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农中国频道篇一
在陆地边界上与中国相邻的国家有14个： 东：朝鲜（以鸭绿江和图门江为界河）
北：俄罗斯（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河，同时大兴凯湖是中俄两国的界湖）、蒙古（以贝尔湖为界湖）
西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它与中国关于帕米尔高原的划界也已经结束，原来地图上是虚线的“未定国界”变为实线的“国界”了。）
西：阿富汗、巴基斯坦（通过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1/3的克什米尔地区相接）
西南：印度（锡金为印度的一个邦，称为“锡金邦”，1975年印度派军队进入该国内，几年后宣布其并入印度。中国原来一直不予承认，这也是中印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今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将一张印度地图送给辛格总理，上面就将锡金划入印度了。）、尼泊尔、不丹
南：缅甸、老挝、越南（广西东兴北仑河为界河），同时与越南的关于北部湾划界问题也将解决，中国将撤出几个实际控制的小岛，同时将北部湾北部的海域划回中国。去年报纸上还炒作过，某些的标题吓人的很。
同我国隔海相望的有6个国家： 东为韩国、日本（隔黄海与东海）东南为菲律宾
南为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以上都是以南中国海相隔）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形象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解决三农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公开承认并拥有核武器国家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不公开承认但确认拥有核武器国家:以色列。可能已拥有核武器国家:朝鲜。正积极发展但还未拥有核武器国家:伊朗。
三农中国频道篇二
三农中国
——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权 转变职能的探索与思考
慈利县委常委、江垭镇党委书记 舒洪波
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千百年来的“皇粮国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这项改革给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带来根本变化和实惠的同时，也同时给农村基层政权的执政带来了新的课题。作为具有农村乡镇典型特点的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针对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破解基层政 权执政新难题，镇党委、政府在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及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作法，不断调整完善农村改革的方向和措施，确保全镇农业税取消之后各项工作的平稳过渡、镇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也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政权在新时期的执政基础。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深化机构改革，推进职能转变分流精减人员
江垭镇是张家界市农村最大的建制镇、慈利县第二大乡镇，是由原江垭区公所、江垭镇、江垭乡、龙潭湾乡和熊家庄乡五个区乡镇单位合并而成的，总面积298平方公里，人口4.8万人，辖45个行政村、3个居委会，年国民生产总值近2亿元。2002年前全镇政府机关在编干部职工达120余人，镇直部门31家，省、市、县驻江单位13家。在全县各乡镇中，江垭镇的干部结构老龄老化，部门机构雍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突出，政府部门职能不清、办事效率不高的现象也伴随而生；全镇村干部职数也是超额满员，少则5至6人，多则8至9人，全镇村干部人数达215人，每年仅支付镇村干部的工资补贴就高达150万元。到2002年底，镇财政拖欠外债高达500多万元，这给本来就十分吃紧的乡镇财政来说，无疑是加了一副沉重的枷锁。针对这一严峻的的现状和窘境，镇党委、政府首先从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和人员精减入手，在做好配套改革的“减法”上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措施。
一是严格“三定”方案，进一步巩固机构改革成果。2002年以来，镇党委政府按照省、市、县有关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的精神，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镇政府行政机关在编干部职工由原来的120人减少到42人，清退临时聘请人员11人，为以后进一步推进改革做好了铺垫。2004年以来，镇党委政府积极应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新形势，按照“积极、稳妥、精减、效能”的原则，严格控制新增编制和人员，进一步推进镇村机构改革，进一步裁减冗员，并依据公益性和经营性标准，逐步削减半公益性和经营性事业单位的财政补贴，推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把经营性的事业单位逐步推向市场；在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立足实际，推行宜合则合，宜撤则撤的原则，不强行搞上下对口。目前镇直部门精简合并后为20个，重点将政府及部门的工作职能由过去的“收钱收粮”向为群众服务、为市场服务转变。如镇农科站、种子站、农机站、畜牧站合并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镇广播站、有线电视站合并为江垭广播电视站，镇中心卫生院和慈利县第二人民医院（江垭医院）合并为一家中心卫生院等等，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目前又正在实施镇财政所和镇经管站的工作职能转变合并改革试点（合设镇财经管理所）。同时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不增加编制和人员的基础上，成立了镇旅游产业办。
二是提倡交叉任职，努力精减镇村两级干部职数。镇党委政府在干部任用上，从2004年以来大力提倡政府干部、部门干部、村支两委干部“交叉任职”或“一肩挑”。如选派政府干部向国清、邓扬年分别担任镇经管站站长，民政所所长。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镇村两级可用财力越来越少，村级干部工资报酬难以得到保证。我们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第六届村委会换届为契机，积极稳妥、因村制宜地推行并村撤组、撤村建居、精减村组干部职数、贯彻落实“四个提倡”的配套改革。如合并三叉溪、金鸡等偏远小村，合并丁字街、兴隆街、东河街三个街道为娄江街道居委会；取消大部分的村民小组建制，如有的村将原来的3－5个小组合并为一个片，每片设一名联络员，联络员由村干部或无职党员担任，实行一事一酬。经过换届选举，全镇28个村实行了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76名村干部实行了在村委和支委的交叉任职；同时根据少数村的实际情况，还选派了政府、镇直部门干部进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如选派镇政府干部杜新国、唐珍生、张华清、动检站长赵云双、企业办副主任唐先如等五名干部分别担任白岩峪村、笔架山村、细木坪村、教场坪村、长峪村的党支部书记，既能减少村干部职数、减轻村级负担，同时还能发挥他们较高的政策水平、社交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随着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基本结束，到5月底，全镇行政村和居委会由52个减少到48个，村民小组由500个减少到210个，村干部职数由215人减少到128人。通过改革，在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能有效压缩村级开支，今年全镇仅村干部工资一项就将减负15万余元。
三是鼓励干部外出学习锻炼，大力分流机关富余人员。江垭镇政府目前共有在编在职干部职工47人，过去就存在一定的人浮于事的问题，农业税取消之后，干部干什么，还需不需要这么多乡镇干部，今年镇党委政府有意识的组织了一次大讨论。为此镇党委政府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精神，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大力推行干部外出学习锻炼制度，即鼓励机关干部外出学习锻炼，保留其编制、人事关系和基本工资，外出协议一年一签，一年后可回原职工作，也可继续在外学习锻炼或工作。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和细致的思想动员，在全镇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干部职工都积极主动要求离岗学习，外出锻炼增长才干。到目前，全镇已有5人自愿外出并签订了协议，而且这5人也都已在广东沿海各省市找到了发挥才能的工作岗位，发展前景看好。其中镇政府办公室干部唐汇季同志已在深圳一家外企担任部门经理，月薪4000元以上。此举一方面分流了部分富余人员，同时也能增强外出干部的综合素质，更激活了乡镇干部的择业创业观。
二、积极培植财源，切实增强乡镇财政支撑能力
实施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精简人员”只能治标，治本还得靠发展。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给乡镇财政带来的收支矛盾和财政压力更加突出。以江垭镇为例，仅镇政府本级开支除县财政统筹拨付的人头工资外，全镇120多人一年的自筹工资、办公费、公务费及接待费等缺口资金至少在200万元以上，还不包括偿还历史老帐。所以，镇党委政府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镇、富民强镇的第一要务，围绕增强乡镇财政支撑能力，重点壮大传统财源，积极培植新兴财源，确立了围绕旅游带动战略、抢抓湘西开发机遇，加快旅游产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三化”进程，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突出招商引资和项目带动，把江垭建成张家界东线旅游核心区的战略思路，在做好配套改革的“加法”上大作文章。
一是依托本地资源突出抓好传统骨干财源建设。乡镇财源的主体过去主要是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其它地税的少部分分成。农业税取消之后，受益最大的是农民群众，在国家转移支付配套到位之前，受损最大的还是乡镇政府。所以必须及时调整财政工作思路。今年镇党委政府围绕烤烟、水果、牲猪、渔业、蔬菜五大农业支柱产业突出抓骨干财源建设。2004年全镇仅有15个村种植烤烟，烤烟面积3400亩，收购7000担，全镇烟农收入500万元，镇本级财政实现烟叶特产税35万元。由于烤烟特产税目前已经成了乡镇的主体税种，所以镇党委政府高度统一思想，把烤烟生产作为乡镇财源的第一支柱来抓，作为“书记工程”来抓，今年下大气力发展28个村182个组1026户栽种烤烟，落实烤烟大田种植面积5034亩，比上年增长1694亩，增幅达51%，占全县增长面积的45%，计划收购烟叶过万担，预计能实现烤烟特产税50万元以上，仅此一项，就能填补镇本级财政缺口的四分之一。镇党委政府还确定了中长期烤烟发展目标，力争在三年内发展烤烟面积过万亩，收购烟叶2万担，创镇本级财政税收过100万元，把江垭建成全市最大的烤烟生产基地，实现农业大镇向财政强镇的转变。在农业产业化其它项目上，加大对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扶持力度，建立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重点打造2万头牲猪基地、1万亩无公害有机蔬菜基地、8000吨柑桔生产片、2万亩退耕还林、1万亩龙潭湾库区水面养殖等产业化基地，培植江垭银鱼、利民养殖、九溪桔柚等产业品牌，形成市场引企业、企业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格局，以此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传统财源。
二是围绕招商引资突出抓好新兴财源培植。我们认为，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完全可以从过去“收钱收粮”的繁重任务中解脱出来，进而将主要精力转向围绕本地资源广泛进行招商引资、项目开发，政府的主要职能也转向提供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进而发展一方经济，带富一方百姓。
作为张家界东线旅游的核心区、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二级城镇、全省小城镇建设重点镇，江垭镇党委政府充分利用区位、资源优势，抢抓市委市政府加快张家界东线旅游开发和慈利县“旅游带动，工业强县”战略的利好机遇，成立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招商引资工作责任制，编印《江垭投资指南》，制作《投资网页》，按照引入外力、启动内内、增强活力的思路，2004年共引进江垭温泉改造、龙王洞万龙公司一期开发、新东燃气、清李公路、九溪索桥、汇能发电等10个项目，协议资金50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3600万元，同比增长220%，江垭镇也成为2004年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突出贡献单位。招商引资的成效有力促进了全镇旅游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以国家水利风景区、aaaa级景点、“百姓最喜爱的湖南百景”、张家界健康休闲之旅精品旅游线路江垭温泉度假中心、三星级宾馆温泉大酒店、“地心之门”龙王洞、娄水漂流、江垭水库平湖游、九溪古城等为主体的旅游产业已初具规模，2004年共接待中外游客35万人次，创旅游收入4500余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0%和95%，同时吸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2000余人，新增各类宾馆酒店22家，床位800多张。今年以来，江垭的旅游形势更加火热，到5月底已接待中外游客19.5万人次，按照这个趋势，预计今年江垭可以突破50万人次。通过招商引资，借鸡生财，这里面产生的营业税、增值税等地税分成正逐步成为我镇财源的又一支柱。
在城镇化方面也注重招商引资和经营城镇的理念，围绕建成“旅游城镇、生态城镇、绿色城镇”目标，在今年基本完成城镇规划总体修编和评审工作，完善城镇配套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转换城镇经营思路，激活土地市场，带动社会资金投入小城镇建设。2004年争取县政府召开了江垭小城镇建设县长现场办公会，并争取到县政府每年从江垭产生的城镇建设维护税中返还20%（2005年基数17万元）用于镇本级基础建设和镇容环卫的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总投资1800万元的国土资源部6000亩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投资500万元的江垭新汽车站项目也已成功立项并有望今年启动。
在能源工业方面，总投资3.3亿元的关门岩电站也已全面动工，镇党委政府按照工程进度要求全力配合做好重点工程的移民稳定、征地拆迁等稳定和服务工作，若按照工程2006年8月第一台机组发电的进度，以及县政府出台的服务招商引资新增企业税收乡（镇）县两级二八分成的政策，从2006年起，江垭镇本级财政每年仅从关门岩电站的发电税收分成中就将增加30万元以上。这一系列招商引资成效的显现，将立竿见影地缓解乡镇本级财政困难的窘境，新兴财源将成为支撑起江垭镇富民强镇的重要支柱。
三、创新规范管理，理顺管理机制夯实执政基础
管理出生产力，管理出效益，为了应对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管理工作的新形势，更好地运用乡镇党委政府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一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手段，协调组织资源以实现执政目标的最优化，江垭镇党委政府在做好配套改革的“乘除法”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是切实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即管好“人”。乡镇干部在过去大都采取的是松散式、目标化的管理，由于管理方式、干部素质及乡镇待遇不能落实等原因，乡镇干部的管理难免存在一些不到位的情况，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干部管理的空档将进一步拉大。为有效管好这一支乡镇基层干部队伍，镇党委政府推行了“人性化管理”和“目标化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措施。在“人性化”管理方面，借鉴现代管理科学中的梅奥人际关系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注重干部职工的政治、经济待遇，积极培养优秀干部，按政策尽可能保证职工福利待遇。2004年将5名优秀干部推荐到领导岗位，今年又送培2名干部到上级机关抽调和跟班学习；2004年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树立“诚信政府”形象，一次性将政府两台小车拍卖，偿还政府所欠历史外债，兑现干部职工以前未发放的150元生活补贴，并通过严控、硬挤、多方筹资等办法，确保政府120在职及退休干部职工自筹工资的按月发放，积极筹资为干部职工办理医疗保险；改善职工食堂，完善办公条件，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外出考察参观学习，有意识地开展一些报告会、谈心谈话活动，用江垭发展的美好远景激励干部，关心职工及家庭实际困难，为干部创造宽松、融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坚持用感情留人，用事业留人。在“目标化”管理方面，贯彻落实县委九届四次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干部管理、改进干部作风的决议，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先后出台《领导分工负责，干部一岗多责》、《加强干部管理，转变干部作风十条规定》，完善干部考核考评、政治学习、督查通报、财务管理、内务管理、上下班签到等27项制度。同时将各项经济社会工作目标通过“层级管理”方式进行分解，将全镇工作分为“经济发展组、党群内务组、安全稳定组”三个大组，每个组由一名党委副书记任组长，将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捆绑到三个大组；将45个村、3个居委会分为熊家庄片、龙潭湾片、江垭上片、江垭下片四个大片，形成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的领导管片、干部包村、目标分解、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二是规范财经管理，即管好“钱”。镇党委政府坚持民主理财和非赤字理财的思路，严格实行“一支笔”签字，全面推行村帐镇管，强化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按财务制度办事。重点是改革接待制度，抓好“四费”管理和使用。如严格控制招待费支出，对开餐接待实行限额接待，对口陪客，非特殊情况一律在食堂就餐，超标部份由陪客自付；改革电话费、办公费、交通费、差旅费管理，实行基数包干到人，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同时严控消耗性支出，尽量压缩非办公性开支，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保工资、保运转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确保了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三是加强基层组织管理，即管好“组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确实加强对镇村两级基层政权的管理，镇党委政府始终牢牢把握镇党委班子建设和村居两委班子建设这个主题。通过健全和落实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评职述廉等制度，狠抓政务公开和镇村两级财务公开，进一步提高党委和基层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促进了班子整体的团结。同时重点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加强对党员的监督管理，建立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风廉政评议制、离任审计制、责任追究制等。通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三争三建”活动，带领出一支靠得住、能办事、作风正、谋发展、顾大局的干部队伍和各级组织，提高了新形势下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
2005年6月1日（作者系湖南省委党校2004级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单位：湖南省慈利县委 电话：3555384 *** e－mail:shuhb158@
三农中国频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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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中国频道篇四
中国银行金融服务“三农”相关工作情况
近年来，我行充分发挥海内外一体化与多元化优势，围绕主要农业产区与现代农业产业领域展开合作，加大涉农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提升农业业务金融服务水平。
1、根据农村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发展战略，加强对“三农”发展的金融支持
我行高度关注“三农”工作，充分发挥海内外一体化、多元化优势，积极支持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如支持辉山乳业、象屿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提供土地流转项目贷款等支持农业企业规模化经营，支持中粮、双汇集团等农业企业集团完成海外并购，帮助万洲国际和中国圣牧等农业企业完成境外上市等。
同时，我行加大新产品研发，我行针对三农领域已开发较为完整的信贷产品品种，陆续开发出“储粮贷”、“乳业通宝”、“林权通宝”、土地流转贷款等系列产品，总结复制推广金融服务模式，支持现代农业企业良性发展并壮大变强。
2、进一步下沉服务中心，稳定大中型商业银行县域网点，增强网点服务功能
截至2014年10月末，我行共有县域机构网点3239个，较2013年末增加16个，县域机构覆盖率达到55.77%。
3、在强化涉农业务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上，优化绩效考核机制，调动“三农”信贷投放的内在积极性
我行在授信政策上，将涉农行业作为选择增长类行业，在总行层面预留了专项信贷规模，对跨境并购、多元化、重大战略业务，尤其是支持农业“走出去”予以信贷规模倾斜和支持。
我行对辖内各一级分行涉农业务采取了考评机制，对于涉农业务达到“两个不低于”的分行进行通报表扬，对于没有达到要求的分行进行批评。
4、做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
我行主要选择三类重点客户推广“三农”金融服务：一是国家大型农业企业集团、省级龙头企业，如中粮集团、北大荒集团、双汇集团、益海集团、象屿集团等；二是粮食主产区及大农业示范园区内企业；三是规模化种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民合作社、产粮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
重点发展与农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关系。结合现有农业客户资源和优势，以规模较大、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国家性、地区性农业龙头企业为重点业务发展对象，如为北大荒提供“一链四包七十二项产品”综合金融服务，为辉山乳业、象屿集团提供土地流转项目贷款，为中粮、双汇提供跨境并购融资等。在粮食主产区及大农业示范园区积极拓展服务对象，推广“拓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销售商/生产商保证+农机具抵押”、“企业+合作社”等金融服务模式，帮助粮食生产企业、园区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各农业合作组织快速发展，提升其经营效益及抗风险能力。
5、加快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推广信贷工厂等服务模式
在中小微企业领域，我行通过“信贷工厂”模式，深挖各地涉农产业集群企业金融需求，研发出林权通宝、乳业通宝、双汇通宝等系列等创新产品。我行将根据其经营特点，依托企业产品市场、销售情况、现金流、物流、产业链、应收账款等，不唯报表、不唯抵押，研究创新“三农”企业专属产品，加大对“三农”企业的支持力度。
如山东分行推出“农贷通宝”系列产品，盘活了广大涉农小微企业的存货资产；黑龙江分行创新“大米通宝”，解决农民资金周转难题；苏州分行“蟹贷通”产品创新采用商标专利权质押，有效扶持区域特色经济；福建分行推出“林权抵押贷款”，广西分行推出“黑茶通”产品，实现农业资源变资本的突破；河南分行“双汇通宝”产品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实力和控制力，有效解决上下游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浙江、宁波等分行研发“置业通宝”产品，支持当地城镇化建设；安徽、内蒙古分行研发“药材通宝”产品，支持当地药材种植加工企业等。
6、继续加大对农民扩大再生产、消费升级需求的支持力度
在农户贷款方面，我行开发了“中国银行•益农贷”系列产品，为农户提供个人经营和消费贷款。“益农贷”制定了适合各个行业的灵活担保方式，至目前已创新“三户联保”、信用保证保险担保、林权抵押、产业链下游企业担保等担保方式，并在实现资金监管的前提下，允许组合不同担保方式以覆盖业务风险，有效解决了涉农客户缺乏传统抵押物的问题。
“中国银行•益农贷”个人涉农贷款产品，建立了针对农户经营类信贷服务的差别化管理机制，服务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全流程链条。结合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行业生产经营特点，合理确定贷款金额、期限，以及差异化的还款方式，建立了匹配行业运作周期、资金流转特点的业务模式，至目前，“中国银行•益农贷”已形成在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农用机械、涉农产业链五大方向下多种业务模式，构建了针对不同细分行业、细分客户群的模式库。
7、加强对土地规模化经营、农田水利建设、畜禽水产品标准化养殖业的支持力度
我行通过为核心企业提供授信，创新提供最长期限达到9年的现代农业项目贷款，帮助核心企业获得大规模流转土地，并借助核心企业与种粮大户、合作社的紧密关系拓展“自营种植+合作种植”金融服务模式。
对于非盈利性农田水利项目，我行采用在有效建设期基础上延长贷款宽限期2年等措施支持项目建设；此外，我行积极采用水费收费权质押、经营收益权质押、物权质押等创新担保方式解决水利行业贷款增信问题。
针对规模化养殖企业，我行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产品，帮助企业有序发展规模化种植。同时，“中国银行•益农贷”建立了匹配各类经营项目的业务模式，至目前，已在江苏、湖北等地的标准化养殖园区建立了特色业务模式，支持当地经营项目。
8、大力发展农村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业务
截至2014年10月末，我行县域机构网点电话银行签约客户数2624.39万；截至9月末，县域机构网点个人网银签约客户数3077.48万户；手机银行签约客户数1815.65万户；企业网银签约客户数68.58万户。
目前，我行电话银行自助服务可向县域及农村地区客户提供查询和金融交易服务。客户可进行账户余额和交易情况查询、养老社保类查询以及牌价、汇率、利率等各类金融信息查询，叙做各类缴费、本行及跨行转账、信用卡还款、理财产品交易、银证转账、外汇实盘/虚盘交易、账户贵金属、基金交易、个人结售汇等业务。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银行和家居银行等渠道可向县域及农村地区客户提供银行账户管理、转账汇款、信用卡、存贷款、电子支付及投资理财等服务。客户可进行账户、信用卡、社保、银医、公积金等信息查询业务；叙做申请定活期账户、转账汇款、信用卡还款、跨境汇款、定期存款、贷款还款、理财产品买卖、水
行
/电/气等代缴费等业务。
中国银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三农中国频道篇五
温铁军：三农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1 更新时间：2006-4-23
——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03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温家宝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00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00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00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江泽民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温家宝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00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江泽民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胡锦涛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温铁军：问题当然很多，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些也是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遗留问题。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温家宝总理不仅特别重视科学决策，而且强调分区决策，他说，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差别很明显，各地的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恐怕不能一刀切。党和政府不仅已经下了决心，而且会更加实事求是，那我们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温家宝同志强调的农村“生产力”，我觉得应该是特指那2亿3千万小农户，其中40%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