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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始末报告篇一
企业伦理是企业组织在处理相关利益关系中所奉献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其实质是企业对社会、对顾客、对员工履行契约的责任心，也是企业间建立信任、实现交往的基础。
1质量第一
从东航一开始宣称是天气原因而不是人为原因看，他们显然是希望消除外界关于罢飞的指责。他们害怕民航局严厉的处罚，利益双方试图联合起来共渡难关，把危机变成契机。这样以来，乘客将被置于何地他们在充当了飞行员要挟管理方的工具之后，又成了管理方取悦飞行员的筹码，看不到顾客应有的利益在那里。3诚实守信问题。
此次事件，东航并不认为是关于乘客与公司之间的信任危机，而是认为公司内部管理方与飞行员之间的利益危机。真正原因是当班飞行员为了支线和干线的小时工资的很大差异，故意做出的挟客，但公司却说成是天气原因，一方面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公司内部矛盾化解，一方面可以逃避对乘客的补偿，另一方面可以逃 避航空管理局得处罚。
4公平竞争
东航返航事件也反应了东航航空公司管理上的漏洞，飞行员飞支线和干线的小时费的不同，使飞行员感到分配上的不公，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做出此种行为，因此东航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在公司内部实行公平竞争，按劳取酬，而不是固定支线和干线待遇的一刀切制度。
公司及返航飞行员的责任：
东航航空公司是一个责任主体，他们没人清其责任的边界，仅仅是承担起了他们企业的经济责任，仅仅只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也仅仅是做到了企业的责任的最底层，他们多本企业的员工没尽到一定的责任。为了本企业的利益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也没有实现企业的最大化的追求。
东航飞行员连最起码的职业操守都没有，他们置乘客的生命和 利益于不顾，试想有多少乘客会因为此次返航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企业应加强员工的和企业的职业道德修养的教育。
事件始末报告篇二
新闻回放
住院67天花费550万
74岁的翁文辉生前是哈尔滨市一所中学离休教师。一年前他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2005年6月1日，他被送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心外科 重症监护室。在医院住院的67天时间里，账单显示他的住院费用139.7万元，平均每天2万多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2005年8月6日，老人因抢救无效在医院病逝。此事经央视《新闻调查》11月21日晚披露后，被称为“最昂贵的死亡事件”。本报综合消息国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昨天透露：卫生部将对患者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花费550万元人民币治疗费一案，一查到底，并作出严肃处理。
前日，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事件有重大进展。卫生部调查组近日发现，在该事件中，哈医大二院涉嫌严重造假：患者病历和医疗信息存在涂改现象，尤其是病历的第2-8页出现了较严重的伪造现象。
重症监护室管理混乱
据悉，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事件经央视播出之后，卫生部调查组立即召集黑龙江省卫生厅和哈医大相关领导召开紧急会议。
调查组成员、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表示，哈医大二院的icu(重症监护室)管理混乱，问题比《新闻调查》中播出的情况还严重。
“1180次会诊”属明显造假
11月22日晚，调查组成员发现，哈医大二院在该事件中涉嫌严重造假：患者病历和医疗信息存在涂改现象，尤其是病历的2-8页出现较严重的伪造现象。
卫生部调查组指出，哈医大二院提供的患者病历有13处修改，分明是明显的伪造，相关人却互相推卸责任；病历中的1180次会诊，也属于明显造假。
造假还体现在，哈医大二院血库的出血单与医嘱单并不相符，病历、收费单、化验单也互相不符。血库的出血量大于医嘱，血的去向不明。调查组要求必须查清信息中心和血库是否也在配合icu造假，以作为下一步组织处理的依据。
输血问题曾遭到患者翁文辉的家属强烈的质疑，在67天住院时间内，翁文辉总共输入了25.8万多元的血液制品，其中7月30日这天，一天输血就达94次。
存在重复收费现象
除了涉嫌造假外，调查组还认为哈医大二院存在五大问题：违规把药品收入记入医护人员的奖金；通过院方提供的材料就可以看出，存在过度治疗、过度开支和重复收费；icu病房值班医生有两次无证上岗，且两人替别人下医嘱；自购药品事宜比患者家属反映的情况严重，药品去向不明；科主任管理混乱。
调查组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医院管理的混乱，其中一个是：患者病危时，值班医生给家属发短信叫其回来，心外icu主任于玲范却让家属去买节目单。卫生部纪检组监察局局长王大方特别指出，医院信息中心权限太大，检验科还存在违规打包收费问题等。
部分问题已可定性 卫生部调查组同时批评了哈医大二院的调查组。今年8月中旬，接到患者家属投诉后，哈医大二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并于9月下旬向患者家属递交了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调查结论是：医院并没有多收钱，而且出于对翁文辉的照顾，还少收了不少钱。
哈医大二院内部先后有两次调查报告。卫生部调查组成员、医政司赵处长说，院方提供的材料真伪难辨，医院自己搞的两次调查情况和提供给患者的情况不符，院里谁该承担责任？希望尽快拿出整改措施。
赵处长说，医院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可以定性，有些还在调查。
如果在美国，哈二医绝对“喝西北风”去了
在美国，医疗的成本控制是由保险公司来完成的，流程是：消费者选择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选择医院和医生。
据了解，分为临床、财务和案件三个组的调查组，在通报阶段性调查结果时提出以下问题：1.伪造病历。2.血库出血单与医嘱单不符，病历、收费单、化验单不符。3.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物。4.值班医生有两人无证上岗。5.自购贵重药品丢失和无记录，患者家属反映强烈，药品去向不明。天价医药费“有关”北京专家:这事已和我们没关系2005-12-9 几天前，有知情者向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份参与过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期间会诊的院外医学专家名单，总共19名。其中，17名来自北京各大医院，一半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此外，还有北京朝阳医院icu护士长及护士6人。
此前，因此事被调查停职的哈医大二院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一直表示：翁家550万元医药费中，只有近140万元是哈医大二院治疗所用；剩下的大头，是400余万元的自购药品。
哈医大二院有领导也公开表态，“关于自购药问题是北京专家的建议，家属也同意的。如果说我们过度治疗，我们得不到任何好处。”他还表示，“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上显示的患者每天都使用禁用药物“珍怡”，并非造假。这个药的确是于玲范用过的，但是事先征求过北京专家的意见，北京专家也没有异议。后来，于玲范还在会诊单上加上了专家意见。
据悉，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血液科主任楼方定教授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主任克晓燕教授等5位专家受请同赴哈尔滨参与患者翁文辉的病情会诊。楼方定回忆说，专家组从晚上8时研究到次日凌晨2时多，结论是病人“承受不了化疗”，而此前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的专家也给过相似的建议。
对于天价药费的内情，楼说他并不知道。他“只是提供参考意见，没有下医嘱的权利，具体执行是院方和医患的事儿”。不过，他告诉记者，翁家确实曾经说过只要能够延长翁文辉的生命，减轻痛苦，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后来，楼通过朝阳医院的一名医生知道，朝阳医院血液科主任也赴哈尔滨给病人进行了诊治。
这位专家说，每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医生是为病人算计每一分钱的。可她也反问：“病人家属强烈要求继续治疗，你说医院能怎么办？难道把病人推出医院吗？” 天价医药费事件：医院掩盖真相2005-12-8 作为“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一直处于风口浪尖。昨日，他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称，“(当事医院)在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最主要的就是监管缺失。” 按照王雪原的说法，其实在决定说出真相之前，他对医院早已“有一些想法”。
6月1日这天，王雪原第一次接触到患者翁文辉。据他介绍，当时患者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经过化疗后多发感染，“从各个系统来讲，出现严重的代谢性碱中毒、离子紊乱，低钾血等”。于是，患者被送到了icu，因为icu是提供生命支持的，先是救活，对血液、呼吸等各个系统进行处理。
“天价医药费”事件：患者家属赴京公布部分证据2005-12-8 今天下午，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患者家属在北京向多家媒体公布了哈医大二院多收费、乱收费及重复检查、伪造病程记录的部分证据。
翁强表示，现在拿出的材料只是很少一部分，他还有两箱证据证明哈医大在这一事件中的上述问题。但由于此案还在调查阶段，他不方便将所有资料公布。
记者在一张医嘱单上看到，同一天、同一项的医疗项目中“执行时间为10：15”而“停止时间为9：10”。
哈医大党委书记姜洪池对记者说，在医治翁文辉的过程中，共有20多个北京专家先后往返100多人次，他们是否存在问题，在卫生部调查组调查期间，他不好就此表态。
被作为中国内地“看病贵”的典型——“哈尔滨天价医费事件”的调查结果，今天由哈医大二院麻醉科主任李文志披露给媒体。
据今天出版的《健康报》报道：李文志说，国家卫生部调查组一共去了三次，前后二十八人。其实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结果迟迟没有公布，因为调查结果和当初报道的差距太大。
医院目前的处理结果是：纪检委书记撤职，院长停职检查，血库主任撤职，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撤职。李文志说，初步调查结果是：患者住院六十八天，花了一百三十二万元人民币，调查组查出违规收费二十万元，医院存在的问题是管理混乱、涂改病历、分解收费。当初媒体热炒的“一天注射一百多瓶盐水，输九十四次血”，是用来血液滤过和透析的，是合理的。其他费用都是患者个人自己买药和请专家的。患者从高干病房转到心外科i重症监护室以后，北京的专家、护士长来会诊了一百多人次。
今年二月十日，国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哈尔滨天价医费事件调查不可能不了了之，由于这个事件比较复杂，不便于做更多的评论。这个事件虽没有拿到结果，但是卫生部一定会检查，一旦有了结果，会及时通报”。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被查处 院长书记被撤职
（中新网）
2006年4月30日电 中国卫生部、国务院纠风办近日通报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卫生部和黑龙江省纪委联合调查组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哈医大二院)有关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情况。通报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严重损害了卫生行业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经查，患者翁某，男，75岁。因患恶性淋巴肿瘤，于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医大二院，先后在干部病房和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简称心外科icu)治疗，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于8月6日病故。住院82天，医院共收取住院费138.9万元。
哈医大二院在治疗患者翁某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违反规定乱收费。通过自立项目、分解项目、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等手段，多收医疗费用20.7万余元。
二是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为掩盖违规计费和医疗过程中的问题，伪造并组织有关医护人员违反规定大量涂改翁某的医疗文书。
三是部分科室管理混乱，相关职能科室监管不力。心外科icu存在医嘱、特护记录、收费单中药品数量互不相符和部分医嘱单非医师本人签字的现象，使用未经国家审批的进口药品，对自购药品没有与患者家属之间的交接、核对及退药手续；物价科、医务科没有认真履行相应的监管职责。
四是对患者家属的投诉采取的措施不力，处置不当，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有关方面决定，给予哈医大二院院长、党委委员张岂凡，党委书记王国良，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慧撤销职务处分；给予副院长王太和、谭文华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撤销心外科icu主任职务处分，并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给予心外科icu护士长郭晓霞、物价科科长高松、医务科副科长王璟璐撤销职务处分。对其他医护人员的违纪违规问题，由有关部门分别做出处理。对哈医大二院给予中止三级甲等医院称号1年的处理，限期进行整改，以观后效。责成医院向患者家属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并向患者家属赔礼道歉。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卫生厅对哈医大二院监管不力，责成其写出深刻检查。
事件始末报告篇三
北京地铁是北京城市交通的主力军，到目前为止，它的服务范围已基本覆盖北京主城区。北京地铁的诞生与发展不仅是北京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象征，它也是中国市政轨道交通发展的先驱。今天，任何人到北京几乎都要体验一下北京地铁高效质优的服务，殊不知，北京地铁繁荣发达的背后，是其饱经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它在建设之初曾因被迫“下马”而招致危机。可以说，今天便利快捷、方兴未艾的北京地铁就是从“下马”危机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一、历史回观：“下马”事件的起承经过
北京地铁的建设可以溯源到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人民政府为更好地规划建设这座古城，于1949年7月6日成立了城市建设领导机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其职责为办理“都市计划之调查、研究、设计、订定等工作”，并聘请了梁思成等专家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献言献策。进入“一五”计划时期，北京市委根据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家的建议制定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明确提出了“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1]的计划方案。在当时的形势下，朝鲜战争没有结束，我国的空军体系远没有形成规模，防空力量极为薄弱，边境沿海、内地城市面临外敌空袭的威胁。因此，在首都进行地下铁道建设主要是为战备防空考虑的，其次是为解决城市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交通压力问题。1956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关于北京城市规划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地下铁道北京市需要，有助于解决交通繁忙问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今天，考虑以地下铁道作为防空之用也有必要。”[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要在首都北京进行地下铁道建设。可以说，北京地铁的筹划是在城市专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之下形成的。
鉴于地铁建设工程的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技术的匮乏，北京市委上报中央请求“聘任苏联专家来协助地下铁道的建设，具体指导和部署地下铁道的收集资料及其他准备工作”。[3]1956年10月9日，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一行五人赴京，其成员有“莫斯科地下铁道设计局总工程师巴雷什尼科夫、总地质师米尼涅尔、地质工程师谢苗诺夫、设计总工程师马特维也夫、建筑工程师郭里可夫”。[4]这些专家的到来，为即将投入建设的北京地铁解决了技术上的阻力。随即，北京市委成立了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着手对地铁进行规划和建设。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就北京地下铁道第一期工程的线路规划、地质勘探、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制定了初步方案，为北京地铁的建设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和设计理念，也为我国地铁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然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正值筹建阶段的北京地铁被迫“下马”。1958年，中苏关系因军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等事件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认为这是苏联“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故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半点让步。究其根源，这些事件只是中苏交恶的导火索，中苏关系的真正分歧实质在于意识形态之争。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会后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的前提下，私自做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苏共前领导人斯大林的功绩进行全盘否定，并在报告中提出了所谓的“和平过渡”论断，即认为有可能通过议会和平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一论断遭到了中共代表团的强烈反对，认为“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的代言词。此后中苏论战愈演愈烈，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苏共拉拢其他国家共产党，大肆围攻诬蔑中共是“战争疯子”、“假革命”、“宗派主义”，中苏关系恶化至极点。当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我国签订的600个援助合同，一个月之内撤走了在华的1390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全部援华工程的图纸与资料。而中苏关系的交恶使即将开建的北京地铁面临巨大危机。在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阶段，苏联专家在华做出大量工作。在地铁远景线路问题上，他们编制了13个线路方案，并从中选择了两个较为合理实际的方案；在埋设深度方面，苏联专家根据北京的地质特征，提出了浅埋的建议；在技术资料方面，苏联专家开展了多次技术讲座，并提供了几百张工程图纸。然而，所有的前期设计成果，由于两国政治气候恶化而化归乌有。
此外，20世纪60年代初，时值“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因“天灾人祸”而招致重创。铁路系统损失惨重，设备质量下降，企业管理混乱，虚夸瞒报的不正之风蔓延。1960年，兰州、哈尔滨、呼和浩特等铁路局先后瘫痪。北京地铁建设作为国家级的铁道工程项目，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尽管国家对北京地铁建设的投入资金较为充裕，但是由于“材料跟不上，无法满足施工要求；机具调配比材料更困难；能否进大量劳动力来北京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设计文件尚未拿出，出来之后鉴定也需要一些时间”[5]等诸多难题，1961年6月，铁道部被迫宣布原定于本年7月1日开工建设的地下铁道工程暂缓建设。1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工程“暂时下马”。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也随之被撤销，只保留一个地下铁道科学研究所。至此，停留在筹建阶段的北京地铁建设工程被迫“下马”。
由此可见，北京地铁的“下马”是由内外两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为苏联外部援助所影响，对苏联专家和技术的过分依赖失去了自我建设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时值国内经济异常困难时期，国内缺少相应的技术、材料、劳动力等来做支撑。这两重因素使得北京地铁的建设计划“浅尝而辄止”。苏联专家在离开中国之际曾扬言，“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不可能修建自己的地铁”。面对如此嘲讽，中国人民对地铁交通的渴望和设计研究的动力并没有消减。一些从外国留学归来的技术人才和我国自主培养的技术人才迅速聚集在设计研究的最前线，研究工作没有因建设工作的中断而中断。据当时技术专家周庆瑞回忆：“经长期研究，我们对地铁技术和方案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只等着一声令下。”[6]因此，面对此种情状，党中央、北京市委针对此次地铁“下马”危机的应对也随即展开。
二、奋力而起：“下马”后的建设与调整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苏边境军事对垒、中印战争爆发、台海局势紧张。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毛泽东从加强战备的层面出发，全面规划了我国一、二、三线建设。一直作为战备工程的北京地铁也被重新提上计划日程，并于1965年被列入“三五”计划之中。1965年1月15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副书记万里等人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报告中详细指出了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方针要以军事需要为主、市政交通为辅，采取“浅层埋设、加强防护、通向山区”的建设方针，并提出了“一环两线”分期建设的规划方案。即工程建设分三个阶段进行建设，‘一环’指沿内城墙环线建设，‘两线’指一线从东郊热电厂经北京火车站与环线相接，然后出复兴门经公主坟至石景山，另一线从西直门经颐和园通向西北山区，全长53.5公里。毛泽东主席审阅后，亲自批示地下铁道建设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此后，毛泽东提出的“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成为了北京地铁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对地铁建设提出了三原则，即“交通服从战备，地上服从地下，事件服从质量”。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支持下，北京市委、铁道部决定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以指挥北京地铁的建设。1965年2月，北京地铁领导小组宣布成立，由杨勇上将任组长，负责筹划和决策北京地铁建设。为健全领导指挥机构，铁道部上报国家经委、建委决定重新成立“地下铁道工程局”，完善和调整组织机构，“建立中共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委员会和政治部”；[7]并广泛招纳技术专家和人才，研究和解决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同年5月，铁道部地铁工程局成立。
在各方面准备之下，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举办隆重的开工典礼，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场破土奠基。根据彭真“先试点，后展开”的指示精神，1965年地铁的施工重点在于搞试点，以此来取得建设经验。试点阶段是地铁建设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为确保工程的顺利安全，地铁领导小组特意计划了500米的试验段以解决技术问题和培养施工人员，并提出“两水四练”，即攻破“降水、防水”的关键技术和开展“练思想、练作风、练技术、练指挥”的人员培训。地铁技术专家施仲衡带领20多位技术人员，经过多次研究和试验，有效地解决了地铁施工中降水、防水等技术难题。与此同时，地铁工程局采用岗位练兵、专门培训等方法，培养了一万多名施工技术人员，有效地加快了施工进度，为下一步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66年，一期工程进山线路开始破土动工；1967年，一期工程进入施工高潮阶段，主体结构工程已完成一大半；1968年，施工继续东进，加快对前门、崇文门、北京站等地施工进度；1969年上半年，一期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在建设最后一站北京站的过程中，由于工程量浩大、结构复杂，担任此项任务的铁道兵12师59团，创新钢管柱的安装方法，使施工进度由两天装一根，提升到一天安装16根，北京车站提前100天完成任务，推动了整个工程的提前竣工。
由于地铁建设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中央积极调整和完善领导机构，以保证地铁建设的顺利完成。首先，中央明确了地铁领导机构――国家建委、地铁领导小组和铁道部之间的关系，保障决策正确、执行有力。经地铁领导机构的会议商榷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批示，北京市地下铁路的建设接受国家建委领导；地铁领导小组是领导地下铁道建设的决策机构，国家建委是中央掌管基本建设工作的职能部门，有关重大方针问题，地铁领导小组直接报中央和国家建委；地铁领导小组和国家建委对地下铁道的决议决策都通过铁道部加以具体实施贯彻；地铁建设中的具体业务工作由铁道部负责。其次，中央及时调整地铁领导机构，着意避免政治运动对地铁建设的冲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地铁领导小组因遭受红卫兵运动的冲击而瘫痪。但北京地铁的建设没有因此而中断，地铁领导小组机构瘫痪后，由国家建委及时兼管。1968年12月2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重新成立指定新的地铁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组长，再次加强对地铁工程的统一指挥。总之，在北京地铁的建设过程中，地铁工程始终处于国家党政部门的有力领导之下，地铁工程领导机构并没有因国内政治运动的波折而中止运行，地铁建设仍如期开展。
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四年零三个月的寒暑奋战，196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国庆典礼上，中国人自主设计、独立建设的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成功通车。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苏联专家的撤离和国内经济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不仅成功应对了地铁“下马”事件带来的危机，而且实现了中国地铁发展的巨大转机，结束了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
三、方兴未艾：事件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8]北京地铁的“下马”虽然使即将开建的北京地铁中断搁浅，但是有志气的中国人民不惧艰难、众志成城，成功实现了地铁一期工程顺利通车。不仅如此，北京地铁“下马”事件也从反面对北京地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北京地铁的被迫“下马”，促使中国技术专家砥砺科研，成功实现了我国地铁建设中的技术突破，减少了对外部援助的依赖，真正地做到了独立自主。在地铁建设之初，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和安全，地铁工程局特地汇聚全国各地之技术人才、倾全国科研之力，着重加强对地铁建设技术的研究。当时地铁建设中各个系统的技术攻关，都是由各大科研院校和单位进行集中突破和解决。据当时地铁工程局科研所所长施仲衡回忆，“供电系统由唐山铁道学院、通风由清华大学等各单位研究”，“不能用任何国外的技术和设备”。[9]在地下铁道开挖之前，地铁工程局又成立了多个研究小组，先后召开几十次专业技术会、开展多项技术试验，建立了几十项技术管理制度。在技术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地铁建设中的相关技术，如防水降水、钢筋绑扎、钢管混凝土柱和机电设备等技术获得了重大突破，新中国自主建设地铁的技术工艺日益成熟。北京地铁的技术专家们用自己的智慧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奠定了我国地铁发展的技术基础，创造了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
北京地铁“下马”事件也催生了地铁运营管理事业的诞生。1970年4月15日，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北京地下铁道运营管理处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地铁运营与管理事业的正式起步。运营管理处的主要职能是，“健全组织机构、颁布规章制度”，“调配职工技术人员”和“展开试运营”。[10]运营管理处共下设三级组织机构，一级机构设办事组、生产组、后勤组和政工组四个组织，四个组织又下设若干小组；二级机构设营、连、车站、仓库等组织；三级机构设班组和工区。这些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满足了地铁运营管理的需要，可以有效地处理地铁运营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充实组织机构的干部力量，运营管理处先后从水利电力部、北京电车公司和地方铁路局等部门调入了大量职工，解决了运营管理处成立初期人员不足的缺陷。组织机构的设立和职工人员的充实为地铁的试运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1年1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了对地铁试运营的批示，实行“内部售票，运行一段，接待群众参观”。1月15日，北京地铁正式展开试运营。此后，北京地铁的运营规模不断扩大，从发售单程票到发售往返票、从2辆编组到4辆编组、从10站到13站，运营车站不断增加、载客数量日益上升、试营线路逐渐延伸。这不仅缓解了市民出行的交通压力，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方式，而且积累了地铁运营管理的实践经验，为以后地铁运营管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验基础。
时至今日，北京地铁已建有18条专线，年载客量高达30多亿人次，日客运量高达1000多万人次。从当初的无奈“下马”到当下的高速发展，北京地铁的光辉历程不仅铸就了我国市政交通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呈现出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的民族气魄。正所谓“知耻近乎勇”，北京地铁正是在“下马”的危机之中砥砺前行，实现了自己成长发展的巨大转机。这也表明，危机与转机始终并存、努力与机遇彼此相依。只要挺立潮头、不惧艰难，定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参考文献：
事件始末报告篇四
2012年2月1日，中午12点，我揉了揉酸胀的眼睛，暂时从令人热血沸腾的小说世界里脱离出来。踱步来到旁边爸妈的卧室，猫猫正一脸惬意地趴在衣柜顶上。我喊了它几次，猫猫瞥了我一眼，没有理会，继续作闭目沉思状。当然，在它的脑袋里，恐怕除了吃喝拉撒以外，也就没剩下多大地方了，所谓闭目沉思，也只是思考该是先吃饭还是先睡觉之类的事情了。
厨房里，妈妈正在忙碌地做着午饭。就在我注视的这几秒钟里，老妈已经在厨房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转了三四圈，但似乎什么都没有做。最终她还是回到了炒锅前，拿起那柄其实一直都握在手中的锅铲，噼里啪啦地一顿乱炒。空气中飘来一阵饭香，恩，似乎味道不错。
哥哥正在卧室玩电脑，一时忘乎所以，且不作理会。繁忙的老爸中午还得呆在林场里工作，但三姨待会儿会顶替他的位置，一家还是四口。额，不对，是五口，还有小猫，我的妹妹。
啪啪，防盗门开关的声音不断响起，是老妈在往小房里放东西（所谓小房，是家乡俚语，就是专门放东西的小房子）。我拿起手机一看，时间已经是12点半，该是吃饭的时候了。这时又是啪的一声，未见人影，却先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很熟悉吧），哦，该是三姨到了。
“吃饭啦······”，这声音响彻云霄，如雷贯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必然是老妈所发，其内力之深厚可见一斑。
“猫猫，吃饭啦”，我朝着爸妈的卧室随口喊了一句，便搬着凳子来到餐桌，开始了三餐中的第二餐，却也是第一餐的午餐（起得迟，没办法）。午饭甚是丰富：两荤两素，四菜一汤，馒头大米，还有几张鸡蛋饼。恩，猫猫喜欢吃鸡蛋，这张饼看来得给它留点儿。哎，对了，猫猫呢？低头看看餐桌下，没有；转身来到卧室，衣柜顶上也没有；厕所，还是没有。
地从床底下钻了出来，顶着个脏兮兮的脑袋，可怜巴巴地看着你，然后“喵”的一声轻吟，脆生生的，软绵绵的，如清风拂过镜湖，带起层层涟漪。但这只是平常时的情景，而此刻，除了老妈不断发出的咪咪声，周围却是一片悄然。
小猫不见了！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但我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它只是偷偷溜出去了，而非其他变故。
翻箱倒柜，角角落落地找了一番，没有小猫的丝毫踪影。此时的我们至少可以确认，小猫应该不在家里，而是偷跑出去了。至于怎么跑出去的，老妈说是三姨进来时小猫乘机溜出去的，而我们则认为是老妈去送东西时没有关门，把小猫给“放”了出去。但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无需追究，也追究不了。
老妈很是着急上火，连饭也顾不上吃，穿上鞋就匆忙出去找了。我却没有动，依然淡定地坐在餐桌旁吃饭。但淡定是表面的，内心的几许慌急却是自己也无法掩盖的。
1、2、小猫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但它还在大院里。有人把它抱到了家里，所以我们找不到。
但可能永远只是可能，寻找的任务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整个下午，我们全家就在寻找小猫的过程中度过，但结果还是一样，找不到。
饿受冻。如果人家玩过兴致了，兴许还会放它出来，这样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
晚饭在一片沉闷中度过。回来的老爸把我们说了一顿，说我们一堆人还看不住一只猫。但其实这件事谁都不能怨，只能怪小猫自己不懂事，到处乱跑，以致出了事。但话又说回来，一只猫，你让它怎么懂事。
心情不好的老妈血压又高了，蹦到了160.心情不好的老爸很理智，他说，不管结局如何，这都是缘呀，小猫来我们家是缘，从这里走也是缘。但从此，家里是不会再养猫了。
伤的痛，那是因为爱的深。如果没有付出，也就无所谓痛不痛了。这句话说得很对。
晚上10点，老妈说耳边总是响起小猫的叫声，可能它已经回来了，就非要再出去找找。我把她批了半天，说这是幻觉，而且这么晚了，出去不安全。老妈很倔，还是坚持要去找，没办法，我只能陪她一起去。
深夜，繁星满空。凛冽寒风倒是没有，但温度依然很低。
两个人，一个手电，我和老妈组成小猫寻找大队，开始了我们在大院里的征程。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楼道，能进去的我们都去找了一遍，甚至有时听到类似猫叫的声音，我们便驻足良久，听听那到底是不是小猫的叫声。而此时，是晚上10点。
猫倒是也找到了几只，不过都是别人的，小猫还是没有找到。但收获还是有的，有一户人家的小孩似乎很开心，笑声中总是夹杂着一些类似猫叫的声音，但无奈彼此并不相识，声音也若隐若现，如此深夜，贸然打扰确实不妥，只得明日再说。
小猫，我为你感到悲哀！
2012年2月2日，早上8点半，熬夜看小说的我习惯性地在2点睡觉，此时正是处在睡梦中，迷迷糊糊中我听到老妈接电话的声音（想听不到也难），“什么？猫回去了！好，我过去接它”。
小猫找到了？虽然大脑一片混沌，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为之一震，然后，我就睡得更踏实了。
似乎过了许久，又也许还在刚才，啪的一下关门声响起，然后便传来老妈和哥哥批评小猫的声音。小猫没有申辩，因为它知道申辩也是没有用的，这件事情已经被定了性。更何况，它压根儿就不会申辩。
紧接着，一阵哀嚎声响起，我知道，这是给小猫洗澡，虽然它并不愿意。无心再睡，我便翻身起床，帮助大家一起镇压这场反革命运动，牢牢遏制住小猫的反抗。
用毛巾被裹住，不顾小猫的挣扎，我毅然决然地把它抱到了被窝里，翻身躺下，继续睡。小猫似乎也明白了，也就不再挣扎，只是浑身还是在不停颤抖，颤抖，因为它冷呀！
抖着抖着，我们又都睡着了。
有时候，睡觉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对于此刻的小猫，正是如此。
小猫趁着老妈送东西偷偷溜到了楼道（老妈也承认了，因为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然后玩了一会儿，又趁着楼上有人出门的时候跑到了外面（当然也有可能是被人抱到了外面。事情不可考，也就姑且这样认为了）。后来，小猫玩累了，习惯性地跑到姥姥家（小猫总是在姥姥家玩，而且那里的纱窗门上有专门的猫洞），但途中被姥姥家楼上的小孩子给抓到了（此小孩有抓猫前科，而且是劣迹斑斑，我们的小猫估计是遭了毒手。可怜的小猫。）。等到晚上了，小猫想睡觉，却找不到爸爸（小猫平时睡觉都是找我爸爸，就睡在他头旁边，要是冷了就直接钻到被子里。），于是就一顿乱叫。玩腻了的小孩嫌他烦，就又把它丢了出来（有可能是晚上丢出来的，也有可能是第二天早上送出来的。我倒希望是后者，这样的话，至少那孩子还有救），小猫想回姥姥家，但里面的门却是关了，猫洞被堵住了（门有两层，只有外面的纱窗门有猫洞）。而天气又是那么冷，小猫无奈只得躲藏起来，甚至很有可能就是躲在了碳堆下面。后来等到早上，小猫听到姥姥说话的声音，就使劲抓窗户，直到被三姨发现（三姨下来照顾姥姥，和姥姥住在一起）。
事情波澜起伏，跌宕万千，但小猫却是丝毫不知，也许这一切对于它来说，只是一场刺激的旅行罢了。但对于我们，怕就不仅仅是这样了。
而此刻，小猫依旧趴在我的身边，安静地睡着。
事件始末报告篇五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一系列召回行动给公司经营和品牌造成重大损失，而事件隐患多年前就已埋下。以下是２０００年以来丰田召回事宜相关脉络。
２０００年，丰田实施“打造２１世纪成本竞争力”战略，计划把１８０个核心零部件的成本削减３０％，２００５年前节省成本１００亿美元。
２００４年，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协助下，丰田把有关汽车突然加速的调查范围局限于瞬间加速案例上，排除突然加速超过数秒或司机有踩刹车动作案例。
２００６年，随着全球范围召回案例猛增，时任丰田公司总裁渡边捷昭为“质量小故障”道歉。
２００７年３月，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启动对丰田汽车油门踏板嵌顿问题的调查。同年９月，丰田召回５．５万个脚垫。
２００７年下半年，美国州农场保险公司通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称丰田汽车相关的事故“显著增加”。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丰田在美国销量超越福特汽车，仅次于通用汽车。２００８年，丰田超越通用汽车，成为全球汽车业“老大”。２００９年６月，丰田章男取代渡边捷昭，出任公司总裁。１１月２６日，丰田在美国召回４２０万脚垫有问题的汽车。
１２月１５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官员前往日本，敦促丰田迅速采取行动。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６日，丰田通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美国零部件供应商ｃｔｓ集团生产的油门踏板存在缺陷。
１月２１日，丰田宣布召回美国市场８款２３０万汽车。
１月２５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通知丰田，后者有法律义务暂停销售召回车型。第二天，丰田宣布暂停销售８款车型。
１月２７日，应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要求，丰田进一步召回１１０万辆脚垫缺陷汽车。
１月２９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启动对ｃｔｓ所产油门踏板的调查。２月２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开始调查丰田电子油控系统。
２月３日，美国运输部长雷·拉胡德呼吁丰田车主“停驾”，稍后收回这句话。丰田称，正在调查２０１０年款普锐斯相关投诉。
２月４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开始调查针对普锐斯刹车问题的１００多起投诉。２月５日，“雪藏”近两周后，丰田章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质量监理小组。
２月９日，丰田宣布召回近５０万辆普锐斯及雷克萨斯混合动力车。２月１０日，丰田开始修补普锐斯的制动系统。
事件始末报告篇六
【材料】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一步步演化和扩大为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自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房地美双双被美国政府接管后，此次危机几乎触及到世界各地。进入2009年，全球经济快速下滑，经济危机进入深化发展阶段，并对中国经济带来明显冲击。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经济危机是经济被迫进行强制调整的过程，具有破坏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风险释放，孕育产生新机遇的过程。我国的不少企业由于提前主动进行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但能从容应对危机冲击，还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令人敬佩。
请以“危机”与“转机”为话题，写一篇作文，文意自定，题目自拟，文体自选。不少于800字。
【材料积累】
1.当耶路撒冷的教会惨遭迫害，有人看到的是危机，怕初生的教会从此覆亡。而有的人却视为转机，那些四散的门徒有机会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安提阿、居比路等地。
5.《圣经》中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
把“危机”变为“转机”
一场危机是一场灾难，同时也潜藏着机遇。结果怎样，全看人们如何面对它。（开门见山，提出观点）
面对危机，沉着应对，冷静分析，并且处理果断，意志坚定，危机就会变为转机。反之，或灰心丧气、意志消沉，逃避退缩，或没有危机感，自恃强大，骄傲轻敌，则会坐失良机。（正反对照，分析透辟，如何才能化“危机”为“转机”，一目了然。）
楚汉相争之初，刘邦的势力和项羽集团相差悬殊，面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面对兵力几倍于自己的楚军，刘邦可谓危机四伏，尤其是杀气腾腾的“鸿门宴”，更可谓鬼门关。但刘邦从容不迫，冷静应对，谋臣运筹帷幄，巧妙定计，武士临危受命，誓死护主，在不利的条件下，一步步变被动为主动。而项羽却刚愎自用，内部又矛盾重重，谋臣不能施其谋，武士不能效其力，一次次坐失良机，反而变主动为被动。“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读书有心，化用无痕。
在“鸿门宴”这个典型事例中，刘邦是化危机为转机，项羽坐失
良机，把二人放在一起，正反对照，危机与转机的关系就更显而易见了。）
中国首富李嘉成的信誉有口皆碑。当初李嘉成担任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以生产塑胶制品的长江塑胶厂正面临倒闭的危机，作为公司的领头人，李嘉成必须担负起“力挽狂澜”的重任，“扶大厦于将倾”。
危机就是转机
危机不期而至，我们习惯上只看到危机，看不到转机。其实，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危机就是转机。
要意义。）
苏东坡，豪气冲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许正是他的豪
气给他带来了危机，使他从仕途的高峰跌落到低谷，从皇帝、太后都欣赏的才子变成倒霉的迁客，但黄州，这个在众人眼中的荒凉小镇，也给苏轼带来人生的转折。
治生命的危机，但苏轼勇敢面对，不沉沦堕落，而是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所以说，恰恰是“危机”成就了一代文杰。危机只有在人积极有为的情况下才能变成转机。)
古今同理，2003年春天，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非典。人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尤其是广大医务工作者不畏难，不退缩，没有被危机吓倒，而是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经过一春的奋战，终于，转机出现了，“非典”被我们扼住了喉咙，各种科学的应急机制应运而生。这场危机成了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生存奥秘的一个新起点，新契机。
因此“危机”给你带来的是“危难”还是机遇，全看你如何面对了。
事件始末报告篇七
0.引言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简称“东航集团”）成立于2002年10月，总部设在上海。英文全称：china eastern air holding company，英文缩写：ceah。东航集团以原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兼并中国西北航空公司、联合云南航空公司组建而成，是我国三大航空运输集团之一，是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中央企业。
东航集团经营业务包括：公共航空运输、通用航空业务及与航空运输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含免税品）；航空器材及设备的维修、航空客货及地面代理、飞机租赁、航空培训与咨询等业务以及国家批准经营的其他业务。东航集团旗下共有20家控股投资公司，经过几年来的调整优化和资源整合，基本形成以航空运输核心主业为支撑，以航空食品、进出口、金融期货、传媒广告、旅游票务、酒店管理、机场投资等业务为辅助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
截至2010年6月，东航集团资产总额为1018亿元人民币，员工6.4万人，拥有运输飞机338架，通用航空飞机18架，通航点152个，国内外航线570条。
2.东航返航事件经过
2008年3月31日，东航云南分公司18架航班飞到目的的上空后“集体返航”，千余名旅客滞留机场。
4月1日，东航宣布航班因“天气原因”返航，并否认外界所说由于薪酬分配的原因。
4月2日，有消息称，“返航”是由于飞行员停工造成，但东航仍坚持称返航是天气原因所致。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派出调查组赶赴昆明，展开首轮调查。
4月3日，罢工飞行员全部返港飞行。但有消息称，东航与停飞飞行员协商尚未达成一致。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的调查组做出调查报告。
4月4日，民航云南监管办封存返航航班资料、目的地机场天气实况及相关飞行数据。
4月5日，东航发布声明，正对该事件调查，如证实确人为原因故意返航将视情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4月6日，东航就“返航”事件道歉，却仍坚持是因为天气原因。东航正式派出工作组调查航班不正常原因。中国民航局派出工作组开始调查该事件。
飞和调查处理。同日，民航局调查结束。
4月8日，民航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初步认定东航云南分公司确有机组涉嫌人为原因返航。东航召开150余名员工参加的职业操守誓师大会。同时，东航总经理曹建雄同时发表了一份《告全体员工书》，称，“决不允许东航员工拿着旅客的利益作为筹码”。
4月16日，民航局就东航“返航事件”做出处罚决定。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要把涉及停航的东航2条航线、部分航班上报民航局，当时尚未确定具体哪一航线停航。
4月17日民航总局公布调查结果及处罚决定，认定为非技术原因，同时对东航罚款150万元，停止云南部分航线经营权。
4月22日对外公布，停止东航两条航线经营权，调减东航的昆明至丽江、中甸等6个目的地城市约20个航班。
7月2日，东航对云南分公司“3·31”返航事件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同时，为认真吸取深刻教训，东航结合抗震救灾表彰活动，在党员和员工队伍中深入开展责任和义务教育活动，大力强化飞行队伍建设，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全力投入奥运保障工作。
3.事件回顾
3.1东航返航事件现场
东航云南公司在事后组建了一个“网络舆情控制小组”，组织专人在网络上发帖，劝诫工作人员抵制媒体采访。在公司的严厉限制之下，几乎所有飞行员和工作人员都沉默不语。
3.2“拉郎配”造成企地矛盾
“云南飞行员上缴个税要突然增加20%-30%”一事，是此次返航事件的导火索。正是在3月31日这天——飞行员们申报2007年飞行小时费的最后一天——飞行员们选择了返航。
记者拿到的东航云南分公司党委给民航云南安监办的报告说，此前，云南分公司空勤人员的飞行小时费是按8%的税率核定计算缴纳的，2006年，云南地税局开始要求公司“必须将飞行小时费并入工资薪金一并计算个税，并3次下达整改通知”，后经双方协调，2006年不再补税，但是，2007年的空勤人员小时费则要求在2008年3月31日前申报，4月7日前补缴。
云航的“独立”想法似乎也得到了云南省地方政府的支持。一个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张艺谋在北京举行《印象·丽江》的新闻发布会时，云南省省长、副省长和宣传部长都前往出席，等返回昆明时，3个人却被分开安排到了东航的3架飞机上。2006年3月，云南一位副省长曾带队到东航上海总部谈判，拿出云南省政府和东航联合持股云南航空的具体方案，希望飞机能重新挂回“孔雀”航徽。但是，东航似乎对这一方案毫无兴趣。
“东航高层领导从头到尾面都没有露，你想，去的是堂堂一个省领导，结果吃‘闭门羹’，滋味可想而知。”陈群安分析说，“补税，也可以说是地方上点了火。”这桩“拉郎配”婚姻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为了确保上海基地公司的地位，东航在2004年发起了“上海保卫战”，调集了全国14家分公司的1500名机组人员云集上海。尽管当年上海的客运市场占有率从31%提升到了36%，但业界一个普遍看法是，这一战役导致了东航内部各个分公司和总部的严重利益冲突。
3.3谁欺负了“云南人”？
“不公平”是飞行员们在事后的诸多抱怨中最醒目的字眼。记者看到了流传在飞行员大楼中的名为“致东航云南公司全体飞行员”的“公开信”，信中不仅提及云南分公司飞行员和其他公司的待遇差距，更认为，公司在航线的分配和干线支线的小时费问题上对云航明显不公平。云南分公司一位老飞行员赵梁(化名)向记者分析说，“别的地方，只要放了机长，哪里都能飞，但是云南支线机场就要一个机场一个机场地认证才行，每个机场都要管技术的检查员和领导在飞行技术本上签了字，你才能飞。”相比干线和国际航线而言，云南的支线飞行要花费同样的地面飞行准备时间，危险系数更高，但小时费却最低。而一个更特殊的情况是，云南分公司一直是东航股份公司的一根“顶梁柱”。陈群安分析说，去年，即便是在云南全省航空市场放开之后，云南分公司也仍旧向总部上交盈利1亿元，而股份公司全年盈利却只有5000万元。
云南公司员工对“上海人”的反感甚至能从一个空乘的网络发言中看出：“东航总部来昆明飞包机，上来从来都很拽，进门就嚷嚷，我是总部的啦„„不是要坐头等舱，就是要我们给他们放行李。”这种对立情绪甚至会在双方接触过程中一触即发。一个典型事例是，云南分公司一位机长因为拒绝了上海总部一签派员加入机组的要求，最后被罚款500元。
东航曾经爆出的高层贪污丑闻，使得云南员工对高层管理者始终抱有深深的怀疑。其中，云南分公司为丽江航线机组人员休息过夜而设的“丽江基地”，因为常常接待“络绎不绝的上海人”，而被云南分公司员工普遍视作总部上海管理层“游山玩水”的一个证据。“云南人”的种种不公平感似已累积较长时间。分公司飞行员待遇下降、分配不公平、企业内部科层化等级化、本地员工与东航总部员工之间的意见分歧等等，都成为了矛盾的焦点。
3.4不能辞职，不能请假，那返航呢？
“返航事件”只是东航系列辞职罢飞事件中一个最糟糕的版本。这一年多，东航公司下属的多家分公司劳资之间“战火不断”，上海总部有20名飞行员辞职，山东济南、青岛分公司、江苏分公司、武汉分公司等情况亦不乐观，西北分公司和甘肃分公司甚至有四分之一飞行员辞职或要求调转。
李波则告诉记者，过去几年中，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们曾有过两次抗议式的集体行动，但均以失败告终。去年“十一”国庆黄金周之前，他们酝酿着学习其他分公司的飞行员搞“集体请假”，但公司高层闻讯后逐个分化瓦解，同样未遂。
就在这半年多时间，此前的同事、机长郑志宏1257万元的“天价索赔”官司也被飞行员们私下反复议论。在一审开庭时，就有二三十个飞行员坐在旁听席上，支持郑志宏。“郑志宏事件”也被公开信列入其中。
“飞行员要走，东航管理层的态度要么漠视，要么就很强硬，索赔要价很高，”张忠说，这使得东航飞行员的辞职行为都较多悲壮色彩。他提到了2006年6月在上海总部的绝食事件。那次，被追索数百万元巨额赔款的6名青岛飞行员来到公司总部，要求面见总经理，未果，这6名穿着白色制服、剃了光头的飞行员就坐在总部门口绝食4天。最后，领导还是没有出来见他们。因为担心“有了昏迷史会失去再次驾驶飞机的资格”，飞行员们最后自行结束了这次绝食行动。
李波说，根据飞行有关规定，当“机长对降落机场条件缺乏信心”时，就“应返航备降”从技术上说，返航是机长的权力，甚至是绝对不容干涉的权力。这一民用航空安全的金科玉律，被当事飞行员们当作了“尚方宝剑”。
陈群安认为，飞行员在此次事件中肯定是过错的一方。“他们一天到晚跟仪表设备和天气打交道，眼界很窄，只想到要抗议，以为安全返航就没大问题，压根就没想到乘客，也太狂妄了！”(据《南方周末》)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７日电 中国民用航空局４月１７日公布了对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航班返航事件做出的调查结论，认为这是一次东航云南分公司少数飞行人员无视旅客权益所造成的一起非技术原因的返航事件，同时对东航做出处罚决定。
民航局有关负责人昨对记者介绍说，经过技术调查，调查组认定，东航云南分公司３月３１日和４月１日返航的２１个航班中，因飞机故障原因返航的１班；因天气原因返航的２班；非技术原因故意返航的４班；听到前机返航，处置不当，盲目返航的５班；因译码设备工作不正常，ｑａｒ（飞行数据快速存取记录器）无数据或数据错误，无法从技术上判定返航原因的９班。据此民航局认为，此次返航事件，主要是东航云南分公司少数飞行人员无视旅客权益所造成的一起非技术原因的返航事件。
这位负责人表示，民航局依据有关规定，决定对东航做出两项处罚：一是停止东航云南地区部分航线、航班的经营权，交由其他航空公司经营。具体执行事宜由民航西南管理局安排；二是对东航处以人民币１５０万元罚款，上缴国库。
责令东航在三个月内完成相关设备的改装升级，恢复ｑａｒ译码设备的正常工作。
这位负责人说，民航局同时对东航提出四条工作要求：一是严格执行各项规章标准，稳定队伍，确保飞行安全；二是妥善处理好此次返航事件涉及的旅客权益问题；三是对此次返航事件负有责任的相关领导进行严肃处理。在云南分公司开展法制观念、责任意识、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整顿；四是继续就部分航班返航的非技术原因进行深入调查，依法依规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4.后续发展
受该事件影响，东航4月份以来的客座率已经由3月份的72％下降至60％，而去年同期的客座率为75％，被砍掉的东航在昆明至西双版纳、昆明至丽江等航线则是客座率与收益率双高的黄金旅游航线，据初步估算，东航的间接损失在四亿元以上，毫无疑问，东航也成为该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从上述东航返航门事件的危机应对过程可以清晰发现，作为国内著名的三大航空公司之一，东航在危机管理能力和公关表现与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形象相差甚远。
事件发生后，东航没有与民航总局、民航地区管理局、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进行有效沟通和公关，不仅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发话，还引来民航总局等官方的严厉批评指责，四处树敌结果令自己更加被动，导致航线经营权被取消的恶果。
进入五月中下旬，随着返航门事件逐步淡出公众的视线，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灾害发生后，东航以超常规的运输组织方式，确保以最快的速度把部队官兵、医疗人员以及所需物资装备运送到抗震救灾第一线，此外，东航还组织开展“救灾爱心月”活动，通过义拍、义卖、义工、义务献血等各种形式的献爱心活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企业的品牌形象，东航的航空运输正在逐步恢复，但是从返航门事件的危机善后的复杂程度来看，完全消除返航门事件对东航的负面影响显然仍需要一定时间。加大东航危机管理力度，重树公众对东航品牌的如同，重新树立东航诚信安全的品牌形象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只有社会公众信心的重新树立才能保证东航未来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返航门事件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