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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文学史 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篇一
（2）战时和战后爱国主义思潮，反封建浪潮及实学派的兴起形成了思想上积极的因素。
第一章 歌辞大家朴仁老 《船上叹》《陋巷歌》（爱国歌辞）《泸溪歌》
歌辞产生与高丽末期，在朝鲜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适合表现现实而又具有说服力的儒教理念）
歌辞是由每两句为一组的韵文构成的内容不限的文体，由于其内容可以任意延长，所以又被称为长歌，由于格式简单，故享有阶层众多，这也是其内容丰富多彩的原因。大部分的歌辞作品都是用韩文创作的。歌辞从形式上看虽属于韵文文学，但内容上表现的却是旅行途中的体验和感情等个体的情感，具有训诫的功能。前期：郑澈《关东别曲》《思美人曲》《叙思美人曲》。
中后期：以壬辰战争为界
出现了新的倾向：创作层扩大，题材的变化，表现手法的多样化。
金仁谦《日东壮游歌》洪淳学《燕行歌》介绍异国风情的。
闺房歌辞 《花煎歌》《戒女歌》 第二章平时调的繁荣与尹善道 时调出现于高丽中期，到高丽末期定型为平时调，在朝鲜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时调吸收了传统的是个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吸收了性理学的儒生精神具有密切的联系。
郑梦周的《丹心歌》李芳远的《何如歌》号召上层社会积极适应新社会，追求新生活。
孟思成的《江湖四十歌》以“亦君恩”为诗歌结尾表现对君主恩惠的赞美。吉再《怀古歌》。
时调的诗型具有初章，中章，末章的单纯结构，虽然形式单纯，但因能够表达诗情，体现诗歌美的完整性，从而形成从士大夫到庶民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第一节 爱国时调及其他
李舜臣《闲山岛》金德龄《火起春山》全尚宪《别了，三角山》（最动人的爱国名篇）李明汉《楚江渔夫》《梦中路》 第二节 卓越的山水时调作者尹善道
郑澈与朴仁老是朝鲜王朝歌辞大家。这一时期的时调大家就是尹善道。尹善道的文集《孤山野稿》其中收有《山中新曲》十八首。《继山中新曲》两首。《古琴咏》一首。p251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山中新曲》（朝雾谣 夏雨谣 夜深谣 五友歌）和《渔父四十曲》
第三章 於时调，辞说时调及杂歌的出现
17世纪后半期的新的国语诗歌体裁是‘於时调’‘辞说时调’‘杂歌’
於时调：在旧有时调（平时调）原有格律的基础上，稍有突破，即在初章和中章上加两句
辞说时调：初中终章的音节和诗句数量上都突破了平时调原有的格律。(甚至有了散文的倾向---特点：字句较多，带有散文化的倾向，而诗味也就越加淡薄了。因此一般来说辞说时调的艺术性不如平时调)从平时调中派生出来了於时调和辞说时调，而从歌辞里面则派生出来了‘杂歌’。十七世纪的歌辞除了朴仁老还有李晬光，在这种歌辞的普及下民间艺人也模仿歌辞以满足城镇市民的要求，由于其内容和唱法都与原有的歌辞不同，这类诗歌就被当代文人称为‘杂歌’ ‘十二歌词’中的《白鸥词》《相思别曲》《春眠曲》
17世纪由歌辞派生出来的杂歌，以及由时调派生出来的辞说时调，为18世纪国语诗歌的发展开了个头，它是以后国语诗歌个韵文小说的流觞。第四章 朝鲜王朝中期的汉文诗 这一时期训民正音出现，国语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汉文逐渐退出韩国的文学历史舞台。第一节 爱国汉文诗及其他
李舜臣《闲山岛》（时调 闲山岛月明之夜）《无题六韵》---柳成龙《哀李统制》p259 李晬光《题忠武祠》
与丙子战争有关的：金尚宪《沈狱送秋日感怀》金旒《付书沈阳》 第二节 权 的诗 热爱祖国：《高判书敬命改葬挽章》《梦得一小册乃金德龄诗集也》《海村杂兴》《贼退后入京
讽刺当时贵族官僚的虚伪：《忠州石》《斗狗行》—受李奎报的影响不仅思想内容上相似，形式上也想死，如《切切何切切》就和李奎报的《孀妪叹》写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怀才不遇p268《偶题》《夏日有怀》《有用行字韵求和》---朝鲜后期赵秀三 金笠 第五章 国语小说《壬辰录》的出现及其他p269—以一些战争和民间传说写成的。第一节 爱国讲史小说《壬辰录》—反映壬辰战争
第二节 其他爱国小说（反映丙子战争《朴氏夫人传》《林庆业传》）
军谈小说 第六章 具有社会改革倾向的小说《洪吉童传》许筠---流行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被认为是最早的韩文小说。受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在叙述故事上采取超现实的艺术手法，幻想，夸张的色彩浓郁，与韩国古代的传奇小说颇为相似，但是究其主流《洪吉童传》还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小说。第七章 金万重及其长篇小说
金万重朝鲜中期对韩文小说发展贡献最大的作家
如果说金时习是韩国小说文学的先驱，许筠是后继者，那么金万重则是继许筠之后的韩国国语小说的有力推动着。第一节 《谢氏南征记》
第二节 《九云梦》----韩国小说之双壁
朝鲜族文学史 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篇二
朝鲜文学 朝鲜文学的成文作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朝鲜文学概述
朝鲜文学的成文作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现存最古老的四言诗《箜篌引》和《迎神歌》，可能是使用文字后记录的口头歌谣。《箜篌引》出自中国汉乐府，据西晋人崔豹《古今注》的记述，被认为是古朝鲜人所作。朝鲜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以《檀君神话》为代表，叙述神人檀君建立古朝鲜国的故事。朝鲜传入汉文后，始有书写文学。近两千年来，他们借用汉字书写官方文书，著书立说，进行文学创作。1444年，李朝世宗时创制了朝鲜文字，国语文学日渐普及，至李朝末期，汉文文学始趋衰微，终于为国语文学所代替。朝鲜文学分以下4个时期。三国时期的文学
1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形成百济、新罗2个国家。朝鲜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三国之间,相互攻伐,战争频仍，至 7世纪由新罗实现了统一半岛。后又有后三国的纷争。10世纪初，高丽王朝兴起，建立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儒、释、道三教都传入三国。佛教在新罗最盛，并创造出灿烂的佛教文化。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儒家思想。高句丽首先使用汉文。她保有最早的四言诗《黄鸟歌》；后又有定法师的《孤石》和乙支文德的《遣隋将宇仲文》等五言诗。其他著作方面，高句丽还有前后两次的史书《留记》和《新集》（已佚）的编纂。百济的文化也很发达。285 年，学者王仁东渡日本讲授《论语》，第一次把儒学和汉文传到日本。4世纪，学者高兴著国史《书记》。百济除成忠的《狱中上书》和兴首的《上义慈王文》个别文章外，没有多少文学作品留给后世，连古老的《书记》一书也早已泯灭不存了。新罗在统一半岛之后，出现强首、金仁问、金大问、良图、薛聪、慧超等散文家和崔致远、王巨仁、朴仁范、崔匡等诗人。他们的著作多数只存其名，书已失传。7世纪中叶，真德女王织在锦缎上送给中国唐太宗的五言排律《太平颂》，在中国有一定影响，被收入《全唐诗》。《唐诗品汇》评为“高古雄浑，可与初唐诸作相颉颃”。薛聪的寓言《花王戒》、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残本和金后稷的《谏猎文》，是至今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新罗散文。崔致远是这个时期乃至整个朝鲜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在中国留学，回国时值新罗末季，因不满现实，隐居伽山,不知所终。他的作品散失不少,但有一部完整的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和散见于其他选集与史书中的诗作流传至今。朝鲜历代文人都奉他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新罗乡歌，是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的最初尝试，也可以说是朝鲜国语文学的发端。它和纯粹的汉文作品相比,是个进步,然而仍有极大的局限性，不懂汉文的人依然无法理解它。现存的新罗乡歌只有14首。这个时期汉文还不普及。三国文学的主流还是大量的口头歌谣和被文学史家统称为“说话”的各类传说故事。这些“说话”大致可分为建国说话、英雄说话和民间说话三类。三国开国的始祖，功勋卓著的将军，机智勇敢、秉性善良的平民百姓，多是传说中的主人公；故事生动,带有奇异的神话色彩,对后世的叙事文学有深远影响。三国的民间歌谣，著名的有高句丽的《来远城歌》、百济的《井邑词》和新罗的《会苏曲》等。被记录为乡歌形式的《薯童谣》和《风谣》，也属民谣范畴。从内容上看，有劳动歌谣、抒情歌谣和爱国歌谣。高丽时期的文学 繁荣的起始
高丽于 918年建国，1392年灭亡，历474年。朝鲜文学的繁荣,始于这个时期。继新罗乡歌之后，产生了高丽歌谣、景几何体和时调等多种样式的国语诗歌。高丽歌谣长期流传民间,又称俗谣和长歌,内容无贵族士大夫气，敢于大胆地表现爱情。景几何体诗歌因段末附有朝鲜语气词“景几何如”而得名；由于第一篇作品题名《翰林别曲》，又称翰林别曲体。最早创作于13世纪,内容充满贵族的生活情趣,文字是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乡札”和汉文的混用。它上承乡歌，下启时调和歌辞，在国语诗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时调在高丽末期出现，是只有三行的短诗。出现后经久不衰，后来行于李朝一世。忠于高句丽的几个大儒多采用这一形式表白忠节，为高丽王朝唱着挽歌。高丽历代国王都重视文教,奖励学问。935年太建祖王兴设学校;975年采用留居朝鲜的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以科举取士；990年在西京（今平壤）设修书院；992年设国子监，并选拔优秀生徒送中国留学；又在文臣中行月课法，命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上诗三篇，赋一篇。穆宗时，有“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第一个创立私学；随后又有不少儒学者效法。朝鲜的汉文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普及。12世纪
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他的《三国史记》的编纂;13世纪僧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问世。两部书中运用文学笔法撰写的人物传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显示了高丽散文的成就。这时期文学的主流是汉文诗歌。11世纪出现了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舆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以清新的风格、浓厚的抒情色彩，开一代诗风。12世纪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形成长期的武臣专政。文人遭到残酷镇压，有的被杀，有的遭流放，有的遁迹山林。他们和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组织一些文人小团体，通过创作发泄心中的愤怨。同时，由于有了广泛接触现实生活的机会，看到了民间的疾苦，所以和前一时期相比,不仅作品的题材范围扩大,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遁世的隐逸思想开始抬头，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田园诗歌。李仁老、林椿等“海左七贤派”诗人，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文**流。著名诗人李奎报对贫苦无告的农民充满了同情，对残害百姓的富豪、酷吏、贪官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贫富的不均、外敌的入侵，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他写京城权势之家，财宝山积，在农民“饥仆不自救”的时候，竟用珠玉般的白米饲马喂狗，指出这是“假人手上劳，妄谓能自富”（《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而一些咏史、咏物和抒怀之作，也无不有所指而发。李奎报的创作为朝鲜现实主义诗歌奠定了基础。程朱理学传入
高丽末期，中国程朱理学传入朝鲜。文坛的中心人物李齐贤、李谷、李穑等对程朱理学均有很深的造诣。李齐贤是和李奎报齐名的诗人，二人被认为是高丽文学的双璧。他在中国住了26年，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并创作了一些在朝鲜绝少有人措手的词和乐府诗。他同情善良，指斥不义，在不少借古喻今、感事抒怀的作品里，饱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李谷也是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他的长诗《橡栗歌》描绘了农村一幅悲惨景象，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诗人，还有崔瀣、郑枢、李崇仁、元天锡等。郑枢原是谏官，因直言犯上被贬。他的诗大胆抨击时弊，暴露黑暗；其七言诗《蛙夜鸣》和五言诗《污吏》，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高丽末叶社会的真实写照。稗说文学
在朝鲜古典文学中，稗说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它始于高丽，盛于李朝。从12世纪起，先后有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的《补闲集》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出现。这一体裁，有类于中国的笔记文学，史话、诗文评论、人物轶事、民间传说等内容，莫不包罗其中。带头创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他们打破风靡一时的骈体文的束缚，在散文领域开拓出一个新的境地。至李朝，这一体裁得到发展，促进了小说的产生。李朝时期的文学 14世纪
14世纪李朝开国，实行“斥佛尊儒”政策，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这不能不对李朝一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统的道学家们睥睨词章之学，对新兴的小说尤为深恶痛绝。18世纪的一次所谓“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便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禁止小说的创作和流传。李朝文学可以说是在和道学家的激烈斗争中向前发展的。1444年朝鲜文字的创制，是社会生活和文化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为朝鲜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阶级长期对文化的垄断。首先是国语诗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至此已成为普遍的诗歌形式之一。有以孟思诚、周世鹏、李为代表的粉饰太平、宣扬人伦世教的“道学诗歌”和“江湖诗歌”，也有以金宗瑞、南怡为代表的爱国时调和黄真伊等平民、妇女反映世俗人情、男女爱情的作品。尹善道以其时调形式的完美和内容的丰富而成为这一体裁的代表作家。18世纪时调开始普及到庶民阶层。金天泽、金寿长领导的“敬亭山歌坛”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歌辞体诗歌是李朝时代的首创,在音律、格式上都更为自由,没有长短、行数的限制；抒情、叙事均能运用自如。郑澈、朴仁老两人的创作成就，为这一体裁赢得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郑澈的歌辞以描写山河的壮丽和感情的真切取胜，朴仁老则用来歌颂反侵略战争，扩大了它的表现领域。后来的“纪行歌辞”和“闺房歌辞”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李朝的汉诗已不能独步诗坛。但是，文人中写汉诗的仍属多数，其成就也超越了前代。随着李朝政权的巩固和新贵族集团的形成，土地兼并之风又烈，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燕山君、光海君的暴政，1592年壬辰和1636年丙子两次大规模外敌入侵，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文人也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连续不断的“士祸、党争”几乎把他们都卷了进去。政治的黑暗，战争的破坏,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决定了李朝汉诗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第一批有成就的诗人，以李石亨、徐居正、姜希孟、成侃、金时习、南孝温以及被称为“海东江西派”的朴、李荇、申光汉等为代表。他们一反前期的郑道传、权近、卞季良歌功颂德派的诗风，把权贵势力的骄奢淫逸、富人的贪得无厌、下层人民惨遭迫害的痛苦，摄入作品之中，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徐居正的《老牛叹》、李石亨的《呼耶歌》、李荇的《记事》和成侃的一些诗，描绘出李朝社会民生凋敝的一幅幅凄惨的画面。成侃的爱情诗，姜希孟的田园诗，也很有特色。16世纪中叶
16世纪中叶以后，兴起学唐诗风，白光勋、崔庆昌、李达倡导最力，时号“三唐诗人”。由于身世际遇的不佳，他们的作品都流露着明显的不满现实的倾向。被称为“四大家”的申钦、李廷龟、张维、李植，基本上也是推重唐诗的，都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的较好的作品。李植力倡诗歌的醇正之风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他们主要以文章出名。诗歌创作成就突出的还有崔、车天辂、柳梦寅、鱼无迹、权等人。权是李朝的重要诗人,一生不与统治者妥协,终因写诗讥讽当权者而遭杀害。在这个时期，爱国主义诗歌放射出了异彩。李舜臣的 《闲山岛》、西山大师的《过王将军墓》、李安纳的《从军行》，表现了爱国将士的壮志凌云的气概。女诗人李玉峰以及郑澈、赵宪、林悌、朴仁老、金德龄、郭再、金尚宪等都写出了一些爱国的汉诗。实学派思想
18世纪实学派思想的盛行，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一次接近于近代思想的启蒙运动。实学派代表作家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挑战,反对空谈性理,提倡“利用厚生”的学问，主张实行强国富民的社会改革。在文学上,反对模仿和形式主义,鄙薄“拟摹仿象”的作品，要求创新。朴趾源和丁若镛是实学派文学的两个高峰。朴趾源以辛辣讽刺的笔法揭露种种腐败现象和弊端的汉文小说，丁若镛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农民苦难的汉诗，不论是揭露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批判的尖锐性，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继承实学派文学传统的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洪良浩、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
九、李家焕、李学逵、申纬、金正喜等一批名重一时的作家。洪良浩的诗《流民怨》，反映了由天灾、官租和统治阶级奢侈享受所造成的人民无衣无食、流离失所的惨状，很有代表性。小说
小说这一体裁,至15世纪才出现,是从以成的《慵斋丛话》为代表的大量涌现的稗说文学的基础发展而来的，也有中国小说的影响。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和爱国精神的高涨，是促使小说繁荣的的社会原因。金时习用汉文创作的《金鳌新话》是小说体裁的嚆矢。几十年以后，有林悌的寓言小说《鼠狱说》、《花史》等问世。不久，又出现了许筠的国语小说《洪吉童传》。后三部小说都取材社会生活。《洪吉童传》不但更具备小说的特点，而且是一部直接描写人民反抗的作品。据说许筠在写作之前熟读过中国小说《水浒》。爱国主义的小说也已出现。反映壬辰战争的《壬辰录》和反映丙子战争的《朴氏夫人传》、《林庆业传》，塑造了一系列抗击外敌的、爱国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流传着《天君衍义》、《忠孝录》和《彰善感义录》之类的炫耀荣华富贵、进行封建伦理说教的作品。金万重是朝鲜最著名的小说家，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前者写贵族家庭的冲突，影射宫廷内部的黑暗和倾轧，有一定的暴露意义；后者的爱情描写，虽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反封建倾向，但是也表现了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欣赏态度，作品还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消极虚无思想。金万重的杰出贡献，主要在于他坚持用国语写作，并将中世纪的长篇小说形式发展到成熟阶段。繁盛期
18世纪是朝鲜小说文学的繁盛期，而属于个人的创作却少了起来。著名的三大传《兴夫传》、《沈清传》、《春香传》以及《兔子传》、《孔菊与潘菊》、《蔷花红莲传》等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长期流传而逐渐加工、润色成书的。描写普通平民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爱憎和理想，成为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春香传》是朝鲜文学史上的名著，书中所歌颂的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是通过反对封建门第、身份观念和残暴势力的淫虐表现出来的，也就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春香这一艺术形象，已成为美丽、贞节的象征，为朝鲜家喻户晓。李朝末期,小说继续繁荣不衰,多数是写爱情的所谓“艳情小说”。佚名作品《彩凤感别曲》通过一对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揭露了李朝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官吏卖官鬻爵的丑恶行为。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初步摆脱了中世纪小说的框框，接近近代的新小说。朝鲜现代文学 文化启蒙运动
以1876年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为起点,朝鲜封建的自然经济逐渐为外来资本主义所破坏,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前后，民族自主精神空前高涨。到处爆发内反压迫、外抗侵略的义兵斗争，包括教育运动、国文运动在内的以“内修外学”为口号的文化启蒙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在文学方面，新剧运动、歌咏运动和新小说的兴起，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地统治和民族同化政策。1919年爆发了全民性的“3.1”反日运动。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广泛兴起。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变换统治手法，由“武断统治”改为“文化统治”。在此之前不久，已有崔南善创办的《少年》、《青春》杂志，发表他本人和李光洙的新体诗和现代小说。三大流派
1919年以后，出现了“创造”、“废墟”、“白潮”三大流派，把西方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引进朝鲜，提倡“纯文学”。“文学不是说教，文学永远是艺术，这里没有伦理，没有道德，只有对美之追求。”这段话可以代表三派的共同文学观。充满在他们作品中的是颓废、感伤和幻灭情绪。金东仁、廉想涉、朱耀翰、吴相淳是这批作家的代表。20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他们以李光洙、金东仁为首,形成激烈的反对派。无产阶级文学
1923年,以“焰群社”为代表的新倾向派文学首先举起革命文学旗帜,震动了文坛,赢得了广大读者。他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贫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不仅写他们呻吟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而且反映他们强烈的反抗精神。崔曙海的《出走记》、《饥饿与杀戮》最能代表新倾向派文学的特点。从新倾向派到1925年“卡普”（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卡普文学
1927年，“卡普”进行了一次整顿，制定了新纲领,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宣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赵明熙的小说《洛东江》，李箕永的小说《元甫》、《造纸厂村》和《故乡》，宋影的剧本《拒绝一切会面》以及李北鸣、严兴燮、尹基鼎的小说和李相和、朴世永、金昌述、柳完熙等的诗歌，已经与前期新倾向派文学单纯表现个人反抗的作品不同，开始描写工人、农民的有组织的斗争和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出现了深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者的形象。日本统治当局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实行严厉镇压，1931年和1934年对“卡普”作家进行两次大逮捕，并于1935年强迫加以解散。但“卡普”文学活动遍及全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连极端反对革命文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卡普文学”支配了从1925至1935年的文坛。在革命文学阵营里,还有一批进步作家,如著名小说家罗稻香、姜敬爱和诗人金素月，都在他们的创作里留下时代的足迹。从30年代后期起，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朝鲜的统治，革命作家已不能公开活动。李光洙、金东焕、金亿、朱耀翰等人，组织“文人报国会”，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并和崔载瑞等一起提倡“国民文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种族灭绝政策的“内鲜一体”（即日鲜一体）、“皇民化”口号在文学上的反映。解放运动
30年代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发展，朝鲜革命从此走上胜利的道路。革命文艺活动在武装斗争中非常活跃，最为普及的是革命歌谣。《思乡歌》、《反日歌》、《决战歌》、《勇进歌》、《列宁诞生歌》、《饿民斗争歌》、《妇女解放歌》、《不平等歌》等，歌颂武装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金日成参加和指导创作的《血海》、《卖花姑娘》、《一个自卫队员的遭遇》、《城隍庙》、《庆祝大会》等剧本，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革命觉醒，表现了他们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过程。这样的内容和塑造的革命者的形象，在朝鲜文学中是崭新的。建设新文学
1945年8月15日朝鲜北半部获得解放,朝鲜文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46年 3月成立了北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任务。同年，金日成指出了“文学艺术应当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以后的各个时期，朝鲜劳动党都为文艺工作制订了方针和政策，并领导了解放初期对散布忧伤厌世情绪、歪曲现实的诗集 《凝香》、《艺术社团》的批判和以后对林和、金南天、李泰俊等人的批判。李箕永、宋影、朴世永、尹基鼎、严兴燮、李北鸣等“卡普”时期的老作家，作为文艺队伍中的骨干力量继续从事创作，同时涌现出更多的中、青年作家。革命志士、工人、农民、人民军战士和先进知识分子，成为作家主要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在反对美国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中，文艺工作者走上前线，一面战斗一面写作。赵基天、金史良、李东奎等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为保卫国家献出了生命。新作品频出
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家队伍更加扩大，作品的数量更多，描写的题材范围更广，古典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工作也系统地开展起来。解放后30多年来，朝鲜文学不断繁荣、发展。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的长诗《白头山》,朴世永的长诗《密林的历史》,石润基的长篇小说《茂盛的向日葵》；描写土地改革的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千世峰的《大河奔流》;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赵基天的诗《朝鲜在战斗》；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千里马运动的李北鸣的短篇小说《劳动一家》，金炳勋的短篇小说《旅伴》,权正雄的短篇小说《百日红》,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李根荣的长篇小说《第一次收获》,河正喜的长篇小说《白杨树》,边熙根的长篇小说《地下的星星》,赵白岭的剧本《红色宣传员》;描写南朝鲜人民斗争的赵基天的组诗《战斗的丽水》，李贞淑的长篇小说《斗争之歌》，金玄九的长篇小说《燃烧的港口》；描写近代历史题材的宋影的剧本《江华岛》，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图们江》，朴泰远的长篇小说《甲午农民战争》等。此外，小说家尹时哲、李尚铉、金北乡、金在奎、俞恒林、金英锡、严端雄，诗人赵碧岩、金朝奎、李灿、韩鸣泉、郑曙村、金雨哲、金学渊、赵灵出、安龙湾、郑文乡、崔荣化、白仁俊、吴永载、金舜石，剧作家韩泰泉、韩成、朴灵宝、李钟淳、李东春，儿童文学家李园友、姜孝淳等，都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4.15创作团
近几年来，朝鲜作家同盟组成“4.15创作团”，创作反映金日成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出版了丛书《不朽的历史》中的《1932年》、《艰苦的行军》、《白头山麓》、《图们江畔》等长篇小说；属于这类题材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万景台》、《千里迢迢去学习》、《黎明的鸭绿江》。创作团还组织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作曲家等从事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创作的一些著名作品的改编工作。《血海》、《卖花姑娘》、《一个自卫队员的遭遇》已经改编成电影、歌剧、长篇小说，话剧《城隍庙》又重新编排上演。在创作思想方面，朝鲜劳动党提出“共产主义人学”和“种子”理论，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指导原则。
朝鲜全国性的作家组织，是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属下的朝鲜作家同盟，负责组织作家学习、体验生活和创作作品的出版和发表,除有专业性的朝鲜文艺出版社外，还有金星青年出版社和文艺刊物 《朝鲜文学》、《青年文学》、《诗文学》、《剧文学》、《电影文学》、《朝鲜艺术》和《文学研究》等。韩国文学 基本概述
按照年代划分，韩国文学可分为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韩国的古典文学是在以韩国人民传统的民间信仰为背景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也受到了道教、儒教和佛教的影响，其中以佛教影响最大，其次则是朝鲜时代儒教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韩国的现代文学则是在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与西方文化接触而发展起来的。从西方传入韩国的不仅有基督教思想，而且还有众多的艺术潮流和影响。随着“新教育”和“国语与文学运动”的发展，过去一向代表统治阶级文化的汉文书写系统便失去了它以往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作用。形式内容
新罗的“乡歌”标志着韩国文学中一种独特诗歌体裁的兴起。“乡歌”是以汉字的音和义记录的韩语诗歌，保存于《三国遗事》一书中的此种诗歌共有14首。
高丽时期文学的特征是更多地使用汉字、“乡歌”的消失，以及“高丽歌谣”的出现并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一直流传至朝鲜时期。
朝鲜时代早期创建的韩文字母是韩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乐章，例如《龙飞御天歌》，均用韩文字母记录。
“时调”是朝鲜时代诗歌的代表。“时调”的诗歌形式确立于高丽后期，但在朝鲜时代以宋代理学为主导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进一步繁荣昌盛。朝鲜时代另一种诗歌形式是“歌辞”。“歌辞”不限于抒发个人的情感，还常常包含警世劝善的内容。
韩国最初的古典小说是金时习用汉字写的《金鳌新话》和许筠用韩文字母写的《洪吉童传》。
随着时间的推移，韩文字母的应用日益广泛，促进了韩国语言、文学的成长和发展。
韩国的现代文学是在朝鲜王朝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西方新思想的传入的背景下形成的。作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形式，“唱歌”（新体歌）和“新体诗”被誉为新的诗歌形式。
朝鲜族文学史 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篇三
英美文学新古典主义时期
18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安定，文学上崇尚新古典主义，其代表者是诗人蒲柏。他运用英雄偶句体极为纯熟，擅长写讽刺诗，但以发泄私怨居多。表现出启蒙主义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家，他们推进了散文艺术，还开拓了两个文学新领域，即期刊随笔和现实主义小说。
期刊文学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而兴起。斯梯尔与艾迪生两人有首创之功。前者创办《闲谈者》报(1709～1711)，后者继出《旁观者》报(1711～1712)，将街谈巷议和俱乐部里的风趣幽默写上了期刊。艾迪生的文笔尤见典雅。后来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斯等名家都曾主编期刊或为期刊撰稿，可见此风之盛。由于他们的努力，英国式的随笔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题材更广泛，文笔也更灵活。更具英国特色而又对欧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散文小说。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摩尔•弗兰德斯》(1722)等书把水手和女仆当做英雄人物来介绍，细节写得十分逼真，虽然书的结构松散，作者却有娓娓动听的说故事的本领，使读者始终保持兴趣。他的文字口语化，善于绘声绘形，而又迅捷有力。这些特点，加上笛福对英国城乡诸色人等的深刻了解，使他奠定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1726）是以讽刺朝政、表现人类的丑恶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胜。他把现实细节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英国小说所需要的。世纪中叶，理查逊用书信体小说细致地描写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内心,以《克拉丽莎》(1747～1748)等大部头小说感动了一整代英国和西欧的读者，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称之为伟大创造力的表现。但在菲尔丁的眼里，理查逊只是市侩哲学的代表，于是他起而用仿作去讽刺之，其结果却掌握了写小说的艺术，于是有了他自己的创作，其中最受称道的是《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1749)，它的人物、风景、场面都是典型的英国式的。作者歌颂真诚、热心、忠实而又不受传统束缚的青年男女，全书有一种爽朗、清新的空气，而又结构完整，把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时及稍后还有斯摩莱特、哥尔德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小说，或扩充了题材，或实验了新写法，都有建树，因此虽然世纪末出现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说”，但是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英国小说中的主流，继续向前发展。菲尔丁的作品《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插图 出色的散文还见于其他文学品种。约翰逊的《诗人传》(1779～1781)是传记和文论的卓越结合，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1791)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境界，伯克的《论美洲的赋税》（1774）展示了政治讲演术的力量，罗吉《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典丽的文笔成为全欧钦仰的史学杰作。
然而散文之势虽盛，诗歌并未沉寂，不仅有世纪初的蒲柏和汤姆逊在创作，就是一些散文名家，如斯威夫特、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也善于写诗。等到世纪后半叶，感伤主义抬头，诗歌也复振，出现了扬格的《夜思》(1742～1745)和格雷的《墓园挽歌》(1750)等佳作，反映了英国许多人在产业革命加紧进行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彷徨。珀西编的《英诗辑古》(1765)引起了对古民歌的爱好，于是仿作者有之，伪造者有之，形成一种对中世纪神往的风气。这时从经济不甚发达的苏格兰传来了农民诗人彭斯的声音,他既是旧民歌的整理者,又是新诗篇的创造者，而吟唱的内容则是爱情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后者正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结晶，在80年代之末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对这次革命的迎或拒，同情或反对，使英国散文作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但大多数诗人却在革命初起的“黎明”时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浪漫主义诗歌。
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大诗人是布莱克。这个靠镌版谋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国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但又反对它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所写的诗也大异于18世纪的优雅含蓄,而着重想象力和神启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写得纯真，《经验之歌》(1794)写得沉痛；后来诗风一变，转而写作篇幅巨大的长诗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独特的象征和神话系统。
大学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却经历了另一种变化，即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后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一理论有足够的实践作为支持。华兹华斯的小诗清新,长诗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诗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创用韵文来写自传式的“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开了一代新风。柯尔律治另有特长。他的《古舟子咏》(1798)借用了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赎罪的问题；他的短诗《忽必烈□》(1816)发掘了诗的音乐美和人心的联想作用；他的理论著作《文学传记》(1817)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点，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尤其是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他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敏锐的理论家之一。
然而这两人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相继熄灭了，另一代诗人在1815年左右起来，把浪漫主义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拜伦、雪莱、济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拜伦是出于对暴政的反感,雪莱是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济慈是由于憎恨这个使“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如鬼”的残酷世界。在艺术上,他们都有重大的创新。拜伦在他的杰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欧洲旧传说，把主人公从纨□子弟转变成热血青年,让他两度横越欧陆,通过他的眼睛见证了又评论了广阔的欧洲现实，而作者在本诗里对于口语体的运用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伦诗如其人，始终为自由而斗争，产生了超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鼓舞了当时和后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诗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着美，然而这却只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
这一时期诗歌还有司各特、克莱普、莫尔、坎贝尔、胡德等人的作品,总的成就是惊人的。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去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第一流诗人，创作了这样大量的为后世所珍视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义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兹里特和兰姆，前者的《时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论；后者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以其风趣、典雅得到了英国和世界无数读者的欣赏。此外还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对话》(1824～1848)的作者兰道尔,都讲究风格,喜作“美文”。德•昆西还运用词句的音韵，试图在散文中造成诗的效果。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贝特所写的《骑马乡行记》(1830)，结合对民生疾苦的观察和美好山水的感兴，表明朴实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发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见于小说。原来以写诗出名的司各特从1814年起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用雄迈的文笔再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民起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近代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建立，展示了历史的进程，刻划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小说部门，而且对英、法、德、意、俄、美等国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样有影响的，特别在英语国家的读者当中，是女作家奥斯丁。她一共写了6部小说,都以乡下绅士家女儿的婚姻为主题，用笔细腻而略带嘲讽，写出了真爱情的可贵，伪善的可笑，创造了一类有见地、有个性的新的青年妇女典型，而小说结构匀称，组织紧密 《傲慢与偏见》(1813)与《爱玛》(1815)尤为精心之作。小说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在政界和舆论界，围绕谷物法和“英国现状”问题展开了时间更长的论争。论争锻炼了散文。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散文文学成果累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1837）和《过去和现在》(1843)、麦考莱的《英国史》（1849～1861）、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论自由》(1859)等便是明证。读者层也在急剧扩大；不少新刊物问世，开始了逐期连载长篇作品的作法。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小说作者更加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了《匹克威克外传》(1837)，使人们感染到他的乐观主义；而不过两年，他就在《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里写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进入4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着而来的《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与《小杜丽》（1857）则更见阴郁；《双城记》(1859)强烈地谴责了法国贵族的残酷，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动的戒惧；60年代的《远大前程》（1861）写的是前程渺茫，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他后期小说的特点，表示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然而他最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他一贯保持的优点，即真实的细节与诗意的气氛的结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结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结合。这些结合,加上他对于语言的莎士比亚式的运用，使狄更斯的小说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以其艺术上的创新对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同样关心社会问题但在范围与写法上不同于狄更斯的还有一大批别的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长远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笔法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贪婪和欺诈，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则发扬了英国历史小说的优良传统。1847至1848年间是英国小说的“奇迹年”：除了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萨克雷的《名利场》外，还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更多女作家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她们各有特长：盖斯凯尔夫人用同情的笔调写工人斗争；勃朗特姊妹一个把倔强、有个性的家庭女教师放在小说的中心，让她对有钱的小姐们发出抗议的声音；另一个则用炽热的情感写爱与恨的故事，以荒凉的约克郡的野地为背景，情节中充满40年代特有的严厉性。稍后，另一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写了一系列剖析伦理问题的小说，其中充满田野景色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是一动人的悲剧，而她的晚年作品《米德尔马奇》(1871～1872)则又以缺乏爱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为中心，细致、深入地描写了一整个小市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这一时期里还有迪斯雷利写贫富对立的两个英国的社会小说，里德和金斯利写为社会改革服务的揭露小说，特罗洛普写小镇故事和以内阁和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小说，科林斯写对狄更斯也产生了影响的侦探小说，都留下了出色作品。进入19世纪的后30年，英国小说依然活力不衰，题材范围继续扩大。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1879)细致地分析了英国绅士在婚姻问题上的虚妄的自信，而他的《维托利亚》(1867)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又描绘了一类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劳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里写相信“异议派”教义的手工业者，勃特勒在《众生之路》(1903)里写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冰冷无爱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梦见约翰•保尔》(1888)里怀念举行1381年起义的壮士。
英美文学超现实主义时期
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现代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出现的一个文学艺术流派，它的追随者遍及美国、比利时、瑞士、德国、南斯拉夫、希腊、美国、墨西哥、巴西、日本及非洲。
超现实主义是从达达主义发展而来的。达达主义由特里斯唐·查拉于1916年在瑞士的苏黎世创立。“达达”一词是全无意义的。它实际上是主张推翻一切传统的写作技巧，完全打乱人的思维表达方式，企图以毫无意义的文字堆积取得惊人的效果。达达主义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成功的创作，只存在了短短的几年。超现实主义一词最先是在阿波利奈德一个剧本序（1917）中提出的：“人当初企图模仿行走，所创造的车轮子却不象一条腿。这样，人就在不知不觉中创造出超现实主义。”
1919年，安德烈.布勒东和保尔·艾吕雅、路易.阿拉贡等创办了《文学》杂志，进行了超想实主义的实验。1924年法国作家布勒等人在巴黎创立“超现实主义研究室”，并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创办《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宣布了这一流派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观点。他们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哲学基础，否定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基本创作规律，鼓吹超越现实，超越理智，用“自然写作”的方法（即不受理性、道德准则制约的写作法）来表现思想的真实活动。他们相信梦幻的下意识比事实更能表现出精神深处的真实，因此提出要挖掘久受压抑的下意识世界，使之居于主宰的地位。超现实主义作品大多杂乱无章，荒谬混乱，有的甚至用晦涩难懂的符号来代替文字，反映了当时欧洲青年一代苦闷彷徨和找不到出路的狂乱不安的精神状态，除布勒东外，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还有法国的艾吕雅和阿拉贡、英国的托玛斯等人。
至1930年为止的整整十年，是超现实主义的兴盛时期。随后，超现实主义的阵营产生了分裂，阿拉贡和艾吕雅先后退出。
在理论上，超现实主义提出了一套文学主张。它的理论依据来自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和关于梦的阐释。超现实主义认为，文学艺术要在人的复杂性后面发现它的统一；现实的表面不足于反映实现本身；超于现实之上存在着“某种组合形式”，这种形式能达到事物的本质。这种形式之一是潜意识，另一种就是梦。潜意识，反映了人的灵魂和世界的内在秘密；表达了潜意识，才能达到人对自己的完全意识，才能解释现实世界的动因。梦，把人秘而不宣的东西完全剥露出来，既显示了过去和现在，也预知着未来。
超现实主义者极端强调人的内在意识的重要性反映了他们对外在世界的一种厌倦情绪。他们自我标榜是“精神的反叛者”，并要以他们的作品去实现这场“血腥的革命”。否定西方文明，中止人们的现存关系。所以，他们的言论既有不满现实的一面，又深深打上了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烙印。
超现实主义在艺术上还提出要注意幽默的手法，认为有了幽默表明作家不向社会偏见屈服，这种手法是“绝望的面具”。因此，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具有对一切事物采取笑谑态度的特点，被称为“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还提出追求“神奇”、“奇特”的艺术效果，他们的创作寓于各种不同的令人预料不到的形象比喻，故他们的作品都有意象丰富新颖的特色。但在很多场合下，由于比喻过于庞杂，想象过于离奇，又往往导致怪诞、晦涩和不可理解。最后，超现实主义主张自动地“记录思想，摒弃理智的一切控制，排除一切美学和道德的考虑”，为此，采用了一种“自动写作法”，既把梦幻和一刹那间的潜意识记录下来，而不考虑文学之间的联系和美学效果。但超现实主义的这种尝试并没有取得“解放诗歌”的预期效果，反而使他们的大多数作品不可卒读。
超现实主义存在的时间较长，这个流派颇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不少的现代派都受其理论影响并加以发展。
英美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
后现代主义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于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高潮。无论在文艺思想还是在创作技巧上，後现代主义文学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主流学术界曾经不区分“现代”和“後现代”两个概念，但由于二战之後文学发展的特征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现代主义”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将後现代主义文学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学思潮，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并举。
朝鲜族文学史 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篇四
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
金日成（1950.6.26.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70.11.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80.10.-1994.7.8.逝世）
金正日（2010.9.28.-2011.12.17.逝世）
2010.9.28.，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44年来的首次党代表会议）：选举金正日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崔 贤上将（内阁递信相，1968.12.—1970.11.-1972.12.民族保卫相）吴振宇大将（民族保卫第1副相兼人民军总参谋长，1970.11.-1980.10.）吴白龙大将（民族保卫省副相，1970.11.-1980.10.）
金正恩大将（2010.9.28.-）
李英浩大将（总参谋长，2010.9.28.-）
2009年2月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大将。2010年9月27日朝鲜国防委员会第07号决定李英浩被授予朝鲜人民军次帅。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金日成（内阁首相、人民军司令官，1950.6.26.-1953.）
朴宪永（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1950.6.26.-）
洪命熹（内阁副首相，1950.6.26.-）
金
策上将→1950.大将（内阁副首相兼产业相、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1950.6.26.-1951.1.30.逝世）
崔庸健上将→大将→1953.2.次帅（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人民军副总司令官，1950.6.26.-）
朴一禹大将→1953次帅（内阁内务相，1950.6.26-）
郑准泽（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1950.6.26.-）
金
一（民族保卫省副相、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1953.8.-）
金正日→1992.4.20.元帅（1980.10.14.-2010.9.28.-2011.12.17.逝世）
吴振宇大将→1985.4.次帅→1992.4.20.元帅（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兼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1980.10.14.-1995.02.25逝世）
崔 贤→1956.6.大将（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1980.10.14.-1982.4.9.逝世）
吴白龙→1969.大将（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工农赤卫队总司令，1980.10.14.-1984.4.6.逝世）
全文燮上将→1987.4.大将（党中央护卫司令部司令，1980.10.14.-1998.12.29逝世）
吴克烈→1979.9.大将（总参谋长，1980.10.14.-1988.3.11.免职）
白鹤林上将→1985.10.大将→1992.4.20.次帅（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1980.10.14.-2006.10.5.逝世）
金铁万上将→1985.大将（1980.10.14.-2010.9.28.）
金江焕中将→1995上将（副总参谋长，1980.10.14.-1986.12.29.免职）
太炳烈上将→1992.4.23.大将（1980.10.14.-1997.2.4.逝世）
李乙雪上将→1985.4.大将→1992.4.20.次帅→1995.10.元帅（第5集团军司令官，1980.10.14.-1990.5.-2010.9.28.）
朱道日上将→1985.4.大将→1992.4.20.次帅（第3军团军团长，1980.10.14.-1994.7.5.逝世）
李斗益上将→1985.4.大将→1992.4.20.次帅（第4军团军团长，1980.10.14.-2002.3.13.逝世）
赵明禄中将→1985.4.上将→1992.4.大将→1995.10.8.次帅（空军司令，1980.10.14.-2010.9.28.）
金一哲少将→1982.6.中将→1985.5.上将→1992.4.大将→1997.4.次帅（海军副司令官，1980.10.14.-2010.5.11.免职）
崔相旭少将（又译崔尚煜）→1980.中将→1997.4.上将→大将（人民军炮兵司令，1980.10.-）
李奉远→1992.4.大将（总政治局第1副局长，1980.10.14.-1997.9.枪毙）
吴龙方中将→1987.上将→1994.7.大将（人民武力部政治安全局局长，1980.10.14.-2000.6.6.逝世）
李河日（李夏一）→1992.4.大将→1995.10.8.次帅（1982.3.-1992.1.-2010.9.28.）
金斗南上将→1985.4.大将（党中央军事部部长，1983.01.-2009.3.11.逝世）
崔
光→1995.10.元帅（总参谋长，1988.02.-1997.2.21.逝世）
金益铉大将→1994.4.次帅（劳动党中央民防部部长，1991.11.-2009.1.15.逝世）
金明国→1995.大将（平壤防卫司令部司令，1995.2.-2010.9.28.-）金光镇→1992.4.20.次帅（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1995.3.-1997.2.27.逝世）
金奉律→1992.4.20.次帅（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1995.3.-1995.7.19逝世）
金永春→1992.4.大将→1995.10.次帅（第6军团军团长，1995.3.-2010.9.28.-）
朴基瑞→1992.4.大将→1997.4.次帅（第820装甲军团军团长，1995.3.-2010.1.4逝世）
李勇哲（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1996.12.-2010.4.26逝世）
金正恩大将（1983年生，2010.9.28.-）
李英浩次帅（1942年生，人民军总参谋长，2010.9.28.-）金正阁大将（1941年生，国防委员会委员、人民军总政治局第1副局长，2010.9.28.-）
金庆玉大将（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2010.9.28.-）金元鸿大将（总政治局副局长，2010.9.28.-）郑明道大将（海军司令，2010.9.28.-）李炳哲大将（空军司令，2010.9.28.-）崔富日大将（副总参谋长，2010.9.28.-）
金英哲上将（总参谋部侦查总局局长，2010.9.28.-）尹正璘大将（人民军护卫司令部司令，2010.9.28.-）
朱奎昌（1928年生，国防委员会委员、劳动党中央军需工业部部长，2010.9.28.-）
崔相黎中将→2010.4.25.上将（崔相骊、崔相率）（导弹指导局局长，2010.9.28.-）
崔京城中将→2010.4.25.上将（崔敬成、崔景成）（第11军团军团长，2010.9.28.-）
禹东测大将（1942年生，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安全保卫部第1副部长，2010.9.28.-）
崔龙海大将（1950年生，崔光元帅之子，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局书记，2010.9.28.-）
张成泽→2012.1.大将（1946年生，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2010.9.28.-）
朝鲜族文学史 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篇五
朝鲜政局突发异样，舆论称朝鲜二三四号人物突防韩国，美日韩三国以突发事件论处。朝鲜怎么了？中国舆论场亦怀各种揣测，笔者认为，这是朝鲜政局的外交“新常态”。
被国际社会视为地缘政治麻烦制造者的朝鲜，总是会主动被被动地引发全球的关注。
近日，朝鲜被舆论场聚焦，不是因为核试验、放卫星和发射火箭；也不是年轻的领导人金正恩对军政高级领导人的清洗。问题出在金正恩一段时间的“消失”上，敏感的韩国媒体对此分析了之前金正恩两腿有疾的视频，认为金正恩健康出了问题。封闭国家的领导人健康问题，是国家秘密，也是让外部媒体引发联想甚至阴谋化的渊薮。所以，网络上就出现了朝鲜出现政变的乌龙消息，也有舆论分析朝鲜白头山血统可能出现中断。
朝鲜也晓得谣言止于公开的道理。9月25日，朝鲜中央电视台主动承认金正恩身体有恙，并且以充满感情的语调盛赞金正恩领导国家的热情。更值一提的是，就在当天朝鲜举行了最高人民会议第二次会议，金正恩没有与会，但朝鲜领导层发生的新变化有些意味深长。朝鲜新的“二号人物”再次发生变化，这次大会让黄炳誓成
为“新二号”，原来的“二号”崔龙海被罢黜。
从李英浩到张成泽，从崔龙海到黄炳誓，一个个被清洗被罢黜，甚至连姑丈张成泽都难逃被杀的命运。这凸显金正恩对于朝鲜政局的把控和权力的操控，并不亚于乃祖乃父。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朝鲜领导人，经过三年的历练，可以说已经基本掌握了朝鲜军政大局。尽管网上对这位领导人不乏恶搞式的冷嘲热讽，但不能不承认，金正恩在朝鲜独特的政治体制下，已经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节奏和权力意志，去布局人事、设计内政和经略外交。
就此意义而言，金正恩的小恙并不意味着这个封闭国家要发生政变，反而折射朝鲜已经完全在金正恩掌控之中。世人各式解读和猜测，还是因为对这个封闭国家的隔膜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小恙中的金正恩也向外界展现了他的“开放”新思维。金正恩派出他的外务相和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遍访中东、北非、东南亚和欧洲国家。
这种密集的外交出访，在金正日时代也不多见，国际社会应该从朝鲜外交中了解到这个国家希望融入世界的信息，哪怕这种“开放”是机会主义的。
人们注意到，朝鲜外务相李洙墉甚至还参加了联大的一般辩论。这是15年来的第一次，而且他还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捎来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并首次对南北关系提出了朝鲜的统一主张“邦联制”。相比朝鲜几十年一贯制地朝鲜主体思想统一南北或以军事威慑南方，朝鲜在联合国的讲台上给南北统一开出了新的和平的“药方”，不管其基于何种目的，这都具有开创性的现实意义。
而且，李洙墉还主动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接触，希望参加克里主持的会议。这也说明，朝鲜主动和美国的外交接触---尽管美国对此予以拒绝。
无论是外务相李洙墉还是负责外交的政治局委员姜锡柱，他们新的外交作为，都是秉承金正恩的意志。所以，世界不能小觑金正恩的改变。
当然，掌控朝鲜大局的金正恩，在外交上的这些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朝鲜外交窘境完全是由其错误的核政策所致---即便是传统友邦中国，也对朝鲜失去了耐心，以至于金正恩尚未实现访华。
弃核才能改善朝鲜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困境，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在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下，朝鲜封闭的政治模式的确属于异类。如何让朝鲜真正融入世界，大权在握的金正恩亟需思考并作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