电话传唤、口信转换等非约束性的传唤，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接到传唤信息时，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丝毫外力控制，对于是否到案行为人有充分的意志自由和现实的选择空间。

如果其选择归案，则是行为人自愿到案行为所引发的结果，应当给予肯定性评价。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非约束性传唤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选择到案受控，应该认定为“主动到案”。

首先，非约束性传唤，具备投案的时间条件。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尚未归案之前”是指“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

传唤只是问话的程序性措施，表明行为人并未实际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此时，行为人仍处于未归案的自由状态，所以其具有主动归案选择受控的时间条件。

第二，非约束性传唤，存在意愿的主动性。

在非强制性传唤的情况下，并无他人强迫，是否依照传唤的指示归案，取决于行为人自主选择。

此时的非约束性传唤，只具有信息告知的功能，行为人能够在非约束性的传唤下自主选择归案，并接受司法机关控制，仍具有主动性特征。

再者，如果认定自首，对行为人选择主动归案也有促进作用。

四、投案后脱逃又投案的自首认定问题。

行为人投案后脱逃又主动归案的情况，行为人除原罪外，又犯脱逃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原罪是否还可以成立自首呢？否定观点认为，首先，行为人第一次投案后，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脱逃后又主动归案，不符合自首制度关于“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前提条件。

其次，自首制度是对行为人悔罪表现的鼓励，以及出于对司法资源节约的考虑，而行为人的脱逃行为却背道而驰。

第三，如果认定自首，则不利于对主动受控人员的监管，会造成脱逃犯案率的扩大。

第四，行为人二次投案的行为，在脱逃罪中已经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如在原罪中再认定自首，就会出现重复评价的情况。

对此，本文认为该情形对原罪可以成立自首。

首先，虽然因为行为人的脱逃导致主动受控的条件或缺，但行为人二次投案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体现了其悔罪的延续，与普通自首的法律效果没有明显区别。

其次，自首制度规定的“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指的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状态，即控制是否正在进行。

并不是一种过去时的状态，即是否曾经控制过。

那么，因为行为人的脱逃，司法机关对其的控制也将不复存在。

在此情况下行为人的人身状态仍然符合“未被司法机关控制”的自首前提。

第三，主动受控的行为人，体现了其受控的自愿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发生较为特殊的原因，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不会积极脱逃。

因此，对此行为认定为自首并不会造成对主动受控人员的监管不利，反而为对脱逃人员主动归案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四，虽然行为人投案只是一个行为，但其被控制后必然要对原罪和脱逃罪都承担责任，因此投案行为所产生的有利后果和不利后果都是双重性的，只有在原罪和脱逃罪中均认定自首，才符合客观事实。

上述观点仅为笔者依据个人有限的司法实践所进行的些许初浅分析，如有不妥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陈兴良．口授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