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是 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4篇)

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是 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篇一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的趋势。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重要基础的内涵。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是制度，只有从市场行为、税收、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差距，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制度安排。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

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

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

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 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

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

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

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 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

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

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

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

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

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

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

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

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

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

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

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

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

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

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

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

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

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 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

“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

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

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

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

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 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是 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篇二

浅析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的趋势。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重要基础的内涵。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是制度，只有从市场行为、税收、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差距，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制度安排。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

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

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

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 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

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

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

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 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

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

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

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

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

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

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

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

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

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

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

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

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

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

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

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

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3 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 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

“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

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

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

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

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 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3.3 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这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我国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减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贫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径。

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需要从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两个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应该是：选择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动计划。

具体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潜力，发展多种经营，盘活企业闲置资源，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减少推向社会的下岗人员；二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四是拓宽国内跨地区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

从优化就业环境角度看，主要政策应包括：一是在宏观环境方面，各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应制定相应的就业计划和目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落实、实现。二是要健全完善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要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及时充分的就业信息、就业培训服务，使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就业机会并具备良好的就业条件。四是制定实施推动就业的优惠政策，如实施免征所得税，鼓励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自办企业。

3.4 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机制，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实质和功能都是为了解决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贫困以及社会发展问题。

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安全阀、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

当前，在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难题时，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这些功能，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处于社会低层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转型时期出现暴富者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贫困阶层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保障低层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

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主要还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

因此，当前要加快在农村建设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实落实。

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应通过实行最低工资保证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华琳。

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j].理论导刊，2004（10）：24-25.[2]唐 灿。

重视城市贫富分化加剧现象[j].发展，2004（9）： 28-30,32.[3]王铁锋。

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综述[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4,5（6）：112.[4]刘大权。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n].经济日报，2001-08-30.[5]孙红永。

试析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问题[j].前沿，2005（5）：189-193.[6]刘晓辉。

对当代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j].理论学刊，2005（4）：77-78.[7]孙 辉，王传宝。

贫富差距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论析[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3（1）：83-88.[8]吴忠民。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n].文汇报，2004-09-30.[9]张昆仑。

关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冷思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8（1）：6-10.[10]刘玉琼。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与对策[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9（1）：37-42.[11]杨福贵。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成因与对策[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3）：3-5.[12]财政部：去年240万名高收入者缴个税1 294亿元[n]。

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是 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篇三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左传》有云：“如乐之合，无所不谐。”古人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如同音乐般美好的和谐社会。而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减少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经济的空前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很容易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这就要求我们政府，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

首先，我们政府应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

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残疾人福利就业、贫困生助学贷款、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有些社会保障机制还需求一个摸索和完善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保障民政系统对最弱势群体救助机制。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民政部门给与一定的资金倾斜。

其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

我们要积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再有，我们应当有效减少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

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以及行业垄断、行业不正之风等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不仅加重了社会贫富差距，同时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别。各级执法机关要严厉打击靠不正当手段敛取不义之财暴富的违法行为。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短短的一句话，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达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和体贴。我国地域广阔，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是 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篇四

缩小贫富差距应成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

“和谐社会”自被提出之日起，就成为流传于我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之一。众所周知，构建和谐社会是国人追求的目标，也是目前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将其正式列为我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应当说，“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顺应民意，也符合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前者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之所在。

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现象。

其中国民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当前国人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异常关注的问题之一。

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它就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会加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的稳定、危害到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危害性，并从战略的高度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理由如下。

1、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20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远未实现，相反，我们还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尽快着手解决，以防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就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

2、是改革继续顺利进行的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部分人先富”的政策，实践证明该项政策是有效的。否则，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然而问题是，20多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得过大，如果不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很难保证贫富两极分化的出现。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因此，坚决阻止两极分化的出现，事关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顺利进行的大局。

3、是“以人为本”的要求

笔者认为，“以人为本”首先应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党和国家做出每一项决策都必须首先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伊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事实证明，我们执行的“效率优先”、“部分人先富”等项政策是有效的，它们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在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实现了总体小康后的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根据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我们应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

4、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中国人逐步富裕起来的过程中，不排除一些人采取不正当途径甚至非法手段发家致富的情况，而这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贫富差距深恶痛绝的主要原因。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相反，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一个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

5、是经济继续增长的需要

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效率与公平逐渐变成国人讨论的热门话题。不少人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执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殊不知，除了做大蛋糕之外，分好蛋糕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实际上，效率与公平两者是和谐统一的整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相互脱节。一方面，效率提高了，我们才有更多的社会财富供大家分配，从而提高大家的富裕程度。另一方面，只有社会财富得到了公平的分配，大家才有更大的积极性，使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否则，效率迟早会受到影响，从而使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统筹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6、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保证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进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内向型经济。然而，从各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进出口，而消费这驾马车的贡献明显偏低。与之相比，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在70%左右。过多地依赖进出口难免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受制于人，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内需，这就要求我们尽快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那么，城乡间拉大到什么程度？1984年我们城乡间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是1.7：1，到1997年扩大到2.4：1，2003年扩大到3.23：1；2004年进一步扩大3.3：1，如果按照今年总理的报告讲，我们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0493块钱，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3255块钱，那么现在的差距又回落到3.22：1，城乡差别已经看出来在不断的拉大。

区域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的拉大，1978年东、中、西部的差距是1.7：1.2：1，那么，到2002年变为2.6：

1.2：1，这就可以干处区域间的差距也是在不断拉大。

企业职工间的差距也在拉大。2004年我们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收入都是很高的。跟我们的农、林、牧、渔业的4.63倍，其中辽宁高7.65倍，从所有制来看，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收入是城镇集体单位职工收入的2.08倍，其中北京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工资收入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收入的3.56倍。

这说明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我们调查，从2002—2004年，调查了10个省的20个城市万名职工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到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这万名职工平均工资只有10901块钱。

仅为全国平均工资16024块钱的68%。

据我们调查，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已经扩大到8.8倍。

职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看法认为差距很大，差距较大的占90%以上，我看到的世界公布《2004年全球的财富报告》我们国家有百万美元以上的人是23.6万人，他们掌握969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这部分人相当于我们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八三，人均410万美元，相当于3000多万人民币。

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个人财富聚居地。

在全球是仅次于香港、印度、韩国排在第四位上的增长的人群，这个群体是以年均的12%的速度提升。

当然，这是《全球财富报告》公布的情况，总之，值得我们认真来研究、分析我们这个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

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要肩负起他应该肩负的职责：

一、肩负正确理念和舆论引领的职责。

主要是解决现在分配当中理念混乱问题，最重要的是研究劳动如何参与分配的问题。在参与分配的要素中，劳动、资本、技术、管理都可以参与分配，当然我认为最重要是劳动和资本。劳动不能进入分配领域不能左右分配格局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就比较困难。

二、政府要肩负明确分配原则的职责。

这里面重要的是一定要立推劳资共决原则。要立推公开、公正的原则、立推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立推调高保低的原则。重要的是要把中收入低收入的收入提上去。使低收入者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政府要肩负执法见制和监督的原则。主要市解决缺位问题。

这里面要抓紧出台《工资法》、《最底工资法》、企业工资法等，规定企业工资规范的机制，参与企业的收入，要研究如何逐步来适合农民工工资分配的状况和制度，是温家宝总理提出“支持工会代表职工、工会和企业进行工资谈判、支持企业签订工资协议逐一提出规范企业的定额标准，用时标准，要扭转劳动和资本在参与收入分配当中一弱一强的局面，还要研究怎么样来治理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

研究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的监督问题”。

对没有市场化配置的经营者的国有企业我的意见是暂不适合使用年薪制，国家要采取措施，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

特别要重视的企业离退休的职工，他们收入很低。

我根据国统局的资料，现在的退休职工的工资4400多万，离退休职工是3400多万占77.9%，企业退休职工是退休职工的主体，1990年、2000年、2004年、职工的退休金分别是在岗职工的75%、65%、48%，是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年，企业的退休职工是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是退休金的93%和90%。

到2000年，降为65%和63%，到2004年又变为49%和53%，也是逐年下降的。

其中海南已经机关和事业单位31%和28%。

还有职工的工资增长从国统局2000—2004年五年间，职工工资的增长年均13.93%，机关的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年均增长的13.45%。

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退休金年均增长11.67%。

而企业的退休职工的年均退休金增长只有6.31%。

这说明，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过低。所以，温家宝总理要加以调整。我们坚决拥护的。

中国大陆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日前举办了一场“百万婚礼”。

婚场布置耗费50万元，所有墙面用闪光片铺设，每一桌酒席上都有一个硕大的鲜花球吊顶，每隔3米设有一个电脑摇头霓虹灯，婚场内还有一面特制的水晶墙。婚庆设计公司负责人说，百万婚礼只是一个统称，实际上的花费远不止百万。

100万元，对于居住在中国农村的数亿农民而言，可能是他们一生不可企及的财富。

萝卜缨子一盆菜，这是安徽省寿县大顺镇仇集村李多友一家5口人的中饭。内房里，李多友得了脑炎的儿子坐在床上，因为没钱看病，发病时父母只好忍痛捆住他的手脚。

遇到刮风下雨村里停电时，李多友也舍不得买一支3毛钱的蜡烛。“没电就只好早些吃饭睡觉喽。”在田里忙碌了30多年的李多友说。

上海和寿县的直线距离不足500公里，奢侈与贫困共存的现状及其深层次原因，成为对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目标的巨大挑战。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日前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未来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可能会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二。

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却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奇说，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最不和谐因素，就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没有城乡和谐就没有中国社会和谐。

贫富差距扩大并不仅仅会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还会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目标的实现。

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建博士说，目前在投资、出口、消费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长常年成为“短腿”，这与大多数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没有与gdp增长同步增长有很大关系。

“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能光依靠富人们买游艇、买跑车来推动。”李建博士说。

截至今年7月，中国农村目前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多万人、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有2200多万人。上周举行立法听证会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透露出强烈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信号。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中只做了两处改动：将个税起征点从月收入800元提高到15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

民政部官员日前表示，中国要保证到年底之前在90%的省区、70%的县份初步建立起城乡特困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基本框架，同时还将大幅度提高重点优扶对象抚恤补助标准。今年中央财政列支抚恤补助经费74.6亿元，比去年增加35.3亿元