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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融合融入组织的目的篇一
;2008年9月，宁波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基层和谐促进工程的实施意见》，实施社会融合组织建设全覆盖计划，在全市城镇、农村、企业和外来人口居住集中地区四个层面全面创建基层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小组、和谐促进员三级网络。
“宁波创建的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模式，对于全国2.3亿农民工融入城市同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2010年12月27日，宁波“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模式”荣膺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获得了全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中国社会创新奖”是中国首个以“社会创新”命名、学术界独立举办的奖项，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发起。
宁波首创的社会融合组织发源于慈溪市。2006年4月20日，慈溪市坎墩街道五塘新村70多名居住和租住在该村的新老村民汇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和谐促进会的民间组织。和谐促进会是以“融合新老居民，促进和谐相处”为目的，以村(社区)为单位组建的具有民间性、共建性、互助性、服务性特点的民间群众自治组织。2007年6月，宁波市发文在全市推广慈溪经验；2008年9月，宁波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基层和谐促进工程的实施意见》，实施社会融合组织建设全覆盖计划，在全市城镇、农村、企业和外来人口居住集中地区四个层面全面创建基层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小组、和谐促进员三级网络。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村和社区的和谐促进会建成率分别为51.7％和95.9％，其中外来人口100人以上的村(社区)建成率达到了96％。慈溪市等外来人口集聚区域的村(社区)和谐促进会的创建率为100％。
宁波市借助基层和谐促进会这一载体，实施“社会管理终端化、诉求解决初始化”，着力构建志愿者活动、村企共建、信息沟通和公共服务、文体活动、政治工作等五大平台，组织城乡基层和谐促进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共治共享、融合促进的活动，形成了本外地居民合力共治美好家园的和谐共进的良好局面，有力促进了基层社会的民主建设与和谐稳定，受到广大新老居民的一致好评。目前，全市民政部门共备案登记各类社会融合组织2868个；同时在1013家200人以上企业、近百幢商务楼宇建立了社会融合组织；全市共有和谐促进小组3万个、和谐促进员17万余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会员有8.2万人。实践证明，社会融合组织建设是宁波改革开放30年来基层和群众创造的新生事物和宝贵经验，已经成为基层社会建设中不容忽视且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是社区和谐深入发展的新坐标，是探索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新载体和新创造。
创立动因
改善民生的需要。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为宁波市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人力资源支撑，但随着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提升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规模扩大、素质结构改善、需求持续扩张等，加重了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如何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和解决以社会保障为重点的民生问题，已成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一项全新课题和挑战。
完善社会管理的需要。截止2010年6月底，全市外来人口与本市户籍人口之比为70:100。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持续增加，已成为宁波市社会结构中新的社会阶层，这对城市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提出极大挑战，新老市民的矛盾冲突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诱因。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的需要。以行政边界和户籍关系为标志是各级政府考虑社会公共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共福利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市民虽暂住在农村、社区，但缺少利益表达机制，要进入当地组织体系存在重重障碍。而社会融合组织已成为探索体制外的解决方法、促进新老居民融合的一种必然选择。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新村民、新市民的力量，增强基层社会活力，共同为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和谐贡献力量。村(社区)党支部依托社会融合组织，借助新老市民会员的强大力量，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控制力、战斗力和凝聚力，这是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客观要求。
加强新老市民广度融合的需要。社会融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各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增进相互沟通了解、促进新老市民广度融合过程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是政府实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补充。
“十一五”期间，宁波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五险合一的“社保套餐”，让在甬务工的新市民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在全国首推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制度，吸引高技能、高素质、有贡献的“优秀蓝领”扎根宁波；成立国内首支外来务工人员志愿服务队伍，推动新老宁波人团结一心、和谐共建……众多的“全国首创”使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跃上新台阶，“宁波模式”全国瞩目。
推进历程
慈溪首创“和谐促进会”
慈溪是一个移民城市，工业是慈溪经济的支柱，且以民营中小企业居多，传统制造业为主，劳动力资源紧缺。全市3.5万家工业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目前慈溪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达到80余万人。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006年4月，在慈溪市委组织市综治办、市民政局进行调研和可行性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五塘新村成立了慈溪市首家村级和谐促进会，并向市民政局办理社团备案登记，在全国属首创。这个村外来务工人员3000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刑事治安案件多发。和促会成立后，定期不定期开展教育培训和文娱体育活动，通过走访、座谈、帮扶等形式，促进了新老村民的和谐共处。2006年10月，慈溪召开村级和谐促进会工作会议，推广五塘新村这一成功实践。和促会经常成功调处民间纠纷，对社会动态“预见在发生之前、措施于发生之时、化解于发生之地”，2006年至今五塘新村未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市有关领导的肯定，荣获2007年省级“学习枫桥经验”成果奖。
对和谐促进会作过深入研究的宁波市委党校教授任春晓认为，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中，像和谐促进会这样的非政府民间组织，作为构筑外地人与本地人和谐共处的平台，作用正日益显现。下一步，它应该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强化教育、管理、服务、维权等功能，以逐步形成“文化共建，文明共倡；平安共建，和谐共促；环境共建，遇事共商；感情共建，困难共帮”的良好局面，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此，慈溪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慈溪正在进一步健全外来人口服务管理网络体系，在公共服务、规范管理、权益维护、素质提升等方面实行同等待遇，以不断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属感、成就感、安全感，促进新老居民的共建共享。
宁波全市推广慈溪经验，实现社会融合组织建设全覆盖
慈溪首创的“和谐促进会”引起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宁波市委、市政府充分肯定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认真总结、大力推广慈溪以新老市民共建、共管、共享、共同服务、共同发展为主线的“和谐促进会”的经验做法，极大促进了新老市民凝心聚力、融合发展，有力助推了文明城市、平安宁波的创建。2007年6月，宁波市发文在全市推广慈溪经验；2008年9月，宁波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基层和谐促进工程的实施意见》，实施社会融合组织建设全覆盖计划，在全市城镇、农村、企业和外来人口居住集中地区四个层面全面创建基层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小组、和谐促进员三级网络。2010年2月，宁波市社会融合组织促进会成立。
2007年以来，宁波市根据“党的领导、依法管理、共建共享、促进融合”的基本原则，按照“会员网络化、活动经常化、工作制度化、人才专业化、保障多元化、建设服务型”的发展目标，坚持以活动促交流、以服务促融合、以参与促管理、以凝心聚力促和谐建设的有关要求，依托村、社区组织优势，立足新老市民共建共促共享，全面实施社会融合组织建设全覆盖计划，大力推进社会融合组织规范化建设。近年来，经过探索创新、实践推动、规范提升等三个阶段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已在全市农村、城市社区、规模企业和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四个层面形成基层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小组、和谐促进员三级网络，将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了千家万户，在扩大民主参与、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利益、提供公共服务、推动社会融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已经成为新老市民交流沟通、政治参与、共同服务、组织动员和融合共进的桥梁和纽带。截止2010年8月，宁波市外来人员100人以上的村(社区)融合组织建成率达100％。全市民政部门共备案登记各类社会融合组织2868个，其中村2450个、社区418个；同时在1013家200人以上企业、近百幢商务楼宇建立了社会融合组织；全市共有和谐促进小组31735个、和谐促进员171902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会员有82660人，在融合组织中担任各类职务的外来务工人员达12940人。
宁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唐一军表示，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小组与和谐促进员三级网络的建设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鲜明的变化。它使管理、服务、教育群众与维护群众权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在领导方法上实现了由行政命令向教育引导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实现了由简单管理向综合服务的转变，在工作方法上实现了由堵截向疏导的转变，总体上形成了全方位服务群众的基层执政理念。不仅如此，唐一军认为，三级网络建设有效整合了原有的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存量，真正形成了化解社会矛盾、处置突发事件和综合社会事务的合力，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三级网络建设突破了时间、空间和权力分层的限制，充分利用了和谐促进员生活在群众中的便利条件，把关注民生的着眼点进一步前移到社会管理的最基层，使维稳工作网络的触角真正延伸到基层最末端，在基层源头就能及时预防和减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从而掌握了发现问题隐患和化解突发事件的主动权。
宁波社会融合组织的运作模式与品牌项目
运作模式
宁波市社会融合组织分别有和谐促进会、和美家园共建会、和谐共处促进会、和谐联谊会等不同名称，但它都是由社区(村)党支部、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管理和协调，具有民间性、社会性、共建性、公益性、融合性等特点。
广泛吸收各界代表，合理设置组织机构
社会融合组织的会员主要由村(社区)干部、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村(社区)保安、村民代表、出租私房房东、企业主等组成，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人数各占一半。由全体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会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一般由村党支部(总支)书记担任会长，副书记担任常务副会长，责任区民警、村(社区)治调干部、保安队员、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企业保卫科长分别担任副会长，村(社区)治调干部兼任秘书长。社会融合组织理事会一般内设权益维护、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公益服务、党团组织等若干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同时，按会员居住分布情况分片划区，形成会员网络布局，组成网状结构形态，相互联络开展活动，由会员中的优秀分子担任片、组长。社会融合组织这种完整的科层制结构内部分工明确，覆盖了各个工作领域。它依托村(社区)党组织和村(居)民自治组织开展工作，是村(居)民自治组织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完善了基层治理结构。
着力打造“五大平台”，促进人际和谐相处
借助基层和谐促进会这一载体，宁波市实施“社会管理终端化、诉求解决初始化”，着力构建志愿者活动、村企共建、信息沟通和公共服务、文体活动、政治工作等五大平台，组织城乡基层和谐促进会开展了一系列共治共享、融合促进的活动。社会融合组织搭建了新老市民共同入会、交流沟通、民主参与、共同服务、组织动员和融合共进的桥梁和纽带，构建了包容尊重、团结友爱、融合共处的邻里关系、承租关系、劳资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在基层形成了各类社会群体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促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有力促进了基层社会的民主建设与和谐稳定。
线”和450个需求服务站、余姚的“互融共建文化联谊会”、江东的“外来雷锋团”、海曙万余名和谐促进员等成为新老市民的“暖心桥”、“爱心路”和“润滑剂”。
海曙万人和谐促进员队伍
海曙区依托社会融合组织平台，积极探索自主自治、共建共促的服务管理模式，加强和谐促进员队伍建设，探索建立以信息员、宣传员、调解员、服务员、监督员“五员合一”为特征的社区与楼宇和谐促进员队伍。目前，1万多名社区与楼宇和谐促进员遍布全区11593个社区楼道(墙门)和部分商务楼宇，信息收集率大幅度提高，矛盾化解功能逐步显现。
慈溪外来建设者需求服务站
服务站的服务对象既是外来务工人员，又是本村村民；受益者同样既是外来务工人员，又是本村村民。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免费提供图书报刊借阅，免费提供计生避孕药具，免费提供房屋租赁信息，免费提供职业供求信息，积极吸收发展会员，帮助解决急险求助，参与平息化解矛盾纠纷，宣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组织开展志愿者活动等。目前，已建立504个需求服务站，为近万名暂住人口提供帮助，满足就业、就学、就医、维权、租房等多方面的需求。
镇海俞范村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会所
会所内设立“新镇海人”职工艺术团训练基地、教育培训中心、暖心房计生综合服务室、图书阅览苑等九个功能区域。会所的日常活动采取会员制的形式，会员按实名制登记领取会员卡，会员卡仅限本人使用。外来务工人员通过参加义务劳动、教育培训、好人好事、争先创优、优生优育、遵纪守法、见义勇为等活动获得积分，凭积分享受会所服务。
慈溪掌起镇“小墙热线”
慈溪掌起镇的贵州籍外来务工人员墙兴贵，依托社会融合组织平台，以自己的名义开设了全市首个村级求助服务热线——小墙热线，印发名片资料，详细介绍可以帮助、帮办的事项，提供就业信息，参与矛盾纠纷调处，积极开展扶贫帮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至今已累计为1万多外来务工人员找到工作，调解劳资纠纷469起，工伤事故300多起，为农民工追讨工资、争取工伤赔偿、交通赔偿等300余万元，化解新老村民矛盾600多起，为妇女维权238起，解决暂住人口计生问题79起，解决民工子女读书难问题126起，帮助16名劳教人员走上了正途，免费培训外来工121场，劳动技能培训289人，总受训人数达13000余人次。
宁波社会融合组织建设成效及作用分析
社会融合组织活动开展及成效
组织教育培训：全市社会融合组织开展各类教育培训14500场次，参加人数达220万人次；组织各类文体活动26400场次，参加者达600万人次；组织社会融合组织骨干培训34000人次，17万多社会融合组织会员每年普遍轮训一次；组织56名优秀外来务工会员举行先进事迹报告会20余场、5万余名新老市民接受教育；广大会员带头宣传政策法规和先进事迹，发放各类服务指南和宣传资料200万册(份)。
改善公共服务：全市社会融合组织为近60万外来务工人员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帮助成功就业的有8万；帮助10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解决租房和就学困难；为100多万外来育龄妇女提供市民化服务；全市有8万新老市民参加治安巡逻，摸排并帮助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1余万起，为1万余名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开展志愿活动：依托社会融合组织及其会员，率先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志愿服务组织，全市外来务工人员100人以上的村(社区)、外来务工人员300人以上的规模企业志愿服务组织建成率已达30％，全市已有志愿者近70万，注册志愿者27万，其中外来务工人员注册志愿者4万余人。全市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近2万余场次，服务群众80余万人次。
扩大民主参与：目前，在宁波新入党员860余名，新入团9200余名，12940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会融合组织中担任各类职务(其中专职副会长、副秘书长3000余名)，61位外来务工人员被评为国家、省级优秀农民工，16位当选为全国、省、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00多位获得了宁波市级以上劳动模范、首席工人、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230多位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外来务工人员，140万外来务工人员加入工会组织。
社会融合组织作用分析
搭建民主参与平台。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思想活动和社会需求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融合组织的建立为他们利益诉求表达提供了公平机会和有效平台，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可通过参与各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进沟通了解，促进求同存异，推动社会和谐稳定。
缓解调处社会矛盾。融合组织扎根于基层群众之中，依托覆盖广泛的会员网络，及时准确掌握各类动态信息，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引导广大外来务工人员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协调保障社会利益。社会融合组织通过开展助困、助医、助学、助残以及赈灾、慈善、维权等活动，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起到了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有些社会融合组织还通过吸纳社会资金，拓展就业渠道，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寻找工作。“有困难找社会融合组织”已成为新老市民的广泛共识。
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社会融合组织坚持以办小事、办实事、办好事来供民需、助民难、聚民心，积极为广大新老市民提供教育培训、文化体育、卫生保健、扶贫济困、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社区服务和志愿促进等服务项目。尤其是社会融合组织能够为新老市民提供政府和市场不愿、不便或不能提供的一些中介服务和直接服务。
宁波社会融合组织的创新性分析及推广价值
社会融合组织有五大创新
发展理念创新。坚持“党的领导、依法管理、共建共享、促进融合”的基本原则，立足新老市民共建共促共享，着力引导广大外来务工人员与企业同进步、与产业同提升、与宁波同发展，不断促进新老市民在共同建设中融合、在工作生活中融合、在互相学习尊重中融合，从而实现社会融合组织的服务理念、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工作模式的创新发展，使新老市民从浅层次融合走向深层次融合。
组织体系创新。从性质定位看，社会融合组织是依托村(社区)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与一般社会团体相比，具备了民间性、社会性、共建性、公益性、融合性等特征。从会员组成看，主要由村(社区)干部、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村(社区)保安、村民代表、出租私房房东、企业主等组成，新老市民各占一半。从组织架构看，社会融合组织的科层制结构内部分工明确，覆盖了各个工作领域，进一步完善了基层治理结构。
新局面。
工作模式创新。围绕“以活动促交流、以服务促融合、以参与促管理、以感情促和谐”，依托社会融合组织自身优势，不断延伸工作触角，在工作内容上由治安管理向收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参与服务管理等综合性服务管理职能拓展。通过搭建“志愿活动、村企共建、信息沟通和公共服务、文体活动、政治工作”五大服务平台，实现了群众参与由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向多元主体转变，从新老市民自我服务管理向主动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转变，探索了新老市民广泛参与社会服务管理的新途径。
执政方式创新。社会融合组织的创建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通过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担任会长，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控制力、战斗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通过社会融合组织平台，进一步提高新老市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亲近感，使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在政治上得到重视、人格上得到尊重、价值上得到体现、利益上得到保护。实践证明，大力培育发展社会融合组织，满足了社会结构变化、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活力的需要，已成为从体制外探索实现新老市民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
“宁波模式”具备三大示范价值
2010年12月27日，宁波“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模式”荣膺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获得了全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胜隽综合了中国社会创新奖专家评委的评价和意见，表示“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模式”具备三大价值。
首先，宁波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老宁波人共建共享融合发展，主要的载体是来自基层的社会融合组织。它诞生于农村，发展在基层，如今已遍布于宁波的田埂村落、街巷楼宇、车间宿舍，是基层的新老宁波人共同创造的宝贵经验。只有这种扎根于新老市民心坎的融合，才能使大家行为和谐。
其次，宁波模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中国社会创新奖组委会对宁波模式在全国的示范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专家评委认为，这一创新模式不仅解决了宁波1000万新老市民的融合问题，更为全国解决2.3亿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提供了可借鉴和可操作的方法途径，提供了现实价值模式。
再次，宁波模式坚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专家评委认为“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模式”之所以能“星火燎原”，关键就是其运作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发展理念、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和工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创新，符合今后30年社会政治领域深化改革的方向。
自治不是目的，相互融合才是和谐发展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卜宪群认为，慈溪市通过建立村级和谐促进会，构建新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推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显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之一是人口流动的加剧，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造成了这些地区社会出现内外居民不稳定、不和谐的状况。各级政府也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慈溪在这方面作了积极探索，提供了一种样板。慈溪模式有如下特点值得我们借鉴：首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最基层构建合法的社会管理组织。经民政部门登记，和谐促进会目前在慈溪已经普及各村，它与业已存在的村级组织互为补充，承担着服务外来人员的专向职能，使外来务工人员有了比较贴近自己，又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服务组织，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其次，和促会具有民间自治的特色，但又在各级政府的管理之下。在政府权力难以达到的地方有效利用民间自治的力量是中国传统地方治理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利益、身份、文化、心理大体相同的群体之中，自治组织的沟通更为有效。再次，将防范转化为融合。面对基层社会人口的复杂化、多元化，自治不是目的，只是现阶段条件下的一种手段，相互融合才是和谐发展的目标。和促会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最后，这种管理模式仍然需要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财政投入。慈溪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不仅值得社会经济发展类似的农村地区学习，也值得城市相关社区学习。
“和促会”有利于消除社会“板结化”
2011年4月8日，中央编译局社会创新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红云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慈溪“和促会”以外来群体的参与为显著特征，形成了以参与化解冲突、以自治改善治理的机制。让外来人口获得了更多表达、参与、培训和决策的机会，增强了外来人口的自我规范和社区认同感，所以能提升他们情感融合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和促会”是依托村、社区、企业等基层组织优势而成立的社会团体，主要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兼顾当地村(居)民，是村(居)民自治组织的重要补充。两者人员有交叉，职能有互补。可以说，“和促会”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促会”不仅成为将外来人口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因户籍制度等原因造成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公平的制度障碍；而且通过“和促会”，外来人口有机会参与到当地社区治理和政府决策中来。当然，随着社会融合组织的深入发展，也必将遇到诸如制度壁垒等深层次问题，例如，如何化解户籍制度的限制而使外来人口实现真正的身份融合将成为不可回避问题。周红云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应以公共服务为前提，不应只是管理和管控手段的创新。慈溪的探索是以服务促管理，融管理于服务之中。可以说，慈溪社会融合组织承载的提供公共服务平台和外来人口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作用，是这一探索最重要的价值。同时，社会管理既要坚持政府主导，还需依靠社会组织本身的力量。慈溪就是探索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来达成社会管理的目标，不仅强调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共同参与，强调外来人口这一新主体纳入到管理和服务中来，更强调这个融合组织能够发挥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的作用。
文章最后指出，“和促会”有利于消除社会“板结化”。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体现。而发展起来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时少。比如，对外来人员“经济吸纳、社会拒入”，新老市民之间存在隔膜与防范……这些社会“板结化”现象，给流入地的和谐稳定埋下隐患，慈溪“和促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发产生的组织。社会管理，最有效的方式是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和促会”创造了新老市民彼此沟通交流、增强认同的机会，也满足了新市民对于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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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各级政府有关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优化与完善，决定了媒体融合能否在大考后交出合格的答卷。此前提到，更加优化后的顶层设计，需要将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提高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同时，向主流媒体倾斜配置最优质的和最核心的资源，打通资源，真正实现融媒体中心的新闻信息引导力和服务治理的公信力。
在优化、完善、提升媒体融合及全媒体建设顶层设计后，更加重要的任务就落在媒体自身的融合战略与战术上了。主流媒体自身的融合战略决定了下一步的方向和建设效果。真正具体操办和落实媒体融合意见和任务的，是各级宣传部和具体媒体机构。宏观上在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情况下，中观层面各级各类媒体机构就需要结合本地或者本行业实际情况，规划、设计、布局自己的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方案。
具体而言，就是融媒体中心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组织架构怎么做？融媒体中心到底要融合哪些东西？人、财、物如何融合？资源如何配置？最通俗地讲，怎么重新整合原有的广播电视台？原有的县新闻中心或者一个网站等，如何整合到一起？组织架构的设计很关键。一套组织架构的设计，就是一套资源配置方式的设计。而这个设计就算上级领导很重视，真正落实的时候还得靠具体融媒体中心的实践者。从现实情况看，仍然有不少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市级融媒体中心，还是把广播电视台与政府网、新闻办物理组合到一起，放在一个楼里办公，仍然没有做到按融媒体的组织架构和产品服务的业务流程去重新架构。这种中观层面的遗憾使得顶层设计难以落地，也使得基层融媒体实践流于形式。
从媒体融合良性发展的机构媒体的经验看，融媒体中心有效的组织架构不是按照媒体类型来划分二级机构，即融媒体中心下设广播中心、电视中心、新媒体中心等，而是直接按照融媒体中心将要开展的项目进行组织重构，即项目事业部制作为二级机构建制，如融媒体新闻中心、融媒体政务服务中心、融媒体民生服务中心等，不管名称怎么叫，就是按照融媒体中心要覆盖的业务项目来架构。每个二级机构（或中心，或事业部）就垂直面向一个领域深度开发内容、服务、线上与线下项目等，统筹该领域的生产与产品服务。支撑部门可以是后台的技术中心、品牌运营中心等。这样才是真正的化学融合，不管原来是广播的，还是电视的、网络的，只要是做同类内容、产品与服务的资源都配置在一个部门中，垂直领域覆盖，资源共享，效率提高。
此外，业务流程也要再造，即原来的生产与流通、消费等环节脱节，内容生产部门与广告经营部门往往缺少有效联动。新的组织机构中，一个中心或者部门生产团队、运营团队和技术团队携手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运营团队对线上线下进行基于大数据的市场分析，与其他团队共同策划产品和服務项目;生产团队根据需求进行生产;技术团队实现传输、流通和到达用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链条，而非当下一些媒体融合实践中仍然存在的部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业务链之间相互踩脚的资源耗费、效率低下的情况。中央文件曾提出要建设内容为核心、技术为支撑、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体系。可以看出内容（生产团队）、技术（技术团队）、管理（运营团队）这个“三位一体”架构，才是最现实、最稳固也最有效益的全媒体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
有了组织重构和流程再造，还要有具体可落地的业务领域和项目。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各融媒体中心的表现看，凡是做得好的，并且在当地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融媒体中心，基本都有两个看点值得关注：一个是社会舆论的镇静剂，即发挥了当地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一个是百姓需求的压舱石，即通过服务大众，实现了公信力和强黏性。因此，从疫情后可能的趋势看，融媒体中心要集中优质资源，大力开发当地的信息、新闻服务;同时着力开发能够满足百姓刚性需要的各种服务项目。真正做到了在当地新闻信息、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融媒体中心业务也就真正生根了，有了生长可能。
胡正荣
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中国视协第六届副主席。主要研究传播学理论、新媒体、国际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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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融合研究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性概括，旨在厘清二者融合研究的内在逻辑及脉络框架，在综述、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从资本结构角度研究企业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产业组织理论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对我国产业发展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产业；资本结构；产品市场；负债
资本结构一直是金融学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成为产业经济学关注的热点和研究的前沿问题。将产业经济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框架之中，使资本结构跳出了以企业为研究主体、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微观范畴，成为产业发展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产业因素的引入使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更为复杂，资本结构选择不仅是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结果，也是与外部环境和产业资源相协调的产物。将资本结构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研究产业行为、产业绩效、产业发展问题使产业组织理论拓宽了研究视角。以brander、lewis、titman、maksimovic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率先以企业融资决策与产品市场竞争互动关系为主题进行研究，推动产业组织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走向二者交叉、融合研究的新阶段。
一、产业组织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融合研究的逻辑起点
产业组织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走向交叉和融合有其必然的逻辑性。产业经济学以产业绩效最大化为目标，研究产业绩效的决定因素及提高途径。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产业组织理论主要解决“马歇尔冲突”问题，即产业规模扩大使产业绩效提高的同时又会产生垄断而损害社会福利这一对矛盾之间的关系。在有效解决马歇尔冲突的同时，以实现产业绩效最大化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内容(王军、方茜，2008)。对于产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是基于哈佛学派贝恩和梅森等人提出的著名的“s-c-p范式”，即产业结构影响产业行为，产业行为决定产业绩效。这一范式通过设立可观测的市场结构变量与产业绩效变量，研究产业结构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在实际研究中，对产业结构、产业行为和产业绩效的研究主要从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短期成本结构、市场需求增长率以及进入和退出壁垒、价格弹性(海、莫瑞斯2001)。等方面入手。然而在实践中，传统产业经济学s-c-p研究范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s-c-p是一种单向线性研究思路，而实践和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发现，产业结构、行为和绩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而非单向简单的关系；其次，传统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模型是短期、静态分析，而忽视对产业绩效长期动态的研究；另外，传统产业经济学从企业外部宏观、中观角度分析产业绩效的影响因素，而忽视企业内部、微观因素对产业绩效的影响。从实际和长远看，产业绩效研究需要企业内部与外部因素相结合、长期分析与短期分析相结合、微观与宏观(中观)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因此，构建基于产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资源双向联动的动态优化理论研究框架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企业理论的发展和公司金融理论中资本结构的大量研究成果，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基础。从微观角度研究产业绩效恰是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资本结构理论以企业为研究主体，研究、观察企业内部资本结构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资本结构选择目标；而企业价值最大化可以理解为产业绩效的微观形式，只有产业中的企业价值最大化，产业效益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才能提高。
与此同时，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也面临突破狭窄视角的需要，资本结构的破产成本、代理成本、信号显示理论以及控制权理论等都侧重于从企业内部的视角分析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和企业融资战略选择，显然，对企业外部产业环境关注不够。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已经无法避开产业环境的影响了。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规模都有影响，研究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的关系有利于从更深层次考察产业绩效问题，也决定着产业发展投融资模式的选择问题(张利庠，2007)。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理论的重要内容，企业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企业能力理论的诞生，推动了资本结构与产业组织理论的结合。brander、lewis、titman等人的研究成果较早地将两个研究领域结合在一起，二者结合的研究框架为两个领域的研究开辟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正如产业经济学大师梯若尔所说，“对企业融资决策与产品市场战略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但是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领域，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极大地推动产业组织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
目前，交叉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文献主要围绕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此类文献从三个角度展开研究，研究视角之一是资本结构决策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既研究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价格策略的影响，也研究产品市场、行业差异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另外两个研究视角分别是，要么侧重研究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要么侧重研究产品市场、行业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下面依此逻辑综述三个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及成果。
二、基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的资本结构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将产业组织理论运用于资本结构研究领域，形成资本结构的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将产品市场的结构特征、企业的经营行为以及行业因素纳入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以试图揭示行业间资本结构的差异。该理论延续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框架，侧重行业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中考虑产业环境和产品市场竞争，研究市场结构即行业集中度、规模、进出壁垒等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从这一视角出发，国外有影响的文献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是以企业规模为影响资本结构变量的研究。rajan、demirguc—kunt等人研究了企业规模变量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rajan和zingale研究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g-7国家)的资本结构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财务杠杆比率成正比关系，即企业规模越小，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越低，股权性融资在资本结构中的比重越大。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的研究将上述结论推而广之，认为发达国家企业规模和资本结构的影响方式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
性以及债务人的激励在影响企业对债务来源的选择偏好中有重要作用，并区别了银行借款与非银行私人借款对企业的影响。
三是行业进入、退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frieset分析了竞争性行业进入与退出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公司债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在行业产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本结构在动态调整中，企业总价值等于假定固定资本结构的折现现金流价值，加上债务边际增加的期权价值的连续值。
四是交易成本和资产专用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williamson(1989)的研究较早涉及交易成本和资产专用性对企业融资工具选择问题。这篇文献的研究结果指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代表了不同的治理结构，债务融资是比较简单的治理结构，而股权融资则是一种复杂的治理结构，股权持有人对企业具有较高程度的处置权。william—son认为，资产专用性较低的投资项目适宜采取债务融资方式，而资产专用性高的投资项目，股权融资更为适宜。
三、基于资本结构视角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综述
资本结构视角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是将资本结构因素植入产业经济学的问题研究之中，研究的主题主要是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企业价格策略选择以及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上。
titman和maksimovic较早关注到企业资本结构变动会对企业的客户、供应商产生影响，他们以不同行业的企业为背景，研究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化给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竞争策略选择以及杠杆产生的激励与破产威胁之间的利弊影响。titman(1984)以生产独特产品、服务和零部件公司为例，研究产品和投入品特征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认为企业破产会给客户、雇员、供应商带来麻烦，他们无权参与企业清盘，因此，负债率的变动会影响公司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因此，最优的资本结构应该是，负债既能给公司带来激励，也能使公司破产决定与公司价值最大化原则相一致。maksimovic(1986)分析了在合谋或古诺竞争条件下企业融资决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maksimovie(1988)又用重复博弈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寡头垄断市场企业的融资决策对产品市场策略的影响。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融资策略对产品市场策略的影响具有内生性，针对不同的融资决策，企业需要有不同的产品市场策略。maksi—movic的研究同时认为，企业引入债务可以为经理人提供一种偏离合作均衡的激励，但是，公司债务水平要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依赖于行业内相互竞争的企业数量的多少、贴现率的高低、市场需求弹性的大小等因素。
maksimovic和titman(1991)用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推进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实证结果验证了资本结构对企业业绩和竞争力的影响。认为产品市场竞争必然出现价格战或营销战，必将导致企业利润和现金流的下降，高负债率的企业最容易陷入财务危机。财务危机会引起客户、供应商、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为了加强自身的风险控制而采取对企业经营更加不利的行动，进而导致销售下降、市场份额萎缩。opler和titman(1994)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行业不景气时，负债率高的企业将会损失大量市场份额，外部融资能力也被进一步削弱，使低杠杆竞争对手获得更高的份额和竞争优势。
chevalier(1995)以超级市场行业为例，检验企业杠杆收购行为对企业自身的影响以及对竞争对手的影响。研究选用1985～1991年期间85个美国大城市超级市场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支持了maksimovic和titman的研究结论，认为企业的杠杆收购决策鼓励了竞争对手的市场进入和扩张行为，提高了竞争对手的预期利润。也就是说，提高负债比例进行杠杆收购会降低企业产品市场上的进攻性。chevalier还将其研究扩展到杠杆收购对整个行业的进入、退出和企业扩张方面的影响上，从资本结构角度深化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dasgupta和titman(1998)根据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业内主要公司采用杠杆收购之后，通常采用价格上涨策略，而比其他更多杠杆公司平均要价会更高。
zingale以政府管制为背景，研究管制前和取消管制后不同杠杆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zingales实证分析了美国运输公司在1980年实施管制前后，财务杠杆水平不同的企业其竞争地位和生存能力的变化。研究发现，管制解除后市场竞争加剧，引发价格战，在8年内能够生存下来的公司大多数是管制前杠杆率低的企业，管制前高财务杠杆公司在解除管制后大部分消失了。也就是说，高财务杠杆降低了企业在竞争中的投资能力和价格战的财务承受能力，在竞争中，只有兼备经营效率高而又有充足财务资源的企业才能长期生存。
四、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双向关系的研究综述
brand和lewi是探讨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的开拓者。他们建立一个在双寡头垄断市场上讲行产量竞争的两期企业模型，考察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指出，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行为会受到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资本结构以两种方式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产生影响，一是负债具有有限责任效应，二是负债产生的战略破产效应。由于债务承担有限偿还责任，这就容易引发股东的高风险投资策略选择，在产品市场竞争中，企业的行为比没有负债或低负债时更具有攻击性。他们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主要进行产量竞争的企业，企业的杠杆水平与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杠杆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有助于增加自身的产量水平，同时有助于降低竞争对手的产量。所以，负债的企业在产品市场更具有进攻性和竞争优势，有远见的企业有必要精确设计其资本结构、优选财务策略，以使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好的绩效。同时，brand和lewis运用同样的逻辑分析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行为和绩效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bolton和scharfstein(1990)建立一个两期两企业模型，用掠夺性定价理论(predatory pri—cing theory)分析企业融资结构策略选择与产品市场竞争的关系。他们通过模型分析认为，负债会给企业带来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又会鼓励杠杆企业采用掠夺性定价策略迫使竞争对手降低市场份额，直至退出市场。根据他们的研究结论，在存在掠夺性定价的条件下，企业的最优负债水平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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