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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农业的经营模式共享金融产业模式及其价值实现路径研究篇一
;一、两种主要模式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两种主要模式是美国的垂直一体化和日本的水平一体化。美国农业经营的垂直一体化主要通过农工商综合体和合同制两种方式实现。农工商综合体即工商资本直接介入农业，实现种植、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其主要优势是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快了农产品进入加工和投放市场的速度。限制这一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和农业生产的技术特点。为保护家庭农场，防止垄断，美国很多州制订了限制公司从事农业活动的立法。在技术因素方面，除少数农产品，农业产品仍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难以真正实现工厂式的标准化生产。合同制即公司与农场主签定合同，通过法律规范双方的经济行为、稳定业务往来，以此形成一种准一体化的农业经营。美国政府对这种经营形式给予税收优惠。日本农业经营的水平一体化主要是通过日本农业协会实现的。日本农协是村村都有，户户参加，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的代表，又是贯彻执行法律、政策的代理机构。日本农协的主要业务内容包括购销、信用、保险和共同设施利用等四个方面。
二、中国的现状与走势
中国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势头，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各地政府都呈现出积极支持、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姿态。由于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水平不平衡，农业产业化进程及所采取的模式都有差异，但也已经呈现出了一些共同的趋势和特征。土地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类型：
农户之间自由转包——全国范围内比较普遍采取的形式；
·两田制模式——以山东省平度市为代表，把耕地分为口粮田和商品生产田两类，口粮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商品生产田则按效率原则实行招标；
·村办(集体)农场模式——以江苏无锡县和北京顺义县为代表，在口粮田和责任田分开的基础上调整土地，办农场；
·土地股份合作制——以广东南海市为代表，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由集体组建“农业发展股份公司”。
在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组建由农户参加的农场、农业公司等组织；
·“公司+农户”——以公司为龙头，通过合同与农户联结；
·“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社区或供销社，通过服务与农户联系；
·“专业技术协会+农户”——通过服务与农户联系；
·“专业批发市场+农户”——通过交易和信息联结农户。
从地区来看，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较快的是山东、黑龙江、海南和上海及北京等大城市的郊县。
总体来说，中国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还处于非常初级和刚刚开始的阶段，方兴未艾。在这一发展浪潮中，即会从农村、农民中涌现出大企业和大企业家，成长出具有强大势力的农业——产业资本；也会有大量的工商业资本和城市人投入到农业和农村中去；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会在这种融合之中逐渐缩小，其中孕育着无限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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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农业的经营模式共享金融产业模式及其价值实现路径研究篇二
;摘要：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合作社，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有效途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具有以下综合优势：保证单位面积农田的最大产量，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务农，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民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增强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这样的发展模式还能培育并不断壮大农村中间阶层的规模，产生积极的正面社会影响效应，有助于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应在提高资本下乡门槛的同时，鼓励农地在村庄内部自发流转，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营体制 家庭农场 合作社
一、引言
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基本稳定的框架下，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创新，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然而，在农户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如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什么样的适度规模经营之路？这些是理论和实践都需回答的重大课题[1]。学界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主张资本下乡，大力发展涉农龙头企业，走“资本雇佣劳动”与“企业整合小农”的发展道路，其发展的典型即是“企业+农户”模式；二是主张农民联合，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走“劳动控制资本”[2]与“农民联合共赢”的发展道路。然而，上述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遭遇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挑战。一方面，根据农业部资料显示，“企业+农户”模式很不完善，双方难以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资本与农户争利的现象广泛存在，订单农业约有80%不能兑现[3]。另一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后，虽然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12年6月底已经达到60.01万户，但是受日益分化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4]，合作社社员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明显[5]，这使得合作社难以构建起符合合作社特质与现代法律规定的运作机制，其产权制度、管理机制与治理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背离合作社基本原则的制度异化现象。
基于此，笔者试图立足于文献分析，结合近些年来的农村调查情况，在尝试厘清当前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并对这种新模式的功能价值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二、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粮食安全的因素。虽然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九连增”，但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粮食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紧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粮食进口数量不减反增，从2003年的2283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6695万吨，而粮食出口数量则从2003年的2230万吨减少到2010年的275万吨①。可以预测的是，这样的粮食供需状况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一方面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会挤压耕地的数量，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食品消费结构的持续转型，水果和肉禽蛋及牛奶的需求数量也会继续增加[6]，这既会挤压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会增加粮食的需求数量，如果再加上工业及能源用粮的增加数量，国内粮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仍将会比较突出②。
二是青壮年农业从业人员匮乏的因素。近些年来，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处于快速上涨的态势，2005年月平均工资尚为861元，到2010年增长到1690元③。相比之下，农民种粮收益的增长幅度则要小很多，表现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36.1%上涨到41.1%，而种植业的比重则从33.7%下降到29.1%④。因此，务工与务农之间比较收益的不断拉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关键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获取较高的经济报酬，纷纷走出村庄，走进城镇，导致中国农业的从业人员大多都是老人和妇女。为了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虽然政府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搞农业，但是如果不能使留守村庄的青年农民获得与外出务工农民均等或相对较多的经济收入，想要留住农业经营所必需的青年农民并非易事。
三是自然灾害的因素。最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到2012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已经超过2.5万亿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得到优化。但是，旱涝灾害依然威胁着正常的农业生产，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以农田灌溉为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大中小泵站等水利工程的建设，很少能够兼顾到支渠、毛渠及斗渠等细小工程的维护，而取消农业税费以后，随着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的废除，以及新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农村的沟渠工程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重了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的严重程度。受此影响，农民纷纷舍弃低成本的地表水浇灌工程，选择高成本的机井抽灌工程。在关中农村，农业用水的机井已经打到了地表以下200米；在湖北荆门地区，2002年，稻田用水的机井深度尚为20米左右，到2009年则已经打到了100米左右。“下雨便涝，不下则旱”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农田耕作的常规现象，自然灾害也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
四是市场风险的因素。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决定中国农业必须走规模化经营道路的根本原因。对于小麦、稻谷等大宗粮食作物来说，随着国家逐年提高保护价，种粮农民在生产环节的收益逐渐有了保障，但是在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及销售等环节，他们的权益仍会受到其他经营主体的挤压，利润空间比较小。对于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来说，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很大，果农和菜农的经济收益很不稳定。以苹果为例，从2005年到2010年，最高的一年每亩净利润达到5031元，最低的一年则只有1534元⑤。而且，由于果农与果商之间的谈判地位不对等，果商往往会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挤压果农的利润空间，比如2012年的陕西苹果，经销商就是以1元/斤的价格从果农手中收购，以5元/斤的价格卖给消费者的⑥。因此，分散经营的小农的发展权益尚需得到更为有力的保护。
三、家庭农场在农业经营中的比较优势及其不足
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家庭农场日渐成为中国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7]。中国农村的家庭农场应该包含三个彼此紧密相连的要素：一定的技术水平、一定的土地经营面积及其家庭成员自己经营（不用雇佣劳动工人）。根据发达地区的经验以及专家的测算，中国土地规模经营的“度”应当是人均1.67公顷（25亩）耕地。以一个家庭2—3个劳动力来计算，理想状态的家庭农场的规模可以达到50—75亩耕地之间。这样一个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农业经营中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降低农业生产的管理与监督成本，保证单位面积的最大产量。与雇佣制大农场相比，家庭农场里的劳动者更有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磨洋工，客观上也就不需要负担管理与监督的成本，有利于发挥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优势，在最小块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农业产出。国内外的实践也都证明，家庭农场比集体农场更优越、效率更高[8]。以陈洁等人对安徽省种粮大户的调查为例，他们发现10—100亩的种植大户每亩净收益最高，超出100亩，效益就会大幅下降[9]。同样是在安徽，王德福等人发现，村民土地耕种面积在40亩左右时，稻谷的亩均产量高达1200斤，当土地耕种面积快速扩张到300亩时，亩产量开始迅速下滑，降至800—1000斤，减产20—30%，并且出现了连年亏损的现象[10]。
二是增加务农农民的经济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就业。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可以适量增加务农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增强他们居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如表1所示，农村居民2009年中等收入户的家庭经济总收入平均约为24532.15元，2010年则为27945.68元。如表2所示，小麦、稻谷和玉米三种粮食作物2009年的直接收益（净利润）加间接收益（家庭用工折价与自营地折租）为466.71元/亩，2010年为551.34元/亩；苹果2009年为3766.60元/亩，2010年为6110.23元/亩。因此，要想达到中等收入户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水平，种植三种粮食作物2009年需要耕地52.56亩，2010年需要耕地50.69亩；种植苹果2009年需要耕地6.51亩，2010年需要耕地4.57亩。如果将三种粮食作物的亩均现金收益分别计价，稻谷2010年为650.31元/亩，2009年为545.50元/亩，普遍高于同年度三种粮食作物的平均现金收益。但是，小麦和玉米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通过提高复种指数一年两收。也就是说，一个农户如果要维持家庭中等收入的水平，种植粮食作物需要耕地面积不超过50亩，种植苹果等经济作物则仅需要耕地不到10亩。如果青年农民能够依托家庭农场获得不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收入，他们就极有可能返乡从事农业。在河南省兰考县的胡寨村，这一点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从2010年开始，该村已有10多个原本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放弃城市生活回到村庄发展大棚蔬菜。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尝试对家庭农场的规模做出以下安排，如果是种植粮食作物，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应在30—100亩之间；如果是种植苹果等经济作物，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则仅需5—10亩⑨。在这样的大致区间里，各地可以结合地方上的人地关系状况因地制宜地做出必要的调整。通过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一方面可以保证最大数量的亩均土地产出，为国家粮食安全添保障⑩；另一方面可以留住部分匆匆外出的青年农民，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吸引到高质量的农业从业人才。然而，家庭农场的规模毕竟有限，单个农户仍然无法化解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困境，无力抵御旱涝灾害的侵袭，也难以以平等的利益主体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能解决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这就在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地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
四、超越家庭农场：积极发挥农民合作社的综合优势
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可以充分发挥合作社“规模经济”与“聚集效应”的综合优势[11]，获取单个小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所没有的“合作收益”，为务农农民争取更多的经济收益。
合作社的“聚集效益”表现在将农户从空间上黏合在一起，凝聚分散小农家庭的共同利益，以自愿联合的力量解决单个家庭所无力涉足的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领域。传统集团理论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能够通过合作达成集体行动。但是，实践的经验是，由于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行为，理性的个体一般不会为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奉献自己的力量。人人都想分享合作的收益，却不愿分摊合作的成本，集体的人数越多，达成集体行动的难度越大。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人际之间传统的信任逻辑与关联模式逐渐解体，原子化特征渐趋明显，农民将公民权利工具化运用的现象不断增多，这就必然加剧农民合作的难度。具体到农业生产领域，表现为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中越来越难以杜绝农民的搭便车行为。早在2004年，湖北荆门地区的泵站开始进行改革，成立了泵站管理委员会，凡是按照每亩10元的标准缴纳日常维护费的村民小组都可以在需要灌溉的时候，以每小时80元的成本价抽水，而没有缴纳日常维护费的村民小组里的村民在需水灌溉的时候，则必须以市场价每小时约200元的标准支付抽水费用。虽然合作的效益很明显，但是村民仍然不能就此达成协议，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开始投入数千元的成本打自家农田灌溉所专用的小机井。缘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关键是农民的信任逻辑出了问题。因为“水自田头过”，少数人就滋生出了“不浇白不浇，白浇谁不浇”的搭便车思想，而其他人也都谙熟这样的潜规则，彼此之间不信任。因此，在缺乏有效地针对搭便车人群的惩罚措施及针对自觉缴费村民的奖励措施的情况下，村民们普遍选择了基于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集体非理性”行为[12]。
信任是集体行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农村新型合作社的发展是建立在契约、产权等现代制度的基础上的，依赖的是浓缩于合作制度之上的“普遍信任”。因此，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信任解体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可以增进人们的制度信任，增强人们对合作的信心。此外，由于合作社建立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绝大多数社员的收入来源在农业，发展专业化经营的诉求比较强烈，彼此之间的同质性程度相对较高，对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的需求也较为一致。所以，“家庭农场+合作社”的模式，有助于发挥组织的“集聚效应”，化解农田水利等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提高农民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
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体现为集合农户需求与供给的“规模效应”。在农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中，素来有“两头叫，中间笑”的说法。从1999年到2010年，农民获得的利润占农产品各环节所获总利润的比例从56%下降到了43%；如果扣除农民“自我雇佣”的成本“家庭用工折价”，即从农民的纯利润角度来看，农民的实际利润占比则从1999年的29%下降到2010年的20%[13]。也就是说，农产品运输、加工及销售等流通环节所占的利润要远比生产环节大得多。由于家庭农场的规模仍然有限，要想提高农民的市场参与和市场竞争能力，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展农民合作社，可以集合众多家庭农场的分散力量，形成规模合力，在多个层面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其一，可以通过统购生产资料与统销农产品的形式，提高合作社的谈判实力，降低买入的价格而提高卖出的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其二，有助于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的程度，实施品牌化经营的战略。据统计，到2010年底，全国已有2.4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了农产品“三品一标”质量认证，2.56万家合作社拥有了自己的注册商标[14]。其三，有助于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的衔接机制，增加合作社与社员的收益。目前，在商务部、财政部的推动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参与“农厂对接”、“农店对接”、“农场对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探索打造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新机制，而“农超对接”将为合作社增加10—15%的收入。其四，可以根据需要发展合作社联盟的作用，组建更大规模的合作联社，提高各个层次农民的合作能力。2010年11月30日，河北省成立了全国首家蔬菜类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首批参加联社的农民蔬菜专业合作社有124家，涉及15个省级蔬菜示范县[15]。联社的成立，可以在农副产品的市场上，进一步显示规模的优势和合作的力量。随着省级，乃至国家级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的成立，就可以建立各类农产品的市场预警机制与区域协调机制，进一步规避市场风险，稳定并不断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
五、“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的多重功能分析
综上所述，“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可以帮助中国农业突破四个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走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同时，进一步的分析又可以发现，这一模式具有多重的实践功能。
首先，有助于培育并不断壮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和规模，缓解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压力。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的调查发现，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高达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收入最低的20%的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的样本农户之间的收入相差10.19倍。双方收入差距形成的关键原因即在于务工与务农收入的差距。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11。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模式提出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增加务农农户的务农总收入，提高农户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按照粮食作物区户均30-100亩的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务农农户依托农业的家庭经营完全可以获得不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现金收益，从而可以弥补务工收入的空白与不足，在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上赶上或超过务工农户的平均水平，成为农村的中产阶层，进而可以缓解农村社会内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压力。
其次，有助于优化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增进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社区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均质化格局逐渐被打破，农民日益分化并形成多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当前中国农村中等及中等偏上收入群体中的主体成分是全家外出打工的农户、亦工亦农的农户及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全家外出打工的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在非农产业，生活的重心在城镇，与农村的关联越来越少。亦工亦农的农户，往往是通过“子工父耕”或“夫工妇耕”式的家庭内部分工同时获得务工与务农两份收入，而且其收入的主体部分来自非农就业，农田劳作仅仅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日常必需的货币性支出。因此，这两个阶层的农户，对农田耕作的兴趣都不大，对村庄里的事情也不十分关心。然而，以家庭农场为载体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他们的收入来源在农业，社会关系在村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及中等偏上的水平，他们在村庄里可以发挥连接上下阶层以沟通信息，缓解阶层冲突，维护村庄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一旦村庄里有了一定数量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就可以得到优化，农村社会发展与社区建设也就有了可以依赖的主体力量，新农村建设也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再次，有助于重建人际关联模式，增进制度信任，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必然需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农业生产为例，单家独户的农民即便经营的是无公害或有机农产品，也无法在市场上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因此他们宁愿维持“高投入、高能耗”的石油农业模式。城市里的消费者，虽然早已意识到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希望能够购买到真正的有机农产品，但是却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对象。发展生态农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增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搭建双方连接沟通的桥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可以通过品种、技术等生产标准的统一，实施品牌化战略，保质供应各种农产品。再通过“农超对接”等农业产业链条的机制创新，就可以将高质量的农产品输送到城镇里的消费者面前。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消费者获得了高质量的农产品。同时，合作社与家庭农场以及合作社与超市之间也可以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或合同契约，明晰各方责权利，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各自的行为。这就有助于在陌生人社会里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机制，化解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不断调整和改善生产模式，积极主动发展生态农业。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可以保证亩均产量的最大化，助益于国家粮食安全，又能够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务农，发展现代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则可以使农业生产突破自然与市场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提高农民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并增强他们的市场主体地位。这样的发展模式，还会产生多个层面的衍生功能，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效应，有助于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之一，应当在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变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了能够有效推进“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的发展，首先，有必要构建节制资本、抑制资本下乡的政策体系。应从维护农民权益的视角出发，提高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门槛，遏制资本在农村快速扩展的势头，将有限的土地资源留给农民。其次，应鼓励土地在村庄内部不同农户之间流转，鼓励青年农民以承包、转包等方式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大力发展家庭农场。最后，应探索构建完善的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体系，对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社给予财政、税收等各方面的重点扶持，引导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②陈锡文最近指出，2011年中国粮食进口数量超过1200亿斤，粮食自给率的总体水平已经不足90%，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见《陈锡文：我国粮食自给率不足90%》，http：//.cn/2012/0330/。
③数据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6》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1》。
④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⑤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1》。
⑥《陕西苹果滞销：经销商1块收5块卖 仍喊不赚钱》，http：///2012/agri_1230/。
⑦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⑧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
⑨本文此处提出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是一个理想的数字，实际上各地的人地关系紧张程度不同，农场经营规模也可以有较大的不同。陈锡文认为，家庭农场的规模适度非常重要。他认为中国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是几十亩到上百亩的规模，东北地区土地条件好可以发展上千亩的家庭农场。见陈锡文：《发展家庭农场不能硬赶农民走》，http：///article/2013/0613/。
⑩与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相比，合作社的粮食增产能力则饱受质疑。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共有粮食生产合作社5.59万个，入社社员513万，经营耕地7218万亩，占全国可耕地总量的4.0%；这些粮食生产合作社产量971亿公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2%，而粮食生产合作社的平均亩产为545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92公斤（参见《全国种粮大户和生产合作社首次摸底：种了1/10地 产出1/5粮》，《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然而，贺雪峰认为应辨证看待粮食生产合作社的增产能力，并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所经营耕地在全国粮食作物种植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是1/10，应是17%。全国18.26亿亩耕地中应有大约7%的耕地种油菜作物，有6%的耕地种棉、麻、糖、茶及药材，13%的耕地种蔬菜瓜类，另有4.5%的耕地种其他作物，实际上只有大约68%的耕地种的是粮食作物；二是全国土地是分级的，其中一类土地的单产可以达到800公斤/亩，甚至更高（含双季）；三类地则只有300公斤/亩，甚至更低。种粮大户与合作社经营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一类地和二类地，几乎没有任何人或组织会用三类地种植粮食作物。受此两大因素的影响，种粮大户与粮食生产合作社的增产能力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突出（贺雪峰：《种1/10的地，产1/5的粮？》， /20120822/。
参考文献：
[2]任强.论合作社的组织基础[j].浙江学刊，2012，（5）.
（本文原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2期，本刊对个别文字做了修改）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汤星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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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主力军。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模式有哪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模式，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1、农资店+植保+合作社形式
在一个或多个合作社间落实几个农资店，用农资店向各个合作社提供农业服务，并集采帮助解决销路。
这个和社区门店、电器直营店、手机自营店是一个模式，能够直接面向农民提供服务。还能够对附近其他的合作社和农民提供直接的农业服务。
类似于一个经营主体是带头人。带头人又从事着其他很多兼职业务。
2、个人带头人+电商直播模式
以一己之力，带动销路，并能够有营销能力，可以辐射全国或者某一特定区域销售。
这些有销路的人。才能带动前端的种植养殖过程标准化。
个人也可以考虑成立咨询或服务公司，做农业服务。
3、家庭农场+认养+教育模式
家庭农场是新经营主体，也可以和认养结合，不做大陆货，做精品农业，一般也是会和有机农业扯上关系。
还有面向中小学的农业教育，素质教育，基本上也是定点几个家庭农场。这个结合认养会更有趣。
4、农特产品“专”模式
做农特产品，是农业的未来，农业不能铺面，要聚焦。
现在很多小区边上也有农特产品门店，有些农贸市场里也有农特产品摊位，这都是很好的尝试，用销售带动农特产品的生产。
5、产销联盟直供模式
新型农业主体，也包括直销直供模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适合走这个模式，我们还是需要特事特办的。
至于什么样的农产品合适，就需要大家自己琢磨了。还有怎么构建产销联盟，可以看这篇文章《模式分析：一个农业大商业模式(产销联盟)》。在构建了产销联盟之后，也需要就直供的运营模式设计出配套农产品的样式。
6、托管农业+补贴认领模式
这个模式是专门为那些有大规模闲置农业用地流转需求的人准备的。他们流转后的土地，可能大规模种植，也可能做养殖，也可能性做示范，也可能只为补贴。
补贴怎么计费，怎么发放，怎么精准，也是这个经营主体会考虑的。
01
立体农业
又称层状农业，立体农业最早产生于农作物的间作套种。立体农业分异基面和同基面两种类型。
异基面立体农业指不同海拔、地形、地貌条件下呈现出的农业布局差异(地理教材上通常所指的立体农业)。如云贵高原在河谷地带和低山区水田以冬作物—水稻一年两熟为主，旱地以小麦一玉米、甘薯一年三熟或两熟为主，还可种植热带、亚热带瓜果。
半山区以一年一熟水稻或一年二熟旱作物为主;高山区只种玉米、马铃薯、荞麦等一年一熟旱粮;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等属微观异基面立体农业。
同基面立体农业指同一块田地上的间混套作及兼养动物、微生物的立体种养系统。如林粮或粮菜间作、稻田养鱼、农田插种食用菌等。合理的立体农业能有效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提高土地的综合生产力，并且有利于生态平衡。在其他国家，如坦桑尼亚、斯里兰卡等也常见立体种植，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正在兴起与中国立体农业相类似的混合种植、多层利用和农林牧渔结合的种植、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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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菜共生
鱼菜共生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系，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实现养鱼不换水而无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生态共生效应。
利用鱼的排泄物，经由抽水机送到有硝化作用的蔬莱水耕池，其中的水中题浮物舆有害元素(有机大分子)，经硝化菌等益菌的转化为营养小分子(氮、磷、钾、镁、……等)後，供给植物的水根吸收，经光合作用促使植物成长同时也净化了水质，循环回鱼池提供鱼类健康的生长环境，利用水循环交换的设备，让两种生物互惠合作生长。
03
观光农业
观光农业的核心在于农业，通过引入旅游功能，实现农业与旅游的功能性渗透和延伸，两者的结合既实现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能为人们的精神享受提供一种新型的途径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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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农业
互联网农业(internet agriculture)是指将互联网技术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环节结合，实现农业发展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农业发展方式。本质是互联网+农业。从种植、养殖到销售都引进互联网。
像“云种养”这种农技问答网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的喜爱，农民朋友有什么问题只需用手机登录云种养，就能将问题对接几万名专家，快速获得专业的解答，同时它又有自己的农友圈，农民朋友还可以分享经验，学到更多的农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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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农业
又称为精确农业或精细农作，发源于美国。它是通过3s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综合应用，按照田间每一操作单元的环境条件和作物产量的时空差异性，精细准确地调整各种农艺措施，最大限度地优化水、肥、种子、农药等的量、质和时机，以期获得最高产量和最大经济效益，同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土地等农业自然资源。
相对于传统农业的最大特点是：以高新技术投入和科学管理换取对自然资源的最大节约和对农业产出的最大索取，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手段之精新，农业资源投入之精省，农业生产过程运作和管理之精准，农用土壤之精培，农业产出之优质、高效、低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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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子农业
主要分布于云贵高原地区。云贵高原石灰岩地貌广布，流水的冲刷使地表土层浅薄，地表水渗漏严重，不利于耕作。在那些被当地人称为“坝子”的山间小盆地内有小块的冲积平原，水土条件相对较好，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故称为坝子农业。
坝子主要分布于山间盆地、河谷沿岸和山麓地带，按成因和沉积物类型可分为断陷坝、岩溶坝、冰成坝和火山坝等，断陷坝有河流或湖泊的沉积物，土层厚，比较平坦，可耕地面积大，水利条件好，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滇池坝子即属此类。它是云贵高原最大的坝子之一，是由河流夹带的泥沙淤积和地壳运动、湖水位下降、湖面积缩小而形成的。坝上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是云贵高原上农业兴盛、人口稠密的经济中心。
云南省坝子的耕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贵州的坝子约占耕地的四分之一。云南的坝子之多它们虽然仅占云南总面积的6%，但却是云南最美丽富饶的土地。北部高山坝子因气候寒冷成为水草肥美的牧场外，大多数坝子则处于亚热带、热带地区，为云南的主要农业区。
云南坝子种稻的历史悠久。丰富的野生稻在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德宏、保山、红河、元江等热带、亚热带坝子和河谷的发现，证明云南坝区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数千年来人们的辛勤劳作，使云南坝子成为云南稻作农业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多数坝子都被冠以“粮仓”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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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塘农业
基塘农业是珠江三角洲人民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特点，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珠江三角洲平原上的居民将低洼易有洪患之处挖成池塘饲养鱼类，挖出的塘泥堆于周围，称为“基堤”，基堤上种植果树、甘蔗、桑树、花卉等，如此既能防洪，又能增加收入，而农作物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物料，尚可投入池中作为饲料，是一种具有生态特色的农业经营方式。
这种生产结构称为“果基鱼塘”“桑基鱼塘”“蔗基鱼塘”。这种生产方式使农业各环节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基塘互相促进，以桑基鱼塘最典型。
基塘农业是珠江三角洲农业的特色，集中分布在顺德、南海等市。新的基塘农业模式和科学的方法，使农副产品更多样化，质量更提高，加强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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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农业
温室农业是指在人工保温设施中经营的农业，是大田的一种补充。分玻璃温室和塑料大棚两种，可以人工调节温度和湿度。主要用于蔬菜的超季节栽培，使冬春两季也能生产供应，在寒冷地区，利用温室农业技术也能获得多种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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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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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就是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去，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或者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使传统农业更具有“智慧”。
除了精准感知、控制与决策管理外，从广泛意义上讲，智慧农业还包括农业电子商务、食品溯源防伪、物流运输、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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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农业
订单农业又称合同农业、契约农业，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农户根据其本身或其所在的乡村组织同农产品的购买者之间所签订的订单，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的一种农业产销模式。订单农业很好地适应了市场需要，避免了盲目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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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农业
垂直农业也叫垂直农耕，是科学家为了研究未来农业发展面临的人口压力及资源匮乏问题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主要任务在于解决资源与空间的充分利用，在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最大化发挥，所形成的一种农业耕作方式。
垂直农业在拥有健全环境控制系统的室内种植粮食作物有如下优势：提高水肥利用率;在食物消费地种植食物，节省了从外地运输所需的燃料;在室内种植对地点、气温、湿度、土壤成分等作物生长所需基本要素的选择具有灵活性;不必担心遭遇恶劣的气候条件，如干旱、洪水、疫情等。是一种获取食物、处理废弃物的新途径。
垂直农业顾名思义，就是把蔬菜种植在一幢建筑物里，是当前“室内温室”的升级版，在由玻璃和钢筋组成的光线充足的高层建筑物里出产人们所需的食物。比如：在1楼喂养罗非鱼，在12楼种植西红柿……在建筑物内，所有的水都被循环利用;植物不使用堆肥;产生的甲烷等气体被收集起来变成热量;牲畜的排泄物成为能源的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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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农业
白色农业是指微生物资源产业化的工业型新农业，是以基因工程综合组建的工程农业。白色农业以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为基础，生产环境高度洁净，生产过程不存在污染，其产品安全、无毒副作用，加之人们在工厂车间穿戴白色工作服帽从事劳动生产，故形象化地称之为“白色农业”。
白色农业不是一种耕种模式。这六个产业就是目前的白色农业——微生物饲料、微生物肥料、微生物食品、微生物农药、微生物能源、微生物环境保护剂。白色农业能改善农、牧业产品的品质，减轻环境污染，提高农产品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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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碳农业
富碳农业是指：在人工密闭环境中，利用光、气、温、水、肥、种等最佳条件组合，创造高效率的光合作用环境，将二氧化碳作为气肥大量地使用，生产出丰富的粮食作物供给人类生活。秸秆等其他干物质，可以加工成为化工、建筑、燃料等原料回馈工业生产。
此外，“富碳农业”生产出的粮食、蔬菜、水果只利用人工光源和营养液水进行栽培，完全不用土壤甚至基质，可以有效抑制害虫和病原微生物的侵入，在不使用农药的前提下实现无污染生产，形成一个新兴产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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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农业
灌溉农业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因为降水较少，主要依靠地下水、河流水等水源发展的农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河套平原，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主要农作物为春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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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农业
绿洲指沙漠中具有水草的绿地。它多呈带状分布在河流或井、泉附近，以及有冰雪融水灌溉的山麓地带。
绿洲农业又称绿洲灌溉农业和沃洲农业。指分布于干旱荒漠地区有水源灌溉的地方的农业。绿洲农业是灌溉农业在沙漠地区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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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农业
在河谷地区发展的农业称为河谷农业，一般沿河呈带状或条状分布，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
青藏高原海拔高，热量不足，河谷地区地势相对较低、热量较充足，再加上水源丰富、土壤肥沃等因素，成为青藏地区种植业的主要分布区。如湟水谷地、雅鲁藏布江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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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农业
彩色农业有四种说法:
种植非单一颜色的农作物的农业类型，比如花卉和园艺业生产部门所生产出的产品。
是指具有多种颜色农作物组合而成的新型现代农业。
也可指使用不同颜色覆膜的农业类型。(在红光照射下，水稻、小麦发育快，成熟早，产量高;辣椒生长快，结果多;甜菜糖分和维生素含量高。采用紫色薄膜覆盖，茄子果实又大又多;菠菜茎壮叶肥;西红柿增产40%以上。用黄光照射芹菜，叶大茎粗，品质优良，增产显著。银色薄膜具有保温防暑、冬暖夏凉、增加光热、早熟增产的作用，适于栽培多种菜类。
近年来，榆树紧紧围绕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高度聚焦改革创新，以丰富的农业资源禀赋为依托，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作为构建农业经营新体系的有力抓手，狠抓农业生产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水平提升，大力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17家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管理规范的新型经营主体，投入财政扶持资金290万元，形成了土地托管联户经营等7种成熟的经营模式。到2014年末，全市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达到2842家，种粮大户2048户，流转土地面积262万亩，占耕地总面积45%，平均增产粮食10%以上，带动农民人均增收近千元。2014年经农业部门测产，全市粮食产量突破80亿斤，同比增产粮食10亿斤以上。
一、土地联户托管经营。农户与合作社签订土地托管合同，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经营，合作社秋天收获后扣除种、肥、农药、农机作业成本等正常生产费用，取同等地块中上等产量按当时粮食市场价格跟农户现金结算。全市共有220家，托管规模经营土地40万亩，带动农户40000户。比较典型的是五棵树田丰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2014年入社农户达到342户，托管土地8760亩，年终每公顷分红12000元。
二、龙头企业+合作社经营+农户经营。主要是企业利用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帮助合作社解决在规模生产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合作社运用企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进行规模化、标准化作业，从而提高单产水平和质量标准，实现了增产、增收;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一部分到合作社务工，转变为职业农民，另一部分外出务工，均可在土地收益基础上的额外增收，实现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三方共赢。目前，6家企业运作，已流转土地5.2万亩。吉林省粮油储运公司投资2000多万元，同榆树7家合作社合作经营土地33000亩，生产过程由企业统一指导，秋后在农户拿走保底收入后所剩利润，每公顷企业只收1000元钱，剩余部份全归合作社，充分调动了合作社和农民的积极性。该公司计划实施“三个一”工程，即：投资1亿元资金扶持100个合作社开展规模经营，为每个合作社提供100万元生产资金，支持每个合作社集中连片流转土地100公顷，共计流转土地1万公顷。卡森国际集团农发福地米业有限公司，与延和朝鲜族乡合作社合作，种植水田4800亩。公司承包合作社提供的耕地，合作社成员可到公司务工，也可外出务工。第一期承包期限为三年，每公顷不包括直补1.2万元，承包价每年按5%递增。公司计划按照现代农业标准把延和乡打造成水稻规模经营示范区，在全省率先实现水田种植现代化，引领全市现代农业发展。
三、家庭农场经营。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4年家庭农场达到923家，其中在工商部门注册230户，流转土地面积29.8万亩，全年经营收入预计可达4.4亿元。如土桥镇古井村春林家庭农场，2014年经营1500亩，总收入达到200万元，扣除各种费用纯收入70多万元。
四、合作社统一经营。合作社以支付土地租金的形式转包农户土地，风险由合作社承担，农业生产全过程由合作社负责的规模流转方式。2014年，全市共有1659家合作社，统一规模经营土地138万亩，带动农户48000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弓棚镇喜迎春农机专业合作社，2014年合作社经营土地6000多亩，合作社实现收入126万元，合作社成员每公顷土地纯收益11800元，比自主经营增收1000元以上。
五、合作社统种分管经营。由合作社统一作物布局、统一田间管理、统一生产标准，秋后按服务项目分户结算费用、按土地面积分户收获作物的流转方式。目前全市有六家合作社实行这种方式，种植面积达6万亩。2014年五棵树合发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业面积15000亩，收入200万元，实现利润60万元。
六、种植大户规模经营。种植大户通过与农民或村集体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从事规模种植的流转方式。全市共有2048个种植大户，流转经营土地37.5万亩。五棵树镇合发村农民李军，2014年承包土地450亩，全部种植玉米，年收入15万多元。
七、龙头企业直接经营。龙头企业利用企业自身的资金及科技等方面优势，租赁农民土地，建设生产原料基地，发展规模生产，实行统一整地、统一品种、统一肥料、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标准化“六统一”生产。目前，全市共有28户龙头企业流转经营土地6万亩，直接带动农户2000户。其中比较典型的：浙江天下正方在于家镇实行“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流转水田4500多亩，生产绿色有机水稻，建设有机水稻基地。同时该公司计划对三个村9万亩水田进行全部流转，并依托当地旅游资源，打造农业旅游基地，建设体验式种植基地、影视拍摄基地，实现农业综合开发。
一是政府主导推进，解决农民思想顾虑问题。坚持现有土地承包经营关系长久不变作为重要原则，通过每年召开的全市土地流转大会，宣传土地流转政策，让农民明白流转的只是土地经营权。并通过各种形式培训，让农民掌握就业技能和本领，组织农民转移就业。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包括农村医疗保险、农民养老保险、大病救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等一系列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实行典型引路，推广先进的规模经营方式。根据区位条件，制定了土地规模经营发展规划。在农机化程度较高、土地能够集中连片的乡镇，大力发展土地托管联户经营;在一些丘陵地带，重点发展种粮大户经营，推动土地向会种地、能种地的种粮能手流转。在家庭合作方式较多的地区，推广家庭农场方式经营。每年都选择好的经营方式，通过现场会、作专题报告的方式，推广先进经营经验，带动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三是加强组织保障，规范土地规模经营行为。全市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各乡镇和村级成立土地流转服务站，指导农户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实现了土地流转的阳光操作、公平交易，切实保障了农民合法权益。并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强化业务培训和指导，尽快培育一批综合素质高、生产经营能力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并对发展过快的经营组织，合理控制发展规模，防范经营风险。同时，我们对土地流转行为加强管理和监督，严防改变农业用地性质，实行了土地流转备案制度，建立以一户一表、一村一册、土地台账为主要内容流转信息资源库，有力保障了全市土地流转健康有序发展。
四是工商资本进注，联合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通过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新型经营主体对接，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初步形成了“企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直接经营”两种模式，有效解决了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经营的资金瓶颈问题，实现了企业、合作社、农民的三方共盈。目前，除浙江卡森实业集团直接经营土地、厦门人天行农业生物科技公司与于家镇蓝河坝米业合作，共同经营土地等典型案例外，弓棚镇荣誉村喜迎春合作社与陆露雪公司加工粘玉米等重点项目也在有序推进中。
下一步，榆树将按照“一手抓规模、一手抓培育”的原则，以发展土地托管经营和“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为主，促进家庭农场经营、合作社统一经营、龙头企业直接经营、种粮大户经营等模式多元化发展。同时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由生产合作向土地合作、资本合作、资金合作、资金互动、品牌共享拓展，以产品和产业为纽带发展合作与联合、开展兼并重组。支持土地集中连片流转，鼓励农民带地入股、带机入股、带资入股等新型合作方式，推动新型主体数量和质量同步提升，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发展现代农业已成为广泛热议的话题，一时间也吸引了众多社会资本的进入，指向消费升级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已经演化出多种模式。基于土地的农业经营模式根据主营产品将现代农业分为品牌农业、加工农业、科技农业、农业+休闲、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本文将结合企业案例对这些农业经营模式做个探讨。
一、品牌农业
品牌农业就是做品牌农产品的农业，这种农业模式是现代农业经营的基础，讲求的是打通从选址、育种、种植到营销、销售的全流程管理，并取得相应质量认证和商标权，以提高消费者信任度和市场美誉度，进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获取更高经济效益。品牌农业只有做到全流程管理，才能实现品种、品质和品牌的统一，典型代表如“褚橙”，而依靠明星代言、渠道营销方式创牌的“潘苹果”、“华圣果业” 等，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品牌农业。
案例链接——佳沃集团
佳沃集团成立于2012年，是联想控股旗下的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投资平台。佳沃集团以品牌为导向，构建起“全程可追溯、全产业链运营、全球化布局”的“三全模式”，创新农业种植方式和经营方式，探索了蓝莓、猕猴桃为代表的品牌农业模式。目前佳沃集团已经在饮品、水果、动物蛋白和品牌包装食品等领域建立了领先的全球化产业平台。
在农业项目布局上，佳沃集团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模式，公司自建基地、“公司+农户”模式、“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公司自建基地。佳沃集团在其自建基地均建立了区域经理、片区负责人、技术人员、承包农户四级管理体系。一个承包农户管理20～30亩，负责对基地的农作物进行种植、套袋、施肥、剪枝等具体工作。
“公司+农户”模式。佳沃集团与种植商建立了“植入式管理”合作模式，将自建示范基地的管理模式引入合作经营基地，并为种植商提供了统一的农产品供应、融资渠道和品牌营销服务。公司向种植商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并参与最后的收益分红。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连片实行产业化经营，实现龙头和基地的相互依赖、风险共担、共同发展，基地利用现代it技术在各个生产环节建立无线网络，实现农业园区植物生长环境的自动信息检测与控制，实时监测植物生长状态，实施规范化管理。
二、加工农业
加工农业是指对农产品进行再加工、以提升其附加值的农业类型，其关注点在于加工后的农副产品或食品饮料，而农业生产环节主要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和品质。加工农业一般是由食品企业自建基地或合作的基地，主要是定点物流运输，附加值相对较低，但适用面更广，是解决农产品销售困难、农村劳动力就业难、农民收入水平低的一个有效途径。
案例链接——汇源集团
汇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目前已在全国建立了140多个经营实体，链接了1000多万亩优质果蔬茶粮等种植基地，建立了基本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构建了一个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以果汁产业为主体，形成了汇源果汁、汇源果业、汇源农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业务格局。
汇源集团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投资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已经在全国10个省市落地了20个农业产业园区，如中国农谷汇源生态产业园、新疆沙棘深加工基地等，其项目运作模式包括自建生产基地、“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两种。
中国农谷汇源生态产业园为自建基地，汇源集团计划建设10万亩有机谷物种植、50万亩有机桃、梨、柑橘种植基地和1万亩花卉苗木种植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是集农耕、生产、科研、住宅、交通、旅游、娱乐、休息、养生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
新疆沙棘深加工基地采取的是“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由汇源集团和当地政府共同建设水果基地，生产环节由果农负责，汇源集团主要负责果品的加工、包装、销售环节，并为农户提供技术、资金、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三、科技农业
科技农业就是以农业科技为基础，强调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贡献率，进而实现新的农产品生产和农业经营模式。科技农业一般包括育种农业、智慧农业等，前者如隆平高科主要聚焦在育种，后者如以色列的智慧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6%。
案例链接——隆平高科
隆平高科主要从事于杂交水稻、杂交辣椒、杂交棉花、杂交玉米、杂交油菜和优质西甜瓜、蔬菜新品种(组合)的选育创新、快速扩繁和推广销售。自成立以来，隆平高科十分注重对种业科技的投入和研发，并将研发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不仅在中国、印度等过建立了研发机构，同时拥有近万亩的试验基地。
隆平高科积极推进有机农业的示范区项目，明月山示范区是其投资建设的第一个农业示范区项目，项目依托江西宜春明月山资源优势，采用了复合型开发模式，已形成有机农业+旅游+服务的循环产业链。明月山示范区建有富硒香米、樱桃、蓝莓等有机认证的农产品，以及中华鳖、鳜鱼、山林芦花鸡等特种养殖的珍稀动物，并建有与生产相配套的加工中心、休闲园区。
四、农业+休闲
“农业+休闲”模式是利用当地独有的农业资源，发展“产业+旅游”为一体的农业，一是打造附加值高的农业，二是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发展休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在休闲农业区，游客可以参观、采摘水果、体验农民的生活、还可以住宿和度假。“农业+休闲”模式是以品牌农业为基础的，延伸发展农业衍生的多种功能业态。
案例链接——多利集团
多利集团作为农业+休闲的领军企业，在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热带农业等三大板块，已形成60多个基地和100余种产品体系，在休闲农业方面也打造出了“多利农庄”的休闲农业品牌。多利集团在全国拥有9大农业基地，有机种植总面积3万多亩，十多年来已成功服务数百家优质企业和10万多个家庭。
2016年，多利农庄战略转型升级，中国平安投资控股，多利农庄成为“平安好生活”的承载主体，依托平安140万销售团队及7000万高端客户资源，拓展新销售链条和营销网络体系。多利从有机蔬菜的先导者正式转型为健康安全食生活方式的提供者。
成都多利农庄项目总规划面积约2万亩，以“市民农庄、乡村创客、造梦乐园”建设主题，激活都市农业的多重价值，构建集休闲农业、养生农业为一体的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地和有机农业旅游目的地。项目计划建设10000亩有机生态农业示范区、大型智能温室大棚、分拣包装中心。同时创建农业科创中心，以乡村创客为载体，以“成果转化+孵化基地+服务平台”的模式吸引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带动周边地区5万亩生态农业发展。
五、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模式是以农业为环境和背景，以挖掘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当地特色文化资源为主线，其主要关注点在于文化旅游功能和地产的开发运营。休闲+农业模式不太关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本身的价值，农业更多是以景观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市民农园等形态存在。
案例链接——蓝城农业
蓝城农业公司由蓝城中国(原绿城集团)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共同成立，是蓝城中国四大核心业务——房产(代建)、农业、颐养、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通过科研资源和工商资本高效结合，同步推进种子种苗的研发与推广，建设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美丽乡村，着力打造涵盖农业科研与生产、生态休闲与观光的创新型、高技术引领并辐射带动周边发展的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共享共赢的创新平台。
春风长乐占地约16000亩，由蓝城集团和物产中大集团联手打造，是以农业为基本产业的养老养生、休闲旅游、创业居住的综合性农林小镇。小镇规划有一环六园，一环为世界农业环，六园分别为香药稼圃、温泉溪谷、古寺禅茶、桃源牧场、耕读人家、森林硅谷。项目分成“庄、村、镇、园”4级空间体系，主要功能是农业、旅游、创业和颐养。小镇中心规划有幼儿园、国际学校、颐乐学院、文创街区、酒店、康养中心和社区商业。
六、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模式也可称为特种农业，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托在盐碱地、沙漠、污染土地等特定土地上发展的农业，注重生态修复与农业发展并行推进。生态+农业模式既有利于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也有利于形成适度规模、资源高效配置的农业生产体系。
案例分析——大生农业
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立足食品安全和健康农业，发展开拓大联合、大合作、大组织的农业管理与治理方式，以“农业+科技+金融”一体两翼产业发展模式带动现代农业的高效、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其下属上海大生农业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农业产业投资、种业研发与运营、农产品全球采购和智慧流通、产业链金融、农业科技研究与运用、农业土地生态修复与治理、农资和农技服务及基础设施与建设等。
大生农业与吉林省白城市政府联合发展燕麦产业，投资建设中加燕麦国际产业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以“公司+农业合作社(村集体)+产业园区+农户”模式带动燕麦种植和种业发展，借助燕麦在生物修复盐碱化土地的良好成效，逐步实施对白城及周边2000多万亩盐碱化沙化土地的改造治理，有效实现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推动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和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