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是党组织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通过党课可以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党员了解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性观念和组织纪律性。下面小编在这里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几篇关于2024年党课讲稿范文，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关于2024年党课讲稿范文1
同志们：
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艰巨任务的实现需要具备更高水平的现代生产力基础，更需要发展传统的生产力理论。2023年9月，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在哈尔滨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中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和完善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新时代新征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的重要内容。
一、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含义
在与唯心主义的辩论中，马克思提出了系统性的生产力理论。在对李斯特将生产力视为“精神本质”的批判中，马克思开始阐述“生产力”的内涵。马克思认为，李斯特庸俗地将水力、蒸汽力、马力与人力相媲美而共同视为所谓的“生产力”，这样实则把人贬低为了创造财富的力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这种力量要求具有内在本质的地位……表现为非物质的”。马克思最初提出生产力概念时，目的在于反驳贬低人的价值的论调，更在于强调人推动、发展和驾驭生产力的主动性。他继续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当然，随着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完善，生产力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具有两层含义，其早期著作将生产力当作“物质要素总和”而将之与生产资料或者生产工具等而视之，后期著作则更多地接近于“生产能力”的含义，但这并非存在矛盾之处，因为前期著作中的概念也可视为物质要素在理论上的抽象，后期著作意义更为明确，因而最终可以将生产力确定为“劳动生产力”的概念。
由此，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属人的本质，将人确立为生产力中的主体因素，即由人主导现代工业，并进一步将生产力的作用引入到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直向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在1945年时指出，“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432，并在1956年继续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进而，邓小平在1984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有清晰的论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他更在1988年9月振聋发聩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分别从依靠革命去除压抑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和以科技形成先进生产力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随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把握和遵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党的XX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是生产力“质”的提升，依靠优质人才、创新技术与新兴产业实现新旧动能转化，顺应并主动引领21世纪科技创新大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积累，生产力的数量基础已初步具备，质量优势仍需加快建立。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站到新发展阶段的起点上，经济建设实践的大幅度进步亟须生产力理论的飞跃和指导而加以实现。
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要条件
生产力的新质态决定了其形成条件与传统生产力相比产生了较大差异，对此不仅需要形成正确认识，更需要明确承载发展动能的主导力量和实现目标的内外环境。所以，当前必须依托人才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并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实现价值创造，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跃迁和螺旋式上升。
正确认识生产力的新质态。人类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多元素作用的复杂机制，随着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边界的拓展，生产力进步呈现出量变与质变的循环往复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带动了纺织业、交通运输业的全面进步。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囊括了石油、化学、电力、内燃机等行业更多维度的发展，推动人类进入发达的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触发了人类向原子能、生物工程、信息科技、宇宙空间的探索，人类生产活动之所及变得更为广阔与细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展程度虽然众说纷纭，在生产工具中的革命性方向也有争议，但毫无疑问正将前人所未知、未见的元素纳入生产力构成之中。生产力体现为人们支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其所处时代中可实现的具体劳动的综合体现。工业革命之前的劳动者很难发现科学技术对于具体劳动的意义，资源丰裕状态下的人们也无法意识到生态环境同样应该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而加以珍视。并且，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递进，不仅生产力元素的范围有所拓展，元素更容易表现为独立性的影响因素或载体，而且不同元素之间的管理、组合难度大幅增加。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学早已发展为生产过程中的独立因素，不仅为劳动者所驾驭、以劳动资料为载体，更反过来影响劳动者的技能、劳动资料的丰度及劳动对象的处理难度。进入到21世纪，生产者所使用的实体性元素与虚拟性元素的范围日益广阔，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更为齐全的新质生产资料，更依赖于其相互之间的有效结合、优化组合。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质态，更加依托具有新型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加依托具备发展新动能和价值创造新优势的发展格局的构建。前者丰富了生产力的元素构成，而后者增加了元素间的结合效率。对于中国而言，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是一个以质变发生替代过去量变积累的巨大跨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证明了当前难以在传统生产力中获得经济增长潜力和产业调整动力。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我国亟须充分发掘生产力元素中的活跃成分，以生产力的质变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其主导者为优秀的管理与科技人才，并依托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同时，需要以突破性技术厚植发展优势，建立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支柱性产业体系，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高水平的价值创造，做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创造人才发展的有利环境。党的XX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劳动者始终是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元素，并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推动技术创新应用于实践。在传统社会中，低水平的生产力汇集可以由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实现，在初级阶段的工业化社会中，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可以短期内提升初级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是在以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赖高素质劳动者的培育和成长，依赖于丰富的人才储备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历史经验表明，人才培养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否则，即便出现有利的技术扩散、产业转移和大规模需求市场都难以培育出有效的新生产力。对于中国而言，新人口红利的形成需要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厚度优势，才能符合“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在新领域新赛道配置足够的高素质人才。作为生产力中唯一的创造性因素、生产资料和科技知识及管理方式的创造者，人的能动性的激发需要构建有利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教育体系的建设直接关乎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所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有效地支撑了现代化的需要，但是在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的创造中仍落后于发达国家，部分产业为人所制或存在“卡脖子”的风险。为此，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起到充分的人才资源创造功能，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转变为人才储备丰富的优势，有效地驾驭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新增或发展的新元素。另一方面，人才的发展依赖于高质量就业的实现，更取决于产业升级所达到的层次，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人才往往需要在社会分工中进一步发展，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高效协同才能推进生产经营方式的改进。为此，需要加强产业发展与人才队伍的匹配程度，使人才培养与生产力进步形成循环性的发展模式。需要认识到的是，当前激发生产力变革的人才的发展环境与过去相比出现较大不同，现代科技和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人才梯队不再是可以凭借偶然性天才出现而建立的，而是建立在各学科、各领域丰富储备上依靠拔尖人才的带领而形成的协同模式。这要求既要依靠基础教育完成的人才数量储备，又要拓展高等教育的深度和产业发展高度而完成科研、管理人才遴选及梯队建设工作。此外，当前平台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协作模式，在个体、企业、政府之间搭建了新的沟通渠道，使具体劳动开始摆脱时间、空间的束缚。对平台有效的使用有利于打破人才的时空不平衡，寻找到更顺畅的合作模式和发展机制。总体而言，发展环境的改善依赖于生产力的进步，同时又孕育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关键在于依靠人才汇聚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发挥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在生产力进步中的关键性作用。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新质生产力创造的价值需要在经济循环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高水平的生产力要求以高效的流通和高额的利润加以体现。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必然是更为精密的复杂劳动，同时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实现优质的劳动力与生产要素向高效率的部门转移。在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中，依靠劳动产品的价格就可以部分地实现生产力的自然发展，故而可以通过高新产业的盈利状况寻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实现在国内外市场中完成生产要素革新的目的。对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的提出，不仅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主动应对世界市场价值链重塑的要求，更是建立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激励机制并实现优质生产要素汇聚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党的XX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明确“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突出了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以效率实现生产赋能的机制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有机整体的建设，为高生产力要素的流通、汇集、结合创造条件，并发挥其在价值生产中的引领作用。依托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我国可以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口规模巨大优势培育并集中优质生产力元素，继而在国际循环中建立产业优势并获得定价主导权，进而在国内大循环中通过价值转移带动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并以可观的企业利润、劳动工资、研发投入为进一步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条件，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真正体现新质生产力形成后的价值创造优势。
三、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培育方向
总书记在论及新质生产力时强调，“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东北全面振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应用的重要实践，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作用。同时，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有其特殊性也具有全国共通性，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三条法则既是东北发展的原则，更是全国范围内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
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生产力的进步优先被应用于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的提供中，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影响则直接反映为实体经济的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结构性失衡”都体现为实体经济的问题，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一问题有所缓解，但在新优势、新动力的获得中仍留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四个步骤同时进行的关键是工业化，其载体必须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并使其成为汇聚新质生产力各元素的辐辏之地。实体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来之不易，生产力更迭首先对其产生冲击，同时其也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经济周期和行业周期的多重影响，外部竞争和内部淘汰相比其他行业更为激烈。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较低或周期性、内部差异性明显，使其常被当作应裁撤、淘汰的对象。部分国家因为“去工业化”而失去国际竞争能力，彻底沦落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倾销地，同时发达国家可以进一步依靠生产效率的优势吸纳其优质人才并限制其产业发展。这一教训表明，只要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的构成仍然体现为使用价值，那么容纳形式各异的具体劳动的实体经济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所在。实体经济的问题并不是其不符合生产力进步的方向，而是相反，是没有容纳足够的生产力新要素并停留在落后阶段。在现代分工体系下，生产性劳动所涉及的劳动、资源、技术、土地等内容，以及在宏观、微观维度上的扩展程度，是非生产性劳动所无法触及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只能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当然，现今实体经济涵盖的范围并不仅是制造业，可以进一步延伸至建筑业、农业及其他生产性劳动部门，甚至可以推广至除金融房地产业以外的所有传统服务行业和现代服务业。因此，当前实体经济的范围也已不同于传统。以数字经济为例，其与绝大部分行业已建立前向和后向的相关关系，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所以，中国在谨防经济体系脱实向虚的同时，也需要拓宽孵化新质生产力的新兴产业范围，将数字经济产业及先进的服务业纳入实体经济的范畴，推动服务型实体经济的发展。
以科技创新为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强国建设。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在巩固存量、拓展增量、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整合和优化科教创新资源，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这一论述全面把握了“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深刻内涵，突出了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关键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生产力元素，其发展的动力来自创新的突破性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的原创突破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创新源泉，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创新资源的整合，一方面，需要高水平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突破学科界限、发展创新思维、活跃科研人才，将国家科技经费研究投入转化为高质量科技供给，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政策；另一方面，需要激发企业等生产主体的创新活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依靠企业平台建立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机制，落实市场对于技术方向选择的导向激励，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优先解决科研基础设施与创新型人才的错配问题。“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202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30782.9亿元，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1128.4亿元，投入强度相比上年分别增长10.1％和3.4％，强大的资源投入有力地支撑了基础研究的发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有力地推进了重大科技成果的持续涌现。近期，我国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国产大飞机、高速磁悬浮列车、大型医疗设备等高科技产品不断发展，世界上首个实现模块化第四代核电技术商业化运行的核电站、实现403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发明专利有效量跃居世界第一等事实都表明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开始凸显。同时，在国际交流中，注重“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能力”，依靠全球性的创新资源汇聚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提升劳动资料的品质，拓展可用资源的范围，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以产业升级为方向。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聚集地，新的生产要素是否具有变革动力也需要在产业发展中得以体现。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开展，中国面临更严重的产业升级压力，科技创新能否转化为产业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最后一步。产业升级不能简单地以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占比为指标，更强调产业内部的科技引领、结构优化。对于农业，总书记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打造食品和饲料产业集群”等内容；对于制造业，“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对于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时，党的XX大报告提出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要求，构造地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态势，才能完成全国性的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应当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突破性工作，以实现传统制造业升级为重点内容。根据“十四五”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这些产业结合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实现新业态、发展新模式，能够有力地推动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已初具规模，焕发巨大的生命力和盈利能力，而未来产业只是初露峥嵘，仍需长期的创新引领和资源投入，如新型储能、类脑智能、量子计算、核聚变等行业，一旦成功将引起颠覆性的变化。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培养皿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制造业具有的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不仅重视其在高端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中较大的升级空间，更须将之作为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基础和现阶段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而对待。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容纳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升级应该以国有企业为最重要的发展平台。总书记强调，“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国有企业振兴专项行动，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强化战略支撑作用”。国有企业天然承担更多非营利性职能，可以开展更多高风险及回报期长的创新投入工作，同时拥有更丰富的高素质人才和灵活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因此，核心技术创新及应用大多在国有企业中开展。并且，跨国比较的研究也证明，相比于公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国有企业才是公共部门中核心技术创新的先锋队和风险承担者。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更需承担起体现最高生产力水平的重任，强化国企在科技创新和应用中的职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在行业领导企业里集中。
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着力点
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具有奠定发展基础的重大意义。在就必要条件和培育方向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在于创新和优化，以及在适合的实践路径中发展壮大。因此，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其着力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当前，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并提高其利用效率是形成和驾驭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前提。创新链、产业链的进步必然依托于人才链的建设，这不仅需要汇聚拔尖创新人才而产生倍增效应，也离不开充足的后备人才梯队，更需要壮大具有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些劳动群体不仅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应用，推动劳动复杂化的发展，更主导着未来技术的发展态势，以更高的效率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长期以来，我国所建成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有效地支持了生产力的进步，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难度更强调了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为此，需要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出发，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统筹推进，支撑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人才的培养、储备、流动、聚集为发力点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第二，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布局在兼具竞争力和接续性的产业基础之中，并通过产业间的合理分工和高效互联发挥优势。推动生产力布局的优化，一方面，需要转移与升级并重的产业发展。依靠国内外的产业转移通道，有效匹配区域特长与效率优势，化解生产要素的错配问题，消除区域战略中的失衡和矛盾。进而，适应并引领全球产业体系建设的大方向，以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多种产业集群和实体经济高效汇聚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需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的产业政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演变和世界经济重心多元化持续发展，国家之间为抢占价值高位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在世界秩序中新的生态位。先进生产力、核心技术、关键产业的缺失令大量发展中国家乃至富裕国家付出了丧失国家安全能力的重大代价，导致其长期面临着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缺失的问题。“卡脖子”和“被脱钩”难题也敲响了警钟，促使我国通过增加基础科学研究、推进技术创新、强化关键行业而进行“补链强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具有良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共同依托于人才、技术、产业优势，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破除制约壁垒，厚积发展优势。
第三，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国内大循环的增强有赖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不仅需要继续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需要实现收入增长下的消费升级，通过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使居民消费与先进生产相结合。而国际循环提升的关键是建立国际竞争新优势，一方面，需要实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依靠协调互补的合作模式持续提升这一贸易网络的活力；另一方面，必须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站在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上形成对于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引力场，具备化解外部冲击严重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能力。因此，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环境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形势下，实现畅通无阻的经济循环是形成新的生产要素优势的保证，避免自我封闭式的发展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低水平开放，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继而以强有力的生产力保障增强发展的效率、动能和安全性。
第四，要形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优势，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生产力量的堆叠可以来自于旧有生产要素的增长，但生产力质的提升必须依托新兴要素的升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对旧有生产力状况和发展模式提质增效成为应对阶段性变化和主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之举。因此，遵循发展规律，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新发展理念给出了科学的回答，为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理念引领的作用。“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其中包含了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标准，突出了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创新”注重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强调了科学技术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主导作用。确定创新为第一动力并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将不断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优势新动能和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协调”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也可视为对新质生产力平衡发展要求。生产中的问题引发社会民生问题，生产要素组合的结构性问题是城乡、区域之间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人口、资源与物质资本错配并产生长期依赖劳动力密集或资源密集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失活的原因，并引发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而形成恶性循环。“绿色”关乎永续发展和长期生产能力，是提高生态生产力的必然选择，尤其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增加清洁能源使用效率，推进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均须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得以体现。“开放”强调进行发展的内外联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全球资源的汇聚，同时也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共享”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由人民发展也掌握于人民手中，由此形成的物质财富用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同志们，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明确其新质态、理解其与传统生产力的差别，拓展对生产力构成元素的认知，挖掘新的生产力来源，才能顺应时代的进步和要求，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为此，需要明确承载其发展动能的主导力量是高素质人才群体，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内外环境是新发展格局，必须依托人才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并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实现价值创造，推动生产力的跃迁和螺旋式上升。在进一步培养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需要深入学习和把握总书记所指出的“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以实体经济汇聚新质生产力各元素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并突出科技创新和应用在推动生产力进步中的关键作用，以产业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焕发活力并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突破性发展。
关于2024年党课讲稿范文2
今日，我们探讨如何做一名“四讲四有”合格党员。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四讲四有”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毫无疑问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要讲政治、有信念。
讲政治是大觉悟，有信念是大追求。要牢固树立五种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把对党的忠诚放在第一位，深入开展党性分析，缺什么补什么，有什么问题改什么问题，始终坚定信念信仰，坚守为民宗旨，守住政治灵魂。
总书记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讲政治是第一位的。”“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讲政治关键是解决方向和思想问题。有一幅漫画说，天鹅、虾和鱼三个动物找到一辆大车，车上装满了食物，本想把车拉走。天鹅往天上拉、鱼往河里拉、虾往水潭拉，结果车子一动不动。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各怀鬼胎、私心过重、思想不正，因而干工作毫无进展、杂乱无序。党员干部讲政治首先就得调整思想、把准方向，牢牢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此才能明是非、辨真伪、晓对错，做到讲政治、守公德、能合格。
二要讲规矩、有纪律。
纪律是红线，不能逾越。党员干部在纪律规矩面前必须止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用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常照、时刻量，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落实在行，不该说的绝不说，不该做的绝不做，不该拿的绝不拿，不该去的绝不去，始终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利。要坚持和落实行之有效的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把“三会一课”等制度落实好，真正让党的规矩硬起来。
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主心骨’，纪律规矩是‘顶梁柱’，没有了这两样，必然背离党的宗旨，做人做事就会走偏走邪，思想就会百病丛生，人生就会迷失方向。”从一般规律来看，全面从严治党至少要解决“两大问题”：“心往一处想”（凝聚共识）和“劲往一处使”（行动一致）。前者是构筑共同思想基础，后者是建立严密组织体系。只有讲规矩守纪律，才能组织严密，才能有效消除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等痼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守纪律、讲规矩，坚持严以律己，从我做起。
一是要严以律己，不随波逐流。“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党员干部一定要加强道德修养，自觉用党规政纪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筑牢拒腐防变的大堤，“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洁身自好，清廉自守。
二是要守住小节，不放任自流。对党员干部来说，小节不小，小节之中有政治、有形象、有人格。落实在具体生活工作中，就是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道德行为规范，遵守《条例》的各项规定，把个人兴趣、爱好等一言一行，都严格控制在道德范围之中，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党员干部一定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常照镜子除作风之弊，勤拂灰尘扫行为之垢。“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始终做到慎始、慎独、慎微、慎初，做到察微知著、防微杜渐，自觉践行总书记“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的谆谆告诫。
三是要慎交朋友，不物欲横流。要警惕个别人的“糖衣炮弹”和形形色色的“公关”，不能被物欲横流的世界所吸引，热衷于推杯换盏、歌舞升平，被诱惑的绳索绊倒，要善交朋友、慎交朋友。总之要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始终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的正派人。
三要讲道德、有品行。
共产党人就是要堂堂正正，心怀坦荡，刚正不阿，秉公奉法，勤廉兼备。要把“德行”贯穿做人做事始终，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表里如一，绝不搞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要从严治家，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清正醇厚的家风是合格党员的基本素质。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必修课，把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继承好，自觉引领道德之先、风气之先，树好作风、带动民风、匡正社风。
四要讲奉献，有作为。
入党誓词就是党员最庄严的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讲的就是奉献。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公心，在党一天，就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把公家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干。要始终有精神、在状态，一到工作现场就来神，一投入工作就来劲。要对自己要求更严一些、更高一些，做“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表率。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每个党员，在这次党纪学习教育中，在学习的基础上，要根据自己岗位职责的实际，爱岗敬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在平凡的岗位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努力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都满意的答卷。
关于2024年党课讲稿范文3
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到大数据，纵观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无一不是由新技术带来新产业，进而形成新的生产力。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阐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深刻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正式写入中央文件，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概念，不仅指明了我国新发展阶段激发新动能的决定力量，更明确了重塑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着力点。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包容了全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跃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脉搏，把握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的决策部署，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只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二、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依托科技、依托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原创性”和“颠覆性”，既是“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也是“从1到10”的颠覆性跨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要义就在于科技创新，在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只有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增强原始创新，突破更多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才能切实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难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科技创新等不得、拖不得、慢不得。我们要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努力在科技创新领域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从1到10”的跨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动能。一是要完善体制机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一些制约创新发展的思想束缚和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崇尚创新的社会文化，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要强化人才支撑。深入实施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事业有限发展，发挥湖北雄厚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强化人才培养，优化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政策体系，努力为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支持科技工作者全身心投入关键核心领域科技攻关。三是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加强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三、形成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始终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始终是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以改革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着力点，破除一切制约创新发展的思想障碍，以体制机制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惟其如此，才能加速形成竞争新优势，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奠定制度基础。一是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构筑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强化监管效能，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以控制成本为核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和完善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二是要以更大力度调整结构。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需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要发挥我市农业资源优势，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要牢记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不动摇，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发挥比较优势，突破性发展绿色建材、生命健康、光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优势产业，推动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先机，加快布局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培育数字经济市场主体，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深化数字技术在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应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坚持产业融合，加快形成以战略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为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要以更大力度深化开放。要完善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抢抓国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交通物流、水电气网和市场体系，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发挥紧邻武汉的区位优势，融入武汉都市圈，坚持规划同编、交通同网、科技同兴、产业同链、民生同保，拥抱武汉、服务武汉、配套武汉，推动与武汉同城化发展。要积极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准确把握“湖北所需、我市所能、人民所盼、未来所向”，找准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定位，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更好展现我市作为。
关于2024年党课讲稿范文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和重大要求，是学习贯彻xxx文化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课题。
2022年10月28日，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总书记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2023年6 月2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论断意蕴深厚、导向突出，视通万里、融通古今，为强国复兴谋深虑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举旗定向，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创新精神，展现了大党大国领袖的使命担当。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以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准中华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是破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各文明纷争的良方。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新的文化使命，需要解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其价值意蕴“有什么”，以及“怎么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这对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刻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
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入阐述了中华 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刻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本质和特征如何？与以往的各种文明形态有何根本 区别？应当探索何种建构路径？对上述问题的追询和回答，是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概念的首要环节，也是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就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华文明是一个整体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寓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要廓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课题的突出特点，首先应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三个核心概念切入，以小见大地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全新概念进行整体描摹。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突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鲜明聚焦于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和地域文化特色。
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底蕴熔 铸而成的，与华夏大地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等共同生发，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性。“中华”一词限定了文明生发与演进的地理范围：中华即中华大地， 亦是万千中华儿女生长的土地。“中华”的“中”字通常被解释为地理方位， 指“中心”、“居中”；而“华”字的本意为“花”，后来引申为礼服上所绣的图案纹饰。“华夏”与“中华”词义相近，《春秋左传正义》中记载：“中 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中记载，“冕 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被解释为服饰华美的大国。衣冠华服是礼仪与品节的象征，无论是“中华”还是“华夏”，都内含文化、文明之意。正 是这种以衣冠礼乐来指代文化的内在逻辑，使得“中华”成为一个外延宽泛的 文化概念，而非封闭的种族概念、血缘概念。共同的语言、文字、习俗、价值观念等文化象征物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识。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中华儿女书写的文明史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标识。在横向维度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灿烂文明，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史，正因如此，中华文明具备天然的包容性、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纵向维度上，在数千年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夏大地孕育了中华民族这一“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代与外来侵略者抗争中，中华民族又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根本转变，造就了如今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概念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国家意识和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共同的历史记忆、精神文化和道德传统中增强了文
化认同，也必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发挥强大合力。
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注重个体价值的西方文明有着根本差异。照见自身须以他者为鉴，正如梁启超所言：“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为此，应当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在比较中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发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之处。
现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指向
守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脉相承的必然通路，锚定了文明存续的根基；创新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紧跟时代变革的必然旨归，指明了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回望历史、赓续传统，更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牢牢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脱胎于民为邦本的农耕文明，具备继往开来的历史性。 文明是历史的产物，“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更是历史主体的能动选择。一方面，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承载着文明赓续的历史必然性。数千年来历经风雨动荡，中华文明的火种却从未熄灭，与天人合一的群体选择及其衍生出的家国同构、兼容并包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蕴含着与时俱进的历史选择性。它并非对传统文化全盘接收，而是在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碰撞中批判继承，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彼此契合、相互成就，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传统文 明向现代文明转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着眼当今时代的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具备把握面 向未来的时代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下文化领 域的新矛盾、新课题，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中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时，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激荡的今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作为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能否立 足新的历史方位、洞悉时代所向，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否顺应时代发展， 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固本培元与继古开今的辩证统一，具备引领时代 的未来可能性。当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既需立足当下，同时也要放眼未来。
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备强烈的革命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红船、延安、西柏坡，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激扬着中华儿女积极进取的昂扬斗志，滋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经得住时代的检验，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性。近代文明蒙尘的历史教训深刻表明，文明能否跟上时代、引领时代，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华文明知常达变的优良传统有机结合，更好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不断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界定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厘清文明演进的基本逻辑，辨析文明的定义内涵，是透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的重要遵循。
何谓文明？学术界关于文明的定义有100多种，不胜枚举。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术语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取与“野蛮”相对应的“开化”之义， 用以判断社会发展阶段、进化方式标准，并以西方为话语中心开始向世界传播。西方学者对文明的内涵与外延有着较为详尽的论述，例如，“（文明是）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文明是） 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等，但却始终没能走出西方文明优越 论和文明阶级论的老套。
在我国，文明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或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文明还指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集合，包括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科技、城市、乡村、家族和国家等要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文明是生产力发展
状况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反映。文明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是持久的并不断演进的。文明的演进是一个包含对抗和矛盾的历史的实践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以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为基线，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借助术语“革命”揭示了文明演进的本质，即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的更迭。
当前，人类文明已超越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种形态，正不断向信息文明转型发展。在此背景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担着推动中华文明与信息时代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重大任务，要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大国文明观，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革命性转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三个基础概念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更加明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物质条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体系、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立足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站在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起步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
中华文明是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整体中历史地连续发展和创新创造的文明成果总和。中华文明可以分为辉煌的古代文明、蒙尘的近代文明和走向复兴的现代文明。当今走向复兴的现代文明是寓于中华文明整体之中、一个具有丰富现代性内涵的历史文化概念。因此，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整体建设中。
（二）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需要把握四个关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定是保持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以现代化的形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需要把握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何落点于文明而非文化？这就要求廓清二者的基本界分。概言之，对比文化，文明更具整体性和持久性。
首先，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它蕴含着文化的内涵，是文化的更高表现形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文明乃是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文明不仅包括礼仪规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还涵盖了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艺术造诣，是一个民族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总和。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
其次，文明是一个持久的、渐进的历程。文化可能应时而生、转瞬即逝； 而文明的孕育则需要长期的沉淀和积累，常常要以百年、千年来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其底气正源自连续发展、源远流长的文明特性。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
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关系，核心在于从文化生命体角度理解文明。
从文化生命体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基础、群众基础和历史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推动中华文化创造出了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创造出了中国人民的新世界和新生活。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华文明也得以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立足于文化生命体来看待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两者就是文化生命体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自然生长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一个遥远目标，而是一直在进行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行动的总纲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
从古老中华文明中生长出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全人类示范了一种现代文明、一种文明的新形态，一种将中华文明特性加以现代转化和创造的现代文明，一种将现代文明的精神和价值扎根于古老文明的有机生长之中的文明。这一文明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结合，形成一个文化生命体实践的有机总体，把建立在不同文明主体性之上的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文明秩序作为全人类的文明理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昭示了一条新的文明道路，那就是只有牢牢把握文明发展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创造出自己文明的现代形态。根据这样的文明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百花园”。从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
值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各文明竞相绽放、绚丽多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其特殊性根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根植于中国国情、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 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其自身而与其他文明相区别的根本属性，但又兼具与世 界各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呈现的多彩多姿。从本质上说，其既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又具有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普遍性，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 关系；把握好这种辩证关系就把握了其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就能更好地
在建设中促进世界各文明的交往交流和对话。4.中国式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关系
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文明的相互贯通 上把握其建设的内在一致性和丰富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中华文明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及融合发展，具有方向、立场、内容、方法和要求的内在一致性，二者是相互贯通的，而不能持二元对立论，或误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仅限于文化领域，事实上现代文明的建设涵盖了新时代“五大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
（三）准确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逻辑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我们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准确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凝聚精神力量。
准确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 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形态，留给后人丰富、独特而又影响深远的文化遗 产，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淀。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史，大体经历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 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逐渐确立并巩固了以儒家 文化为主导、兼容佛道文化的文化发展格局，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究其根本，中华文明与时俱进，形成了绵延永续、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基本特质，顺应 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而不断发展、完善更新，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坚定中华文化主体 意识，洞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发扬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赓续历
史文脉、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
准确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逻辑
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这一段话中，出现了四个“新”字，构建了新时代、新起点、新使命、新文化的理论逻辑框架，形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新场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深刻理解和接续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 新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坚持“两个结合”，积极探索理 论和制度创新，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一方面，要坚持“返本开新”。要系统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人文精神，深入理解“为政以德”“天人 合一”“家国一体”等中华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智慧底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要坚持“推陈出新”。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不是守旧复古，一味向后看；而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直向前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创造根植于传 统、融通于现代、着眼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担当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准确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逻辑
总书记强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深刻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其 中蕴含了“两个结合”“两创”理论的逻辑生成和演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内涵，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质，找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 发展的融汇点，不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全面推进中华文明的 时代化、现代化。当代社会，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网络信息传播呈现出多样态势。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 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出部署，为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和我国文化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重要遵循。数字赋能文化发展，加快文
化数字化进程，既包含文化保护传承的数字化、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又包含公共文化服务、对外传播交流和文化人才培养体系建构等全方位的数字化。通过数字赋能，在内容互嵌基础上创新转化为符合人们文化体验需要的新模式，形成连接传统与现在、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形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数字路径，使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要牢记新的文化使命，守正创新、积极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巩固和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突出特性，又具备现代文明时代的特点和气质。
（一）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儿女 的精神纽带，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华文明有什么特殊之处？中华文明究竟何以伟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 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审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精准概括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用科学理论夯实了文化自信的根基。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之间具有共时性，它们都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
从内在逻辑来看，“五个突出特性”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内在联系。第一， 连续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贯通古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这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第二，创新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充满活力、敢于 创造的人类文明，这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第三，统一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保持稳定、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人类文明，这决定了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第四，包容性，意味着中华文 明是兼容并蓄、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这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 的开放胸怀；第五，和平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坚持求同存异、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文明，这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五方面的内容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由低及高、由内及外， 以审视本民族文化特性为基础，进一步论述民族发展前景、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等内容。
在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 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 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总书记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五个 突出特性”的提出，既清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又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特殊优势，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支撑。
（二）把握好“五个突出特性”的时代新要求
对于“五个突出特性”，需要准确把握和认真贯彻落实，才能更有效地承担起文化新使命。第一，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必然走自己的路，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又强化了文明的连续性；第二，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要弘扬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弘扬不惧风险挑战、勇于开拓创新的无畏品格，确保其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活力源泉；第三，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要坚持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祖国统一是历史大势、民心所向，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第四，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世界各文明要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胸怀；第五，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有对中华民族传
统文明的赓续与传承，又有融通中外交流和反思，具备继往开来的主体优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五个特质
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实践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样态来看，其特质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明。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有赖于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二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人民生产生活实践，人民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源泉。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 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文明诉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文明发展成果，通过文明进步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民至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目的，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最大区别。
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协调发展的文明。文明构成要素是否协调与平衡，直接关系文明发展的程度。文明的生命力、影响力与文明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密切相关。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内部 各构成要素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稳定结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尤 为注重文明内部各构成要素的协调与均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定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提升的文明追求。
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创新发展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创新中形成的，创新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动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创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赋予传统新的内涵和价值，以活化传统、超越传统，彰显传统的当代魅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理论、实践、制度、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应对挑战，形成新的文明形态；通过科学技术创新生成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型。
第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兼收并蓄的文明。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形成文明比较，通过文明比较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所短和他者拥有的所长，从而产生文明互动、借鉴他者的文明自觉。“文明的价值和生命力不仅在于本体，更来自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和互动影响”。中华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对域外文明始终保持开放态度，先后借鉴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通过本土化改造，形成了新的文明构成要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不忘本来，又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
有机统一。
第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和平发展的文明。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和睦、和谐，形成和发展主要依靠中华儿女自己的辛勤劳动，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对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充满侵略和剥削、暴力和血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伴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发展自己的同时，给世界带来发展机遇、提供发展平台，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和进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蕴含中国共产党根本价值立场、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体现中华民族性格和中华民族精神、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文明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意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文明价值，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塑造国家民族政党现代形象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型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开创的现代性文明，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前现代性文明与现代性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是前现代性文明的一种。自古以来，中华文明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发展，一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中华文明未能实现现代性转型，导致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本质上属于前现代性文明，无法抵挡现代性文明的冲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延续，它在使中华文明保持原有突出特性的同时，克服历史局限，赋予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生机与活力，确立了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主导地位，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型。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文明基础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在于中华文明的创造，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对于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都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思想智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也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在西方的传播有着密切关联。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衰落实质上是中华文明的衰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包含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
践，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奇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文明基础。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样态
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文明取代封建主义文 明是一大进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开创了世界历史。然而，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为中心，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物质享受，导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文明，遵循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注入了新的动能，加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为世 界各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又超越了“西方中心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明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也超越了“零和博弈论”，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国家、民族、政党形象建构提供文明支撑
文明发展对于国家、民族、政党形象建构具有表征意义和支撑作用。对于 国家形象建构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体现了国家对现代文明的追求，表明了国家的文明创新能力、文明发展水平和文明传播能力。对于民族形象建构 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追求和文明发展目标，为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文明基础。对于政党形象建构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文明追求、文明担当和文明创造能力， 表明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文明自信达到新的高度，表明党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推进文明创新的历史自觉性、历史主动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文明只能在长时间段中进行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既要基于历史，更要着眼现在和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意味着中华文明发展进入新阶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愿景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前景，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这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改变人类文明发展格局。
四、以新的文化使命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新的文化使命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要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滋养、筑
牢文化根基，从“两个结合”中把握时代大势、铸就时代之魂，不断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汲取力量、焕发生机活力。
（一）厘清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互为旨归
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中国式现代化所创 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必定会推动文明形态的更替，驱使中华文明向着现代 化、时代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变革中实现自我革新，建设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路径选择上的根本一致性。从生成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是守正与创新有机结合的产物。从发展特征来看，二者都是普遍现代性与特殊民族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目标指向来看，二者都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明滋养和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性、包容性、统一性等突出特性，不但开拓了现代化的理论纵深，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未来走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对、走得通、走得好，始终离不开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化价值支撑，就必须不断强化价值追求，必须进一步凝聚共识和力量，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二）赓续文脉：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赓续 千年文脉、弘扬中华文明，才能不断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五大特性，另一方面要加强新时代考古研究工作。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离不开考古学。百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取 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实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和强大凝聚力，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要认真贯彻落实新 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不断加强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 中国”等重大课题的攻关研究，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贡献更多中国史学的智慧。
（三）“两个结合”：铸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之魂
“两个结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促进”的实现。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理论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与时俱进的品格。从实践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至今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xxx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要运用好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
（四）人民立场：助推大众文化现代转型
大众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要义与鲜明特征，反映着中国式 现代化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中华文明素以“民本”思想为根基，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之 道，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哲学，都体现了中华文明以民为 本的核心理念。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也应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价值立场。一是要坚 持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根本出发点，推动中华文明精髓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深度交融。二是要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一方面，要大力弘扬大众文化中的中国特征、民族特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民 族文化“火起来”。另一方面，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三是要培育文明主体意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推动大众文化现代转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集各族人民之力，发挥人民智慧，充分激发全民族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巩固文化主体性，
培育文明主体意识。
（五）崇古尚今：在古今相生相成中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从历史的维度来勘探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际遇。要牢牢掌握历史主动，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一是要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置于历史纵深进行考察，在历史的镜鉴中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开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纵深，筑牢中华民族代代传承的“根”和“魂”。二是要抓住中华文明的民族特性，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主体优势。一方面，应当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根植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汲取各民族文明的优良基因，充分汇聚各方智慧，同心同德、团结奋进。三是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赋予中华文明以守正创新的时代张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应当在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促使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变”与“不变”相得益彰，推动中华文明与古为新、吐故纳新。
（六）交流互鉴：焕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要从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汲取养分，推动文化创新，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一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以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二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传播格局，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华文明。三是用创新激活文明进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绵至今，就是因为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创新精神。如果失去创新，只知道“拿来主义”，文化交流就会变成简单的文化输入。
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明确其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价值意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于2024年党课讲稿范文5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逻辑
2014年4月15日，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 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 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相比以前的 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变化在于，强调包括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生物安全等在内的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是一个整体。尽管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的差别很大，但是都有两条共同的线索：一是国家的政治安全，即以国内政治、国内治理为中心的政治安全。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都受到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其结果都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而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安全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二是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也就是说，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是我们实现各个领域国家安全的有利外部条件，直接影响中国崛起的方方面面。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大国竞争。目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确实面临着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是与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直接相关的，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实力不断上升，与 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诸如光刻机、芯片等高科技领域 对华采取“卡脖子”做法，也就有了更多的国内政治基础，也确实在很多关键技术方面对我国的科技安全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在目前中美关系非常 紧张、美国努力推动对华脱钩的背景下，我国很多方面的安全都面临着比较大 的压力。比如，我国经济一定程度上依赖出口，但对美出口方面下降明显，这就会对我国经济安全甚至政治安全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军事领域等 传统安全领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争取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更好地利用各
种国际安全资源的根本逻辑。
我们在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要特别关注国际安全环境，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产业发展与就业都会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贫富差距也会随之增大，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甚至向其他国家外溢。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安全也都是紧密相连的，人类社会就像总书记所指出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如果别的国家不安全，我们想要实现自己国家的安全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挑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关注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的原因。
此外，我们在讨论国际安全时还要进一步理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言，国际安全的作用和意义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海外安全方面。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很多企业希望获得更高的利润，我们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来自中国的投资也会进入其他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安全风险，那么我国的公民与企业也会受到直接影响，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2013—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双向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是经济不太发达、政治不太稳定的发展中国家，确实有着非常多的商机与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也有着比较高的安全风险。
二、维护国家安全，实力和制度缺一不可
在目前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大背景下，可以为我所用，以维护我国各领域国家安全的国际安全资源就是国际安全制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国际安全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认为，维护安全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增强实力，比如有了核武器就可以维护国家安全。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却是不全面、不充分的，因为维护国家安全，实力和制度是缺一不可的。
第一，维护国家安全，只增强实力是不够的。实力增长可能带来周边国家、守成大国的安全焦虑，导致本国安全环境恶化。在国际社会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担心今天的朋友，可能成为明天战争中的敌人；担心今天共同获益中 获得优势的朋友，可能成为未来更为危险的潜在敌人。对中国的崛起而言，目 前有两类国家是特别担心的：一是中国的周边国家，部分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二是守成国家，比如美国，担心中国实力的增强可能会挑战现有的国
际秩序，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重要的是要为可持 续发展再争取一段国际战略机遇期，一段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尽可能不让这些国家过早地把中国界定为主要安全威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怎样缓解因 为中国实力增强所造成的安全焦虑，就需要我们有效构建和利用国际安全制度， 通过参与多边国际制度去释放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外交目标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总之有效缓解其他国家的疑虑和紧张。
美国现在认为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比较落下风的就是中程导弹。中程导弹是可用性比较强、威慑力很强的进攻性武器。美国虽然退出了中导条约，但想在短期内建造大量的中程导弹还是比较困难的。从作为全球性霸主的角度来看，美国面对中国的实力增强是有着一定的紧迫感、危机感的，于是开始对中国实施全方面打压，比如联合中国的周边国家，开展全方位竞争等。其中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美、日、印、澳的“四国同盟”，并且还在努力把其他欧洲、东南亚国家吸纳进来，打造一个军事同盟、供应链同盟、高科技同盟、基础设施建设同盟。但是，我们寻求自己的发展、增强自己的实力，并不是一种罪过，只是不可避免地在国际政治上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压力。
我们要怎样缓解因为实力增强而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压力？那就是有效构建 和利用国际安全制度，特别是涵盖比较多国家的多边国际制度。基于多边国际制度形成的合作平台，使得中小国家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往往是比较中立、公开、透明的，不容易被某一个国家所主导和控制，进而能够形成一定的行为 规范。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强调要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尊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在我们看来，这些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对于中国而言同样 是非常重要的。通过遵守、利用这些国际制度，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可 以取得一定的稳定预期，也可以减少因为实力增强所带来的其他国家的安全焦虑。也就是说，普遍性的国际制度为国家间互动提供了许多强有力的行为规范， 符合这些行为规范的国家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可能面临其他大多数国家 的反对和制裁，国际制度从而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安全环境。
第二，国际制度可以帮助各国超脱输赢之争，着眼于长远的合作，从而促进人们对和平与合作的期望。比如，我们现在要和周边国家讨论《南海行为准则》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想简单地使用武力去解决南海问题，而是希望通过遵守现有国际规范，采取合作、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在谈《南海行为准则》时，肯定也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由此可见，大量的、较为具体的国
际制度的存在，使得国家间的合作有章可循，为细节性的合作协议提供了原则和基础，大大便利了各国之间的合作展开。国际制度由于其公开性、中立性和权威性，很适合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协调者。相比双边联盟，多边安全机制往往受到广泛的欢迎，比如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可以通过维和行动，公开、透明地解决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而保护当地的中国公民、企业的安全。第三，在国际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向其成员提供知识、
技术、资金、规则和其他援助，大大提升相关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提供很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专业知识，有时还可以提供相关领域的资金，如向一些缺乏外汇的国家提供外汇，帮助他们应对金融危机。事实上，通过加入许多的国际安全制度，中国在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等问题上都获得了更多的外部支持，增强了维护自身总体国家安全的能力。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分享情报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对于维护中亚以及我国的安全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构建和利用国际安全制度
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一定要非常有效地利用国际性的安全资源，尤其是以国际安全制度为核心的资源。所谓国际安全制度，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普遍性国际安全制度；二是功能性国际制度；三是区域国际安全制度。
（一）构建和利用普遍性国际安全制度
普遍性国际安全制度，就是涵盖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能够从根本上塑造国际体系安全环境的国际安全制度，具体而言就是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制度规范。尽管联合国现在还不能够阻止所有冲突，但其所代表的制度规范已经越来越重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也是其他所有国家不能忽视的。我们必须要利用好这些制度规范，因为联合国所代表的普遍性的制度规范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安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法准则。对这些准则的践踏，会直接恶化这些国家的安全环境，也必要会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对。比如，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 则，就很大程度上直接维护了中国的政治安全，包括应对西方国家对中国西藏、新疆的无端指责。
第二，尽管发展中国家或中小国家在总体实力上没法和采取侵略行动的大
国相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没有给相应大国造成损失的能力。毕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小国家也可以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比如对大国的科技发展、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等。
第三，大国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当一个大国使用实力来获取胜利时，其他与之存在利益分歧的大国将会借助《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制度来进行反对、制裁和干涉。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坚定维护联合国多边制度体系的国家，坚定支持对外开放。由此可见，普遍性国际安全制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安全资源。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利用这些制度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去减少对外行动的成本。
《联合国宪章》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制度规范来源，比如主权平等、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内政等，一直以来也在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普遍性国际安全制度， 如《联合国宪章》，赋予成员国以单独或者集体的自卫权，这些权利可以增强各国的国家安全能力。比如，我国不断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增加军费，增强国防能力，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合理合法行为。二是各国可以充分利用 国际安全制度所提供的各项原则、规范，在具体的领域通过有利的国际规则， 从而促进本国的安全利益。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于2006年发表了有关国际信息安全的声明，依据《联合国宪章》强调在网络安全领域同样应该遵循“主权原 则”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提出“不应传播破坏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精神文化环境信息的规定”。由于从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原则 出发，因此这种在具体领域的援引是自然而符合逻辑的，并得到了联合国相关 专家组报告的认可。三是普遍性国际安全制度尤其有利于国家在海外开展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行动。比如，通过联合国的多边框架，我们可以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减少我们参与维和行动或人道主义援助的成本，或者是在 反对西方大国干涉我国内政方面得到更多发展中国家或中小国家的支持。
所以，在联合国体系内，美国往往并不处在一个有利地位，反而经常成为 被批评的对象。然而，只要我们积极与发展中国家或大多数中小国家站在一起，往往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比如，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了很 大贡献，并非完全没有收获，而是既锻炼了我们的军队，又保护了当地的中国 公民与中国企业，还团结了发展中国家或大多数中小国家。所以，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我们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多边外交。
（二）构建和利用功能性国际制度
功能性国际安全制度，主要是指那些专业化的国际制度规范。比如，我们想要追逃追赃时就可以借助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性网络，发挥其专业作用。1984 年，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来，每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相互协查案件约3000起，获得了大量技术上的协助与情报分享。功能性国际安全制度还可以为国家之间进行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提供有利条件，因为其专业性程度很高，往往也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由于双方政治关系的紧张、彼此难以达成信任，中美之间在双边的途径下很难在气候变化等方面达成有成果的合作， 往往就需要通过一些相应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框架来实现合作，有效缓解质疑与担忧，并实现相互监督。
类似的典型案例有《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 种武器的公约》和相关国际组织所取得的成就。化学武器是我们大家都很害怕的，也是对每个国家都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比如，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可能 会想要发展化学武器，但相对较强的国家则可能想要放弃化学武器，但是又需 要达成同时放弃的效果。此外，一些国家可能认可放弃化学武器，但拒绝放弃一些军民两用的化学品，那么怎样保证这一类化学品的安全？《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和相关国际组织解决了这 一系列问题，到目前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果：一是除了极少数没有参加公约的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完全销毁了化学武器，国际社会的安全水平大大提高；二是在保证安全、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化学品的贸易得以正常进行。由此可见，正是通过功能性国际制度，很多国家才可以在气候变化、打击跨国犯罪、销毁化学武器等诸多方面进行高水平的国际合作。
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往往比国家更加热心、也更加专业，而这些对于许多国家非常薄弱的安全投入来说是很好的补充和加强。比如，对于海上难民的搜救问题，相比各国政府的 海上搜救行动，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则更加热心，也有更加实际的行动。在维 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很多国际组织非常关注且专业，也更愿意投入大量资源。这些资源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与利用的，可以通过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提高我们自己的安全水平。
此外，尽管跨国企业还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的一部分，但许多在特定功能领域具有知识、资金优势的跨国企业也在积极参与国际
安全制度的构建和全球安全治理，甚至对我们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方面形成新的挑战，成为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新问题，即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整合各方面力量来构建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安全制度。毕竟跨国企业在资金、技术、平台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和配合，国家安全能力和全球安全治理就会缺失很重要的一块。
（三）构建和利用区域国际安全制度
相比普遍性、涵盖范围广泛的国际安全制度，我们很多时候更愿意在本区域内开展一些国际合作。比如，和东盟国家、中亚国家合作，我们都有很好的基础，而且与同一个区域内的其他成员国往往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也可以开展更高水平的区域安全合作。为什么上海合作组织得以建立并广受欢迎？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同时有中国、俄罗斯参与，既实现合作，又互相平衡，所以中小国家都比较愿意加入。所以，在这样一些多边的地区性的安全制度内，大家可以进行比较公开、透明的平等讨论，还可以实现互相监督，中小国家也不用担心制度被某一个大国完全控制，进而影响他们的主权、安全和独立。
中国目前所参与、构建的区域安全制度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突出 其集体安全性质。我们不把区域安全制度作为一个军事同盟来对待，所谓的集体安全性质就是在这些区域国际制度内部，大家没有明确的敌人，目的就是开 展高水平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建立区域安全制度不是为了与谁对抗，比如建 立上海合作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和美国对抗，而是为了在相关领域开展高水平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维护中国边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安全等， 而组织中的国家都具有这样的共同利益。这样的地区性多边制度形式，充分体 现了我们一直以来构建区域性国际机制的特点，那就是开放的心态，愿意尊重中小国家的利益，愿意给予他们平等的发言权，也就是中国可以作出更多贡献， 而不是居高临下、恃强凌弱。由此可见，国际安全制度确实在维护国家安全方 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