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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一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救市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2001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2009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2011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2001年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2012年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2010年相比2003年，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11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2000—2010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2012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鉴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虽然理论上美国国债不可能违约，但由于程序或技术原因导致美债延期付息的“违约”行为却可能发生。这样就会导致美国国债交易价格下跌，包括中国等在内的重要投资者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蒙受资产缩水的损失。虽然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发行、输出美元用以对外支付、稀释积欠债务，但是过激地、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动摇、破坏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如果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信心持续下降，不仅会降低美债的信誉度，而且会动摇对美元的信心，中美政治经济等关系自会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
二、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的影响。
1．美国的减赤计划加剧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
美国政府以削减联邦财政赤字作为遏制债务急速上升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前所述，在美国减赤计划中，国防预算成为要控制和削减的重点。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最后手段，军事能力对美国至关重要；且国防预算惠及包括军工复合体在内的诸多利益集团和从业人员；加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费的增加甚为关注，削减国防支出引起美政界及利益团体的极大关切。特别是在中国军力快速提升、美国相对优势下降的形势下，美国国防支出的减少必然加剧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削减国防经费，是无视美国正面临攸关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的新威胁。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指出：美国面临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新威胁，中国寻求最终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推回夏威夷，并利用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树立霸权；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担心美国影响力消退，要求美国给予可靠的安全保证；如果美国由于削减军事能力而无法提供保证，这些国家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支配，要么依靠自身力量（很可能通过发展核武器）与中国斗争。［9］（p8）总之，类似言论屡现美国报端，可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军费受限的美国必然加剧对中国的疑忧。
奥巴马政府近年的战略重点东移之调整显示了美国政府已在实际操作层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2010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巩固了西太平洋的联盟体系，频繁举行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白宫于2012年1月初发布的《国防安全纲要》指出，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地区、南亚这一弧形地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美国必须调整亚太地区军事部署。［10］（p2－4）1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美国2013年度的国防预算为5250亿美元，另有884亿美元用于海外紧急行动。他声称，虽然这两项费用较之2012财年的5310亿美元和1150亿美元有所削减，但是美军将加强太平洋司令部所辖地区的军力。［11］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军力在整体压缩背景下逆势而上，充分暴露出美军战略调整、防范中国的意图。
2．债务问题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债权国的评估，而对最大债权国中国的评估和相关立法最为重视。第112届国会提出的几项关于评估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的影响等问题的法案较为典型。如2011年5月19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考宁在参议院提出“外国持债透明度与威胁评估法案”（s．1028），6月14日，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山姆·约翰逊（samjohnson）提出同名法案（h．r．2166）。两项议案力图增加外国、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透明度，以便更好评估外国持债对美国造成的潜在风险。两个立法议案认为，特定情况下中国持有的美债会成为操纵美国政策的工具，中国会藉此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可能企图以抛售美债的方式打击美国经济等。此外，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巴克·麦肯伊（howardp．buckmckeon）主持制定的“2012财年国防经费授权法案”（h．r．1540），要求国防部就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安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
其实，美方对中国会藉债权危及美国安全或政策独立性的担忧总体上有夸大其词的色彩，因为无论是从意图还是能力（如所占美债份额有限）上看，中国并没有利用所持美债打击美国经济的可能，更未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
3．债务关系对中美政治行动空间的不同制约。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债权国地位似乎颇为忌惮，但实际上，中美债务关系对两国行动能力的制约是不对称的，或者说两国间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前所述，中国没有意图以所持美债破坏美国经济。同时，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较大，一旦大幅减持，必然造成连锁反应，导致美债价格下跌，致使中国所持美债价值大幅缩水。况且，如果中国不持有美债，目前并无可行的大规模分散投资渠道，如仅持有美元，则等于向美国提供无息贷款。由此可知，尽管美国积欠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债务，但美国并未因债务问题而在对华政策上明显受限，倒是以购买巨额美债而对美显示信心和支持的中国反受羁绊。
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2009年，曾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彼时正值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际，需要中国与之“同舟共济”。此后随着美国金融形势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却呈现一波三折状态。近来，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大幅调整，重返东亚步伐加快。在涉及中国重要利益的地区性问题上，如南海主权纠纷、朝鲜半岛局势等，美国一再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毫不虑及中国最大债权国地位，反有变本加厉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以金融力量促成切实的政治让步需要一些附加条件。历史上，一个强国能够非对称地惩罚另一强国的成功先例极少。［13］由此，一些美国人士认为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并未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
虽然中美债务关系具有非对称特征，但由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日益重要，一个问题领域的博弈往往会对另一问题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纷争不断的中美关系中，中国凭借债权国地位及对所持美国国债的战术性操作，可以增加在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对美直接投资等一系列问题领域中的博弈能力。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美债议题，有利于消减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三、债务问题对中美经济议题的影响。
1．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对华贸易摩擦升级。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美中两国存在巨大的经济失衡关系。中国主要以廉价劳动、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为代价，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和美国日用消费品最大供应国。而美国则通过高技术产业、金融业等来回流美元，并以回流美元继续投资中国等的实体经济，以获得较高投资收益。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多元化投资渠道受限，以及美债具有的所谓安全性等因素影响，中国以贸易顺差形成的大量外储购买美国国债及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正是内在的经济结构及经济政策才是美国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债务攀升、经济疲软之际，美国无视国内经济结构、消费习惯等问题，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一味将中美经济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无异于“美国生病却要中国服药”。正如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21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一种有害的误解，即一国的贸易顺差是由该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造成的。然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的长期贸易逆差，应归因于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贸易伙伴的欺骗。如果一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就会产生贸易逆差，其贸易伙伴的行为不会影响贸易差额。［14］同时，金融危机后，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国势渐衰，从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怀疑，而政客们则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砝码，在大选年尤其如此。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日益明显，呈现频率提高、强度加大、手段翻新、内容增多等特点，涉华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如200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的金属丝网托盘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上限达到惊人的438％。同年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对中国输入的约27．4亿美元的油井管征收10．3％至15．78％的关税，创下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金额之最。此外，美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转向劳动和技术密集并重型的如造纸、钢铁等行业。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态度渐趋强硬，其在201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建立一个贸易执法部门，专司调查所谓像中国这样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2月28日，美国启动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助推奥巴马政府实现增加出口的目标，以及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来自全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目标直指中国。3月5日，参议院通过了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等国政府补贴的商品进行征税的权力。此后，中美贸易摩擦渐趋频繁。仅在今年5、6月间，美国商务部就多次发起对华双反调查和贸易救济调查，涉及中国高压钢瓶、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级风塔等多个行业。由此，美国已成为与中国贸易摩擦最频繁的国家。
由于中美双边经济失衡的局面难以改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和最主要债权国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在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回流美国债券市场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也将持续恶化。
2．人民币汇率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热点。
早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不少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因此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升值。金融危机后，美国未能通过弱势美元拉动国外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美国政客习惯性地寻找替罪羊。未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中国成为重要靶子。2010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出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获取竞争优势。其中，2011年10月11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施罗德·布朗（sherrodbrown）提出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s．1619），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意图明显。虽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但美国一些政客不愿承认巨额贸易赤字及联邦债务的背后美国政府长期“寅吃卯粮”等深层次的问题，反而强压中国调整汇率。加之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提出人民币汇率议题会给政客带来可观政治收益。
同时，由于美国对外资产以外币计价，而对外负债以美元计价，债权国货币升值一方面可以减轻美国的债负，有利于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逾3万亿美元外储中的大部分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若按美国意图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中国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及国力的削弱。基于中美经济关系以及美债问题的现状，中美汇率议题的博弈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并将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3．两国对债务关系的依赖将长期化。
由于国际经济格局及互补的经济结构等原因，中美两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债务关系。中国难以通过投资国外实体经济、大宗商品等冲销高额的外储。如美国政府严防中国染指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和高技术领域，2011年2月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失败案例堪为典型。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规模及安全性均不及美国。如2010年底以来，欧元区债务危机一波三折，美国政府不仅隔岸观火，还想趁火打劫。
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往往在部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现端倪之后，频繁调降其主权信用评级，产生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欧债危机的加剧使大量避险资金涌向美国，也导致中国等美债的持有者更难以分散投资。在中国经济结构未能彻底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积累的巨额外储，除了大量投资美国国债以外，其他投资选择较为有限。而且中国一旦购买了巨量美债，便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减持，结果造成中国对美债市场较大的依赖。对美国而言，为维护美元霸权，就需继续对外输出美元，其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难以彻底改变。因此美国难以消除对中国借贷的依赖。基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债权地位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金融危机发生后，访华的国务卿克林顿等美国高官无不强调美债的安全性，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此举可以达到既获得中国融资，客观上又能通过美元贬值等手法汲取中国的财富、限制中国国力增长的目的。
为保持对中国投资动向的把握以及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美国财政部2012年5月开始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国债，而不必通过华尔街金融机构代理。这是美国财政部首次给予外国央行如此“特殊待遇”。由此，外界便无法立即了解中国央行的买入信息，以防华尔街金融机构提高国债价格，但是中国央行在出售美国国债时，却要经由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代理。虽然中国的买入信息不会立即为市场所知，但是美国财政部却能更好掌握和跟踪中国央行的购买信息和动向，减少此前对中国持有美债准确数额不明的困扰，为判断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固化中美债务关系，使中国对美国的借贷长期保持高位。
总之，经年累积的美国国债问题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乃至今后美国各届政府无法回避的、必须应对的问题，并将长期牵动着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的神经。考虑到中美经济失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将长期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货币和金融市场，而美国也将长期依赖中国的商品和借贷，因此中美债务关系将长期维持。在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中，巨量美债犹如握在中国政府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既能伤人又会害己。中国在短期内大幅调整美债的持有量也只能是万不得已时的选择，而患上“债务依赖症”的美国更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美债的最大买家。因此，尽管中美债务问题会滋生相关争议，但又能加强两国间至少是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债务问题的广泛关联性必将继续影响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议题，并将考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以期变美债这个“烫手的山芋”为中美长远稳定关系的联系纽带。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二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如何联合亚洲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呢?这里有几层意思。首先当然是和美国传统的亚洲盟国，主要是日本、南韩、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小布什已经表示要重新评估和日本的关系，强化和日本的关系。第二层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鉴于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不会一边倒向台湾，就是说不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和中国的利益。但同样，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同情多少。美国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湾海峡的现状。只要台湾保持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就达到了制衡中国的目标。第三层就是联合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如外蒙古和印度等来制约中国。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美国在近年来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这方面的努力在得到加强。
二．中国应对策略中的几个问题。
如何回应世界体系和美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和艰难的课题。应当指出，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冷静的观察并不是没有理性。美国新政府似乎做好了和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准备，但在很多方面部是远离现实。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的任何动作作立刻的反应。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应当就其国际战略做什么。现在正是反思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必须获得一种远视(vision)。
邓小平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邓小平的这种具有远见的战略，中国不可能取得象今天那样的建设成果。但在这种战略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来越充当一种可以称之为“救火队”的角色。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而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往往不得要领，失去方向。这种情况的继续只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中国不仅很难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国际空间，更严重的是，其本身的发展会受到强有力的遏制。中国应当、能够制定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这里只就一些中国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中国和世界体系问题。
在中国制定国际战略时，中国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和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中国面临的不是应当接受这个体系还是拒绝这个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选择可说是极其有限，除了接受这个体系外，中国别无他途。中国所有的选择就是在接受的前提下考量如何接受及其他的问题。
军事组织。中国甚至已经签署了历来非常敏感的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已经经全国人大批准而生效。
但是，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不是只有利益而无代价。在中国努力进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这个体系的现存领导者美国和西方纷纷向中国漫天要价。这就引出了中国各方面对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体系的疑问。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霸权式领导者，我们就要拒绝这个体系吗?中国能够拒绝这个体系吗?且不说拒绝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中国要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和非常现实的困难。这个体系的领导者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这样做。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这个体系的“使命”。美国不这样做，另一个国家也会这样做。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和拥有可以威胁其安全的核武器的大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美国的目标是在体系内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对其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退一步言，即使美国容许，中国也没有条件来退出这个体系。中国有过去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既不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也不满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体系，而是想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准世界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的努力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且它所留下来的阴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毛泽东建立自己体系的实践和邓小平和世界体系整合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同的实践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只有进入这个体系，然后再努力往这个体系等级的高处爬，这是中国能够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唯一的途径。
中国也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组织属于自己的国际空间。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美国搞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美国或许希望中国能够象前苏联那样，通过无限的军事建设和扩张，最终走向经济的衰退。实际上，这是美苏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的设想，而邓小平的远见没有使中国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线。除了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以外，在“软权力”方面更不能和美国相比。“软权力”指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空间，软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更重要。没有软权力，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共识和认同，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式的价值观，美国也是今天世界软权力的中心。现实地说，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不管怎么说，中国既不能退出这个世界体系，但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它，中国理性的选择是“表达”。就是说，中国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和美国进行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又可以在体系内和美国进行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进入体系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了，即使中国成为了美国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国家，中美之间的冲突还会存在。只要存在着国家，冲突就会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阵地，结成体制内的“统一战线”而抗衡美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利用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入体制后，中国的能动的余地会比现在大得多。
问题是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例上，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并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身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对国际体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中国所能运用的策略是有选择地接受，或者说，在总体接受的基础上，拒绝一些明显对中国国家利益不利或者中国目前不具有条件接受的规则。总体说来，经济接受多于政治接受。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本身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上和世界的整合已经是不可扭转。中国政府不仅接受了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而且早已经开始调整和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接受了联合国两个权力公约，但在制度建设层面还是流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这在人权和民主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政治方面，中国并不能对世界体系全盘照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调整自身的政治统治体系。调整统治体系的需要并不在外来的压力，而是内部需求。很显然，如何调整统治制度使其和新兴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乃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2．经济优先、政治组织和国际空间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只有考量到了接受世界体系这个条件，才和中国领导人一贯以来的经济优先战略并行不悖。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国际空间，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也直接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经济力量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影响力，没有一个大国会看重一个经济萧条的中国。再者，不仅中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此。如果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许多内部问题和潜在的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对内部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部影响力。
但是，应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自然地给中国带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空间。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以经济为中心，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了。前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加民族国家在西方力量的扩展过程中的作用无非是想说明单一的经济因素不足以争取中国的国际空间。当我们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所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缺乏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对外在世界产生消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要由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由政治来组织。
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现实性。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性最终并不会比美国的逊色多少。当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本的同时，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在加快流向海外。只要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是不变的真理。中国能怎样保护我们的海外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会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的外流越来越突出。
外界的概念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再者，中国经济力量的外部影响也已经在客观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做什么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一向都采取低姿态的政策。这使得外在世界不知道中国要做什么。于是，就有各种“中国威胁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重复。
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是力量组合方面的困难。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力量的包括硬力量诸如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意识形态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价值观等。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力量组合的不足是显见的。中国如果一方面不能创造出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软力量建设方面会变得极其困难，其国际影响力也会受到诸多制约。现在，很多国家只是把中国认同为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这种认同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不是可以同日而言的。
其次是力量组织方面的困难。美国等西方大国非常清楚国际力量是需要组织的，也懂得如何组织其海外力量。美国人经常在鉴定和其国家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积极从事合作、联盟的事宜。但中国在如何组织国际力量方面显然是很贫穷的。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遭受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无疑是重要的。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希望今后中国至少在地区事务上起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不知道把已有的影响力加入组织化和制度化。结果是让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本应当属于中国的国际空间。
再次是现代国际关系思维方面的不足。基本上，中国人还是受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道德优先思维的影响，对现代国际关系权力政治既不屑一顾也不加以重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当所有其他国家都顺从权力政治的时候，中国就很有可能沦为自己传统的受害者。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各主权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结果。中国显然没有这个概念。当其他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时候，中国时常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谦让给他人，企图从中得到道德上的回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其得到中国“谦让”出来的国际空间以后，非但不会回报中国，反而用此来惩罚中国。又举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来说，中国很少采取动议。当一个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成立之时，中国往往首先采取抱怨的态度或者反对。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中国最终还不得不接受这一组织，甚至加入这一组织。这些行为表面上呈现为中国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映。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经验不足，可以说，中国现在是首次以一个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辉煌的时期。但近现代国际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的情况。当中国在近代开始和这个体系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的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羞辱。在上一个世纪里，中国政治人物所关心的主要是防卫国家。中国相对的独立于世界体系的现实也不需要我们去考量体系内部的事情。但现在则不同了。中国已经发现自己不仅在急剧地进入这个体系，而且要开始处理这个体系内的纷繁的事务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国际空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把此种影响力制度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制定国家战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3．联盟和国际统一战线问题。
和组织国际空间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联盟问题。当美国人用联盟的方式来围堵所谓的“中国威胁”的时候，中国怎么办?尽管还很难说，美国的结盟政策最后是否会达到美国人设想的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要避免这一结局，中国对联盟问题应当有新的考量。
中国的结盟的前提是接受现存世界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体系之外的结盟是危险的，要么导致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要么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敌视性的联盟。中国如果要保持和平的建设环境，要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必须努力避免的。而体制内的联盟则是包容性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来防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追求一个更公平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层面，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到处建立自己的力量。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和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维持或发展良好的关系，结盟很少可能成为现实。现实地说，中国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区域性的。中国既无扩张的野心，也就无需把手伸得那样长。中国国际战略的起点应当是亚洲。中国如果在亚洲就被美国所围堵，其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就是成问题的了。
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这可能还不够。进一步的发展逃避不了体系内的联盟和统一战线。中国的经济力量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国内很多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变得非常明显，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亚洲至少在经济领域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在亚洲国家有所作为。中国如果要打破美国的围堵中国联盟，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如果被动等待，让美国人享受本来中国应当享受的，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自己。
4．国际关系和国内秩序问题。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国内秩序莫过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了。经济为先。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一种巨大动力。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市场经济对国家力量，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力量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变得重要起来。这对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有必要检讨以往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通过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生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的。这种模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目标是解脱人民的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国家本身的力量是次要地位的。第二，经济增长是通过急进的分权达到的，即国家把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给于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发展经济。第三，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研究或者工业部门不再象以前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转向投资于国际采购和技术引进。
足情况已经表示了担忧。诚然，中国必须避免象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式的军事经济，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考量在提高民生和国防力量的同时也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政治秩序方面，恐怕除了接受体系，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选择。当中国的经济进入全球体系的时候，其政治必然要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当经济因素市场化的时候，政治体系方面的调整就成为必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民主因素的产生，但另一方面也只有民主这一政体形式才能有效地统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社会。接受民主的世界体系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全盘接受美国西方式的民主。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也会这样。接受体系意味着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状态下，不仅内部经济的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内部的政治变迁也是如此。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内政，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在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正如经济上我们要考量外部影响一样，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我们也必须考量到外部因素。当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很不明朗的时候，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担忧成为必然。
在民主政治道路上，中国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各个方面的民主实验正在进行。可以说，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形式正在试验过程之中。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仅仅是中国政治秩序建设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政治秩序的建设过程是包括发展民主政治在内的一个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的政治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可能发展一种既包含了民主政治所包含的一般价值，又发展了中国本身的价值的政治制度。这样做，是非常有利于中国“软权力”方面的发展的。一种非西方式中国民主政治可望成为发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秩序基础。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三
依据产业经济学理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横向看，首先是指自身的发展；从纵向看，则涉及制造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协调。动态地看，既需要衡量转型升级的过程，也需要考察转型升级的效果。以结构指标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效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从产业之间比例看，服务业占比在“十二五”时期持续提升。
（二）从产业层级与技术水平看，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一直在加快。
（三）从能耗水平看，节能降耗不断取得进展，资源环境成本消耗持续减少。
（四）从劳动生产率看，“十二五”以来，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
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复杂的格局。制造业的成长承受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追赶的双重力量挤压。一方面，我国还在继续承接国际制造的产业转移，应该根据不同企业、行业与产业的发展状况，各地在推进“来料加工型”、“生产车间型”制造业基地并行发展的前提下，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分期、分批地逐步向“全球配置型”制造业基地转化，积聚累积形成全球配置新的制造业中心。另一方面，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走出去”也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还依然任重道远。
（一）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事实证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走创新驱动的道路，创新驱动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唯一法宝，是替代传统的数量型竞争优势的不二选择。
要实现创新驱动，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选择作用，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渠道。创新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什么和怎么样做，而非主要由政府规划和审批进行。二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体作用，依靠企业家的冒险探索精神来化解创新过程中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应该降低门槛，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创新的方法无法准确预判，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日益明朗，使成功者脱颖而出。三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创新生力军的作用。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的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而中小企业试错成本低，决策机制灵活，更敢于冒险在新技术、新产品中承担探路者的角色。四是适应创新开放性、跨领域、多元化、网络化的特征，整合资源，协同创新，企业要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共建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共享创新资源，在科技攻关、技术转让和培训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五是要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快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网络。六是政府要扫除各种阻碍创新的制度性障碍，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积极性的政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鼓励创新、扶持创新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氛围，不断提升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二）把产业新趋势作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
人类社会正迎来网络化与制造业融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从演进趋势看，智能制造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制造业产品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数字化、智能化、互联化、个性化和定制化。随着引进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制造业应当改变之前的模仿与学习策略，着眼于高起点，把制造业发展新趋势作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与目标选择。
一是在生产手段上。把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运用到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的全过程，缩短设计环节和制造环节之间的时间消耗，降低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在生产中广泛应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装备；借助云计算等新技术和新平台，整合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运转，更多采用异地设计、就地生产的协同化生产模式。
二是在发展模式上。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从提供传统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从传统的生产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推动工业设计理念的革新和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以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最小化。目前欧美的“绿色供应链”、“低碳革命”、日本的“零排放”等新的产品设计理念不断兴起，“绿色制造”等清洁生产过程日益普及，节能环保产业、再制造产业等静脉产业链不断完善，都表明制造业的绿色化发展目标已经成为制造业的共识。
三是在组织方式上。以内部组织扁平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作为制造业培育竞争优势的新途径。在产业分工中注重专业化与精细化，使企业的生产组织更富有柔性和创造性。在企业资源配置方面，受信息技术影响，制造业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技术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的多地区协作日趋加强。企业要通过网络将价值链与生产过程分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
四是在发展格局上。运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重塑制造业的全球布局。随着新兴国家劳动力工资的提升、土地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不断影响，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地区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波士顿公司发布的《成本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指出，中国、美国、韩国、英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制造业成本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到20，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仅比我国长三角地区高5%左右。因此，我国制造业未来的调整，包括“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要根据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的变化逐步进行调整。
（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形势下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考量与产业培育应当关注以下方面：
1、着眼于长远构建核心产业链，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整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需要立足于自身构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不能出现核心技术和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以芯片为例，短期内可通过采购目前国际上领先的商业套片来集成开发，但长期来看，必须要有自己的自研芯片，其他关键的元器件也必须要能自我供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上的商业供货厂商一旦被收购、破产或政治上的原因终止供货将可能导致整个产业出现停摆，二是即使有充足的供货保障，因为使用的是商业套片和元器件竞争对手对于产品的性能将会知根知底对缺陷了如指掌。在竞争中非常不利。目前从国内走向世界的华为和中兴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自研芯片的策略就是很好的例子。
2、实施合理分工、布局和引导，我国国内的产业布局需要合理分工。
我国地域广阔，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不同地域、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比较发展优势。为此，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资源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某一个环节进行重点培育发展。譬如，新能源汽车在各地政府都瞄准新能源汽车把它纳入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避免失去未来市场这块大蛋糕。但是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其由新型电机、电池和新材料等三个关键部分组成，不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省份都具备在这三个领域的优势。再譬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中的物联网是一个尤其热门的领域。深圳由于有华为和中兴在通信领域的优势必将重点发展物联网。但是，武汉利用自己在光领域的优势布局发展光器件也是一个不错的战略选择。地方政府在选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应当立足自己的优势，选择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重点发展，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这样效果和效益将更快、更好。同时建议国家细化科技布局进行相应统筹规划。
3、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环节和领域，重点实施国家队工程。
对于国家优先的领域，一方面，国家需要扶持有实力的科研机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发展，加大在税收、基金专项、人才引进配套、企业用地等方面给予的优惠和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战略上至关重要且投入大、收益见效慢的的行业领域，建议实施国家扶持；对于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议优先在国防领域率先突破，走军民合作的路线，然后把整个高技术产业提高到一个新台阶。譬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其中的高性能集成电路、芯片领域，我国远落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需要重点突破。
（四）持续推进“走出去”战略。
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企业应当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行“走出去”战略。首先，以国际化眼光来审视企业总体战略。企业必须在依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着眼于全球范围来考虑各产业的发展前景，确定经营方向，寻找市场切入点。在确立国际扩张战略前，要对全球市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对投资环境的深入调查，如对有关税收、劳工、环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全面了解。在产品结构、市场范围、竞争层次等方面，也要以国际化的视角审视和定位，进而确定培育核心能力的主攻方向。其次，以国际化眼光来重新审视企业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是企业特定时期发展战略的`产物，它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的未来行为和战略选择。企业对现有核心能力的高度依赖性，势必会制约企业新的战略选择。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市场，企业有必要通过重组、剥离等多种方式突破现有核心能力的限制，引入和培育新的核心能力，使其成为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更强的核心能力。
当前，推动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重要动因是“一带一路”战略。据统计，现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占世界的63%，但是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29%，大多数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工业化却不发达。基础设施是其短板，但恰恰是我国的优势，两者相互结合。中国首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帮助国内制造业的海外崛起有着重要意义。一是通过资金出口、技术出口进而带动设备以及商品的出口。二是中国有很多产业可以整体“走出去”，在国外再造一个中国制造业。例如，我国可以模仿现有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建设，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去打造我国的工业园区，进而拉动制造业的出口。“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通过国际化进程，制造业企业可以着力推动从国内发展向全球整合转型，并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着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五）有效发挥管理的促进作用。
加强企业管理和管理创新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近几年，运用管理手段促进企业转型发展的最佳案例，是国资委于3月份起在中央企业全面开展的为期两年的管理提升活动，中央企业通过全方位的对标，找出了自身在管理方面的差距和提升方向，通过集中攻坚克难，有效地消除了一批管理短板和瓶颈问题，通过标准化和制度化，一大批活动成果得到了固化和推广。据统计，通过抓管理提升活动，促进效益提升超过一千亿。当前管理提升活动已如期结束，但是管理提升仍在路上，助推转型升级需要建立管理提升的长效机制，应当从推进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企业管理。
一是转变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企业应当站在全球视野，发现在管理思想、手段上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之处，要面向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管理管理方式转变。企业要由以往以实务为中心的管理，向以价值为中心的管理转变，由被动性的管理向主动性的管理转变，由单纯对物的管理向对人和物管理的结合转变，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核心，不断采用适应市场需求的新管理方式、方法，以人为本，有效运用企业资源，把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二是持续对标，努力打造一流企业。实践证明，开展对标，特别是与世界一流企业对标，是企业明确自身存在的差距，确定提升方向重要而有效的举措，要合理选择对标标杆，科学制定量化具有挑战性的改进目标，既要注重与标杆硬实力的对比，也要注重软实力的对标，既要注重具体数据的对比，还要注重指标背后的理念、方法、组织流程的对标，要敢于否定自我，敢于变革体制，善于消化吸收，善于融会贯通，真正做到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三是依托信息技术，促进管理升级。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作用，加快重点领域的信息系统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与经营管理、产品研发、供应链优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消除管理活动中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各项管理活动责任落实，执行有效。在推进过程中，应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业务主导、先试点后推广、避免走弯路，提高一次成功率。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四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以学生为主，为学生发展服务的。但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前准备阶段，有些教师能够很快备好教案、教材，但会忽视学生本身，这是由于这些教师缺乏学生主体意识。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准备了什么样的教学方案，还取决于学生本身，学生在上课之前对美术知识了解多少，拥有怎样的知识结构，都会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课前准备过程中，美术教师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学生身上，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美术作品和美术现象，鼓励学生搜集美术资源，让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美术学习活动中，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一成不变的教学方式已经影响了美术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此，美术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创新教学设计，为课堂教学注入生机与活力，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新颖性，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热情和兴趣。如，在学习《礼仪与教化》这节课时，学生可以欣赏到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域的美术作品，这节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围绕“礼仪与教化”认识这些美术作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为了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教学体验，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笔者将这节课分成了三个环节：第一，穿越历史，营造教学氛围，带领学生回到不同的年代，感受青铜器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影响，青铜器在不同年代代表的内涵和蕴含的思想，以表格的形式展示出来，将学生的热情激发出来。第二，说出美术作品背后的故事。理解一件美术作品首先要先了解它，包括它的寓意，更包括它背后的故事。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具有不同的内涵，表达不同的思想。如，《女史箴图》规劝女性要遵守道德，马王堆帛画则表达了对引魂升天的期盼，孝子棺线刻讲述了一个孝子的故事。第三，了解美术作品的风格。不同地域的美术作品都有着自身的风格，所以，学生要学习各个地域的艺术风格，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美术素养。
三、注重学生基本功的训练。
如，在素描教学中，通过适当的调色训练，可以有效扩大学生的“色域”。有的学生因为学画时间尚短，用色比较单调和生硬，往往会形成个人的概念色和习惯色。为了大幅度扩大学生的“色域”，教师应适当安排一些专门练习调色的课程，让学生只做与调色相关的练习。如，针对同一种色彩进行明度不同、纯度不同的调色练习。通过适当练习，学生可以摆脱形体塑造的困扰，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到色彩的调配上。学生在不断的练习与尝试中，逐步提高了对色彩的认知度，扩大了自身的“色域”。教师还可以利用专项训练法帮助学生克服用色难点。如，学生在色彩训练中，常常信心满满地起笔作画，但是由于在实际练习中，除了要注重表现素描关系，还要注意色彩的色相、色调等各个方面问题，往往顾此失彼，结果无法取得预期的训练效果。根据这一情况，教师应针对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对学生进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专项训练，有针对性、有条理地分解每一个重点和难点，从而逐个突破，帮助学生积累色彩运用经验。单色画是素描形式的一种，学好单色画，对于学生熟悉工具和材料、丰富表现手法、提高自信都大有益处。对色彩的冷暖训练则是为了避免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物体的明度和色相上，而忽视了线条的冷暖，只有线条冷暖相宜，画面的色彩才能更加灵动。大色块的练习主要是让学生用大笔触准确地表现物体的色彩关系，以避免出现色彩感觉迟钝、过于表现细节、忽略整体的不良现象。在完成某一阶段的分项练习之后，教师要及时让学生进行组合训练，使学生在基础练习的前提下进行综合练习，以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思考时间，并完整绘制出一张色彩画，从而提高他们的色彩表现水平。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美术教师应让学生认识到素描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绘画种类，要在指导学生顺利通过考试的基础上，让学生明白素描是一门艺术，是可以像文字和语言一样被人们阅读和理解的，每一幅素描作品实际上都是作者真挚、朴实的情感表达。教师不但要让学生明白学习素描的主要目的，还要让学生充分感受到素描所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美术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他们的造型能力，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更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利用画面表达情感的能力，以及他们对客观事物的深层次认知能力。总之，为了提高高中美术教学质量，美术教师要坚持与时俱进，总结教学经验，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优化教学结构，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提高教学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五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
[1][2][3][4]。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六
摘要：
目前高职教育由扩张型转为内涵发展型，其定位的转换势必要求对高职会计专业的建设也急需改进。
财务会计是高职学校会计专业开设的一门比较重要的专业必修课，探索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设计十分重要。
基于目前高职财务会计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了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方案，以便高职财务会计课程教育更好地达到其设立的目标。
关键词：
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指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教育要增强学生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便其能更适应生产一线的高技术、高技能要求。
财务会计课程是高职会计专业区别其他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化就业优势的重要课程之一，也是会计专业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这门课程将基本理论、方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很能锻炼学生动手能力。
一、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的现状。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目标还延续以前普通专科和本科的内容，缺少高职院校自身的特色，而且不能与社会的需要相衔接。
目前社会急需的会计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还要有较高的职业情商，对工作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
忽视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包括学生的自我提高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以及学生情商的培养。
(二)教学内容不完善。
使用灵活性较大的校本教材的较少，无法随时调整教学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授课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就自行采取增删教材内容的方式，补充新的知识点，删减旧内容。
但不同教师对新准则、新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教学中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补充的内容也很难全面，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
(三)教学方式不健全。
目前大多数的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仍在采用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方法。
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去主动学习，不利于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
没有树立一个企业连贯的整体概念，沙盘教学法大多是软件教学，很多院校实训条件有限，另外沙盘软件的升级不及时，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教学效果。
(四)教师的实践能力需要提高。
财务会计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讲授财务会计的教师应具备较高的综合能力，不仅仅只是具备职业资格。
在要求他们熟练掌握会计专业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还要对企业生产工作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即要具备实践操作技能。
现阶段高职会计专业教师大部分是直接从学校毕业就分配到学校任教，很少在企业实际会计工作岗位锻炼过，授课就成为纸上谈兵。
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素质的同时，还要具有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教师的综合能力有待提高。
(五)评价方式不够优化。
考核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书本知识，考核方式也过于单一，期末笔试占绝大部分，学生靠的还是考前的死记硬背，违背了职业教学的教学目标的要求。
以传统的笔试作为现在的考评制度，以考试得分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已经脱离时代发展了。
这样考核得出的结果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不能体现学生的综合能力，也不能调动学生平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使得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缺少对符合社会需求的实践性专业技能的培养。
综上所述，高职财务会计教学中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授课方式、教师质量以及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等都亟需完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现在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都在进行教学改革，但是还未形成公认的体系。
谁走在改革的前沿，谁的改革创新更贴近时代需求，谁便可形成竞争优势，作为改革的领头羊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不同的改革侧重，也决定着学校高职会计的未来不同的发展方向。
结合在高职学校财务会计课程中的教学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要针对教学内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二、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容。
(一)明确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创建“三融一通”的教学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是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高职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应体现出“技能型”和“应用型”，满足中小型企业需要，毕业后能直接胜任相应的会计基础核算岗位工作。
为达到培养目标，会计专业要创建“三融一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即“课赛互融、课岗交融、课证相融、教学与就业直通”。
结合国家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变化要求，调整课程教学内容、课程标准、课程学时、考核评价方式等，为学生获取从业证书、充分就业创造条件。
(二)规范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力度。
应将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定位在初级会计的范畴，如债务重组、所得税会计、外币业务等高难的知识应排除在外。
教学过程中，以一个企业所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例，按照单项实训的方式，强化教学内容，在做中讲、做中学、学中做、做中总结提高，基于实际工作岗位，分解、提炼岗位能力，实施组织教学。
(三)优化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资源。
一门课程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教学资源，而教学资源中最重要的是设计出优秀的具有应用性的教材。
教材的编撰十分重要，授课内容，培养目标一定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共同发展。
但这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教学资源的累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且教材的编制相比社会的发展和新政策的实施有着一定的滞后性，难达到一致。
这就要求会计教师要以会计学发展的国内、国际最新动态为依据自行对上课的内容进行增减，灵活教学。
因此高职院校要大力提倡校本教材的使用，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采取取消固定教材，给学生发放讲义的办法。
另外加强数字化资源的建设，使教学更加形象、生动。
(四)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形成以层次教学。
法和工作情景教学法为主的多种方式结合的教学方式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教育方式、以理论传授为主的教育手段，学生思考的少，教与学缺少互动，限制了学生的发展空间。
因此，我们必须改进现有的教学手段，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被动学变为主动学，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全面提高。
1.
案例教学法。
财务会计教学中以某个企业的实际业务来贯穿整门课程的教学，各个工作情景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企业全套的账册。
2.
层次教学法。
为保证教学效果，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分层教学，从而达到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
层次教学法中，教师灵活地将学生根据其自身条件分成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小组安排不同的内容和题目，要求分组解决问题。
各组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都能参与其中，发挥自身的优势，体会到满足感。
提高了课堂的质量和效率，这种方法适合班型小的教学。
3.
工作情景教学法。
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存货验收入库的模拟实际的业务单据，审核原始凭证，传递凭证，填制相关的记账凭证等。
然后教师点评学生所完成的工作。
这样有利于学生更细致地了解流程，对学习的内容也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也加强了实践能力。
(五)高职财务会计课程建立以实践考核为主的考评方式。
课程的考核评价对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课程考核的结果不仅用来反映教与学的实际效果，衡量教学质量并且更对以后的教与学起到了指引的作用。
考核方法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对教师与学生肯定性、积极性以及未来教学与学习方式的规划。
平时学习表现(如课堂出勤率、课堂提问的表现等)、模块测试等多种渠道来完成。
期末考核应注重实践操作考核，按照教学内容分成若干模块出题，让学生以抽题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试题内容，根据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最后给出这门课程的最终成绩。
(六)建立一支实践能力强的师资队伍。
教育教学质量是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教学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队伍。
首先从源头上，高职院校在引进人才时，要由高职称、高技能、实践能力强的会计人士来充实师资队伍。
在未来的教学中能够带动其他教师，起到专业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作用;还可以聘请具有会计从业经验的人员开设讲座或者担任兼职教师，优化教师结构。
其次，高职院校会计师资队伍还要重视现有教师能力的提高，制定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选拔制度，不搞终身制，定期进行考核、评选，严格选拔。
教师自身素质、自身能力提高了，才能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在教会学生技能的同时，还要使学生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
作者：刘艳平单位：抚顺市现代服务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
[1]刘永泽,孙光国.
我国会计教育及会计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对策[j].
会计研究,2004,(2).
[2]刘永泽,孙光国.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七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上）。
20世纪如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坏。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说法的来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
[1][2][3][4]。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八
纺织品贸易作为多年游离于自由贸易的特殊贸易品，呈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征。根据世界各成员国一起就纺织品贸易签署的协议，纺织品贸易可分这么四大阶段：关税管理阶段、多种纤维协定(mft)阶段、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的纺织品配额阶段、完全的自由化阶段。
中美纺织品贸易始于1784年，获得蓬勃发展始于中美贸易正常化以后。中美纺织品贸易发展经历1784年~1984年、1985~20、2002~、2006~以及以后的完全自由化五个发展阶段。在1784年~1984年期间，由于中国经济不景气，同时美国不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出口纺织品呈缓慢增长；第二个阶段（1985~2001），中国纺织业大力发展起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与服装的生产国与出口国。在中国加入了“多种纤维协定（fma）”，中美关系正常化背景下，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开始迅速增长，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销售市场。但在这期间，美国利用“多种纤维协定（fma）”单方面采取行动限制纺织品进口。中美之间曾多次签订了中美纺织品协议，规定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年增长率1%~6%严厉的数量控制，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规模从1981年仅12亿美元到1995的48亿美元，达到65亿美元的增长，这个阶段增长趋势较为缓慢；第三阶段（2002~），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协议下，中美纺织品贸易以2001年为转折点，这期间增长趋势则相对较快。2002年开始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国，纺织品出口额扩大至的118亿美元，20224.07亿美元，增长速度保持着两位数增长，对美出口年增长率2003和2004年达到22.46%和22.2%，20高达53.91%。进口比重占美从的15.65%扩大到2005年的25.12%。第四阶段（2006~20），中美纺织品处于《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协议结束，世界纺织品贸易实现自由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是纺织品服装生产出口大国，本应该回归自由化的纺织品贸易受到了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阻挠.中国纺织品处于完全自由化阶段之前的过渡期。
2.1国内原因。
在中美纺织品贸易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在一、二阶段由于一方面中国纺织产业起步较晚，产能有限，另一方面我国还未加入世贸组织，中美纺织品贸易规模、矛盾及摩擦都相对较小，中国纺织业存在的问题不太突出。在三、四阶段，中国纺织业强大起来，到目前为止一直成为世界，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国。中美纺织品贸易在迅速扩大的同时问题日渐尖锐，特别是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执行晚期的新旧交替时刻。
（1）市场的缺陷问题。
对纺织工业市场已取消绝大部分的审批制，已经具有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市场机制体制仍不完善，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其一，市场调节不够灵活，很多时候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其二，市场准入问题导致了投资过度问题。我国纺织行业绝大部分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各种纺织类的产品容易进入，导致了纺织业恶性竞争。当前国内绝大部分常规纺织产品的.竞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阶段，利润率越来越低。投资过热，重复建设太多，造成生产企业多规模偏小的特点，利润率由过去的3.6％降到2004年的3.32％。市场缺陷带来了纺织品贸易恶性竞争和对美过度的依赖性。
（2）纺织业的“三高”特点引发的中美矛盾问题。
中国纺织业存在“三高”特点。一是我国纺织业及其出口对国民经济贡献率高。从就业来看，据统计，我国纺织服装部门的直接就业者就高达1900万人；二是纺织业出口对美国市场依存度高。近几年来中国服装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达20.14%，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依存度达到20%；三是中国纺织业对美出口增速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美纺织市场占有率增长速度。20以前，中国纺织品在美市场份额只有百分之几，5%~6%，2001~2002年稍高，平均占到9.2%。但自2002年以后，市场份额迅速扩张，从2002年的12.1%扩张到2005年的25.1%，市场份额以每年约3%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纺织品对美出口增长速度快上。
2.2美国及国际的外部原因。
（1）美国贸易规则的二重性。
从美国贸易历史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策略采取了双重标准原则。在有竞争力的产业里，美国是极力倡导自由贸易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能够挑战它们产业的一些产品，就积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世贸规则无不是美国倡导自由而又留有保护政策的缩影。
（2）国际纺织产业竞争的剧烈性。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九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加强,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发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这些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不仅是由于极高的关税征收所导致,更多的是来自那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对农产品的高额贸易补贴,美国《农业法》修改,使得政府补贴巨幅增加至1900亿美元,范围包括棉花,大豆,小麦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标准,这里面主要又包括转基因作物问题、绿色壁垒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壁垒。20我国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限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国水果的品质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国的绿色壁垒阻碍,使得中国水果竞争力不断减弱。对于环境壁垒,例如美国对许多食品的包装要求可降解包装,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这也使得贸易的成本增加,实现了美国的贸易保护。
最后就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我国频频遭受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困扰,涉及反倾销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龙虾,浓缩果汁等,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许多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我国农产品走向美国市场受到了阻碍,不断引发的贸易争端也使得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交往受到损害,最终不能最大化的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产生摩擦在所难免。其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中美经济实力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强,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上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设置,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2.2国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如补贴,并且推行限制进口的措施,如高关税,技术壁垒等。贸易争端的出现实际就是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2.3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议的条款理解有着差异,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以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标准相应高,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的体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2.4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
由于国家不合理出口补贴的政策,使得很多企业为了那道出口补贴,甚至亏本出口造成不规范的价格,致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倾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致使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过关,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从而多次出现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被禁止进口通关,而且还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2.5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预警机制都不完善,也没有强有力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业缺乏敏锐通畅的信息机制,传导分析信息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能力不足。出口企业之间的混乱竞争,也导致了本国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而且国家,商会等组织机构,对于企业的约束管理能力不强,使得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不够,这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农产品贸易的摩擦可能性。
3小结。
中美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摩擦争端接连不断,但是从整体上看,中美农产品贸易互补的特点,而且国际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当然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继续成为阻碍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从政府,企业,商业协会等多方位考虑解决措施,形成完善的解决机制。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扫清障碍,获得双赢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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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
摘要：分析了新常态下农业科技档案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创新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服务方式以及加强档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的归档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档案利用价值，从而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科技档案；新常态；创新；管理；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科研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入，现代农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成为发展新趋势，农业科技档案也呈现出新特点，需要归档的有价值的科研材料呈爆发式增长，档案载体多样化，传统的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服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飞速发展的科研需求。农业科技档案管理需要积极适应新常态，运用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增强责任意识，突出创新驱动，构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新体系，切实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服务。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一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发布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性服务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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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玉军，陈华超.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兼评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与对策［j］.国际贸易，2006，（10）.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二
摘要：国家教委在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艺术欣赏课教学大纲(初审稿)》中，就明确了美术欣赏课为普通高中审美教育的必修课。但长期以来，高中的美术课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许多地方中学，美术课程都未开设，即便是设置了美术课程的，也被当成是可有可无的，为主要学科让课时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对此，国家教育部又先后于和2003制定并颁布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及《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为普通高中的艺术教育起到了规范与保障作用，新一轮的美术课程改革，又一次凸显了提高学生审美观念、培养美术鉴赏能力的重要性。
在强调素质教育的时期，美术课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培养学生审美素质方面更是功不可没，而审美观念的培养对承担较大学习压力的中学生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审美观念的培养，有益于文化课程的学习。现在的中学生正在承担着繁重的学习压力，每天面对的是为迎接高考的知识，难免会产生厌烦情绪，而通过高中美术课程对审美观念的培养，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在生活中发现美，感知美，享受美，陶冶情操，提高生活品味，有效的调节学习上的紧张情绪，以相对轻松的心态去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与此同时，审美观念的培养也可以开阔视野，提高学生的素养，审美观念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既有助于学生了解熟悉我国以及世界极为丰富的文化瑰宝，提高生活品质，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推进，如何设置一套科学有效，符合高中的教学实际，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方案，通过高中美术课程的学习落实学生的审美观念，成为当前高中美术教学的重中之重，下面就对此谈谈笔者的浅见。
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审美观念。所谓审美观念就是一种心理，主体面对某一认识对象，由最初所产生的直觉印象，在自身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支配下做出的一些列的分析、判断的一种形象思维过程。它既可以细化到穿什么衣服、佩戴什么饰品等小细节，又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生活品味和处世态度。
(一)注重通过教学，陶冶学生审美情操。
高中美术新课改，将以前的美术欣赏调整成了美术鉴赏，欣赏和鉴赏一字之差，反映出来的内容完全不同。欣赏侧重于玩味，而鉴赏侧重于对艺术品的观赏。新课改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美术这一门视觉的艺术，发展学生的视知觉，获得以视觉为主的审美体验，陶冶审美情操，提高生活品质。美术与其他的课程有很大的区别，高中生虽然面临着升学的压力，但是美术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普通高中美术课程能够提高学生对自然物、人造物形态美的认识，提高对美术作品的内容、材料、形式、风格的多样性的认识，使学生体验美术与生活的关系，陶冶审美情操，提高生活品质。
(二)重视拓宽美术视野，尊重世界多元文化。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培养审美观的目的也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审美观，需要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审美，审美也没有一个固定标准，每一个学生都有形成独立的审美观的权利和能力。高中美术教学要做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促进其个性发展，鼓励学生形成独立的审美观。
(四)师生互动，培养学生兴趣。
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继承其合理性的同时进行适当的改革。以往老师一味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很难激发起学生们的兴趣，对此，要注重在教学中设置师生互动环节，比如，如果课堂内容是要欣赏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教师可以先对作品的历史背景进行大致的`介绍，再由学生谈谈自己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在学生们都各抒己见之后，再由教师对学生们的讲解进行点评，这样，不但可以使学生对作品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教师要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不但要教会学生如何去欣赏，更要注重学生主动性的培养，使其能够主动的去发现美、感知美。与此同时，还可以让学生们自己去搜集作品，在课上进行分析探讨，这样既激发了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同时还有助于丰富课堂内容，使学生们接触更多素材，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们感受生活，发现美的兴趣。
(五)多手段教学。
高中阶段的美术教学不同于其他文化课程，其自身的艺术性决定了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能简单的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这样的枯燥无味的简单教学，不符合艺术性知识的学习要求，也无法实现通过美术教学培养学生审美观念的目标。因此，要引入多手段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手段和方法多样化，教学内容新颖化，教学方式灵活化的“三化”教学。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设置不同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要符合学生的接受程度，在注重实际的前提下，逐步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比如，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适时引进先进的教学手段，比如在讲关于花的作品时，可以带学生们去公园实地去观察，通过这样近距离的实地接触，相信学生们会发现以往被忽略的细节，会感知到身边的常见事物的美再比如讲到关于鸟、猫等小动物的作品时，可以让学生们模仿一下各自印象中有关这些小动物的眼神、神态等，在轻松的教学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多种教学手段综合运用，即灌输了知识，活跃了课堂，又可以使学生们对身边被忽略的美有所感知，毕竟，我们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起孩子们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观念，使其能够从身边事物上能够感知美、享受美。再有就是可以引进音乐教学、影视教学，通过音乐作品或是影像作品的配合，更能使学生对纸面上的绘画作品有更为生动的认识和欣赏。
参考文献。
2、张杰，谈设计师的知识结构[j]，装饰，2002.12。
3、何政广着，抽象派绘画的康定斯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三
摘要：自以来，中美纺织品贸易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额、出口增长率及在美市场占有率快速提高。从中美纺织品贸易阶段性特征出发，拟纵观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历程，归纳分析中美纺织品贸易情况，着眼中美纺织品目前的现状，探讨中美纺织品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美；纺织品贸易；阶段；前景；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