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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三阶段 如何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篇一
一九二五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外无国家统一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无民族独立而受封建主义的剥削的状况。想要在当时中国获得解放和和平，只能通过革命的形式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赢得革命获得新生推翻敌人统治最好的也是必需的方式就是进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形式是拥有人民拥护的革命力量即军队，革命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人民。而在此时刚刚成立四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对革命力量的同盟军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较强针对性的问题，就此作出了详细的回答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进行了正确客观的分析。
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详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形式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怎么把握社会各阶级同党的关系与距离？
首先，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详细分析？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当时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和张国焘为首的机会主义错误，严重影响了党的政治活动，阻碍的党的发展机遇，扰乱了党的发展方向。其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在党的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解决一切阻碍，纠正党的思想路线和前进思路，认清错误并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第二，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刚起步，缺乏革命经验，对社会总体状况把握不足，党的历史根基不够牢固。作为一派新生的革命力量，仅仅成立四年之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缺乏有力的打击能力和切实可靠的同盟军力量。很大一部分党内人士对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形势缺乏客观认识，头脑不够冷静，判断和预断能力不足。对错误的观念、是非模糊问题以及遇到的新问题和新困难缺乏思想准备和行动指南。只有对党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冷静的分析才能少走弯路，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指导方向，巩固党的根基和实践经验。
第三，中国共产党内很大一部分人还没能真正辨清敌友，意志不够坚定，对敌人的斗争和朋友的团结不够坚定。党内存在少部分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差的人员，为得己私权与私利，大搞宣传和拉拢，动摇一部分人员的衡量标准和准则，颠倒敌友，破坏了同友好人士的团结和协作，措施有利时机，为敌人赢得了机会
和时间，严重损坏了党的自身利益。对于搞政治分组的现象关键是对党内所有人员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正确的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可以是党看到真正的形势和动向，从思想的高度凝聚党内一切力量。
第四，协调好并处理好党和广大社会不同阶级人民的联系与距离需要对社会阶级作出清醒而又明确的认识。党的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抓住牢固的同盟军力量就是抓住了有利机遇。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自身需求各不相同，抓住关键本质才是根本。有的阶层是党的可信赖力量就要抓稳并协调好关系；有的阶层动摇不定，就要等待有利时机并借机吸收可靠力量，对反对派要决不手软坚决打击；有的阶层明显与我们利益不和，投靠封建和帝国列强顽固势力要坚决同其作斗争。
其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形式是什么？那么这些阶级与共产革命军的客观关系又如何呢？
在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情形以及各阶级动向发展最直接关联的是生存问题，当时北方军阀割据，广东有蒋介石集成的一派黄埔军队，而共产党还没能组织一像样的正规军队，也没有广大的根据地。吃饱穿暖是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只有那些没有生产资料又对压迫他们的阶级恨之入骨的才能真正自发的靠拢到革命方面来，只有革命还能是唯一的获得生存的道路；有部分自给的在侥幸心理与革命前景暗淡时也会动摇倒向反革命派，而看到革命曙光时，又会倒向革命派；而那些除自给外大有剩余或压迫者们是不会站起来搞革命的，他们认为搞革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到头来还有可能两手空空，打到自己。
毛泽东针对社会实情和历史背景做出了客观的认定和分析，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划分为六大类：
（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二）中产阶级
（三）小资产阶级
（四）半无产阶级
（五）无产阶级
（六）其他游民无产阶级。
那么，中国共产党怎么把握社会各阶级同党的关系与距离？
地主和买办这些阶级的目标很明确，而又有个人与集体形式存在必需的必备条件，他们为生存为谋求个人利益是坚决反革命的，共产革命军要将斗争的矛头与之针锋相对不放松、不妥协、不放弃，直至彻底击垮。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
资产阶级，他们在历史的尘埃下不断演变也成为了一方为数不少的阶层，具有民族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应当让他们认识到革命的趋势与必然性，未来中华民族的道路该如何走，未来人民的前进方向。他们也很快会认识到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必定会很快分化，所以要最大限度的吸纳革命派人员，争取中间派的支持。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即自给且有余、基本自给、不能自给三类。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可以看见革命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也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生产始终是处在极其落后的状态，且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掌握推翻压迫和生存的绝对武器，才能真正翻身自力更生，过上幸福的生活。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优势有：分布集中、亲近农民、战斗力强而持久。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应该正确引导方可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可以总结一下：友好革命派、争取中间派、斗争反革命派、堤防不稳定派。
历年以来，出现思想与意见的分歧是正常的，斗争也是始终存在的，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只有经过斗争和讨论才能正确判断问题的正误，得出正确地结论，获得更全面的方法策略。实践证明，要着眼于大局，从大战略、多角度、全方位、细方针来看待问题，用冷静的思维反复论证与实践才能得到真理，永不被驳倒。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正是革命的根本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要在根本上找原因找出路，既不会走弯路也不会多走路。本文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了科学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他教给了我们独立思考的方法和根本立场，让我们把握了社会规律和特点，教给了我们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在现代生活中也同样适用。我们应该善于学会并且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在处理日常各种事务中做到应变自如，将来做出更好的成果报答社会，回报人民。
2010-03-06
张鹏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三阶段 如何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篇二
国企改革之中国社会各阶级（层）分析
梁军 原创 | 2014-02-18 12:05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经典语句出自毛泽东同志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开篇之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面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的准确分析，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这样的阶级分析法，不仅在暴力革命中发挥作用，在和平时期，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对我们科学分析各阶层利益诉求，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由于中国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因此，在宏观政治意义层面，我们一般不再提阶级之分，一切问题都笼统地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即使有提“阶级斗争”，也仅限于党内政治斗争。尽管是你死我活，其对立面也不能算是一个阶级，顶多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局面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就已经被打破了。因为，作为阶级划分的依据——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出现了，并随着其资本积聚速度的加快，中国的阶级分化已经十分明显，并具有了一切阶级划分所必需的印记。由于两大阶级阵营（即有产与无产）的出现，也使得其他模糊的、原本属于某一个阶级的群体，如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也不得不产生了为其所处阶级谋取利益的阶级意识，越来越具有了其所属阶级的印记。因此，事实上，中国是存在着阶级之分的。
但是，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一直不主张按阶级来划分社会人群。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与深奥的汉字发挥了调和的作用。1997年，著名作家梁晓声推出了时政专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用“阶层”替代“阶级”，既回避的敏感的政治术语，又可以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分析有了通用的术语。时至今日，“阶层”已经成为代替“阶级”敏感字眼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其实，从梁晓声先生的专著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的一字之差来说，谁都明白是什么回事儿，不说破而已。这项发明堪比当年以“待业”替代“失业”、“停工”替代“罢工”、“民营”替代“私营”。这既反映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暴露了中国文化中油滑、中庸的一面。
在如下的分析中，笔者也暂且以阶层（甚至是“层面”）的概念进行笼统归类，来做不同政治、经济地位和不同立场人群的划分，算是对当下政治生态的一种妥协。但是，对新生私营企业大鳄，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在华代理人，如果我们不承认其阶级属性的话，那就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
关于国企改革，事实上，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争执一刻也没有消停。有时候还算温情脉脉、斯文相向，有时候则毫无顾忌、赤裸裸地宣示，也算是政治舞台上的一景。
分析从官、产、学、民四个层面展开，形成一个立体、饱满的社会形态。本文先在宏观层面作一粗略概述，针对具体各阶级（阶层）的立场分析，将在随后的系列评论中展开。
官：上下不同声的官方立场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的官方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是民主发展进步的福音？还是中央权威动摇的悲哀？
关于国企改革，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发表过重要讲话，在历届党代会的报告中，和历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表述，但是由于这些表述只能宏观而原则，根本无法涵盖具体而微观的改革实践。况且，改革尚处在不断地认识深化和政策调整的动态之中，于是，各级官员各方诸侯的各自表述，便有了“合理冲撞”的理由。在政界发言体系中，纵向可以分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省级政府、地市县政府四个层级（注：此处划分不代表国务院各部委办与省级政府之间的级别高下）；横向可以划分为党政领导、国资委系统、其他党政系统三个板块。
仔细分析该体系中不同层级和不同板块官员的立场，就不难理解其各自的政策主张之不同。其中妙趣横生、意味深长。
产：国民不同德的企业立场
这里所说的“国”系指国有企业，“民”系指非国有企业，包括私营和外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民”系相对于“国有”的一个概念的统称，而非指“人民”、“民众”、“市民”。
这个界定非常重要！
本人从不赞成将私营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因为将一个“私”字换成了“民”，对意识形态的刺激似乎不强烈了，但是却被别有用心的群体偷换了概念，并极大地误导了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
比如某位人士在全国两会上大会发言称：“国有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国强，民营经济发展才能拉动民富”，即时博得满堂喝彩。从法理上说，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就是全体国民，其收益也当然归全体国民所有，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基础和载体。现在对国企的监管和利润征收、再次分配等环节上存在问题甚至腐败，但并不等于说国企的资产及利润与每一位国民无关。说到底，即使国企利润不直接分配予“民”，也留在全体“民”所共有的“国”之中，并没有分配到某一些“民”的手中。将国有经济的“国”解释成与国民无关的国家，此为第一次偷换概念。同样道理，民营经济的所有者是每一个具体企业的出资人，其收益也毫无疑义地归出资人所有。尽管民营经济实体雇佣了不少的“民”，但是这些“民”只是以劳动换取工薪，并不参与利润的分配。将民营经济的“民”解释成每一位国民组成的“民”，此为第二次偷换概念。两次概念对倒以后，结论就变得似是而非，国家与人民成了无法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自由主义学者开出的药方却是将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让位、变卖给打着“民营企业”招牌的私人。由于现今国有企业控制的国家经济命脉产业，一般私营企业根本无力染指，其结果必然成为极少数寡头式的私人老板与跨国资本的囊中之物。
尽管资本市场已经将“国”与“民”这两个根本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搅和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从阶层立场来说，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各有其精神领袖及其革命军中马前卒，围绕这两大阵营而分野的理论界也基本是楚河汉界，各司其主。或阵前集体叫骂，或单挑捉对厮杀，从学派纷争到人身攻击，八辈祖宗，煞是热闹。如果有人硬是不承认这就是典型的阶级分化，只能说他是自欺欺人。
即使是分析国有企业一方，虽然之前说到各级国资委的态度和立场，这里还必须单独扯出各级国企来说事，并非鸡蛋里面挑骨头。国资委是一回事儿，国有企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说的再明白一点，国资委领导是一回事儿，国企老总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弄清楚这一点非常关键。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领导作为政府一级官员，其关注重心在于保值增值，在于“不出事”；国有企业作为资产经营实体，国企老总作为资产经营的直接代理人，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企业利润，在于个人及其经营团队利益实现机制。因此，国企和国资委声音不一致甚至偶尔唱唱反调，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国企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国企管理层的激励与监管问题。国企改革取得成效，与国企老总的努力密不可分；同样道理，国企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是这个群体所为。
事实上，国资委和国企之间，构成互相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并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运动属性。而作为巨无霸的中央企业，和夹在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地方国企，其掌门人所思所想所谋也大相径庭。
将国有企业细分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两大类别研究，将非国有企业拆分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两大类别观察，才能更准确地在整个企业群体中区分出不同声音的出发点和阶层诉求。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坐标系统来分析企业界的“阶层”立场，才有可能变得简易而清晰。
学：左右不同调的学界立场
在国企改革意见分歧问题上，首先表现为学术界的理论分歧。
有的时候，学术界是因理论流派的不同，而导致政治主张大相径庭。这样的争论倒也无所谓对错，它更多的是在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或者是整个社会思想活跃的基础。比如在西方世界里，各类经济学思想流派林林总总，各领风骚。或默默无闻，孤芳自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被相容于间，被一些学者在“学理”上所膜拜，在世界金融危机突起之时，偶发热潮，过后即去，不必为喜。
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流派的完全对立。因为国企改革的议题所涉及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学术派别，往往自觉不自觉、主动被动地与政治路线挂钩。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学术界的争论是政治路线斗争的试探区，学术界也经常被当枪使，自甘充当急先锋，因而中国历次政治斗争，都先拿学术界开刀，这自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当下，在国企改革理论上，明显地，而且是越来越明显地划分出理论鸿沟，在近十几年的温和舆论环境下，早已造就了此鸿沟的不可逾越性。
因此，不管主流社会承认不承认，点破还是不点破，学术界的左右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当下政治权力更替的关键时候，学术界几乎就成了某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言。有时候，已经到了只讲结论不讲理论，只讲政策不讲学理的地步。
另外还必须指出，中国的学术界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名利场，有相当多根本谈不上学理性的“理论”混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其迂腐与不谙世事，自以为是地参杂其中，开口就闹笑话，成为某一派势力愿意听其胡说八道的同盟。也有一部分学者，以其对自身的市场包装并套现为目的，走激进的媒体先锋路线，热衷于喊口号，搞学术“打砸抢”，成为某一派愿意接纳的帮凶。
关于学术界或隐含其后的政治势力的左与右问题，将在以后的评论中阐述。在此，暂且使用“左”和“右”这两个通用概念，划分学术界的立场和观点，以此表现学术界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分裂。
民：里外不同心的民众立场
上面说到上下官员、左右学者，以及“国”与“民”不同属性企业家的立场和观点，还要说说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看看这本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内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分歧。
官员、学者和企业家，是社会治理的精英阶层。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他们还拥有舆论话语权、信息优先知情权、优先发展权和财产最大化的优先增值权。尽管这些权利看似都在公平的法律与市场条件下。其实说白一点，就是整个社会劳动剩余分配的规则制定权与优先获取权。
广大的劳动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弱化、异化和西化的条件下，日益沦为完全的附属地位。尤其是在中国当下劳动力严重过剩，而劳动者权益保障机构不作为、无法作为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的买方市场原则，他们不可能有源自自身地位的发言权。但是，他们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及不稳定性，使之成为各方力量争相予以表面性讨好和依靠的对象。有时候，其实就是堂而皇之的欺骗和赤裸裸的利用。
明白了上述分析，就便于我们了解这个阶级是如何被分化，如何被分而歼之的了。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劳动阶级的立场基本上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即国企职工阵营与普通民众阵营。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了格局。这个格局很有可能使国企改革走进一个失去最广大民众支持的困局之中。而困局之中的国企，或将走向与广大民众背离的反动。当这样的格局与结局慢慢形成之时，当两大阵营针锋相对视同水火之时，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他们原本就同属于一个阶级，他们的利益原本就是共同的，他们这是典型的群众斗群众。
究竟在国企改革立场上中国社会各阶级（层）如何表现，敬请关注随后的系列评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三阶段 如何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篇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本文是毛泽东为回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反对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半月刊上。为了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指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既赞成又怀疑的矛盾态度，幻想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拥有最广大的人数，经济地位低下，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特别是贫农，人数最多，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集中，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作者依据这种分析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良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quot;这个结论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本文是毛泽东为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于1927年1月到湖南做了30天的考察后写成的。同年3月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文章主要阐述了四个问题：
一、充分估计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这只有靠发动农村大革命才能完成。农民是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二、指出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文章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分析了农村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文中强调：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革命运动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四、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指出：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和组织亿万农民，造成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在革命中出现”反常“的举动是完全必要的。文章列举了农民协会做的十四件大事，给予充分肯定。文章的发表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成为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的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总结了湘赣边界斗争的经验，并针对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思想倾向，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由于中国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从而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使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的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文章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并以大量事实论证中国革命政权之所以可以存在并发展壮大的道理；对中国革命的蓬勃开展，对激励工农群众、鼓舞革命斗志，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8年4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以弱小的兵力，与湘赣两省前来”会剿“的敌军斗争达4个月之久，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之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进攻，边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边界党组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整顿党风，纯洁组织，并于1928年10月14日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确定了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大计方针。11月14日，毛泽东领导召开了红军第六次全军党代表大会，并对如何反对敌军”会剿“作了详尽说明。至此，边界的险恶局势有了根
本好转，革命力量又蓬勃发展起来。本文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写给中央的汇报。全文分为两大部分共9个问题。第一部分是”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第二部分是”割据地区的现势“。文章有助于全党正确认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以及进行武装斗争、加强党政建设的重要性；对革命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对革命力量
迅速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答复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究竟应如何估计而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对此，林彪及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时局作了悲观的估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势力和影响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改，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小看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的悲观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走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农村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道路，才能树立革命群众的信心，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从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革命高潮并非遥远无期，强调要以积极的态度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
《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同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后遗失。1961年1月在福建龙岩地委处发现。经毛泽东本人校订，收入1964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均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收入1991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主要内容：（1）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著名论断。（2）文章指出了本本主义的危害，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quot;，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明确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具体阐述调查的技术。此文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第一次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反对唯心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具有现实意义，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发刊词》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显著增长，党组织发展很快，但是许多新党员没有很好地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的教育，因而党内许多非无产阶级现象又有所抬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巩固党的组织，毛泽东写下这篇发刊词，发刊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总结了党创立以来18年的历史，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发刊词从历史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对我党在今后的革命工作中少犯错误，加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与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写的一个课本。原拟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同志起草，经毛泽东改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因执笔的同志未完稿而停止。原文刊载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第4至5期。当时写作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击国民党在舆论上的进攻，二是为了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全书两章共10节，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提
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四、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该文是标志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代表作。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最初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于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登载此文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加紧反共活动，他除了在政治上、军事加紧对我党我军进攻外，在思想战线上则利用反动文人大肆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所谓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的“一次革命论”，提出取消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等反动主张和观点。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民对于如何继续坚持抗战以及革命前途如何等重大问题，困惑不解，忧虑重重。为了驳斥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教育全国人民，回?quot;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重大而迫切问题，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泽东这一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亦称《八一三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结束了，而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把中国引向什么样的前途，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还是建立一个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当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前途。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这篇讲演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根据蒋介石对人民所采取?quot;寸权必得，寸利必得”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有充分准备，不抱幻想，组织群众，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这篇报告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推动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作了思想准备。
《关于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至10月11日返回延安。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谈判结果进行评价。这篇报告主要内容是：（1）肯定了重庆会谈的成果；（2）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双十协定》应抱的态度是不轻信国民党的诺言，重庆和谈是各方面力量共同促成的，但它还是一个纸上的东西，内战如果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从自卫立场出发，坚决地维护人民的利益；（3）强调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向人民宣传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前途，使人民树立起胜利的信心。报告对重庆谈判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说明这是针锋相对方针的正确运用，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并对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工作方法作了一定阐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准备。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次谈话实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形势方面，主要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美国依据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聚起来的雄厚的经济力量，大力推行扩张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肩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是阻碍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因此，美国极力进行反苏宣传，着手准备反苏战争，妄图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形势方面，蒋介石依靠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向各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面
对这种新的形势，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指导人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中国人民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分析和总结了全国形势，毛泽东的报告因此而出。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提出了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报告正确分析和总结了二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成为全军的行动指南，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打败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这个报告，分析了当时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动方针和指导思想。报告共分10分部分，其主要内容是：（1）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结束，城市领导农村的工作方式就要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3）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4）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并不值得骄傲。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报告为夺取全国胜利，为全党进一步领导全国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变化的方向，是一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献。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一篇政论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到1949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正在商议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回答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及各种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建立新中国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人士寻找革命真理所走过的道路；批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论述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及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阐明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地反映了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83周年时首次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本文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阐述了国内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全文以十大关系为标题，即：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十大关系也即十大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毛泽东对此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且许多思想和观
点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该文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重大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文中的许多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经过补充整理于同年6月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quot。文章把繁纷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哥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
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
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连续二年钢铁产量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苏联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三阶段 如何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篇四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书笔记
为什么要对中国各阶级进行分析呢？因为只有分析清楚中国纷繁复杂的各个阶层，才能分析敌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清敌人，不要错把敌人当成朋友，那只能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本文对中国各个阶层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划清了他们的革命性，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本文的目的。我的读书笔记分析我比较感兴趣的某个阶层，第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写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这让我想起了当今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基本上都有这种心理，当一件事开始对自己有利时，人们就会去支持他，但一旦有变化，人们又会去反对它，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有怀疑革命。因而中产阶级的革命性是不高的，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思想政治教育一部分革命性较强的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对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无产阶级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在这个旧中国无法生存下去，因而他的革命性是最强的，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反抗旧社会，这也是必然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具有极强的相似性，有不同的地方是时代不同，还有的是如今的无产阶级不只是一群无头苍蝇，他们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心中存在着一股信念，犹如红军和与国民党雇佣军的区别。红军是带有坚定信念的为人民的军队，而国民
党的雇佣军只是用金钱拼凑起来的，在士兵为谁而战上就略胜一筹。关于半无产阶级包含：
（一）绝大部分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
（四）店员
（五）小贩等五种，他们的革命性都不尽相同，革命性的强与弱的原因在于不同阶级在旧中国社会中生存的难易程度，生活越艰难，很显然，革命性更强。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也是存在的，尽管不能说成是革命性，但可以说成是对体制改革的迫切希冀，也就是对中国现有的体制进行革命，尽量减少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巨大的区别，有些人主张求稳，可见他是在体制内的人群，受益人群，主张不要变更什么，力求稳定如今问题百出的中国社会，体制外的人忍受着太多的不公平，导致了现在许多人想往体制内挤，以获得这些优势，一年比一年高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就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其实也是在寻求体制的庇护，在祖祖辈辈的忠告中长大，“娃呀，你要努力读书，以后冲出大山，摆脱土地的束缚，当个大官，就不会过现在的日子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往体制内走，一直在努力，受到应试教育的些许压制，很多孩子在生活中出现了问题，和体制内的孩子差距太大太大，无法和那些“我爸是李刚”争。改革改革，是当今人民迫切的需要，不要等问题出现以后，才去想解决的办法，中国已经出现了太多太多的例子了。
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比如说“三合会”“哥老会”，等等组织，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也具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股革命力量，以及那些站在中间举棋不定的人群，我们应该努力拉动中间派，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发挥作用，用来说服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显而易见，思想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相当出色的，团结了一大部分人站在中共这边，坚持与反动分子抗争到底。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三阶段 如何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篇五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10121班
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对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首要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导致革命初期成效甚少。毛泽东基于深入的社会调查与分析，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以反对当时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只注意与国民党的合作或工人运动，忽略了农民，使得自己力量不足，没有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必须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那么谁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朋友呢？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一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在文章中，对每个阶级的分析，对每个阶级于革命的态度，毛泽东都深刻地分析了他们抵制或者支持的原因。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与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是中国腐朽生产关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他们与革命水火不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文章对于中产阶级的分析是十分精彩深入的。毛泽东预见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在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时，他们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而在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又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们又怀疑革命。
毛泽东对于阶级的分析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阶级总是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分析时要重在揭露该阶级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物质利益。阶级的存在，决定于它的经济方面，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经济制度中的地位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分析阶级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毛泽东还看到了各阶级的未来发展趋势，站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考察各阶级。同时，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不断产生和消亡，我个人认为消灭阶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时段内需要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断跟进为基础的，所以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正确的，不以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前提的阶级斗争是浅显的。当然，对于进步的阶级，我们要坚决拥护和支持，反之对于落后的阶级，我们要坚决反对，并与之做坚决的斗争，促使其更快地灭亡，所以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要全力消灭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全力反对反动分子，打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
文章中敌我定位分明正确，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为以后党依靠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理论依据。
时至今日，这篇文章对于当前中国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每一步都是影响广泛，同时也到了改革刻不容缓的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中，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阶级的概念已经落伍，阶级斗争已经几近消亡，但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仍然有着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维护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还是要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深刻的分析，破除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如今的中国，各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是平等的。总书记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所以我们的社会，就应该有这样的制度和氛围，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广阔空间，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不论你的职业、性别、地位、民族等可以区分人等的约束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