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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综述篇一
;摘 要：话语标记是口语交际中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本文回顾了国内外话语标记的研究现状，指出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已逐渐从句法、语义转向认知。国内的研究，除了直接继承国外相关理论，还引入了其他最新理论并获得了新的发现。
关键词：话语标记 篇章 认知
话语标记曾被认为是口语中的“填充语”（filler），最初并未得到重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语用学等学科的确立与发展，话语标记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一、国外话语标记研究
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篇章角度;二是认知角度。
篇章角度的研究，就是根据话语标记的篇章特征分析其语篇功能，探讨其与连贯之间的关系。schiffrin是话语标记研究的代表学者，她的discourse markers（1987）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话语标记的专书。她对话语标记的定义是：切分话语单位的顺序性依附成分（sequentially dependent elements which bracket units of talk）。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话语标记的作用是切分话语单位;话语标记是一种顺序性依附成分，与话语组织的序列有关。fraser（1999）认为，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前后话语之间的某种联系上，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意义，为话语理解提供方向以引导听话者识别话语的前后关系。这种功能类似于某种双位关系，在其所在的话语片段和前述话语片段之间添加某种联系。这些研究主要考虑话语标记在“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s）之间的连贯作用，不太注意话语标记的情态、语气等语用功能，也未能揭示话语标记存在的认知理据。
从认知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集大成者是blackmore，其研究是在sperber&wlilson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的框架下进行的。blackmore（1992）指出，关联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能揭示出话语标记存在的理据：一方面，说话者总会最大程度地表述话语信息，以便让听话者付出最小的努力。为此，说话人会通过某种附加形式去制约或引导听话者，以帮助听话人寻找话语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听话人为了更好地解读话语，必须将这类附加形式和话语信息相结合，最终达到正确理解说话人意图的目的。话语标记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机制。blackmore还指出，语言对两种意义进行编码：一是概念意义，概念表征被编码后，进入语用推导;二是程序意义，这是一种制约信息，影响语用推导。话语标记编码的不是概念意义，而是程序意义，话语标记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它们在语用推导中的作用。
二、国内话语标记研究
在汉语传统语法中，话语标记常被视作一种句子成分，称为插入语、插语、插说等。廖秋忠（1986）是国内最早进行语篇分析的专家，他率先从篇章层面入手，将插入语称作“篇章连接成分”。自2000年以后，国外“话语标记”这一术语和相关理论逐渐被引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这类语言成分上。
（一）连贯理论、关联理论的继承
冉永平（2000）将话语标记界定为“在话语中起语用作用的词语或结构”，话语标记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具有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从整体上对话语的构建或理解产生影响，具有动态的语用特征。刘丽艳（2005）将话语标记界定为：互动式口语交际中所特有的一类功能词（或短语），在句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口语交际中没有概念义，只有程序义，其功能体现了认知主体的元语用意识。莫爱屏（2004）、朱铭（2005）指出关联理论对话语标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探讨话语标记的使用和关联的重要关系。近几年来，较多的学者从连贯的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连接作用。
（二）语用学理论的运用
于国栋、吴亚欣（2003）根据语言顺应理论，指出话语标记的使用是说话人对语境的一种顺应，是构建语篇和促成交际的重要手段。霍永寿（2005）探讨话语标记在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的调节功能。李秀明（2006）运用元语言理论对汉语语篇中的“元话语标记”（meta-discourse markers）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指出，元话语是指对命题态度、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进行陈述的话语。许静（2007）探讨了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马国彦（2010）讨论了元话语标记作为主文本，接纳发话者自己的话语为互文本的自互文结构。乐耀（2011）通过对“不是我说你”这一类话语标记的具体考察来论证言语交际中的主观性范畴和语用原则之间的互动关联。袁伟、冯晓晴（2012）阐述具有委转功能的对比语用标记“其实”的语义功能，并根据traugott的（交互）主观化斜坡假说提出委转类标记有一个由低主观到主观再到交互主观的历时发展过程。
（三）语法化等理论的运用
从来源上看，话语标记大多是意义实在的语言结构的虚化。因此，运用语法化、词汇化、主观化等理论探讨话语标记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也是学者们研究兴趣之所在。
方梅（2000）认为，弱化连词具有话语组织和言语行为功能。高增霞（2004）指出，话语标记“回头”在连动语境中发展为只表示一种步骤意义，体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的痕迹。董秀芳（2007）运用词汇化和语法化理论探讨了话语标记“谁知道”和“别说”的来源。张德岁（2009）分别从“你”的泛化和“想”的虚化两个方面考察了话语标记“你想”的虚化和形成机制。殷树林（2009）指出“这个”和“那个”的话语标记用法来源于其定指用法。
刘顺、殷相印（2010）、李慧敏（2012）等考察了“算了”等“x了”形式的语法化。在此基础上，张国宪、卢建（2011）将“x了”中的“了”视为是一种再语法化现象，重点考察其演化路径以及再语法化的后果。
李思旭（2012）结合“别说”“完了”“就是”三个话语标记探讨了话语标记与词汇化、语法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标记与副词、连词之间的纠结等理论问题。张田田（2012）探讨了即将成为话语标记的句法结构“管他”的连词化与标记化。
这些研究借鉴国外的语法化理论，探讨了汉语话语标记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规律和特点，获得了不少重要的认识。董秀芳（2007）还总结了汉语话语标记形成过程的共性。也有学者对话语标记的演变是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如李宗江（2010）以“我说”类话语标记为例，认为由短语或小句变为话语标记既不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不是典型的词汇化过程。
（四）其他研究角度
一是跨语言对比的角度。王红、葛云峰（2004）对比了英语和汉语中的重构性话语标记“namely”和“即”。邱明明、王吉民（2008）比较英汉话语标记的宏观功能。林素娥（2012）指出，新加坡华语“懂”的常见搭配发展为表现言谈主体元语用意识的话语标记。
二是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郭风岚（2009）发现话语标记“这个”和“那个”的使用情况与说话人社会化程度的深浅有关。吴艳、余民（2012）探析访谈节目中“然后”一词的功能、使用条件和形成动因。王丹荣（2011）考察了“的说”和“你懂的”的话语功能、结构变化和发展途径。
三是语料库的方法。譬如，何安平、何曼菲（2003）、吴钰（2006）、陈细竹、罗凌（2012）等利用语料库研究了中国学生使用英语话语标记的情况。汉语方面，刘丽艳（2005）自建语料库对话语标记“你知道”“不是”等进行研究;许家金（2008）建立“城市青少年汉语口语语料库”研究话语标记“那（个）”。
另外，部分学者将一定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话语标记的研究上。包敏娜、华沙宝（2011）探讨影视剧语料库中的蒙古语话语标记的标注问题;刘探宙、石定栩（2012）研究烟台话中不带指示词或数词的量词结构;刘杨（2012）讨论影响方言话语标记的语境因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已逐渐从句法、语义转向认知，以揭示其心理理据。国内的话语标记研究，除了直接继承国外的连贯、关联等相关理论，还大胆引入了言语行为、元语言等理论，并通过运用语法化、类型学等最新理论，获得了新的发现。此外，还有意识地借鉴了社会语言学、语料库的方法。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也经历了从宏观到个案、从单一语种到多语种对比等变化。另外，也有学者对方言话语标记和少数民族语言话语标记的研究作了大胆的尝试。
（本论文得到宁夏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sk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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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丽 宁夏银川 宁夏大学民族预科教育学院 7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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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争议，学术界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争议之中，研究者们就两者的基本问题达成了一些结论。本文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界定以及两者关系出发进行总结评述。
关键词：历史决定论；历史选择论；研究评述
近年来，关于历史观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普遍地争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再次将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争议涂抹上了厚重的一笔。
1 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界定
关于历史观点争论，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两者的不同概念的界说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概念是众说纷纭。
1、关于历史决定论
第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之前，普遍认为的历史决定论属于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机械的決定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经典物理学从事物的单个个体出发，把事物‘还原’为孤立的均匀的质点状态，在完全理想化的条件下，来描述事物之间的线性相互作用。”[1]因此它把这种已确定的、机械性的客观规律看成历史发展的唯一形式。显然，这种观点具有过于肯定必然性而否定偶然性的缺陷。与此观点相似的是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于此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有学者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并将此代替唯物史观。与机械决定论一样，该观点忽视了主体作用。
第二种观点：在历史发展领域，承认其具有和自然界一样的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争议焦点就是是否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在这个意义上，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决定论，是科学历史观的核心观点。
第三种观点：历史决定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基础上的决定论。该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摒弃了历史观的机械性，单一性。朱康有认为在当代科学背景下它可以包含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刘曙光具体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它既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坚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次观点是辩证的、能动的科学方法论。但笔者认为此观点与第二种观点有所不同。第二种观点是针对主体（历史）选择论的反驳。而第三种观点则是从宏观、辩证的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第二种观点包含于第三种观点。
由此看来，对历史决定论较为科学的界说：一是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二是历史决定论是辩证的、科学的唯物史观。
2、关于历史选择论
第一种观点：主体在历史发展中具有能动性、创造性、选择性的哲学理论。这一理论是与历史决定论第二种观点相对应的。这一观点是学术界内普遍认可的。对于历史主体来说，根据主体的历史信念与历史责任，在具体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空间中，选择一种历史可能性转换为历史现实的历史活动。人们追求自我目的，创造优化的社会环境，实现尽可能的价值，这是人类进行活动的根本动力。未来社会趋向于哪一种形态发展，取决于人的自觉选择。
将以上两种观点引申之，又可划分为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以及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选择论。朱康有认为，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有三个发展阶段：古希腊神学历史决定论，近代文艺复兴人性历史决定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历史决定论。吴先逵认为主观唯心主义历史选择论表现为唯意志论即英雄史观；客观唯心主义历史选择论则表现为宿命论、神学目的论和上帝创世说，具体来说即“神”、“上帝”、“绝对精神”。根据这三种观点的阐述，笔者认为，名称虽异，但实质为同，都属于唯心主义。
2 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关系
如何认识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关系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又一热点，因此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辩证的哲学理论，它本身已经包含了历史选择论中的历史选择性，但不能将其归结为历史选择论。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是社会存在决定论、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决定论；唯心史观的历史选择论是主体自由的选择历史，创造历史。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既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承认偶然性；既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也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合力”的相互作用。历史发展的轨迹是曲折的，但是由历史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能改变的。唯物史观是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它不排斥主体选择。历史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多种的可能性空间，而人们只能在可能性空间中进行能动性的发挥，这是客观前提；而人们要做出怎样的选择，这就是内在依据。“成功的选择从正面表现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失败的选择则从反面表现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不可违抗性。”[7]但有学者过分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历史必然性是完全排斥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将主观与客观完全对立起来。这种观点从客观角度出发，易导致机械决定论。
第二种观点：历史决定论从属于历史选择论。持此观点的以张曙光为代表。张曙光认为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共时态来看，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选择的产物，决定的一方与被决定的一方作为不同作用的方面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同时他认为决定论是选择论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历时态来看，前代人的活动结果为后代人已作出决定，后代人并非简单地、不加选择的保留前代人的活动结果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予以利用和改造。“凭借着自己的选择和创造活动，人们不仅可以从现实蕴含的多种可能中选取一种，而且能够通过这种选取，进一步为自己或后代开拓出更多更大的可能性。”[8]还有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成为生产力进步的支撑点，并演化为经济时代发展的核心。我们一方面说时代越发展，人类也就越被异化的更严重，但我们又看到知识和智力资源将日益取代物质资源。也就是说，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生产力，而现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因素日益增强，最终使得生产力法发展的历史逐渐成为人的能动性不断扩张的历史。历史决定终究属于历史选择。这两种观点是从主体角度出发。以此观点为思想路线，历史发展将会是历史选择论。
第三种观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辩证统一。该观点认为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辯证统一的关系：历史决定论体现了社会规律是深层特征，历史选择论则是历史发展的表面特征，社会规律是根植于人的活动之中；历史在人的活动中得以实现，而人则是要在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活动。人类社会要想得以发展，首先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其次站在为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最后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否定历史决定论，将导致人的活动的盲目性，否定历史选择论则导致宿命论。因此要坚持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有机统一，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
第四种观点：对第三种观点的反驳。历史决定与历史选择的统一不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两者不能辩证统一。吴先逵指出，“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实际内涵是：一方面，历史决定论是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而主体选择论则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它们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不可混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有同一性，这不仅表现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表现在历史决定论中包含着主体选择论的因素。如果只承认它们之间存在对立性，而不承认它们之间存在同一性，那就不是辩证法的观点，而是形而上学的观点。”[9]承认两者辩证统一的学者的错误在于把“承认主体的选择性”与“主体选择论”等同起来，按照这样的观点，就使得把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历史选择论当作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最终导致了唯物主义二元论的历史观。从逻辑关系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总体观点，它包含着历史规律决定性和主体选择性双重属性，承认主体选择性只是这个总体中的部分。在唯物史观中，只存在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的辩证统一，而不存在历史决定论和主体（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
总之，我们要摒弃的是纯粹的必然性和绝对的偶然性，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要坚持历史规律决定性和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张艺媛（1991-），女，河南开封人，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赵永健（1963-），男，云南昆明人，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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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有关乡规民约的研究已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从民国时期研究刚刚兴起到建国初三十年的沉寂，再到21世纪后的复兴，乡规民约的研究在现阶段已经有了较深入的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指向国家治理层面，但研究中不乏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乡规民约发展更应与国家治理的轨道相吻合，从多个角度挖掘其潜在价值。
关键词：乡规民约研究；多学科交叉；国家治理
乡规民约在历朝历代都发挥着其在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也是培养自律、自治意识的重要载体。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建设和治理己经成为关键环节，乡规民约的研究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回顾该领域80年来的研究历程，有起有落，现阶段，在国家的号召和支持下，乡规民约又再度成为热门的领域。综观80年来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一、乡规民约研究的兴起
我国乡规民约的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有杨开道、梁漱溟、王兰荫等，这一时期对于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是在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就不单单是针对乡规民约这一单一主体的研究，而是考察包含乡规民约在内的乡约制度，在乡约制度的历史考证中同时对乡规民约进行研究。
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尤其提到乡约的补充改造对于建立新社会乡村组织、解决乡村问题的积极作用，他区分了乡约组织和地方现行自治法规的不同，乡约是以人生向上为目的，伦理情谊化的一个组织，通过增进入际关系建立团体组织，而地方自治法规则是从个人权利出发，抛开了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之意，重在互相牵掣防制以求均衡，这在中国乡间是不适用的。他指出要办乡农学校对传统乡约补充改造之，“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表现我们的组织”①。此外，在山东全省又推行了村学乡学，他认为，村学乡学既“是个学校，同时是一个乡村组织”，它“最符合中国的老道理——乡约的意思，也最符合中国的本来风气”②。梁漱溟对乡规民约的研究是包含于乡约制度的研究中的，在考察以往乡约的基础上发展乡农学校对其补充改造，成为其乡村建设理论极为重要的組成部分。杨开道著有《乡约制度的研究》和《中国乡约制度》，他从乡治村治的角度，概括分析了中国农村组织的历史，追溯了乡约制度的前驱、起源，考证了包括吕氏乡约、明代乡约、清代乡约等在内的历代乡约，并对乡约保甲的合用、乡约理论的完成、乡约制度的衰落和品评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举办乡约有特定的地点，即农村；举办乡约要有高尚的领袖；举办乡约必须建立在地方自动之上，这是乡约得以成功的三大条件。王兰荫在1935年发表的《明代乡约与民众教育》一文中对明代的乡约和当时的民众教育做了比较研究，介绍了明代乡约举行的时间、地点、人员、仪式、对约众的要求，以及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联系，总结了明代乡约的流弊及其与民国的民众教育之间的异同。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乡规民约研究在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刚刚兴起，研究角度比较单一，主要是基于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的层面，多历史学的考证和社会学的分析，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但开了该领域研究之先河，也是之后研究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二、乡规民约研究沉寂后的全面复兴
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如火如茶的开展，乡规民约被作为封建枷锁受到批判，相关研究也随之陷入停滞，仅在对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状况的调查中有部分对少数民族乡规民约的资料整理，主要在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调查报告中呈现，局限于区域性研究，且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对于民族地区乡规民约的记载也成为日后了解各民族地区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后，乡规民约的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至21世纪之前，研究的主力多为文史工作者、考古和文物档案管理人员等，重在对传统乡规民约的挖掘和整理，研究基本停留在对乡规民约文本的简单介绍和分析。如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刘广安《论明清的家族法规》，赵崇南《从江县孔明公社苗族习惯法、乡规民约调查》、《贵州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及其历史继承问题》，郑立盛、谢安南《一百六十年前保护生态环境的禁碑》等。进入90年代，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较之80年代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发展，开始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研究乡规民约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偏向于社会史研究的特征。如冯尔康在《族规所反映的清人祠堂和祭祀生活》一文中介绍了宗约确定的祠堂组织法、祭祀及其方法的族规、祠堂维护宗族等级制等问题，还有朱刚的《三十年代的循化回族婚丧村规》、宁可的《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等，这些学者的文章都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
第一，传统乡规民约的功能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学者们从不同切入点论述了传统乡规民约的功能，涉及到道德教化、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日常生活管理和救济等多个方面。程功群以明清时期的乡规民约为蓝本，对基于乡规民约而开展的教化活动进行了分析，对其教化主体、教化内容、教化实效做了详细的论述（《明清时期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探析》）。卞利（《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初探》）、关传友（《论清代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意识》）则分别对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宗族类乡规民约中的生态保护条款在生态环境方面起到的作用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有关乡规民约的社会救济功能学者们则是通过对明清时期乡约中的社仓、保甲制度等的考察来进行研究，如陈瑞的《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一文，文中提到明清事情的徽州宗族通过设置义田、义仓、义家、义学等积极开展内部救济。卞利在其《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中肯定了乡规民约的经济功能，指出在当时的徽州乡规民约在土地交易、资产借贷、典当等经济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研究乡规民约的成果颇丰。21世纪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势头不减，城乡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使传统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受到了强烈冲击，出现了不少乡村危机，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阻碍，因此，政府和学界开始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探究乡规民约的现代化转型，致力于从中挖掘有益资源助力国家建设。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剖析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擅变、运作逻辑的基础上，对其实现现代化转型以及在当代社会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找寻新的路径。这些学者们研究的基本路径都是追溯历史流变，指出现存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传统乡规民约历史擅变、运作逻辑的研究，周家明、刘祖云在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分析框架下，指出传统乡规民约来源及治理条件表现在四个方面：乡土社会，基层组织，宗族法规，乡村精英，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沈费伟则分析了传统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乡规民约五个方面厘清传统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网络，并指出要将传统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当代的乡村治理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其次，分析城乡一体化建设中乡规民约的现状，指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乡规民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支持不足，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面临被解构的危险，一方面表现在乡村社会中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伦理风俗的边缘化、乡村共同体的消解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乡村的配套制度不完善，传统乡村治理与现代国家法治化建设之间存在制度断裂，乡规民约主体缺失、权威不再，变成了形式化的文本。最后，则落脚于对乡规民约发展之路的探寻，学者们多从乡村共同体塑造层面、国家制度支持层面、乡规民约功能挖掘层面、乡规民约主体再造层面入手，关注新乡土秩序的建构和乡规民约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最大效用。
第三，法学背景下的乡规民约研究越来越多，法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与阐释乡规民约的民间法属性，揭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挖掘乡规民约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软法之治功能。关于乡规民约的民间法属性，张明新认为乡规民约以文本形态和组织形态两种形态存在，其中有自治思想的萌芽，经过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以外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中秋指出传统乡规民约具有时空性、价值性、法律性三大属性，它虽然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关于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则重在理清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建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实现乡规民约与法治建设，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的协同。此外，还有一些法学学者以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为基础，探索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有代表性的如朱苏力的《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论述了乡规民约这一乡土社会中特殊的法制形态与作用，山东大学谢晖教授昌吉关注民间法研究，他以民间法的视角探究了我国传统乡规民约对于社会规范的显著作用。
八、九十年代更为丰富、多样，除了最早的历史学、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政治学、法学、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环境科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对乡规民约进行研究，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挖掘乡规民约的潜在价值，并将历史文献考证法、社会调查法、定性分析法、定量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运用到乡规民约的研究当中，使乡规民约的传承和发展有了更可靠的学理支撑。同时，在依法治国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号召下，乡规民约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更利于该领域研究的长足发展。
三、乡规民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乡规民约的研究己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在现阶段也已有了很大的突破，但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这决定了乡规民约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首要问题是对于乡规民约的概念界定仍存在分歧。目前关于乡规民约的概念有梁治平为代表的“知识传统说”，以朱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说”，以郑永流为代表的“行为规则说”，但多是站在自己学科立场上，缺乏说服力，且目前大多的研究把乡规民约同乡约等同，这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董建辉曾在《“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一文中明确指出，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③同时，由于概念上的分歧，有关乡规民约的起源学者们也有各自的看法。较多的认为最早的成文乡约是东汉的《吕氏乡约》，还有学者认为1973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的《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可能是己知最早的乡规民约原件。其次，对一些重要历史时期的乡规民约研究有所欠缺，目前较多集中在宋、明清、民国时期，但对于辽、金、元时期的乡规民约却少有研究，使我们在研究乡规民约的整个历史擅变的过程中出现了朝代断裂，显然不利于我们摸清明清时期的乡规民约是如何发展而来。
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6页。
②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670页。
③董建辉，《“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2]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商务印书馆，2015.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商务印书馆，2015.
[6]吕咸.中国乡约概要[j].四川县训，19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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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晋南锣鼓主要是指流传于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传统锣鼓乐。临汾素有“锣鼓之乡”的美称，当地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主要参与祭祀、朝拜以及求神祈福等活动。其锣鼓乐包括威风锣鼓、转身鼓、架子鼓、花腔鼓、扇鼓、花鼓、腰鼓、阴阳鼓、车鼓、瓮鼓、拉鼓、梅花鼓、洪洞金鼓乐等，各具特色。本文主要是对晋南锣鼓的研究论文进行分类、整理、概括和总结，从四个方面对晋南锣鼓发展状况进行阐述，即晋南锣鼓的本体研究、晋南锣鼓的理论方法研究、晋南锣鼓的调查研究、晋南锣鼓的传承发展研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分析，提出自己的发展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晋南锣鼓;综述;总结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史前的尧、舜、禹都曾建都在山西晋南一带。鼓传说是黄帝创造的，因此后人将其命名为“轩辕鼓”。“天下无鼓不成乐，天下无乐不锣鼓”充分说明了锣鼓对于音乐的重要性。在晋南这片历史文化悠久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千百年的鼓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发展繁荣，呈现出“村村有锣鼓，人人会敲打”的景象。在晋南地区，无论男女，无论年龄大小，都能敲打两下锣鼓，说几句锣鼓经。
晋南锣鼓尤以“威风锣鼓”“绛州鼓乐”闻名。威风锣鼓起源于临汾，它是我国传统锣鼓乐中的代表曲种，流行于临汾、侯马、霍州、浮山、洪洞、曲沃、襄汾等地，是山西锣鼓音乐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绛州鼓乐”有“晋鼓之秀”的美誉，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据各种资料显示，我国唐朝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吸取了【汾南车鼓】【花敲鼓】【老虎磕牙】等鼓种曲牌。本文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总结，了解到晋南锣鼓的研究现状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晋南锣鼓的本体研究
音乐本体研究是指对旋律、节奏、音色、调式、乐器、发声等进行解读分析。关于晋南锣鼓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从本体出发，有从锣鼓的艺术特征去描述的;有从晋南锣鼓的节奏旋律等基本的音乐要素去解析的，比如单红龙的《山西威风锣鼓的节奏构成》，主要是总结和归纳了山西威风锣鼓的两种节奏形态，即基本节拍节奏和混合节奏。威风锣鼓的节奏丰富多样，在锣鼓共有的节奏型上又衍变出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鲜有节奏。
晋南锣鼓以其悠久深厚的文化而闻名，故有大量学者对其渊源、风格特征进行阐述，例如董文达的《细说晋南威风锣鼓》，是从威风锣鼓的起源和发展、威风锣鼓的乐器组成、威风锣鼓的表现形式、威风锣鼓的曲牌特点，以及威风锣鼓的传承等五个方面去阐述的;贺月甜的《山西翼城花鼓的艺术特征研究》，主要是从翼城花鼓的形态特征、花鼓唱腔和服饰风格等三个方面深入探索翼城花鼓的艺术特征。此类论文还有单红龙的《浅析阴阳鼓锣鼓套曲的艺术特色》、陈华强的《翼城花鼓艺术探源》、王璐的《浅谈临汾威风锣鼓的艺术特征》、侯雅静的《尧都威风锣鼓研究》等。
还有学者对晋南锣鼓的美学特征进行了阐释。如何茜的《天下第一鼓的美学特征》，第一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服饰、舞蹈技巧、队形等;第二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音响美，其常规乐器有鼓、锣、钹、铙，音响极具气势，铿锵有力;第三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乐曲变化多样，节奏丰富多彩;第四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在表演时，动作、队形整齐。此类论文还有温洁的《浅析威风锣鼓的美学特征》等。
二、晋南锣鼓的理论方法研究
关于晋南锣鼓理论方法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晋南锣鼓的音乐出发，描述其具体的音乐特征。对晋南锣鼓理论方法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此类论文有吴凡、刘华军的《历史·音乐·社会三重视阈下的当代威风锣鼓研究》，该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晋南威风锣鼓的起源;第二部分从音乐的基本要素出发，研究了晋南威风锣鼓的音乐构造;最后一部分，结合社会学的方法，对晋南威风锣鼓的现存状况及流派进行了调查，探讨晋南威风锣鼓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这篇文章在理论方法上结合了历史学、音乐学、社会学，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清晰了解了晋南威风锣鼓。
另外还有郝姗的《文化人類学视野中的绛州鼓乐》，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了绛州鼓乐的渊源、社会文化背景、发展过程。从1988年山西新绛县农民鼓乐团参加“全国龙年音乐周”， 在人民大会堂演出， 获得巨大成功开始，绛州鼓乐就走出了山西，走入了全国人民的视线。如今，绛州鼓乐在乐器配备和演奏技法上吸收了一些外来和现代的音乐成分，形成了自身的演奏风格。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李立的《绛州鼓乐的民间传承人——在民间语境中的传承变迁研究》等。
也有学者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研究晋南锣鼓的，比如赵秀丽的《威风锣鼓及其民俗学考察》，作者结合音乐民俗学和文化产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把晋南威风锣鼓和民俗活动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详细描述了晋南威风锣鼓在各项民俗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其发展变迁，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指出，晋南威风锣鼓应与市场结合，形成产业化，这才是晋南威风锣鼓正确的发展方向。温洁的《刍议民间锣鼓艺术背景下的现代民俗发展——以山西晋南地区蔚村鼓车的嬗变为例》，描述了鼓车艺术的民俗特色和民俗表现。
三、晋南锣鼓的调查研究
有关晋南锣鼓调查研究的论文有《山西襄汾赵雄“花腔鼓”调查报告》，作者首先对花腔鼓进行了探源，花腔鼓是流行于山西襄汾县赵康镇赵雄村的一种民间祭祀性乐舞;接着从角色及其装扮、演出内容、鼓谱、演出时间及风俗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花腔鼓的演出体制;最后从鼓文化、傩文化等方面对花腔鼓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调查研究。
姚欣欣的《临猗锣鼓调查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调查了临猗锣鼓使用的乐器，以及乐队组成;第二部分是阐述临猗锣鼓的表演形式，按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传统表演形式和创新性表演形式;第三部分是介绍临猗锣鼓的曲牌和记谱法;第四部分是介绍临猗锣鼓的音乐形态，主要从曲式结构、节奏、音乐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最后一部分，是分析临猗锣鼓的社会功能和传承发展现状。
在刘思齐的《晋南锣鼓杂戏调查研究》中，作者以锣鼓杂戏为研究对象，以民族音乐学相关知识作为指导，通过田野调查，记录了晋南锣鼓杂戏相关的仪式，描述了晉南锣鼓杂戏的艺术形态，阐释了晋南锣鼓杂戏的发展变迁，针对晋南锣鼓杂戏今后的发展，作者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建议。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彭殊玲的《威风锣鼓传承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兰天龙的《万荣软槌锣鼓的调查研究》、李欣的《晋南威风锣鼓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等。
四、晋南锣鼓的传承发展研究
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给晋南锣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晋南锣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如杨丹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南威风锣鼓传承与发展的思考》，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晋南威风锣鼓的起源和发展、晋南威风锣鼓的物质构成，其物质构成包括晋南威风锣鼓所需要的乐器，以及曲谱和记谱法;第二部分从传承空间、传承人、传承方式等三个方面对晋南威风锣鼓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描述;第三部分分析了晋南威风锣鼓存在的问题，比如形式缺乏创新、演员老龄化、经费不足，以及没有健全的保护法规政策等;第四部分是对晋南威风锣鼓的发展提出建议，作者认为应顺应时代进行改革，鼓励晋南威风锣鼓进校园，政府要加强对晋南威风锣鼓传承人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与当地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王研的《山西晋南地区河东锣鼓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主要分析了河东锣鼓的传承、发展与变迁，总结出要立足于本土特色，结合当代多元音乐文化，利用现代传播软件，弘扬晋南锣鼓音乐文化。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闫钰的《试论晋南民间锣鼓的传承与发展》、茹志斌的《山西临汾威风锣鼓的历史演进与现代传承研究》等。
五、结语
晋南锣鼓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泛，从最初的本体研究，到对晋南锣鼓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研究;晋南锣鼓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最初只局限于对晋南威风锣鼓进行研究，到后来对翼城花鼓、花腔鼓等进行研究。
本文对研究晋南锣鼓的期刊论文进行分类梳理，对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总结，从中可知晋南锣鼓的发展脉络，以便更直观了解晋南锣鼓的发展情况，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晋南锣鼓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晋南锣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譬如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同时自身也没有做到及时创新、与时俱进，表演方式不太符合如今大众的审美，导致受众越来越少，加上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也不利于晋南锣鼓的发展与传承。还有表演者老龄化、表演经费不足、如今的年轻人对民间音乐文化不太感兴趣，等等。对此，笔者认为，第一，要结合现代元素，创新晋南锣鼓的表演方式等;第二，要合理利用多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晋南锣鼓这一民间音乐文化;第三，要有产业化的意识，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与当地企业合作，与当地旅游业相结合。晋南锣鼓要想长久发展下去，走产业化道路是其必然选择。
最后，希望笔者的几点建议能够对晋南锣鼓未来的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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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奥斯卡·王尔德研究热度再起，本文以王尔德诗歌为本，简述王尔德诗歌研究百年来的成果。
关键词：王尔德；诗歌翻译；诗歌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王尔德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之一。最早对于王尔德诗歌的介绍是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11号）所刊载的刘复所译的《王尔德散文诗五首》），然后有张近真译的《行善的人》（《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3日），沈泽民译《莱顿监狱之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4月20日-30日），美子、张近芬译王尔德诗数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7月2日-7日），曾虚白译王尔德一组散文诗（《真善美》，第一卷第7号，1928），徐葆冰的散文诗《行善者》和《门徒》（《大江月刊》第3期，1928）。
在这一阶段中，王尔德被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标为与易卜生、屠格涅夫、梅特林格齐名的“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之一，被普遍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旗手。而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从人生和艺术的关系角度，来评价王尔德及其作品，认为“王尔德对于人生的见解，就是以为人生应该艺术化”。张闻天、汪馥泉的《王尔德介绍》中也关注了王尔德诗歌中的修辞，音律特征等要素，但却认为其形式主义而“没有强烈的实情”。1925年，郭沫若的《生活艺术化》中，也把王尔德在伦敦招摇过市的奇装异服视为生活艺术化的外部生活形式，“用艺术精神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反映了王尔德作品在当时中国所形成的普遍看法。虽则在这一阶段中，各文学家对于王尔德的介绍很多，但基本以译介为主，并无深入的分析研究，王尔德和唯美主义更多的作为一面革新的旗帜，作为反抗传统，批判现实的载体。
在第一次热潮后，王尔德研究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再次有了王尔德诗歌翻译的成果。飞白在1985年出版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收录了王尔德《晨的印象》、《无声的爱》、《济慈情书被拍卖有感》《林中》四诗。黄杲炘的《英国抒情诗选》翻译了王尔德《清晨的印象》、《剪影》、《安魂曲》三首诗作。进入二十一世纪，王尔德逝世一百年之际，《王爾德全集》出版，王尔德的诗歌研究才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首先是译本，《王尔德全集3：诗歌卷》由杨烈、黄杲炘翻译，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汪剑钊和袁宪军分别翻译的《王尔德诗选》也相继出版。研究方面，陆建德在纪念王尔德的文章《“声名狼藉的牛津圣奥斯卡”》中就涵盖了其对包括王尔德诗歌等作品及其文艺理论的理解。有对于王尔德个诗的研究，如杨桂霞、梁利娟的《通过浪女居所品味奥斯卡·王尔德的诗才》就解读了这首作于1881的王尔德的短诗的主题思想和诗歌中所运用的技巧和诗歌韵律。吕颖的《唯美的衰落---王尔德雷丁监狱之歌中唯美与现实的冲突》探讨了入狱这一事件对于王尔德唯美观的影响。除此之外，亦有宏观性对王尔德诗歌的研究，如袁宪军的《语言的魔力：试论王尔德诗歌的“唯美”特点》，通过分析王尔德的《拉文纳》《短歌》等多首诗作中的“纨绔”语言所提供的丰富刺激的感官体验，来讨论其诗歌所达到的唯美效果。徐薇的《永恒的瞬间---谈王尔德唯美主义作品中的时间观》中谈及了《雷丁监狱之歌》中混着“血与酒”的瞬间所宣扬的强烈的生命感所带来的对于恪守传统时代的强大冲击力。吴天民的硕士论文《奥斯卡·王尔德诗歌中纨绔主义表现》分析了纨绔主义与唯美思想的联系，通过诗歌中使用的拉丁语、古英语及杜撰文字和处处可见的古希腊典故挖掘纨绔主义所代表的感官享受及创作的社会原因。
而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探讨王尔德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拓展开来。有微观从某首诗来研究的如李隽的《王尔德斯芬克斯中的两副“东方”面孔》，通过王尔德的长诗《斯芬克斯》中刻画出的浪漫，充满奇幻的东方，仿似艺术的乌托邦与其妖兽横行，群魔乱舞的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进行对比，折射出了西方认知中的两种“东方主义”。如陈淑红的《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论王尔德的写意世界》就通过文本分析，借助中西诗歌比较，来探讨王尔德诗歌语言及其用文字创造色彩和勾勒线条，来营造感官化的诗画境界。李佳憶的《拉斐尔前派诗歌对英国唯美主义的开拓与影响》探讨了拉斐尔前派诗画结合的特点对王尔德早期诗歌的影响，启发了王尔德对于“诗的真正特质……来自于对韵文的独创性使用”的独特的诗歌理论。李广平在他的硕士论文《世纪末的唯美主义狂---论王尔德对唯美主义的继承与开拓》中也探讨了王尔德诗歌中对于拉斐尔前派和波德莱尔的继承，提到了马哈菲、罗斯金和莫里斯等拉斐尔前派成员对于王尔德影响，使其成为了一个“艺术的辩护者”，王尔德对于服装的独特品位及对百合的情有独钟均受到了拉斐尔前派，尤其是罗塞蒂的影响。而王尔德对于波德莱尔的继承不仅表现为《斯芬克斯》形式和内容上对于波德莱尔《猫》的继承，且王尔德的城市诗歌同样也有波德莱尔的影子。
周小仪的《王尔德笔下的伦敦：艺术与社会的空间》正是基于王尔德的城市诗歌和其他的城市描写，讨论王尔德所崇尚的形式至上并不能完全掩盖生活所渗透的社会因素与物质因素，来深究其诗歌和其他作品中所表现的王尔德改造城市的审美理想。角度独特，立论新奇。有从王尔德自身的经历和身份来讨论对其作品影响的《王尔德多重身份对其唯美主义的影响》（陆阳）。
林林总总，对王尔德诗歌研究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成就了丰硕的成果。既有对王尔德诗歌的各种译本，也有文化影响研究；既有单个作品分析，也有宏观的理论研究。但，相对于对王尔德的戏剧、童话作品研究，对于他的诗歌研究只能称之寥寥。当然，就王尔德的整体创作而言，他的诗歌创作并不算丰富，一生所写的诗歌还没有超过一百首，但实际上，他的诗歌不仅在形式上却有着多样化的尝试和贡献，且既能用音节韵律传递图画感，又能用色彩加强唯美的感受，颇具王尔德的个性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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